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岛内爆发“太阳花”学运，反服贸抗争者以服贸协议通过，程序“黑箱”为由占领台立法机构21天，不仅重创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也让两岸制度化经济合作遭遇打击。10年过去，“台独”势力一手主导的这场运动，仍深深地影响着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更留下诸多厘而未清的问题。
当初，抗争者的理由是反对国民党“立委”张庆忠30秒内将协议强送立法机构存查。但过去台当局对外签署的非条约之协议，均依行政命令程序送立法机构被查即可。是因为占据立院席次多数的国民党迫于压力，此前接受在野党提出的逐条审查，让协议进入旷日持久的公听会阶段，才为后续抗争埋下导火索。
当时的台湾主流媒体和反对民众，无视民进党霸占主席台，攻击会议主席，不让会议顺利进行的暴力行为，无限上纲蓝委在突围过程中运用议事规则推动法案。所谓反“黑箱”只是作为“台独”遮羞布，借此凸显抗争的正当性，以经济议题掩护政治目的，反对者从一开始就是要抵制服贸。
不客气地说，直到今天敢承认反服贸就是“台独”运动的“台独”支持者，都已经算是抗争群体中的“坦荡”者。像一些岛内政客如柯文哲，当初明明带头抵制服贸，曾危言耸听地说，“服贸一签订，台湾高阶医疗人才薪水会再降低，大陆人跑过来，薪水会再降一次。”到了去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阶段，他又说不反服贸，只反“黑箱”。收割“太阳花”学运的政治光环，又不想台湾放弃从大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类似昨非今是者，远远不止柯文哲。
从“太阳花”参与的主体来说，并没有出现大量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站出来呼应抗争，反而是看似涉世未深的学生带头参与，而他们的诉求更是一变再变，从开始的反“黑箱”最终跨越到政治议题。2014年3月30日，学运领袖林飞帆在凯达格兰大道集会上激昂演讲，称这场运动是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赢得台下一片掌声。
10年过去，如今有些反思“太阳花”的岛内人士开始宣扬，台湾社会的反中情绪已经褪去，还有人说，学生当初不是支持“台独”，而是他们没有充分感受到两岸红利的照顾，是因为在经济上相对被剥夺感才走上街头，进而主张未来大陆该多惠及 “中小企业”、“中低阶层”、“中南部民众”及“台湾青年”。这种声音也被一些大陆观察者普遍接受。
但事实真如此吗？反对自由贸易而引起的社会抗争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不鲜见，但岛内这场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服贸根本就不存在鲜明的阶级主张，服务贸易的相关群体者也没有大规模的群起响应。
当初抗争者打出程序正义的口号，却带头冲击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反对两岸服贸协议，却不反对美国主导的TPP；强调分配正义，却对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掩耳盗铃；指称对岸不民主，但无视台湾长期在两岸经贸关系中，利用双方制度差异获取的超额利益；抵制大陆资本，又不主张和大陆劳动者联合。“太阳花”的主体是在政治上认同分离，在阶级立场上形左实右，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态度暧昧，对美国霸权马首是瞻的一群人，这些人明明是将抗争聚焦统独议题，却比起明火执仗的“台独”更加虚伪双标。
更何况，台湾九成都是中小企业，所谓和平红利通通被少数人剥夺的说法并不成立。假使任何两岸经贸成果都没有让岛内民众获得，当初大陆暂停虫害凤梨输入时，台湾为何又称中南部农民不该因此被波及？这也等于承认这些果农是大陆采购的长期受益者，当这些南部的农民、渔民不因为受益而放弃对民进党的支持，“太阳花”的产生以及背后的政治目的，根源又岂在分配问题？
再者，资本主义全球化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也并不只出现在台湾，岛内单单把责任归咎让利也有失公允。而即使类似问题存在，当经济议题都已经转为在政治上追求“台独”，当台湾一方面抹黑大陆“以经逼政”，一方面又抱怨两岸红利没能雨露均沾，两种说法前后对照根本是自相矛盾。如果以上问题岛内至今都厘而不清，何谈台湾社会能有对“太阳花”真正的反思？
而比起对这场抗争是“台独”运动的定性，岛内一些看似检讨 “太阳花”，但又要替抗争者掩盖政治目的，进而索求无度、情勒大陆的声音，又何尝不是蒙蔽世人混淆视听？而这类包装“台独”的险恶用心，并不亚于反服贸带给两岸关系的冲击，比起明火执仗搞分裂，更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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