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结束两天的访日之行回国。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降至33%，差评率上升2个百分点达60％。市民团体在首尔举行示威抗议尹锡悦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尹锡悦为何不顾国内的反对声浪而执意“屈身”访日？他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把改善对日关系作为韩美日共同应对朝鲜的需要。照此逻辑，万一半岛重燃战火，韩国真的准备好美日韩共同介入特别是让日本武装力量重新踏上半岛土地吗？
（韩国共同民主党集会抗议尹锡悦的对日“屈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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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美日韩关系的形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到达日本厚木机场开始占领日本。9月8日，美军在仁川登陆，美苏两军以北纬38°为分界线分割占领了当时还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
在被占领期，日本被美国打造成了东北亚的对苏“冷战桥头堡”，朝鲜半岛则在1948年分裂成了韩国和朝鲜。通过1951年9月8日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和1953年10月1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美国为主轴的美日、美韩两对安全同盟形成。
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出兵站在韩国一边作战，并要求日本提供协助。日本在1950年10月10日至12月4日期间在朝鲜海域实施了扫雷。这是日本战败投降并制定“和平宪法”后在“海外派兵”方面“初试锋芒”，同时也是美日韩间接地共同应对朝鲜的先例。
美日韩关系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其首要环节是日韩两个宿敌在美国的推动下于1951年启动谈判并最终于1965年建交。在长达14年的日韩“马拉松谈判”过程中，美国出于构建冷战同盟的目的，一直对日韩双方起到了撮合、调停、推动的作用。
（《日韩基本条约》（建交文件）签字仪式）
美国一直想把美日、美韩两对双边同盟连接成为三边同盟。但这一意图迟迟未能实现。究其原因，虽然日韩两国在得到美国扶植和受到美国控制方面具有共同性，但日本把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借船出海”重新崛起为政治与军事大国作为基本目标，韩国的优先目标则是依靠美国在韩朝体制竞争和安全对立中保持优势地位。
从表面上看，日韩两国都与朝鲜处于对立状态，但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在遭受日本35年殖民统治的“历史”问题和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的“领土”问题上，韩朝双方的立场完全一致。每当日本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做出冲击半岛立场的举动时，韩朝双方都发出相同的抗议之声。
02/
冷战后美日韩协调体制的运作
冷战结束后，经过数年“经济问题优先”时期后，美国重新拾起了阵营政治思维下的“防范假想敌”战略，启动了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的进程，其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补齐日韩安全合作这块短板。
1994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炳台访日，提议加强韩日安全交流。同年12月，韩国海军练习舰队首次驶入日本港口。1995年7月，日韩外交、国防、军事各部门人员就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问题在东京进行了秘密协商。同年10月11日，日韩国防部门就定期举行武器装备信息交流协商达成了协议。
1998年，朝鲜试射了飞跃日本的“大浦洞”导弹。1999年4月，克林顿政府借机推动成立了“美日韩三边协调监督小组”（TCOG），美日韩合作进入了以应对朝鲜“导弹与核”为主题的协调与合作阶段。1999年5月，连接日韩两国首都的陆海空司令部三条热线开通，两国海军于8月举行首次海上搜救联合军演。
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日韩开始进行一些非正式磋商，级别逐步提高。2009年，美日韩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新加坡）间隙举行首次会议。此后在美国的撮合下，三国决定以香格里拉对话为场所实现防长会晤定期化。2010年3月26日“天安舰事件”后，美韩举行了首次外长和防长“2+2”会议，而此前“2+2”会议只在美日之间举行。同年12月6日发生“延坪岛事件”后，美日韩在华盛顿举行1999年以来的首次外长级会谈。美日韩副外长会议自2015年4月首次举行以来，轮流在首尔、东京、华盛顿召开。
与此同时，日韩围绕“历史与领土”问题的摩擦出现结构化、周期化、长期化趋势，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的调解才得以维持。在政治摩擦的影响下，日韩军事交流被迫停顿。2001年4月8日，韩国国防部宣布推迟原定于6月初与日本举行的“海上搜索与救援”联合演习，7月12日又取消了同月韩国联席参谋长的访日计划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9月份驶入仁川港的计划。对此，美国再次对日韩两国进行了调停。2003年8月27日到2007年9月30日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北京）期间，美日韩围绕对朝政策进行了密切的政策协调。
（韩国民众抗议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
2019年8月22日，文在寅政府宣布韩国决定不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进行延期，此举动摇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基础。特朗普政府高官为此频繁前往韩国就该协定的续期问题展开车轮式外交，指出韩国若终止这一协定将有损于美韩同盟。2019年11月20日，就在临近该协定续签极限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以强硬语气敦促韩国“认真思考”。两天后，也就是协定到期的前一刻，韩国总算决定继续签署协定。但此后韩国一直在与日本分享情报方面表现冷淡。
