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美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起因是日本的角色变化。日本通过实施“脱亚入欧”战略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从被殖民对象变身为殖民主义国家。从20世纪初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中美日关系在新的三边轨道上运行。这一时期中美日关系的结构特征是什么？
（日本发布“明治宪法”，1889年）
01/
日本从东亚弱国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
从德川幕府（1603—1868）末期到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主张对外扩张的思想和理论。本多利明（1743—1821）盛赞丰臣秀吉（1537—1598）为“大英雄”，并以“殖民扩张论”开了对外扩张构想理论化的先河。佐藤信渊（1769—1850）的“宇内混同论”，基于“皇国论”提出了侵占“满洲”、再占朝鲜、继而征服全中国的对外扩张步骤。吉田松阴（1830—1859）进一步主张“割取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种“东西补偿论”将前人的对外扩张构想细化为完整的路线图。吉田松阴的门生中包括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明治时期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掌握政府实权后，把老师的思想逐一落实到了国策之中。
（吉田松阴）
189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两线”理论。按照他的说法，主权线就是指日本本土疆域，“利益线”则是指“与我国主权安危紧密相关的区域”，并把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他声称，“要维持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即本国疆域是不够的，还必须经常关注与本国关系紧密的近邻地区的防护，确保其成为本国的势力范围”。伊藤博文则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并支持日本对中国和韩国进行殖民统治。
以这些对外扩张思想为准备，明治政府领导层形成了跻身列强、合纵连横的对欧美政策和侵占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最终称霸东亚的对亚洲政策，其集大成叫作“大陆政策”。
02/
美日成为争夺中国权益的主要对手
19世纪后期，日本已按捺不住对外扩张野心而跃跃欲试，其“大陆政策”开始从构想阶段转入实践阶段。
日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从宗主国清朝手中夺取朝鲜的控制权，并且看准了清朝正处于腐败无力状态的弱点。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溃败而向宗主国清廷乞援，日本把此视为争夺朝鲜控制权的良机，突然向大清挑起了战争，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895年4月17日，中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以此结束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且迫使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并开放多处重要口岸和内河航行权等。这是日本第一次取代中国而确立东亚第一强国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其参与瓜分和独霸中国的第一步。
（中日甲午战争示意图）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作为新崛起的强国，美国欲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便首先盯上了老朽帝国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1898年，美国通过打赢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然后开始深度参与攫取中国利益的列强角逐。1899年9月到12月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1838.10.8—1905.7,1）分别训令美国驻英、德、俄、法、日、意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了一项照会，要求其承认以下三项原则：
一、对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中国现行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而不问其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三、在各自势力范围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不实行不同的收费把准。
（海约翰）
这就是美国最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其主旨是，在承认各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倡导“机会平等”“利益均沾”。美国作为争夺在华权益的迟到者，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作为分享利益的招牌。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漫画）
1900年，在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下，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便于7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其中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可见，第二次照会的主要“新意”，就在于加入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空洞原则。（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850）》，重庆出版社，1997年）
当美国日益深度参与在华权益争夺时，遇到了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爆发后，沙俄通过武力胁迫于1858年、1860年相继与大清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共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6天后，沙俄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在中国东北伸展势力，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史称“三国干涉还辽”。沙俄利用大清在甲午战争后采取的“联俄制日”政策之便，实现了取道中国东北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的计划。1898年3月，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租借到了旅顺和大连，并将中东铁路延伸至这两个港口，再向西通至营口，向东延至鸭绿江。1900年，沙俄又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机出兵17万（一说为20万），仅3个月就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西伯利亚大铁路）
美国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于1902年要求俄国放弃独占东北，并要求允许各国在俄国势力范围内进行工业投资。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02年4月8日，沙俄驻华公使雷萨尔与大清外务部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其中规定俄国军队在一年半内分三期全部从东北撤走。然而，沙俄却在同年10月第一次撤兵后便不再履约，其军队以保护铁路的名义把占领中国东北合法化。沙俄的此举招致了日、英、美等列强的强烈反对。
日本通过打赢甲午战争排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其第二步骤就是向独占中国东北的沙俄发起挑战，同时报“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1903年8月12日，日本正式向沙俄提出交涉，要求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日本则只承认沙俄“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两国几轮谈判均无结果。日本已“卧薪尝胆”备战10年，于1904年2月6日照会俄国终止谈判，并断绝了外交关系。2月8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袭沙俄驻中国旅顺口舰队，日俄战争爆发。2月12日，清政府竟然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日本于5月占领大连，1905年1月又陷旅顺，3月夺取奉天（今沈阳），5月在对马海峡全歼了长距离驰援的沙俄波罗的海舰队。
（日俄战争中的俄军）
沙俄在对马海战中惨败，加上起国内爆发革命，使其败局已定，而日本也已耗尽了国力而无力继续进行战争。此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斡旋。日俄双方于8月10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战争以日本付出巨大代价而“惨胜”的结局告终。
《朴次茅斯和约》正文十五条，附约二条，其主要内容如下：俄罗斯承认日本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卓绝的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凡是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罗斯“不得阻碍干涉”；“俄罗斯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公产均转让给日本；俄罗斯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转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可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每公里驻护路兵十五名；俄罗斯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俄罗斯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
（日俄《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现场）
通过打赢日俄战争，日本把俄国势力逐出了朝鲜，并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所占铁路和港口权益。由此，日本正式确立了世界列强一员的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在沙俄势力退缩后成为危及美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的主要威胁。美日之间形成了围绕在华权益既争夺又妥协的两强并立与竞争结构。（纪立新：《1905年至1920年美日在中国的较量》，《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就中国方面而言，从晚清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届政权，都遵循“以夷制夷”思路，尤其看好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寄希望于“联美制日”。然而，这种期待在美日既争夺又妥协、美国一再对日退让的现实面前屡屡破灭。
