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奉行贵族土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这个问题一直引发众多争论。
在《周代社会辨析》中，作者赵光贤批评了过去将周代归于奴隶社会的提法。他说：“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强调金文和《诗》《书》上所见的‘庶人’‘庶民’都是奴隶，这样一来，就变成到处都是奴隶了。”
我支持赵光贤的这一提法。中国的周代当然不是奴隶社会，周代的经济制度不能简单地看成与古代西方一样的奴隶制。
古代西方实行奴隶制。奴隶社会的代表为古罗马和古希腊。两地的土地高度私有化，且实行庄园制。比如，古希腊有大面积的橄榄树庄园，而古代罗马有大面积的谷庄。
两地的奴隶是庄园主的私人财产，同时也是庄园上的生产工具。奴隶没有劳动报酬，也没有人身自由。是奴隶们的血肉筑就了这两个奴隶社会猩红色的发展。
而周代又实行怎样的制度呢？周代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在井田中，公田仅仅占一分，剩下的八分田地全部交由农民自己耕种，是农民自己的田地。这也就是说，周代没有大规模的贵族私田，也不实行庄园制。
在贵族的指导下，周代的农民集体耕作于井田上。井田的收成是这么分配的：公田的产出上缴，而私田的产出由农民自己所有。
除此以外，农民还需要为国家承担一些劳役。
所以，在周代，农民不是奴隶，而农田也不依靠奴隶耕种。换句话说，周代的经济基础不是奴隶劳作，而是自由农民的自愿劳作。
由此看来，将周代的经济基础归于奴隶制，将周代归于奴隶制社会，显然是欠妥的。
所以，拿西方社会理论硬套中国的史实，是一种不客观、欠妥的做法。站在澄清中国史实的角度，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还中国历史以真相。
但同时，我也并不完全支持赵光贤关于周代社会的解释。赵光贤在澄清周代不是奴隶社会之后，又将周代的制度归于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周代的主要经济制度。
他说：“不论宗法制度，封国制度，采邑制度，世卿制度，无一不是为了保护贵族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存在的”。
按照赵光贤的这种说法，周代社会的各种制度，都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私利而实行的，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的核心。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对此，我表示异议。
“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而迁”讲的是周代的宗法制。
周灭商后，为了不仅能平天下，还能守住天下，周天子（大宗）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自己的叔伯兄弟们（小宗）去代替自己管理天下（殷商遗民亦赋予土地）。于是，便有了诸侯。
诸侯能力有限，无法亲自管理偌大的疆域。于是，他们便以同样的办法，让自己的叔伯兄弟（小宗），去代替自己管理这些疆域。于是，便有了卿大夫。
同样的，就有了士。
按周天子的设想，如此一来，周朝的天下都是由自己人在管理，天下一心，便可万世太平。这也就是所谓的“家天下”。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成员的个体利益，而是成员间的血缘伦理。同样的，对于一个家天下而言，最重要的也不是诸侯的个体利益，而是君臣之间的血缘伦理。
这也就是说，周代最重要的社会纽带不是理性，不是利益，而是情感，而是伦理。
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怎么会以私有制为核心，建构社会制度体系呢？这显然是违背基本逻辑的。
在这样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社会，当然应该以血缘伦理为核心，建构社会制度体系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代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体系是宗法礼制，而不是古代罗马的民法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代流行一句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而不是像理性的西方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主张土地是个人的私产，私权神圣，“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赵光贤只是看到了周代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这一层，却没有看到周代社会是一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宗法社会这一层。他的辨析虽然让我们走出了西方语境的某一个方向，却使我们落入了西方语境的另一个方向。这真是在西方语境中兜兜转转，迷失了自我啊。
近一百年来，中国文人在西方语境中左右扑腾，不是追捧左翼，就是盛赞右翼，却唯独不肯回到本土，仔仔细细地看看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思想，数数里面到底传下了哪些宝藏！
近一百年来，中国文人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兜兜转转，不是跟着左边的洋人跑，就是捧着右边的洋人的臭脚，却唯独不肯照照镜子，认认真真看看自己到底有着怎样的皮肤、头发、眼眸，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人！
近一百年来，中国文人总是乐于到西方，无论是东欧、中欧、西欧，还是美洲，与那里的一众洋人高谈阔论，置酒高会，却唯独不肯到中国的大地上走走，看看中华美丽的山川湖泊，领会祖国的美好与伟大，赞叹本土的旖旎与瑰丽！
这就是中华文明在过去近一百年里所遭遇的不幸了！
要复兴中华，必要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本位，采撷众长，共筑新篇乃是唯一之正路。如此，才能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马一涵
本期议题：读书有感
本期主持人：南山老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