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豨叛乱是刘邦与冒顿单于围绕边境贸易禁令的一次总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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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六十六)
公元前197年爆发的陈豨叛乱引发了河北和山西的大规模战乱。
汉军动用了几乎全部精锐部队平叛,历时一年有余才最终平定。
平叛过程中除了使用武力,也采取了很多政治手段,比如说:
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来归者,皆赦之。
投降和曾经跟随叛军的官吏与民众只要归降汉军就可以赦免罪过。
只诛首恶,余者不论的政策比较寻常,但下面的政策就颇令人惊讶了:
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
汉帝国准备了大量赏金用以收买叛军将领,据说叛军将领大多投降了汉军。
很多朋友忽视了这条政策,还有部分朋友在此前留言中甚至觉得这是条体现刘邦智慧的好计策。
可我们不妨稍微想一下,要诱惑到叛将投降的地步,这赏金该有多高啊?
叛军投降就能获得重赏,他为什么得到重赏呢?因为他叛乱了,这叫什么逻辑?
我们用常识就可以判断,正常情况下通过重金购买降将的做法是大恶手,根本不可考虑。
如果你安分守己,显然很难积累足够的财富,至少得不到重赏。
你叛乱了,然后投降,这不比老老实实替帝国守边来钱快?
这不就是标准的老革命不如反革命吗?
这个政策看来不像是平定叛乱的什么妙计,更像是鼓励叛乱的妙计。
所以历来帝国面对叛乱,赦免叛军罪行常有,重金奖赏的非常罕见。
刘邦作为开国皇帝,当然不会基本常识都不懂。
刘邦奇怪的重金收买叛将的政策实际上是针对这次叛乱的特殊性做出的特殊政策。
那么问题来了,刘邦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特殊政策呢?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理解陈豨到底为什么叛乱,这次叛乱的大背景到底是什么。
长期以来,文人学者对陈豨叛乱的理解大体囿于史书陈豨传记的内容(见链接:《陈豨叛乱》),认为这次叛乱是缘自单纯的君臣间的不信任。
但这无法解释一个问题:陈豨个人叛变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叛乱?
陈豨不是诸侯王,他是汉帝国的将领,他麾下部队一开始是汉军、之后变成代军,最后成了赵军。
按照史料的记载,陈豨叛变的根因是惧怕刘邦的调查。从陈豨个人及其小团体的利益角度,这可以理解。
可陈豨身边的边军将士各个都有家有口,他们怎么会为了陈豨及其小团体的个人利益就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呢?
陈豨麾下的部队都属于汉帝国朝廷和作为同姓诸侯国的赵国朝廷。
将领个人要反叛和部队跟随将领反叛通常都是两回事。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将李广利。
由于全家被捕,李广利决定反叛汉帝国,但他只能孤身逃往匈奴,数万大军他几乎一个也带不走。
此前的韩王信叛出汉帝国后逃往匈奴,之后成为匈奴部将,麾下多是匈奴部队。
韩王信是正儿八经的王,对部下的掌控力按理要比陈豨大很多。
但最后他也很快失去了大部分麾下部队,连王位都无法保留。
纵观史上无数次叛乱,大多都是很快就因众叛亲离而被平定。
能够得到普遍将士拥护引发巨大战乱的叛乱,必然有着特定背景。
更直接地说,引发大规模战乱的叛乱,参与士兵大多有着非常浓厚的反朝廷情绪。
陈豨这次叛乱能够得到代地士兵普遍拥护,接下来又能短时间内迅速席卷赵国,说明赵、代二地的反汉情绪高涨。
赵、代二地最主要的不满自然来自此前我们反复介绍的边境贸易问题。(见链接:《津关令》、《神迹》、《臧荼》)
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决定迁都关中,自此开始加强津关令与边境物资禁运。
关外与匈奴交界的地方只有代地和燕国。
边境贸易禁令一开始实施就导致代地大乱,直接引发了燕王臧荼之乱。
汉军攻灭臧荼后,代地和燕地都进入汉帝国掌控之中,边境禁令得到更严格执行。
而边境贸易禁令极大伤害了匈奴的利益,刚刚征服长城以北成为草原霸主的匈奴对此无法接受。
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为打通贸易生死线,率匈奴主力南下代地,汉军主力北上迎击,双方爆发大战。
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赵苗裔赵利为王。
战争中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趁机支持其部将曼丘臣、王黄拥立赵王室后裔赵利为傀儡王。
我们此前介绍过,曼丘臣和王黄都不是汉人,而是臣属于匈奴的游牧民族(见链接《落幕》)
于是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
与此同时,曼丘臣和王黄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往来边境贸易的大商人。
了解了曼丘臣与王黄的身份,我们就能看出匈奴扶持的伪军主要拥护者就是边境商人群体。
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
汉帝国的边境贸易禁令,不仅严重损害了匈奴利益,也对代地、赵地的汉族商人造成巨大打击。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支持匈奴扶持的伪军以对抗汉帝国。
正因为得到了边境商人群体的拥护,接下来的几年伪军频频在代地活动。