03/
韩日对美日韩“同盟化”的态度不同
长期以来，韩国和日本对美日韩关系“同盟化”的立场一直存在很大差异。
一是对美日韩合作前提的认知不同。
在韩日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方面，韩国一直以日本不能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做出错误举动为前提，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日本武装力量重新踏上半岛土地为底线。
日韩之间的“历史与领土”问题是难解的结构性矛盾。韩国社会对曾受到日本35年殖民统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尤其无法忍受日本政要不时发表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行。韩日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及其海域的争端也时时迸发出摩擦的火花。在韩国看来，独岛主权问题本身也是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因此“历史与领土”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且毫无妥协余地的原则问题。在上述结构性矛盾下，韩国政府一再表明，即使朝鲜战争再度爆发，也不会容许日本自卫队登上韩国国土。
（独岛[竹岛]）
2015年9月19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这意味着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军事支援。当日韩国政府发表评论强调，日本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时的涉及半岛安全和韩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得到韩方同意。9月21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表示，若朝鲜发动战争，当拥有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美国请求日本向半岛派兵提供支援时，韩方可以对此予以拒绝。2022年1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写入拥有“反击能力”的安保三文件。对此，韩国外交部表示，有关向朝鲜半岛行使反击能力等影响半岛安全和韩国利益的事宜，日本政府必须提前与韩方协调沟通，并获得韩方同意。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推动的美日韩“同盟化”进程屡屡因日韩之间的“历史与领土”摩擦而受挫。每当出现这种局面，美国总是居间做了调停。2012年8月10日，李明博总统登上了“独岛”，日韩关系再度陷于“冷却”状态。2013年2月朴槿惠出任韩国总统后，在出席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的2014年3月25日，奥巴马总统召集已停止互访的日韩首脑举行了首次美日韩首脑会谈，其意在于再次撮合日韩这对冤家首脑握手言欢。
二是对美日韩合作目标的认知不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经济衰退、政治保守化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戒心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开始采取“挟美制华”政策。韩国的政策考虑则始终在国家安全与南北统一之间游移不定，在民族利益和同盟利益何者优先的问题上左右徘徊。基于这种政策差异，对于有可能触怒中俄两国的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日本表现出积极参与的姿态，韩国则明确表示不予参与。
日本参与美日韩合作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来实现其政治与军事大国目标，因而在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后面亦步亦趋，不惜在台海、南海、人权等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与此不同，韩国参与美日韩合作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对朝遏制态势和维护半岛稳定，对于超出这一范围的大国竞争特别是对华遏制战略则采取避免卷入的谨慎方针。
2005年3月8日，卢武铉总统在空军士官生毕业典礼上指出：“明显的事实是，不应该卷入与韩国意图毫不相关的东北亚战争中去。这是在任何场合下也绝不能让步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一表态表明了韩国对待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关系的底线，即不想因美军的“战略灵活性”而卷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战争。
为了让“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半岛发挥更大作用，美方希望让该“司令部”7个后方基地所在国——日本加盟出兵国，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向半岛派遣兵力和装备。对此，韩国国防部明确表示反对，称这将引发韩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和周边国家的抗议。韩国国防部副代言人卢在千表示，有关国家若要作为“联合国军出兵国”进行活动，必须与韩国国防部进行协商。
特朗普上台后，韩国对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态度迥异于日本。在“印太战略”问题上，日本不仅是提出这一战略概念的始作俑者，更是该战略的积极推动者。而韩国此前一直对参与“印太战略”保持了战略模糊。美国曾要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盟友加入反华经济联盟，韩国的态度是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2020年8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希望韩国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文在寅政府始终没有答应。
