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三十九）
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
战争时期刘邦会见群臣主要是开军事会议。
军情紧急，军事会议要的是最快时间反应，最快速度决策。
这种背景下自然不能讲太多规矩，怎么简便怎么来。
刘邦称帝后，当前工作逐渐由军事为主转为行政、军事并重
但群臣多部队将领，其作风习气却难改变。
他们开会的时候还和以前一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讨论起来更是大呼小叫个没完没了。
将领们开完会经常会聚餐，聚餐自然要喝酒。
一帮脑袋提裤腿上打仗的家伙，喝完酒当然要吹牛打屁。
喝醉了控制不住就会吵得一塌糊涂，甚至拔剑相向，拍桌砍柱。
好好的皇家宴饮，经常整得菜市场一样。
其实前几年打仗时刘邦和大家开会多半也是这个鬼样子，可此一时、彼一时。
前几年军情紧急，刘邦看他们没大没小的样子没啥反感，没准还觉得可爱，有效率。
如今当了皇帝，这朝堂之上还是一点体统也没有，就难免不是滋味。
刘邦本人见惯了或许还能接受，可自己百年之后呢？
难道让自己儿子孙子也这么和一帮骄横跋扈的老臣打交道？
刘邦此时动了心思，想把曾被自己废弃的秦时礼仪一点点拣回来。
可眼下谁能领衔干这事呢？
要知道礼仪这东西影响到皇帝与群臣之间的交往，涉及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如果制定的礼仪过于纷繁复杂，搞不好就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汉帝国君臣大多草莽出身，对于秦帝国的皇家礼仪了解少，一时无从着手。
这个时候，叔孙通站了出来，说我能干这事，而且当今天下就我干这事干得最好。
高帝曰：“得无难乎？”
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不过刘邦仍然有担忧，毕竟汉帝国立国根基就是反秦，现在却要捡起秦帝国繁复的礼仪制度。
一旦这礼仪太过繁琐，必然引发不满，保不齐会有人借此从法理上攻击朝廷。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
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
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因此刘邦要求叔孙通先跟他做一次演习试练，看看效果。
叔孙通带着一帮儒生与皇帝的左右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练习，然后邀请刘邦参观预演。
刘邦对试演效果很满意，这事就定了下来。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
汉七年即公元前201年十月，长乐宫正式完工。
刘邦和朝廷班子随即迁往长乐宫，长安正式成为大汉京城。
而叔孙通制定的全新礼乐制度也借此机会第一次面世。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
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的传记中对具体仪式做了详细介绍，我们就不多引用了。
这次大汉礼乐在长乐宫的公演大获成功，刘邦甚至觉得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
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
九年，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
叔孙通制礼乐大获成功，他因功被提拔为奉常。
奉常掌管宗庙礼乐，还是帝国文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两年后叔孙通又成为太子太傅，成为未来的帝师。
后世通常认为叔孙通的官运亨通是儒家在汉帝国朝廷站稳脚跟的象征。
我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一个礼乐制度让儒家得到了全部好处呢？
这是因为礼乐是儒家相对于战国诸子百家的重大特色。
儒家的几大竞争对手都对礼乐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首先对礼乐开炮的是战国初年的墨子。
墨子开炮的主要对象是乐，也就是与礼相关的各类音乐。
墨子专门写了一篇《非乐》，全方位抨击儒家尊崇备至的“乐”。
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
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墨子说，我之所以反对孔老二的乐，不是说鼓瑟齐鸣不动听啊，动听得很。
可是这玩意上不能有利于圣王，下不能有利于万民，
所以孔老二的“乐”不是一个好东西。
墨子反对礼乐中的乐，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首先，墨子认为“乐”要浪费大量国家财务，必然导致对民众剥削加重。
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
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而且为了撞巨钟，击打吹弹各种乐器，还要浪费大量壮劳力。
壮劳力都去搞这些事情了，谁来种庄稼、织衣物呢？
其次，听乐是一种享乐活动，过度享乐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王公大人，士大夫、农民、妇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分内的事。
只有所有人做好了分内之事，国家才能正常运转，人民才能正常生活。
现在王公大人、士大夫、农民、妇女，各个都去听那些靡靡之音了。
结果大家管理工作不好好干，农田不好好种，也不好好纺织了。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可以看出，墨子对孔子乐的抨击主要是从形而下的层面，很有点吵架色彩。
而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对孔子礼乐的抨击就不满足于此了。
韩非把其提高到了形而上的理论高度，立意更高出墨子。
韩非子在他的《解老》一文对礼乐进行了严厉抨击。
他把抨击重点从位于辅助地位的“乐”转为核心地位的“礼”。
如果礼都不存在了，乐自然就跟着被打倒了。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
…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以貌情也。
韩非子说，礼不是一点用都没有，是否讲礼可以区分人的贵贱，能区分一个人是否贤良。
但也仅此而已，礼这个玩意毕竟不过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外部纹饰。
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
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接下来韩非子对道、德、仁、义、礼等几个当时的流行概念进行了排序。
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是最高层的，而礼纯粹是外部表现，而且是虚伪的表现。
德是道的功效，仁是德的光辉，义是仁的表现，礼则只是义的外观。
所以“礼”是最低级层次的东西。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
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
…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
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
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韩非的大致意思就是所谓的礼只是对自己真实感情的掩饰。
真正的君子应该重视内心感情，重视本质的东西，不重视外部礼仪的掩饰。
依靠形式来提高内容，内容就一定不美，依靠外部装饰来表现本质，本质就一定败坏。
所以各式各样的礼仪都是虚伪的，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
大家一起讲礼仪礼节，就虚伪轻浮，不讲礼节又会互相埋怨。
所以最后，韩非抨击儒家钟爱的礼是不忠不信，是祸乱之首。
总结起来，韩非认为孔子说的仁义和礼乐不能自洽。
为了清楚表达这个意思，韩非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矛盾”这个词。
韩非子说，仁义是内容，是内在的美德，而礼乐是外在的形势，甚至是虚伪的形势。
仁义和礼乐就好比矛和盾一样互相排斥。
如果具备了仁义，就具备了内在，还要外在的礼乐干嘛？
如果提倡外在的礼乐，就说明内在没有仁义。
可如果内在没有仁义，就更不该提倡礼乐，那只会掩盖内在仁义的缺乏，带来更坏的恶果。
众所周知，战国末年到秦汉，同儒家竞争最激烈的就是黄老之学与法家。
韩非子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是黄老学说和法家的结合。
韩非子对礼乐的看法和态度可以代表黄老及法家对礼乐的看法和态度。
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几大“显学”里，儒家是唯一旗帜鲜明支持礼乐的。
《史记》有专门的《礼书》、《乐书》，《汉书》则有专门的《礼乐志》。
这表明到了汉帝国，礼乐已经成为上层建筑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西汉还有人撰写了一本《礼记》，说：
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明确指出，懂礼乐的人就是圣明的人。
礼乐成了儒家相比于其他各家最显著的特色。
而儒家经过多年鏖战最终打败法家、黄老、墨家等其余各家“显学”。
我们很想知道，礼乐对儒家的胜利起到了多大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