也正因为得到了边境商人群体的支持,伪军一年后才能轻易打进河北腹地东垣。
也基于这样的背景,赵国君臣敢于筹划武装起兵甚至差点谋刺刘邦,刘邦对此也只能无奈妥协,(见链接:《军事奇袭》、《无奈妥协》)。
伪军的活动让代地边军疲于作战,甚至不排除代地不少地方在伪军掌控之下。
代地短时间无力执行对边境贸易的严格禁令,赵地则反汉情绪高涨,一度想要武装起兵。
这让汉帝国的边境贸易禁令形同虚设,边境商人仍然有办法绕开禁令继续贸易。
长此以往,匈奴和其扶持的伪军实力会越来越强,对汉帝国威胁会越来越大。
面对困局,刘邦颁布《商贾律》,决定重拳出击堵死律令漏洞,打一场反走私的大战。(见链接:《商贾律》)。
反走私战线已转移到从源头禁止商人持有边境贸易相关物资。
而赵地富饶无比,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冶铁基地,无疑是对匈走私的最大策源地。
刘邦要想有效执行大范围的从源头打击走私的行动,必须要得到赵地朝廷的全力支持。
为此刘邦不惜再次下狠手废掉赵王张敖,逼死赵相贯高,派出朝中正国级的御史大夫周昌坐镇赵地。
一系列的重拳无疑让赵、代二地的反汉情绪继续攀升,也让长期镇守代地的陈豨越来越为难。
如果严格执行边境贸易禁令及其不断加码的相关政策,代地必将由内到外恶战连年。
何况这些年局势错综复杂,边境贸易哪会说停就停。陈豨断没能力马上就让代地边境成为帝国的铁门。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韩信劝陈豨的那段话了:
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
陈豨现在执行的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是连年恶战尽量缓解。
一旦遇上政敌,要找陈豨办事不利,不能严格执行律令的茬子实在太容易了,要上升到谋反也不难。
现在我们自然也就理解刘邦为什么要去调查陈豨的宾客。
因为赵相周昌密报的核心内容只怕就是陈豨在代地与匈奴和伪军勾结,无视边境禁令,让我这里执行不下去。
陈豨看到刘邦来调查他的宾客后,也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因为此时代地边境只怕有无数人进行走私,靠走私发家,陈豨的近臣自然也少不了这类人。
豨尝为吾使,甚有信。
如今我们也更能理解刘邦御驾亲征到邯郸后为什么要感叹陈豨当年也是非常有讲信用的人。
因为刘邦内心深处也知道陈豨固然成了乱臣贼子,但他也有太多的不得已。
别说陈豨了,卢绾和刘邦如此亲近,他的做法还不是和陈豨非常类似。
赵地、代地反汉情绪强烈,这意味着刘邦平叛不能只靠军事手段,政治手段也很重要。
对于刘邦来说,严控边境贸易以削弱匈奴是必须要坚持的。
既然政策无法松动,就只能通过各种其他手段来抚慰赵、代实力派。
叛军的主要支持者是边境商人和通过边境贸易得到大量好处的人。
而汉帝国送大量金钱给愿意投降的叛军将领,正是基于上述大背景。
给的钱再多也是一次性的,不能和长期贸易的收益相比。
叛军将领投降后必然要接受汉军安排,失去从事边境走私活动的机会,这笔钱实际上就是对其损失给予的补偿。
除了大量给钱之外,刘邦还使用了非常多的手段拉拢、怀柔赵国实力派:
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
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
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
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
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
刘邦要周昌推荐几个赵国人为将,周昌推荐了四人。
刘邦见了后大骂这些人本事稀松平常,毕竟赵军能战者都给了陈豨,剩下的人只怕很少有战斗经验。
但刘邦随即迅速封四人为侯且封户都至少一千户,让左右非常吃惊。
汉军中有太多老将战功赫赫却等不到封侯,现在怎么突然给四个没咋打过仗的人封侯?
刘邦解释了他的意图:汉军分兵周勃往山西方向作战(见链接:《战略》),刘邦带到邯郸的部队兵力不足。
这次叛乱声势浩大,以英布和彭越为首的其他诸侯王各个都想观望自重。
汉军现在非常需要倚靠赵军,封侯就是很好地拉拢当地实力派的举措。
又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
刘邦还特意问到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乐毅是否有后,并封了乐毅孙子为华成君。
正是这些政治上的怀柔,软化了赵地和代地实力派与汉帝国的矛盾,为军事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虽然此次叛乱声势浩大,对汉帝国造成了很大打击,但汉帝国只要还想严格执行边境贸易禁令,就迟早有此一战。
由于冒顿单于不敢亲自下场,导致大战过后,叛军和伪军中的上层建筑几乎被一网打尽,赵地与代地的反汉势力反而得以被一次性扫清。
当边境商人群体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汉帝国的对匈战略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从容。
最后声明一下,虽然扁舟进行了非常多的补充与完善,但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边地商人与贸易禁令对汉匈关系与赵地叛乱的影响,源自现代著名历史学者张功先生的大作《边地商人与西汉初期的赵地叛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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