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以为做这事的是刘邦,没想到它是贾谊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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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食货志》里记录了一篇贾谊上疏汉文帝谈论农业尤其是粮食积贮重要性的文章。
这一篇文章被后世称之为《论积贮疏》,是贾谊又一篇流传甚广的名作。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汉书·食货志》还记载,汉文帝对贾谊这篇上疏的内容深表赞同。
他还为此下诏从政策上予以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所记《论积贮疏》明言“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
按照这个说法,贾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汉开国接近40年。
汉帝国普遍以公元前206年刘邦为汉王作为大汉开国。
那贾谊《论积贮疏》应该是公元前160多年写的。
但史书又说汉文帝感慨于贾谊的文章,颁布了一系列劝农诏书。
而这些诏书都在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颁布,与文章内容相矛盾。
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不解,对于《论积贮疏》到底写于哪个时候感到困惑。
近现代学者对流传下来的贾谊《新书》进行了仔细研究。
人们发现《汉书》所记《论积贮疏》与贾谊新书中的《无蓄》、《忧民》和《瑰玮》的内容比较接近。
认为《汉书》所记《论积贮疏》实际上是从这三篇上疏摘录改写后合并成一篇。
这也是史书引用原文时因篇幅所限的常规操作。
贾谊《新书》里《无蓄》说大汉开国距离现在快四十年了。
相反在《忧民》一篇里有提到大汉开国距今三十来年的文字。
由此来看,《汉书》摘录的《论积贮疏》可能来自不同时期的多篇上疏。
只是这些上疏大体说的都是类似的事情,班固编史的时候将其融合到了一起。
《论积贮疏》虽然是后世追加的命名,不过顾名思义我们也可以看出:
其最主要的议题是关于积蓄和贮藏方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
贾谊在《忧民》一篇开篇就引上古时期的历史。
他做了总结:要想维持霸业,民众每耕种三年就要储存起足够一年食用的粮食。
经过三十年的蓄积后,天下就有了足够十年食用的粮食储备。
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
无六年之蓄,谓之急;
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贾谊进一步总结,如果国家没有足够食用九年的粮食储备,就算没有达标。
如果国家没有足够食用六年的粮食储备,就算已经进入积蓄不足的紧急状态。
如果国家没有足够食用三年的粮食储备,那就称得上国将不国,随时有亡国风险。
那目前的汉帝国处于那种情况呢?
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
曩顷不雨,令人寒心,壹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
其在王法谓之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乎!
贾谊表示,大汉开国至今30年了。
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蓄积的粮食都非常非常少。
只要遇到灾荒年份,地主富人无力放贷,贫民饥饿不堪,纷纷卖爵位甚至卖儿子以求生存。
如果久旱不雨,百姓就非常忧心,可一旦下雨,老百姓又担心连下好多天雨变成水灾。
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朝廷和民间粮食储备太少,这实在太危险了。
在另一篇《无蓄》中,贾谊也是对大汉积蓄太少感到非常焦急。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
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
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
贾谊引用历史故事,说当年天下连发九年大水。
就由于大禹治国存有十年积蓄,所以才度过难关。
当年商王国遇到了连续七年的旱灾。
也是由于商汤为国家存有十年积蓄,天下相安无事。
所以粮食储备实在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
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
罢夫羸老,易子孙而沦其骨,政法未毕通也,
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
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以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贾谊最后得出结论,世上常有饥荒,就连大禹和商汤那样英明神武的圣君也无法避免。
遇到大面积灾荒,国家该如何抚恤百姓呢?
何况天下的危机不止灾荒,还有人祸。
遇上不得不参与的战争,朝廷需要组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脱产人口参与战争。
此时如果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又哪有能力应对突然而来的边境危机和其他战争危机呢?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贾谊说的都是些大致正确但也非常浅显的内容。
就凭这样的内容,恐怕无法流传千年成就千古名篇。
实际上,贾谊前面讲了这么多蓄积的重要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阐述为什么眼下朝廷和民间没有积蓄: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
《汉书》对此总结得很精到,贾谊认为当时离战国末年为时不算太远。
老百姓仍然留有旧社会的不良习俗,舍本逐末,这才是贾谊想要针对的重点。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
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甚可瑰也。
今有玮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
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县网。
陛下无意少听其数乎?
贾谊的主要政治诉求体现在最后一篇《瑰玮》里。
这篇文章一开篇就借鉴了赋的排比、对比手法和小说的悬念设置,非常抓人眼球。
贾谊说,现在有一种政策叫做瑰政。
它不断给百姓钱物,但是百姓却越来越穷困。
它不断给百姓衣服,但是百姓越来越寒冷;
它不断给予百姓快乐但是百姓越来越痛苦。
它还不断教导百姓律令知识,但是百姓却越来越走向违法犯罪。
贾谊又说,现在有一个治国方法叫做玮术。
它不断夺走百姓的财富,但是百姓却越来越富有。
它从来不给百姓发衣服,但是百姓越来越温暖;
它时刻让百姓痛苦但是百姓后来却越来越觉得快乐。
它从来不传授百姓知识甚至看起来像在愚民,但是百姓却越来越不会触犯法律。
总结起来就是瑰政把一切都给予百姓。
可百姓的实际生活却越来越走向一无所有的反面,
而玮术把一切百姓想要的都剥夺了。
可百姓的实际生活却越来越走向安居乐业的另一面。
这个神奇的瑰政和玮术到底是什么,皇帝陛下你想不想知道呢?
