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女中豪杰（十六）
在《史记》的叙事里，汉惠帝时期也属于高后治下。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汉惠帝当皇帝的时候帝国的权力格局到底怎么排的，惠帝在朝中到底有多少话语权呢？
总的来说，惠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傀儡，毕竟根据各类史料，大部分关键决策都是吕太后做，或者说只要吕太后有意插手的决策，惠帝说了都不算。
但惠帝显然也不能被当作空气，至少在惠帝时期，吕家没有一个人被封侯，遑论封王，刘氏皇族在大汉的帝位仍然非常稳固。
可见惠帝活着的时候，吕太后无论如何也不敢绕过惠帝。
惠帝的地位主要来自以军功元老为首的群臣不愿意吕太后一家独大，有意保留惠帝随时可接替吕太后的地位。（见链接：《解救审先生》）
但惠帝的地位也不仅仅如此：
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
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
惠帝时有个宠臣名叫闳孺，史料认为他和高帝时期的籍孺是同一类人。
这两个人并没有出众的才能，但他们能够媚附、取悦皇帝而获致富贵、宠幸，他们对皇帝跟前跟后，同出同入，关系非常亲近，甚至公卿大臣也通过他们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
由于他们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所以惠帝时郎、侍中都用赅缄的羽毛装饰帽子，用海贝壳点缀衣带，涂脂抹粉。
官方都认可这种风气就是闳孺、籍孺这类人影响而造成的。
我们回顾审食其一案也可以看出，吕太后一系要解救审食其也必须走闳孺的路子。
可见，只要不触怒吕太后引发太后否决，惠帝在朝中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否则闳孺不会如此让人羡慕以至皇帝近侍纷纷向他学习。
当然，惠帝要获得话语权不能仅仅有一个在朝中排不上号的闳孺，他还需要有实际的朝中大臣支持。
翻遍史书，那些留下事迹的人物大多是军功宿将，我们找不到其中有任何人明确支持惠帝。
只有一个留下传记的汉初大人物，真正看得出来是惠帝的人，这个人就是叔孙通。
九年，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通谏曰：
“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故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太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
叔孙通在高帝九年（公元前199年10月-前198年9月）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相当于汉惠帝的老师。
所以在刘邦死前决意废太子的关键时刻，叔孙通站出来激烈反对刘邦的决定，甚至以死相逼，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自杀给你看。
刘邦最终没能易储成功当然不只因为叔孙通的反对，不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叔孙通作为太子太傅已经和惠帝的前程牢牢绑定，其作为惠帝头号支持者也在情理之中。
叔孙通我们在《荡平天下》连载中隆重介绍过。（见链接：《礼乐魔力》、《叔孙通》），他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排位靠前的军功元老比，但也不能小觑：
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
上面来自刘邦时期几位主要大臣向皇帝上书《天子所服议》，内容是建议刘邦日常该穿的皇帝服饰，这里就不引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书四位作者分别是丞相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与太子太傅叔孙通。
这个署名顺序说明两点：首先，即便叔孙通已经被迁为太子太傅，但和礼乐相关的事务他仍然有发言权；
第二，在涉及相关事务时，叔孙通是有资格和萧何、周昌、王陵相提并论的人物，最多就是级别稍微低点。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
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
惠帝登基后，叔孙通已不需要再担任太子太傅了，惠帝于是借口群臣对先帝皇陵的规则还不熟悉，将叔孙通迁为奉常，教导群臣礼仪。
奉常主管宗庙礼仪相关事务，兼管文化教育和皇陵所在县的行政工作，当太子太傅前叔孙通就当了两年奉常。
看起来似乎叔孙通只是继续此前工作，地位没啥变化，其实不然。
惠帝要求叔孙通进一步确定与大汉朝廷礼仪相关的各项律令。叔孙通最后确认的礼仪律令最后发展为《傍章律》，成为法定的正式律令。
礼仪一旦被抬高到律令的地步，就意味着可以对违律者予以刑罚，而违背礼仪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只要翻翻功臣表、诸侯王表，看看多少诸侯王和功侯的后代因为违背礼仪被夺爵乃至杀头就知道，礼仪入律的威力有多大，这等于是给了皇权一把枪。
叔孙通有着对朝中重臣合法伤害的权力，绝不可小觑，他支持惠帝对惠帝的话语权有着莫大帮助。
当然，叔孙通毕竟只是文官，实力虽然远不能和军功元老以及吕太后近臣比。好在叔孙通是有名的“知权变”，他没有带惠帝去与军功元老们硬碰硬，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公元前191年正月，惠帝下诏宣布在全国百姓中选取孝悌、力田者，给予免除徭役的奖励。
我们先稍微解释下什么是孝悌力田，孝悌是两个词，孝指的是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报答，悌指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而力田顾名思义就是种田种得好。
孝悌是典型的儒家概念，这个政策也是典型的通过奖励“教化”民间的举措，可见其多半出自叔孙通的建议和设计。
这次奖励孝悌力田者，是叔孙通从精神文明建设入手，主持的一轮影响深远的政策调整，官方史料记录下来的只是这轮政策设计中最精华的部分.
