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跑
今天是在杭州的第二天，全天都在工作，在深夜抽时间写了这篇文章，继续杭州之旅。
要了解一座城，就要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历史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去当地的博物馆和历史遗迹，在博物馆里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我去每一个城市旅行最喜欢去当地的博物馆和历史遗迹，这可能和我喜欢历史有关。这十年一共去过三次浙江省博物馆，第一次是2012 年自己一个人去，2014 年又带家人和小孩去过一次，那时候小孩还小，没有太多记忆，去年暑假带小孩来杭州旅游，第三次去浙江省博物馆，看了印象西湖，还去了吴山上的杭州市博物馆。
杭州曾作为南宋的首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处处都显露出南宋遗风。如果你到杭州，除了看印象西湖，还要看看宋城千古情。用先进的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完美结合，以意想不到的呈现方式演绎了良渚古人的艰辛、宋皇宫的辉煌、岳家军的惨烈、梁祝和白蛇许仙的千古绝唱，把丝绸、茶叶和烟雨江南表现得淋漓尽致，带给人们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我一直认为，城市之大，除了高楼大厦和地域之大外，更要有大家。
有大家方能称之为大城。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在杭州留下过足迹。苏东坡、白居易曾主政杭州，他们共同的功绩都是在不断治理和修缮西湖，所以有了现在的西湖美景，有了苏堤和白堤，给杭州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自然和人文瑰宝。
杭州还有一位享誉僧俗两届的大师，也是我最仰慕的一位宗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二十文章惊海内，半世风流半世僧”，很好地概括了李叔同的一生：
他的前半生，繁华旖旎，是风流富贵的翩翩公子，是无所不精的留洋才子，是戏剧演员、是艺术家……万众瞩目、享尽风光。
他的后半生，皈依佛门，以戒为师，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精研律学，成为了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被尊奉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弘一法师是谁，但他写过一首歌曲几乎人人都听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他是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师。1916年，37岁的李叔同因日本杂志介绍“断食”以修养身心之方法，于是到杭州虎跑的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还写了《断食日记》，至今保存在虎跑的李叔同纪念馆。入山前，作词曰：“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返校后，开始素食。
39岁时，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出家，法号弘一。
弘一法师塔
弘一大师对佛学律宗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弘一大师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
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
徐悲鸿先生曾多次进山看望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一次徐悲鸿先生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新嫩的绿芽，很纳闷，便对法师说：“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便起死回生。”弘一法师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
还有一次，徐悲鸿先生又去看望弘一法师，他看见一只猛兽在法师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人的意思，徐先生觉得很奇怪，便问：“此兽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法师说：“早先它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会伤害我。”
这就是慈悲的力量。
弘一法师在《悲欣交集》一书中详细解释了他出家的心路历程，以及选择律宗作为研究方向的原因，摘录如下：
「由于我出家后，总是选择清净祥和的地方，要么闭关诵读佛经，要么就是从事写作，有时为大众讲解戒律修持，所以人们经常感到我行踪不定，找不到我。其实佛法无处不在，有佛法的地方就会有我。而我对佛教界律学的研究可说是情有独钟，我不仅日以继夜地加以研究，就算倾注我毕生的精力也在所不惜！而且我出家后，认定了弘扬律学的精要，一直都过着持律守戒的生活。这种生活对我的修行起了很大的帮助。
我最初接触律学，主要是朋友马一孚居士送给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和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认真读过后，真是心境通彻，一方面由衷地感叹大师的修行法旨，发愿要让其时驰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另一方面也慨叹戒律颓废，以致很多僧人没有真正的戒律可以遵守，如此长久下去，佛法将无法长存，僧人也将不复存在了，这也成了我下决心学习律学的原因。我常想，我们在此末发时节，所有的戒律都是不能得的，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而现在没有能够传授戒律的人，长此以往我认为僧种可能就断绝了。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僧种断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僧人了，而是说真正懂得戒律和能遵守戒律的僧人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些后，我于民国十年（1921年）到温州庆福寺进行闭关修持，后又学习南山律。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习作后，我便在西湖玉泉寺，用了四年的时间，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在这本书里不难看出，我所从事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
对于我出家的原因，历来中说纷纭，莫衷一是。我那时已入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早在来浙江一师任教之前，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我出生和成长之地的天津，还是我在“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东京，我一直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至于后来出家，其实，我也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出家的缘由与经过，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医治“人生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是我觉得，没有比以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很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灵魂，再漂亮也只是一具躯壳；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灵魂，再宏伟也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弘一法师只是杭州历史上的一颗明珠，还有孙权、贺知章、夏衍、梁实秋、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各个领域享誉海内外的大家，正是他们的文治武功、学术成就，以及千千万万的杭州人，铸就了杭州这座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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