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女中豪杰（十二）
公元前192年春天，冒顿单于突然派使者给大汉帝国吕太后寄来一封信。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这封书信大致的意思是说：
我是孤独无依的君主，生在潮湿的沼泽地，长在空旷的放牛放马的地方，我多次到边境上来，希望能到中原游玩一番。
陛下您独立为君，也是孤独无依，单独居住。因此我们两个做君主的都很不快乐，也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希望我们俩能以各自所有的，交换到各自所没有的。
后世人们对这封有趣的信产生了强大的八卦兴趣，非常强调冒顿单于这是在调戏吕太后，想要和吕太后那啥啥。
应该说，冒顿单于这封国书确实有调戏吕太后的意思，但其表达的核心内容恐怕不仅仅只是调戏。
冒顿单于是匈奴人，其用语言以书信形式转达到吕太后时必然被翻译成了汉语文言，而文言文高度简洁凝练，容易把其多层含义结合到一起。
冒顿单于想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自己希望到中原来游玩一番，这分明是威胁说我要南下入侵中原。
他还特意说我此前只到过边境，言外之意无外乎说这次南下我要远比平城之战时更深入中原。
冒顿单于国书的第二层的核心是“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在表达这层意思的时候，冒顿单于有意调戏羞辱了一番吕太后，说你这也是死了老公的孤独寡妇，我俩都没法自己快乐，多不好啊。
很多人把这封国书的意思理解为冒顿单于威胁说我打算派大军南下深入中原，你不想我南下，就要嫁给我，暗示要自己定鼎中原。
但这种理解似乎过于儿戏了。冒顿单于派个使者带着国书千里迢迢跑来长安，如果仅仅是为了调戏一下吕太后，那可真是闲得蛋疼。
如果我们对匈奴的组织模式稍有了解就知道，冒顿单于不可能很闲，相反他忙得很。
冒顿单于派使者过来自然是要和汉帝国谈判很多关键的问题。
既然凶狠的威胁说我要南侵，必然是来谈条件的，意思是你要想我不南侵，就要满足我的某些条件，而这条件不可能是想要吕太后或者某个美女去陪她睡睡觉。
对冒顿单于国书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句“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冒顿单于在猥琐龌龊的要和吕太后苟合。但这里恐怕有些误解，而之所以会有误解主要在于后世人们大多不了解游牧部族的经济基础。
人们很容易把游牧生活想象得像诗和远方一样美好、悠闲。
没接触过游牧的现代人，很容易以为牧民们养了一大群牲畜，所以每天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顺便再闲散的牧马放羊牛，享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
实际上，游牧民的生活远比想象地艰苦，困难。
我们通常以为游牧民的日常饮食以酒肉为主，可实际上早年的牧民很难有办法得到酒，也不容易获得肉食。
牧民蓄养的牲畜大多不是用来吃的，牧民们的日常饮食主要是牲畜的奶制品，要想吃肉要么宰杀老病而死的牲畜，要么靠闲暇时射猎的捕获。
这个原理很简单，牲畜数量是有限的，宰杀一头牲畜，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一年得吃多少牲畜？而牲畜的奶却可以每天都有，吃完了这顿还有下顿。
举个便于理解的比方，这就好比是“吃本金”与“吃利息”的区别。
本金还在，吃利息才有可能持续下去，你天天吃本金，用不了多久就坐吃山空了。
理论上，如果采用吃利息的方式，牲畜一直繁衍，以动物的高繁殖能力，牧民很快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
但实际这只是极度理想的状况，现实情况是普通牧民往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畜牧的食物转化效率很低，上百头牲畜需要极为庞大的草原以供觅食。而在寒冷的草原上，任何一场风雪灾害都会导致牲畜的大面积死亡。
此外，由于气候原因，牧民需要根据季节变化带着牲畜不断转场，这些牲畜财产无法像农耕民族那样有堡垒保护，很容易受到敌人袭击而大量损失。
而且古时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很容易因为瘟疫和疾病导致牲畜大面积死亡。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普通牧民家庭很难积累财富，时不时陷入青黄不接乃至破产的境地。
由于游牧经济不确定性高，财富积累困难，牧民往往需要蓄养不同种类的牲畜。
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主要蓄养“五畜”，分别指的是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
牛可以提供较多的乳制品和肉食，还能承载运输功能，绵羊通过羊毛提供衣物，山羊产乳量大，蓄养成本更低，而马提供骑乘，方便牧民管理牲畜，还能用于人员运输与战争。骆驼主要是西域绿洲中的部落蓄养较多。
由于需要蓄养的牲畜种类很多，牧民家庭不仅需要照料不同种类的各种牲畜的饮食，还需要时刻为他们的生育和幼畜的养育操劳。
此外挤奶、制酪、剪毛、屠宰、集粪（用于做燃料）都是非常繁忙的日常工作，遑论随时要狩猎、要带牲畜转场等都会带来额外的巨大工作量。
游牧生活有太多的变化、特例与危机，我们无法说明各种游牧人群日常的繁杂工作。
我们只能先大致得出一个结论：游牧社会日常工作的主要特色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们在一年绝大部分时期均十分繁忙。
而且由于环境变化大，许多工作都十分迫切，或来得十分突然。
因此虽然游牧民的工作大多有依据男女和年龄分工，但仍然随时可能需要所有人都投入到迫切而繁重的工作中。
