2012年12月7日，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报告大厅做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演讲最后，他讲了三个小故事，第一个就是关于告密。
故事是这样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
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
莫言说这件事让他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这故事更像是一个提醒：不要成为、不要充当那个告密者，你不知道你的一个告密，会给别人的人生造成怎样的伤害，给别人的命运带去怎样的挫折和跌宕。
莫言悟到的，显然比我悟到的更高层级，上升到了人性的、哲学的层面，我悟到的仍是行为层面。活该人家能写小说会讲故事，得诺贝尔奖。
很多事，需要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检验。你以为的正确，未必正确。你以为的对，未必对。
拿现在的眼光看，三年级的小孩不懂利害也就罢了，若是老师有爱心，学校够宽容，哪会给一个哭不出来的孩子警告处分？
十几个同学去找老师告状、打小报告，时代特色。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没有《窃听风暴》的氛围，也不是《一九八四》的背景。老子不用担心儿子会去举报自己；丈夫不必担心同床共枕的人会监听自己；没有“老大哥”时时刻刻盯着自己……
写过《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尹建莉老师前两天说了一段话，应该是有感最近的社会新闻而发。她说：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告密，揭隐私，敲诈勒索，公序良俗会被严重破坏——这不是个别人的痛苦，是所有人的灾难。
前段时间重看了一遍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在这部已经极其熟悉剧情的电影里，我看到的，是所有人的溃败和毁灭。段小楼和程蝶衣，在互相揭发之时，就已经死了。活得最通透、最让人心疼的，反而是菊仙。
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一天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流行告密的环境里。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想起李中莹老师讲的“标准”——“三赢”，符合 “我好、你好、世界好”。
一件事，如果不符合“三赢”的标准，不利于“你好我好世界好”就不要做。
以莫言讲的故事举例。
向老师报告那位同学“不哭”，符合“我好，你好，世界好”吗？显然不符合。
他不哭，于我何干？我报告了老师，对我好吗？老师会表扬我立场坚定？还是有助于我学习成绩的提升？让我考上清北山大？对同学好吗？明知道同学会受批评，还告密，这不是小人心理在作祟吗？对世界好吗？好个屁。
举报爆料张文宏医生的21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符合“三赢”吗？看不出对举报者、对张文宏医生、对疫情之下的世界有什么好处。只闻到一股恶臭的气息。
据说《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我暂时还没读《资治通鉴》，别处看来的，所以是“据说”。
也是关于告密的。
武则天信佛食素，禁止天下人屠宰牲口及捕捞鱼虾。有个叫张德的右拾遗喜得贵子，偷偷宰杀了几只羊摆喜宴。参加宴席的人里，有个叫杜肃的官员，吃饭时就偷偷装了一块羊肉，酒足饭饱后跑去武则天那里告密，说张德违禁宰羊。
第二天朝会。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拜谢。武则天又问：“何从得肉？”张德吓了一跳，知道违禁宰羊的事情暴露了，赶紧叩头服罪。
武则天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招客，亦须择人。”意思是说，民间做红白喜事，原来就不受禁屠宰令的限制，但你今后请客，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什么人都请。武则天将杜肃的告密信取出来，交给了张德。
张德没有得到惩处，告密者杜素却被官场上的同僚鄙视不已，《资治通鉴》里说，“举朝欲唾其面”。就是朝野上下，当时的同僚，包括武则天在内，人人都想往杜素脸上吐口水。
要是唐朝有微博有微信自媒体，估计杜素就直接社死了。武曌的时代虽提倡告密，但她显然也是有所斟酌有所判断，并不喜欢所有的告密。
张文宏被指控博士学位论文抄袭后，复旦研究生院表态了启动调查。我就想起杜素的故事。
对张文宏最大的支持，也许不是启动调查，而是让举报者、告密者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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