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女中豪杰（十四）
公元前193年，大汉帝国第一任丞相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成为新的大汉丞相（当时叫相国）。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汉初丞相/相国权力非常大，有资格对朝廷行政事务负总责，因此对于朝廷行政部门官吏来说，丞相/相国就是他们的老大，新老大自然要带来新气象。
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
有趣的是，官方对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的整体评价是：完全遵守萧何的约定，一切照旧，什么都没变。
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
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
可接下来，官方又对曹参的人事策略进行了详细介绍，说曹参刻意选择郡国小吏出身、年纪偏大、不善文辞的忠厚长者，召拜为丞相办公室干部。而小吏中解释法律条文深刻，想求得声名的，都排斥在外。
很明显，曹参在人事选择上与萧何时期有重大区别，整个丞相府的人事只怕经历了一轮大调整。
人事都进行了大调整，人事升迁标准也进行了根本性转变，这能叫一切照旧么？
可以看到，官方对曹参为相后的定性出现了前后矛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理解汉帝国官方宣传里的矛盾，我们需要了解汉初风行一时的独特政治潮流：长者政治。曹参的行为是非常标准的长者政治施政策略。
“长者”这个词出现得很早，直译就是年纪大的老人，后来慢慢引申为对有较高道德、智慧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的尊称。
和政治结合后“长者”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逐渐抽象出长辈对晚辈的宽厚以及年长者特有的庄重、谨慎等特征。
因此到了战国末期，“长者”这个词成为政治上宽厚、庄重和谨慎者的通称。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祸贼，…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
汉帝国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就是以“长者”特质得到楚怀王以及新楚国众将认可，从而得到咸鱼翻身的机会。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汉初对“长者”政治的推崇。
另一方面，官方史料无数次告诉我们，刘邦一贯保持乡镇干部的野蛮作风，为人非常粗鲁无礼，张口骂人更是家常便饭（见链接：《霸道总裁》）。
看上去刘邦的为人处世怎么都和“宽厚长者”挂不上关系，那为什么刘邦又变成了新楚国君臣公认的“长者”标杆呢？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刘邦作为“长者”对应的是谁呢？显然是项梁、项羽叔侄。
那为什么大伙一致认定项梁和项羽不是“长者”呢？我们可以回顾下项梁是怎么拿捏刘邦的（见链接：《往事》）。
项梁通过掺沙子、扔石子的方式把刘邦整得要死要活，要不是项梁好巧不巧的战死了，刘邦没准很快就了光杆司令。
项梁想必不会只和刘邦玩这一套，其他新楚国各路山头多半也被项梁、项羽叔侄这么对付过。
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项梁、项羽叔侄不是长者了，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想耍手段把大家收编吞掉，你说大伙咋个会喜欢他俩呢。
而刘邦的做法和项梁、项羽叔侄就不太一样，只要看看刘邦怎么对待韩信、彭越、张耳和英布，就知道刘邦不干涉众多山头，随你怎么玩，怪不得大伙一致高呼刘邦有功德，合该当皇帝了。
当然，说刘邦是“长者”并不是说刘邦真不想吞掉其他大佬了，后来刘邦对韩信等其他诸侯王照样手段玩尽，一一剪除。
我们只能说刘邦在秦末和楚汉战争时，远比项梁、项羽叔侄表现得像个“长者”。
贯高等十余人相谓曰：“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背德。
除了刘邦外，张敖也曾经被赵相贯高等人称为长者，还说因为张敖是长者，所以不肯背德谋刺刘邦。（背景见链接：《军事奇袭》）
贯高等人是张耳的老部下，张敖只是他们的晚辈，年纪小很多，张敖被称为“长者”显然和年纪无关。
（钟离眜）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
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
韩信威逼投靠他的西楚国大将钟离眜自杀，钟离眜自杀前就骂韩信不是“长者”。
刘邦给自己的兄弟子侄大肆封王封侯，就是不给大哥家的孩子封侯。刘邦大嫂找到刘太公说情，刘邦回复说我之所以不想封我的大侄子就是因为大嫂你不是“长者”。
可见“长者”还是“非长者”在汉帝国成为一个流行词语，类似于现代社会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长者”已经成了好人的代名词，而长者的最核心概念就是不怎么管大家。
当然，上面的理解还过于粗糙，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身为“长者”到底该有什么样的表现，“长者政治”背后的政治理论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看看汉初政坛对“长者”是如何定义的。
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
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
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
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
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这是一次汉文帝视察上林苑引发的故事，我们先不关注故事本身，重点通过这次对话了解什么是“长者”。
张释之询问汉文帝，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脱口而出他们是“长者”。可见“长者”已经是汉初政坛非常惯用的词汇而且是用来形容优秀官员的褒义词。
接下来张释之马上阐述，周勃和张相如两位“长者”谈论事情的时候经常连话都说不出来。
