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了灭蜀战争。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大兵直逼成都。其中，邓艾奇袭阴平，突袭油江，并在绵竹打破诸葛瞻，大军已经快开到成都城下了。
此时，虽然蜀国主力部队尚在，且西南还有半壁河山，但成都城中空虚，百姓人人惶恐。
于是，这时冒出来一大批人开始劝降刘禅。其中，就有著名的谯周。
谯周何许人也？谯周，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国县人，蜀地大儒。
谯周所在的谯氏是嘉陵江流域的大宗族，在阆中、西充、顺庆、高坪、巴中、渠县、广安等地都有支脉。从西汉开始，谯氏就曾出过不少名流，比如，谯隆、谯玄等。
谯周是这个大宗族的代表。
事实上，当时出面劝刘禅投降的不只有谯周，还有很多大人物。他们都是蜀地各大宗族的头面人物。
换句话说，这回是蜀地众多的宗族抛弃了以刘禅为门面的蜀汉朝廷。
这些宗族心里的盘算是很清楚的：蜀汉朝廷是外来势力，跟自己不是一路人。蜀汉朝廷是刘备带着荆州兵打出来的。这股势力来了本地后，就后来居上，成了老大。
对于这样的外来势力，这些谯氏等本地大宗族又如何能够不恨呢？他们恨不得刘禅赶紧投降。
毕竟，在这个时候，邓艾可是打着“还政于蜀，蜀人治蜀”的旗号，在城外请战呢。
“还政于蜀，蜀人治蜀”，这个旗号听起来实在太有诱惑力了。只要名义上顺服于魏王，就可以掌握对蜀地实际上的控制权。反正认谁当天子，不都是一样的？只要蜀地实际的权力落入自己的手里就够了。
这就是谯周等一系列蜀地权贵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谯周等人的反复劝诫下，刘禅看形势不乐观，就选择“从谏如流”，主动开城投降了。
投降后，刘禅被接去许昌。有一次，司马昭请刘禅吃席。席间，司马昭故意安排了蜀人表演蜀地的歌舞。刘禅的随从看到皆感慨、涕泣，唯有刘禅嬉笑如故。
司马昭看到对身边的贾充说：“一个人能够无情到这种程度，那么诸葛亮在，又如何能够辅助之？更何况换成了姜维呢？”
过了几天，司马昭借故向刘禅问起此事：“你想念蜀地吗？”
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司马昭遂不再怀疑刘禅，留了刘禅一个善终。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刘禅最后要“从谏如流”，以及卖力表演一番“乐不思蜀”，以求苟全呢？
是因为没了基础！刘备入蜀地，虽算不上兵强马壮，但至少手下也是猛将如云，谋士荟萃。而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特别是在刘备死后，蜀地剩下的荆州势力中，还有多少出色的大人物呢？
人才凋零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孔明眼见人才凋零，奉行的施政方略是“依法治国”。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一碗水端平，谁有能耐谁上。
于是，这就更是造成了原本属于地方豪族的本地势力纷纷把自己的人物塞进要害部门的局面。
这也就是说，原本应该被拿来滋养荆州势力的资源，现在被分出来滋养了本地的豪门。
这个策略直接导致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荆州势力越来越弱，而本地豪门则越来越强。
这个失衡的局面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哪怕没有任何外来的推动，它也会造成恶性的恶果，比如宫廷内斗，甚或国内的内战。而这时，邓艾乘势打出了“还政于蜀，蜀人治蜀”的旗号，迎合了局势，给了这个失衡的局面以决定成败的一击。
对于这个局面，刘禅本人是几乎不用付什么责任的。他是后来接盘的，而在他接盘时，局面已经是这样了。他又能怎么办呢？
他能勉强维持到蜀国末年，已经是不易的了。
这个局面，要怪就怪刘备和诸葛亮。刘备带着班子进军蜀国后，不花力气抢占本地宗族的地盘，培植更多的亲己势力；诸葛亮上台后，幻想一碗水端平，搞双方排排坐、分果果，妄图以此维持国内的平衡。
需知，在当时的蜀国，遍地都是本地豪门。如果不放开手去，培养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亲自己的荆州豪门，又如何可能与这些大宗族形成正面的拉锯，乃至压住他们的风头呢？
如果没有这么一股强有力的势力的支持，刘氏在朝中说的每一句话，又如何能够有力度？又如何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又如何可能杀伐决断？
一味幻想依靠君主的行政权力完成全部政治操作，而不敢放手培养一个归心于自己的政治群体，这又如何可能取得成功呢？
可是刘备没考虑这件事，诸葛亮抛弃了这个思路。
所以，到头来刘备的儿子刘禅只能在他国的宴席上给他国的君主卖力表演“乐不思蜀”的拙劣剧本，以展示自己的愚蠢，博别国君主鄙夷一笑的方法来苟且地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耻啊！可耻啊！可耻啊！
这真是令人痛心的前车之鉴！
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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