实际上围绕着这轮政策变化设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好在张家山汉简出土了《二年律令》，可以让我们窥见汉初围绕着“孝悌”对律令做出的改造。
秦帝国的惨烈崩塌让大家对法家的弊端有了深刻了解与警醒，但汉帝国开国君臣大多文化水平有限，对国家级的行政事务运转缺乏经验。
因此萧何为汉帝国创建的律令基本只是基于秦帝国律令的微调，汉帝国相对于秦帝国的巨大变化更多来自剧烈战乱人口锐减秩序崩塌带来的自然变化。
日常的行政事务仍然只能按照秦时制度运转，自然就很难避免秦时的问题。
刘邦针对秦法之弊采取的补救措施就是不断大赦，把按秦律有罪的人释放为民。
根据统计，秦帝国开国后到崩溃前，只有二世登基进行过一次大赦，崩溃发生后又赦免了一次骊山刑徒，但目的是将他们充军。
而刘邦称帝后进行了十次赦免行动，其中范围涉及全国的“大赦天下”就有五次，加上称帝前两次赦免和惠帝即位时的大赦天下，大汉立国十多年就有13次大规模赦免行动。
刘邦的做法类似于水管堵了就赶紧用杆子去通一下，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曹参为相后开始推行“长者政治”。（见链接：《长者政治》）
“长者政治”的思路就是管你律令多严格，多过耦合，我只要执法不严，有法不依，你律令的弊端就不会出现。“长者政治”非常适合文化程度低，行政事务不熟悉又霸占所有行政高层的军功元老们，自然会大受推崇。
叔孙通敏锐的觉察到了吕太后和军功元老们推崇的“长者政治”的缺陷，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往律令里面加内容。
叔孙通当然不是说要重构帝国律令，他只抓住一个关键点——孝道做文章。
根据《二年律令》可以看出，改版后的律令对“不孝”行为处罚极重，“不孝”也被抬高为汉律中的一个特定罪名。不仅“不孝”者本人要被判死刑弃市，甚至教唆人不孝都要被判黥面并罚为-4级城旦舂的重罪。
在汉律中，“不道”罪是最重的惩罚，所谓大逆不道不仅要被处死，多半还要祸及家族，而种种证据表明，汉初“不孝”也已被认为是“不道”的一种。
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
《二年律令》中关于“不孝”罪的各类细节条款有十多条，张家山汉简出土的《奏谳书》中也有对应的细节案例。
我们这里不做太多细节介绍，我们更关注于其与秦帝国时期律令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二年律令》大多承袭秦帝国律令，变动不算很多，但在“不孝”罪相关律令上却变化非常大。
秦帝国律令有专门的“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类似现在的是否公诉，和“不孝”相关的行为都属于非公诉的范畴。
秦时律令对被告“不孝”者强调的是家庭内部处理，由父亲或者家长出面提出惩罚意见，官府代为执行。如果家长不报官自行惩处，同样会受到官府重罚。
我们把秦帝国不孝相关律令和其他律令结合起来就可以很明显看出，秦时家庭内部对“不孝”行为的律令，和对主人与奴婢之间行为的各类律令有高度相似性。
秦帝国的律令思路是体现以父亲为主的家长负责制，妻儿子女与奴婢一样，都属于家长权力范围。
家长管理家内事务的权力受到官府绝对保护，但家长的任何行权行为又都必须上报官府并由官府代为执行，以体现家长的权力来自朝廷授予，隶属于朝廷的绝对权力体系。
可以看出，上述秦帝国律令思路是典型的“法家”政治理论的体现。
法家强调的是“刑名”，是“循名责实”，官府的主要职能是监管家长对其权责的运用。
有子女、奴婢等家庭成员“不孝”，“不臣”，你向官府提出，官府无条件帮你解决，但一旦你家庭不能完成官府的各项考核要求，你家长要负全部责任。
而汉帝国与家庭事务相关的律令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思路，其把不孝作为公诉案件入重罪，强调的是“教化”功能。
孝悌是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因此官府通过严厉惩罚“不孝”人士，高额奖励“孝悌”人士，来教化百姓遵守孝道，加强自身修养。
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
“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
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
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上面这个故事能很清楚地说明叔孙通在搞什么。
故事说惠帝住在未央宫，需要经常到东边的长乐宫去朝见吕太后，出宫要绕道，而且平时往来都要惊扰老百姓。
于是惠帝打算在武库南边修条类似现在高架桥的近路，才动工，叔孙通就跑来询问惠帝：
“陛下为什么从高帝陵寝架筑阁廊走道，你每月都要备法驾，将高帝衣冠出游一次，展示在高庙中，为什么让后世子孙在高帝庙道上行走呢？”
这里解释下，按照汉制，每月初一要把刘邦生前的衣冠用法车送到他的宗庙以示纪念，叔孙通这意思就是皇帝衣冠在高庙里放着，你却从高庙上面架走道，等于是把先帝衣冠踏在脚下，不孝。
惠帝一听还有这说法，自然很惧怕，就说：“赶快拆了它吧”。
叔孙通说：“皇上不能轻易认错。现在做已经做了，百姓也都知道了。陛下不如在渭水之北再盖一座高帝庙作为出游衣冠之庙，这样也能增加和扩大高帝宗庙的数量，这是大孝的根本。”
惠帝觉得此计大妙，于是下令让官员重建高帝庙。
故事本身其实只是一件小事，但其非常符合儒家对圣人日常行为的期望——通过修身，以身作则的方式教化万民。
当前帝国主打的教化就是孝悌，惠帝用亲身修养向大家诠释什么是孝道，教化百姓也要和皇帝一样遵守孝道。
在吕太后和军功集团合流通过“长者政治”饮鸩止渴的时候，叔孙通却在通过儒家“教化”思路一步步蚕食其根基。
叔孙通的设计逐步形成上层建筑空言黄老，基层被儒家实际控制的新局面，为皇权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此后汉文帝、汉武帝扩张皇权所用策略完全照搬叔孙通，可见叔孙通的厉害之处，怪不得他被后世公认为“汉家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