（列强瓜分中国漫画）
例1：美日通过《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相互确认了双方在菲律宾和朝鲜的利益。1905年7月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9.15日－1930.3.8）访问东京，同月27日与日本首相桂太郎(1848.1.4－191.10.10)会谈，并形成了7月29日的备忘录。在会谈中，塔夫脱要求桂太郎确认：“日本对菲律宾的唯一兴趣仅仅是，这些岛屿置于像美国这样强大并且友好的国家的管辖之下”；桂太郎“用最肯定的语言确认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并表示，日本对菲律宾不抱任何侵略性意图”。桂太郎表示，日本要独霸朝鲜，不让朝鲜“恢复原状”，以致“我们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对外战争”；塔夫脱表示“完全认同”这种说法，称“日本军队建立对朝鲜的宗主权，……是这场战争合乎逻辑的结果，这将对东方的持久和平做出直接的贡献。”
（[左起]塔夫脱、桂太郎）
例2：美日通过《罗脱—高平协定》进一步进行了相互妥协。1908年10月，清政府派唐绍仪为特使访美，旨在进一步试探中、德、美结盟的可能性。日本洞悉了唐绍仪访美之行的真实意图，决定挫败清政府的这一攻势。11月30日，就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国务卿罗脱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以换文形似达成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两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互相尊重对方在该地区的属地，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鼓励各自商业的自由与和平的而发展；两国以一切手段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协定由冠冕堂皇的词句所包装，其实质内容却是，日本担保对菲律宾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属地没有领土野心，美国则应允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和平手段”放手扩张势力。（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850）》，重庆出版社，1997年）
（唐绍仪）
上述备忘录和协定，都是美日相互妥协的产物。其中，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及太平洋其他属地的统治，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美国在围绕中国东北权益的对日争夺中一再退让，日本则在独霸中国东北乃至全国的侵略道路上越走越远。
03/
从“一战”到“九一八”，美日在华争夺进一步加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争霸世界的大战一触即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亚在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两大集团均利用这一突发事件推波助澜。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很快都因卷入大战而无暇顾及中国事务，日本趁机加快了独霸中国的步伐。而美国也谋求伺机在华攫取更多利益，美日竞争更趋激烈。
(一战期间英法军队战壕)
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8月6日宣布保持中立，同时积极寻求列强的外交支持，尤其希望得到日本保持中立的承诺。日本则寻求以英日同盟为由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趁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在列强的支持或默许下，日本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德国在23日正午前答复。通牒内容为：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属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直到8月23日，德国没有做出答复，日本正式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龙口强行登陆挥师西进，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1915年1月7日和16日，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同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正式向中国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内容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等等。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26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了日本要求的大致内容。此后，两报继续登载了“二十一条”内容和交涉情况。这些内容的曝光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反日舆论的高涨。
这一时期美日互动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每到关键时刻美国总是向日本做出让步。1917年11月2日的《蓝辛—石井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与日本相接壤的地区尤为其然”（刘笑盈：《蓝辛——石井协定述评》，《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1918年11月11日，法军统帅斐迪南·福煦代表协约国与德国代表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福煦车厢里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集团胜利、同盟国集团失败的结局而告终。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战败双方的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日本代表在和会上提出，中国山东在日本对德宣战后事实上已为日本所占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交日本。中国代表则正式提出归还山东，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对美国和其他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猛烈爆发。
（巴黎和会现场）
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成为美日围绕在华权益既争夺又妥协的场所。（林家恒：《华盛顿会议与日美在中国的争夺》，《历史与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日本迫于来自美国等国的压力，在中日双边谈判中把德国旧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构成了制约，为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华盛顿会议进一步加深了日美矛盾，美国远东政策的基调由此前的“联日分华”向“援华抑日”倾斜，日本则把美国视为独霸中国的头号假想敌。随着日本侵吞中国的步伐加快，日美在华矛盾不断升级，美国在日本的凌厉攻势面前一再退让。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在沈阳东北军兵营北大营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即开始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东北军坚决执行上层下达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于6小时后占领沈阳，4个多月后占领整个东北三省。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冲进北大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先是采取了所谓“不偏袒”方针，谋求避免美日冲突而把调处事务推给国联，寄希望于日本文官政府纠正军方的武力扩张。美国的对日绥靖政策起到了助长日本侵略气焰、麻痹中国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奉行了“不抵抗主义”，要求国际联盟制裁日本侵略，并照会英、美等国，幻想依靠列强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作用阻止日本侵略。1932年1月3日，日本占领东北最后据点锦州，其侵占整个中国东北和觊觎关内的野心完全暴露，美国的“不偏袒”调停政策宣告破产。在内外舆论和在华权益因素的推动下，美国开始调整中国问题政策。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9.21－1950.10.20）向中日两国政府提出如下照会：“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之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又凡以违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中、日、美三国均为缔约国之巴黎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或缔结之条约或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这是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反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这一照会称为“史汀生主义”或“史汀生不承认主义”（“Stimson 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该主义立足于“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原则，不承认以武力造成的国际领土变更。
（史汀生）
19世纪末以来，中美日关系以美日争夺在华权益为基本结构，以日本采取攻势、美国采取守势和中国寻求“联美制日”为重要特征。日本持续推进了独霸中国乃至东亚的既定战略，充分利用了美国绥靖政策的益处，同时也受到了美国的一定牵制。美国一方面在“门户开放”的旗号下反对日本独占在华权益，同时以一再退让力避武力冲突；另一方面在“不偏不倚”的幌子下劝说中国不要刺激日本，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上则站在中国一边，但以不诉诸武力为限。这种脆弱的中美日三边结构，随着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宣告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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