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
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
贾谊开始切入正题,说现在那些雕文刻镂的奢侈品实在太多太泛滥了。
民众纷纷弃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好看精巧但却坚固耐用的东西。
他们竞相攀比追逐那些贵重的无用的奢侈品。
这种不好的风气导致了恶果。
以前百姓只要劳作一天就能买得起的东西,现在花费却多了十倍。
以前那些坚固耐用的东西用一年都没问题。
现在这些高价物品却都是样子货,用半年就坏了。
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
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
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
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
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
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
文章最后,贾谊终于开始解答前面的悬念:
为什么让老百姓痛苦就是让他们快乐呢?
根本原因在于那些只会奇巧末技的商人和整日行走四方的游民们。
他们往往能提供各种各样奢侈华丽的商品。
他们提供各类单纯供人享乐的服务表演。
可是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能变出粮食,能变出衣物,能变出物资来吗?
正是由于这些只会奇技淫巧的家伙太多了,才导致粮食生产得越来越少,消耗得越来越多。
所以陛下您应该赶紧想办法,
出政策,把那些不事更耕作,四处贩卖商品、娱乐的人赶回去种田。
离开了这些人出产的奢侈品和各类娱乐活动,老百姓一时之间当然会觉得痛苦。
可这样的痛苦只是短期的。
由于天下所有百姓都不再有攀比之心,大家都能节俭的生活,积极地蓄积粮食。
这样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天下人都能安居乐业,最终走向朝廷和百姓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此举虽然让百姓痛苦,却是在带给他们快乐。
到这里,相信绝大部分读者朋友都已经看出来贾谊要表达的核心意思。
一言以蔽之:“重农轻商”。
后人一直说汉高祖刘邦开启了此后中华帝国两千年的重农轻商历史。
但我们介绍过,刘邦并没有明确表达重农抑商的政策出台。
刘邦抑商的最直接证据是禁止商人骑马、穿各类丝织品的律令。
不过我们介绍过,这是对匈奴贸易禁令的一部分(见链接:《商贾律》)。
实际上从《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来看,汉帝国很多政策都对上任松绑。
汉初实际营商环境要比秦帝国好很多。
汉帝国真正第一个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就是贾谊。
他在被整理为《论积贮疏》的这三篇政论文很鲜明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而这样的观点也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文帝也根据其政策思想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
(文帝前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
“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公元前178年正月15日,汉文帝下诏创立由文帝亲自领人耕种的籍田以供应宗庙祭祀所需的粮食。
此外还下令百姓中犯有拖欠偿还、缴纳县署的种子与粮食之罪,或交纳不齐之罪,都予以赦免。
(文帝前二年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
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同一年的9月,汉文帝再次下诏劝农,这一次劝农很明显在呼应贾谊的《论积贮疏》。
文帝引用贾谊的文章,明确表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而民众过多从事商业娱乐工作是舍本逐末。
文帝表示自己对此非常忧虑,今天特地率领群臣进行耕田活动以劝导百姓都要从事农业生产。
最后还给出了福利——今年上交朝廷的田租减半,从原来的十五分之一降到三十分之一。
应该说,汉文帝时期奠定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那这种国策到底是对是错呢?
汉文帝又是不是全盘执行了贾谊理想中的的经济战略呢?
恐怕很难说,我们不妨看下贾谊这三篇重农抑商大作的最后一段。
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
故邪人务而日起,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不得生,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
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
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
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尢,而上下分明矣。
擅退则让,上谮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
所谓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县网。
这一段我们不做太多翻译,大致意思就是说商人多了,犯罪的人就会多。
因为商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去做,民众受到攀比、贪婪等邪恶习俗伤害,也会增加冒险犯法的风险。
而一旦把这些奢侈淫邪的妖风打压下去,老百姓就会变得纯朴节俭。
大家都从事生产,大家需要的衣食、车辆以及各类生产生活物资也都能有明确的数量。
这样一来,所有生产、消费都可以完全定量,朝廷所取、所需也都能定量。
到那时候,朝廷和百姓之间秩序井然,规则也很清晰。
大家需要的都很简单,也都能得到,也没有违反犯罪的想法。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读者朋友都能看出来,这不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么?
贾谊的这个理想国和秦帝国的经济财政实践实际上殊途同归(见链接:《计划身份》)。
一切都按照贾谊的构想进行,汉帝国会变成什么样,恐怕难说得很。
汉文帝后来实际上并没有真这么往下走。
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涉及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的诉求与利益。
其原理太过复杂,其内容太过丰富,在那个年代,很难有人能把其搞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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