2021年初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全盘承袭前一届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的同时，致力于修复与盟国的关系。日本的菅义伟、岸田文雄两届内阁对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采取了积极回应、配合乃至主动推动的姿态，其对外政策的钟摆进一步向“随美制华”乃至“助美制华”一端摆动。
拜登政府还改变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对韩一味施压的做派，美韩双方很快就驻韩美军费用问题达成了一致。美国欲将美韩同盟与其印太战略相对接，使其从应对所谓“朝鲜威胁”拓展为包括共同应对中国在内的区域性同盟。然而，对于韩国而言，韩美同盟的功能主要就是防范朝鲜，如果以该同盟针对中国，则背离了该同盟的初衷和韩国的战略利益。
2021年3月16日和3月18日，美国相继与日本和韩国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重申了“美日韩三国间合作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美韩双边文件和韩国国防部的文件中，对于“印太”这一词汇往往避而不谈，而在此次“2+2”会谈中，美韩同盟被定义为“维持东北亚、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的核心轴”。即便如此，韩国总体上依然对“印太战略”保持了慎重态度。
（2021年3月18日美韩2+2会议）
04/
尹锡悦掉转船头，美日韩“同盟化”会加速吗？
2022年5月10日，尹锡悦出任第20届韩国总统。早在竞选期间，尹锡悦就频频发出了背离韩国传统安全政策的另类言论，其中包括声称朝鲜半岛发生突发状况时日本自卫队可以进驻。这种态度堪称二战后韩国一贯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可以令以往任何韩国亲日保守派政要都望尘莫及。
就任总统后，尹锡悦持续发出了对日和解和示好信号。在2022年“光复节”和2023年“三一独立抗日运动”纪念活动的演说中，尹锡悦都强调日本已从过去的“侵略者”变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的“合作伙伴”。
尹锡悦上台以来，美日韩安全合作明显提速。2022年6月底，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尹锡悦与岸田文雄会面5次。7月1日在回国的飞机上，尹锡悦向记者透露，韩美日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重启中断许久的三边军事安全合作。此后，韩美日23名代表时隔5年再次参加了美军举办的初级军官研讨会。9月1日，美日韩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在夏威夷举行三边会晤。9月30日，韩美日在距离独岛（日本称竹岛）150公里以外的日本海公海开展了针对朝鲜的反潜联演，这也是三国时隔5年再次举行此类演习。10月6日，美日韩还在该海域进行了反导演习，这是三国首次连续两周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军演。11月6日，韩国政府不顾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坚持派遣军舰“昭阳”号参加了日本国际阅舰式，并让韩国军人向悬挂“旭日旗”的日本准航母“出云”号行举手礼。
2022年9月21日，尹锡悦总统与岸田首相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都再次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这是韩日领导人时隔约2年9个月后的单独会晤。
自2018年韩国法院判决日本企业向二战强征劳工受害者进行赔偿以来，韩日关系一直陷于僵局。今年3月6日，韩国政府公布了“强征劳工案”的“解决”方案，由其属下财团筹资代替日本企业赔偿，这成为“尹岸会”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以此为铺垫，尹锡悦于3月16对日本进行了旨在打破韩日关系僵局的“破冰之旅”。日韩双方称，两国关系已通过尹锡悦的访问回到了正常化轨道。
（2023年3月16日，尹锡悦总统和岸田文雄首相举行联合记者会）
通观此次“和解”进程，其基本模式就是韩方主动放低姿态去迎合日方。从尹锡悦及其执政团队的屡次解释看，这届政府之所以如此“屈尊”改善对日关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谋求以此为强化美日韩对朝遏制体制扫清障碍。
在“尹岸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文雄称，“关于进一步推进核与导弹活动的朝鲜，双方确认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美韩同盟的震慑力和应对能力，在日韩与日美韩之间大力推进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双方确认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并就志同道合的国家齐心协力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尹锡悦称，日本是“应该合作的伙伴”，“双方一致认为，韩美日和韩日互助至关重要，今后还将积极合作”。不难看出，两首脑的发言完全是在日方“印太战略”“国际秩序”等说辞的话语基调之内，尹锡悦完全是随着日方的调子起舞。
过去数十年来，美日韩三边“同盟化”之所以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韩国把韩日军事合作视为涉及民族情感的敏感问题，并把韩美日“同盟化”视为可能使韩国卷入大国竞争的棘手问题。
如今，韩国的这些传统政策底线正在被现任政府所突破。尹锡悦的对日“示好”之行，已向连接韩美日三边“同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据美国白宫3月7日公布，尹锡悦还将于4月26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此看来，尹锡悦正试图把韩国这辆列车带离原有的政策轨道而驶入一条未知祸福的隧道。在尹锡悦的颇为鲁莽的政策转型下，美日韩“同盟化”是否会加速？其前景首先将取决于韩日关系能否避免重陷“历史与领土”摩擦，其次还会受到韩国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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