当我们逐步了解了更多游牧民族经济基础的常识，就能逐渐转变很多对游牧部族的错误认知。
比如人们通常误以为游牧部族都是来去如风，你要打他他随时随地就跑没影了。其实他们只有在发动进攻时是这样，防守时绝对做不到如此从容。
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其牲畜资产主要是牛和羊。大致上牧民蓄养牲畜中，绵羊占三分之二，牛和山羊共占约五分之一，马匹占比不到15%。
无论是牛还是羊，移动速度都很慢，甚至比人步行进军还要慢不少。所以一旦敌人深入到草原，游牧民能做的就是赶紧骑马逃命，所有的牲畜财产几乎都只能抛弃。
也就是说，一旦遭遇攻击，缺乏城池保护的游牧部族比农耕民族更脆弱，更容易遭遇灭顶之灾。
游牧经济如此脆弱，又缺乏抵御自然灾害与人为袭击的能力，因此单纯的游牧很难满足牧民的生存需求。
游牧部族除了游牧外通常还需要其他经济模式的补充，大体上有五种。
首先是狩猎（包括捕鱼）和采集，这是游牧民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而简单的农业也是部分地区牧民补充食物的重要手段。
上面三种经济模式都是向内、向大自然求食物，除此之外，向外掠夺和贸易也是重要的经济模式，更是游牧民走向发展，走向富裕的必经之道。
当我们全面理解了游牧民的经济模式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游牧部族的组织模式。
同农耕民族一样，游牧部族也是以家庭为最小社会单元，家庭通常被称为“帐”。
同传统农业社会的亲族村落一样，具有亲属关系或者非常亲近的家庭会组成一个小的聚落，我们通常称其为牧团。
众多小的牧团组成大牧团，大的牧团集合到一起组成了氏族，多个氏族聚合成部落，多个部落形成部落联盟乃至被整合成一个大部落，很多个部落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类似匈奴、月氏等类似国家形式的政治体。
看上去游牧部族也和农耕民族一样组成了严密的层级体系，其实不然。
牧团是游牧部族的最小组织结构，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固定性，牧团每年都要经历多次长距离的迁徙。
迁徙过程中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对于草场的判断，时局和气候的变化都会让牧团人员构成随时变动。
最基层的牧团都变幻无常，基于牧团形成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自然也没法保持稳定的结构。
农耕民族组织结构的严谨性非常依赖于对土地的掌控，固定的土地把倚赖土地生存的农民牢牢绑定，从而聚合成相当强大的权威机构。
可游牧民的反复迁徙，让游牧部落的领导们通常连人都找不到，遑论建立权威，这使得游牧部族的组织架构往往都是一种非固定的分支性架构。
因此，草原很容易长时间陷入部族成百上千，一团散沙，一片混乱的无序局面。
真正能让草原被整合起来的核心因素是两种前面介绍过的特定经济模式——对外掠夺和对外贸易。
游牧民生活艰苦，工作繁重，经济资源又很难产生积蓄，要想发家致富，对外掠夺与对外贸易几乎是唯一手段。
而无论是掠夺还是贸易，都必须要有基本的组织纪律性，都必须要组成类似国家的政治联合体。
这也是游牧地区通常一盘散沙，但每当其周边出现了强大的游牧国家或者农耕帝国，草原上也会相应的崛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汗国。
上图是根据西汉末年到东汉年间的行政区划绘制的匈奴及其周边游牧区域的地图。
由此环境及其“边缘” 看来， 在匈奴的东方与西北方主要都是森林草原游牧部族，他们以畜牧、狩猎与出售珍贵动物皮毛为生。
匈奴之西南方与西方是西域的绿洲定居人群，他们以畜牧、农业及贸易为生。
其南是汉帝国的北边居民，主要以农业为生并兼营畜牧。
可以看出，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地区是相对最依赖游牧经济的区域，在其域内，渔猎、采集和农业相对条件都最差。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游牧经济非常脆弱，产出也不高，积蓄更是约近于零，因此蒙古高原的牧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寻求其他经济模式。
显然，对外掠夺与对外贸易就成了广阔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们摆脱困境之希望所在。
而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们有着对外掠夺的勃勃野心，不仅让匈奴的诞生具备了前提条件。也逼迫东部和西部的游牧民们必须组成更为紧密，更具权威的部落联盟，东胡、月氏也逐渐应运而生。
当然，真正把这些游牧部族催生成类国家政体的，还是来自中原帝国的威胁。
数百年来，一度裂散为上百个小国的中原在逐步地走向统一，开始出现掌控力越来越强大的王国。
无论是抵御掠夺的需要还是加强贸易的需要，中原强权都希望在草原整合出一个能充当自己代理人的强权。
终于在赵国李牧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逐渐成型（见链接：《神迹》）。
随后，强大的秦帝国和汉帝国先后面世，他们对匈奴的贸易和掠夺行为都进行强硬的武力封锁，甚至还会主动出击。
这就逼迫北方草原组成一个更加具有权威性的政体来应对威胁，一个强大的横扫草原的匈奴就此诞生。
可以看出，用传统农业社会的民族和国家概念来思考匈奴这样的草原类国家整体很容易出现错误，我们更应将游牧部族及其国家整体视为一种独特的经济与政治秩序。
现在，我们对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太后的根本动机，对冒顿单于到底想要什么，想必都有了准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