进一步张释之表示，这样的不善言辞的“长者”当大官是大汉之福，因为秦帝国就是喜欢任用那些舞文弄墨、口才出色的刀笔吏，结果就是人人都争相攀比，办事执法苛刻无比，以至于整个朝廷都被弄得豪无恻隐之心。
所以秦帝国二世而亡就是因为不重用“长者”而重用那些能言善辩的刀笔吏啊。
无独有偶，史书所记对周勃的官方定性也充分体现出了周勃的“长者”风采：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
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周勃为人质朴敦厚，说得俗一点就是读书少，不会说啥有文化的话。每次召来书生辩士，他就面向东坐着催促道：“快点给我讲。”
可以看出，汉初对“长者”定义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标准，除了宽厚外，往往还伴随着不善言辞，没太多文化，以至于显得非常质朴，所谓“少文多质”。
曹参大量提拔进丞相府的“长者”自然也大多是具备上述特质的官员。
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难以理解，丞相府的工作人员，要处理全国范围内极为复杂的行政事务，按理需要非常好的文笔和非常好的口才，不然怎么安排事务，怎么推进工作，怎么沟通各方？
你现在招一批话都说不利索，文笔又很差的主管干部，碰到点稍微复杂的案例和行政事务，他们只怕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写，甚至看都未必看得懂，一切都搞坨不清，那还玩个球？
汉初“长者政治”这种独特的流行政治文化，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实际上是对秦帝国政治文化的反动。
汉初的知名“长者”大多都属于黄老一派，因此后世往往把“长者政治”和黄老联系在一起。
看过前面黄老系列的朋友想必都能看出来，汉初的“长者政治”已经和黄老一派的“初心”大相径庭。
黄老强调的是“道生法”，要求通过法则指导一切人间秩序；黄老还强调“循名责实”，要求君主和上级需要仔细监察下属们的职责与绩效是否匹配。
黄老虽然也说君王要质朴，其含义是说君王不要太过喜怒形于外，更不要有大多私心杂欲，要更多理解“天道”，通过符合“道”的法度管理好国家。
所以黄老的理想状态是“君无为而臣有为”，落脚点在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和汉初极端化的“长者政治”有很大区别。
汉初“长者政治”的理论来源可能更多来自陆贾的“新语”。
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汉帝国官方认定，陆贾的《新语》是和萧何创制的律令，韩信草创的军法、张苍确定的章程以及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相提并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治纲领。
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
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
陆贾的政治理论用“巢”和“杖”做比喻，“巢”指的就是根本指导思想，“杖”就是执行指导思想的人。
陆贾说，要用仁义道德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要以圣贤作为执行者，天下才会安宁。
（秦）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
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
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说众…
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
陆贾进一步举例，秦帝国之所以危亡就是因为“杖”选错了，用了李斯、赵高这样的邪臣。
更进一步，帝王的成就高不高，关键就看他用的“杖”好不好，是不是圣贤。
那么什么样的臣属才堪称“圣贤”呢？宽厚的人，大智若愚的人，质朴的人。
总结一下，陆贾这一套道不道、儒不儒，是一套非常独特的政治理论体系。
说得好听点，这叫“因世而权行”，遵循当下世界的实际情况而权衡出最适合的执行方案。高，实在是高啊。
说的难听点呢，那就是对权力的谄媚，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陆贾这纯粹就是“先打枪再画靶”，枪枪命中靶心。
汉初的政治形势是刘邦与军功宿将们共天下，军功宿将占据了大量朝廷要职，偏偏他们一个个都是没啥文化的大老粗，很难胜任还不能换人。
于是陆贾就罗里吧嗦整这么一大堆来证明，咱大汉眼下这种当兵的大老粗当官的情况就是好来就是好。
陆贾的理论被黄老一派迅速吸收形成“长者政治”，因为这套理论本身大部分内容就源自黄老，还能推陈出新，缓解黄老的根本矛盾。
我们解释了，黄老无法解决“道生法”实际上变成“君生法”的难题，用于执行层面必然会滑向法家（见链接：《低耦合高内聚》）。
而通过秦帝国的实践，黄老一派认为，法家之所以搞不下去，关键在于君王和执法者拥有的立法权与司法解释权太大。
实际的实践表明，天下太大了，国家总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君王和他的执法者拥有的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太大，就必然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不断增加新的“法”和更严密的司法解释，更精确的执法来解决新问题。
黄老与法家的“法”过于哲学化，包含的东西太多，这导致“法”越严密精确，行政各模块之间的耦合度就越高，国家就越乱，民众就越苦。
于是黄老的应对措施就是在管理层推行“长者政治”。既不立新法，也尽可能不做过多司法解释，一切执法全部交给底下的执行层。
这样的做法短期来看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经过秦帝国的执政，各类律令已经极为庞大，短时间内没有新增的必要。
可是我们很容易看出，黄老这套实际上是迅速滑向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另一个极端，刚开始民众和社会普遍群体应该能收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只有不法豪强得利。
归根结底，黄老不能从根上解决“道生法”的根本性问题，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横跳，最终被皇权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