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秦汉系列之秦帝国的灭亡（二十九）
上节《赘婿》让我们看到了帝国引用自魏国的《奔命律》和《户律》
国君们对商人和赘婿泼妇骂街般的仇恨令我们不寒而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帝国为什么那么痛恨赘婿。
接下来我们肯定想知道，帝国对那些商人（“假門逆旅”）为什么也这么痛恨呢？
在当时商人分两种，商和贾。
商指的今天的行商，就是运东西四处游走买卖，贾指的是坐商，就是在固定地方开店铺卖东西。
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千百年来的帝国都不怎么喜欢他。
教科书告诉我们，自汉高祖刘邦确定了重农轻商的基本国策以后，两千年来我们都顽强的维持这个传统。
现在出土的秦帝国乃至上溯到战国各国的法律，说明这个传统还可以往前提很多年。
不过秦帝国的商业和对商人的态度，和后世帝国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通过史记上的这段简略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和曾经逃亡的人、赘婿一样，都是帝国眼里的贱人。
不过我们结合上节引用的奔命律，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问题来：
第一个，帝国只提到了坐商贾人，没提到行商，莫非帝国不仇视行商？
第二个，帝国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是引用自魏国，似乎秦国很长时间不需要这样的法律。难道秦国对商业、商人比六国更友好？
要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要稍微了解下帝国商业的运作，了解其和其他战国，以及和后世帝国的区别。
我们还是先看资料：
市冲、术者，没入其卖毆（也）于县官。吏循行弗得, 费一循〈盾〉。
有贩殴（也）,旬以上必于市，不者令续〈赎〉迁，没入其所贩及贾钱于县官。典、老、伍人见及或告之而弗告，费二甲。
…卖瓦、土塞、粪者，得贩卖室中、舍中，租如律令。®
这段仍然是来自帝国引用魏国的金布律，翻一下就是说：
除了政府采购，不允许私人在交通大道买东西，一旦发现，货物全部充公。未能自检出的相关管理者被连坐。
十日以上的所有交易行为，必须在指定的市场交易，否则没收交易钱物，交易者重罚，相关管理者和列为一组（伍）的邻居都要被连坐。
一些不方便长期搬运的土器、瓦片动物粪便等等，允许在家里交易，但是必须交租。
我们再来看一段：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 贩卖及买钱县官，夺之列。
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这是张家山汉简出土的吕后二年（前184年）的律令。翻译下：
在政府指定的市场交易，如果不如实申报交易额，就会导致漏缴租金，这种行为以盗贼论罪，受到严惩。
除非你能检举揭发，否则一经查实，相关管理者和列为一组（伍）的邻居都要被连坐。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
异时算豁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
诸贾人末作 贯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这一段出自汉武帝时期的算缗令。
大致是说，以前有“市籍”的贾人是要交交易税的，现在还和以前一样收税。
这些有“市籍”的贾人和其家属，不能占有土地。
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手工生产后贩卖的、进行高利贷借贷的、专门到各地收货贩卖的流通商、囤积商品的批发商等等。
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做买卖，但是没有“市籍”，现在必须也要自行申报，收交易税。
前面不厌其烦列出几段资料，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秦帝国和其他战国以及汉帝国的不同。
首先，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帝国对商业的管控模式和汉帝国的相同点：
那就是大家收的都是交易税。
以当时的统计能力和信息传递水平，统计每一笔交易额极度困难，成本高得不可想象，那怎么办呢？
帝国都是采取的自行申报加连坐处罚相结合的方式。
你这笔买卖到底要交多少税，你自己申报你的利润，然后缴纳法定比例作为税上交给国家。
但是你自己申报如果弄虚作假，一旦被查出来就重罚，不仅你被重罚，和你分在一组（伍）的邻居和你的管理者全部被连坐。
帝国采用这种方式大体上为了是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商业税收。
同时，秦帝国和汉帝国又有明显的区别。
对于商业的管控，秦帝国采取的是空间控制，汉帝国采取的是人群控制。
汉帝国强调的是市籍，也就是说规定了商人有专门的身份，需要到政府报备。
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缺钱缺急了有过一段变化，其他大部分时间，帝国只针对专门的商人收税。
这样管理起来的难度就大大降低，需要的干部就变少了，这也符合新帝国尽量节省政府人力成本的方针。
而秦帝国不是这样的，帝国并不在乎你有没有“市籍”，帝国管控的是你的交易地点。
所有交易都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市场里进行，即便是不方便运输的交易在家里进行了，也必须要申报并缴税。
这种控制相当于控制你的所有交易行为，显然要比后世严密得多，当然控制成本也高得多。
在帝国的这种控制体系下，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商贾的。
因为帝国不在乎你是不是商人的身份，只要你有交易，你就得到你家附近的指定市场完成。
所有人都可以交易，所有交易都被严格控制，不需要专门的商人阶层。
所以秦帝国对于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要引用自魏国。
因为这种有商人身份的坐商和四处游荡的行商，在秦国几乎不存在，是灭了六国以后才被迫“引进”的。
秦国相比于六国有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他是可以被地理隔绝的国家。
秦国的根基在关中平原，此后还吞并了四川盆地。
这两块地盘都是标准的盆地地形，与富饶关外的交通都被崇山峻岭严实的包了起来。
由于这些自然关卡的存在，来自其他区块的个人想要来秦国远距离经商，难度是很大的。
国家相对比较好控制基层民众，强迫其在政府管控下进行交易。
但是关东六国就没那么好运了。
六国的主要人口都位于华北平原到江淮平原的广阔土地上。
这里地势平坦，川流纵横，各国控制的土地犬牙交错。
在这样的地形和地理环境下，想要设置关卡阻挡跨地域甚至跨国的贸易行为，难度很大。
中原腹地的邯郸、淄博、大梁、寿春这些大都市，都是公认的国际贸易之都。
这里云集了天下的商人，大街上人群密集，摩肩擦踵，挥汗如雨。
每个这样的大都市，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商人进行着贸易往来，政府对此很难禁止得了。
所以像吕不韦那样的豪富大商人在六国层出不穷。
战国列强对于商人阶级都有着说不出的厌恶，因为商人阶级的出现，对各国的国策都有着巨大的破坏。
商人阶层壮大，极大的破坏了列强对土地和财富的垄断。
各国的土地与爵位政策其实是和秦国政策大同小异的。
大家都强调由国家掌握土地的分配，一面用于赏赐爵位，一面用于安置刑徒。
商人们往往资金充沛，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私下交易土地，收买官员，从而获得民籍，占有土地。
这样一来国家掌控的土地就会大量的流失。
而更重要的是，商人利用资金为所欲为的行为，会破坏国家对爵位的垄断，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国家的分配秩序。
我们在《商鞅变法》开始反复强调，各国的分配秩序都是遵从国家垄断贵族授予。
控制天下的，是周王朝以来的世卿世禄的后代们，他们一方面互相之间激烈竞争，一方面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一方面大家都千方百计的完善各种奖惩，打破大锅饭的现状。
另一方面大家都想方设法维护稳固现有贵族的等级秩序，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
说的通俗点，大家鼓励改革，但不鼓励革命，甚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扼杀革命。
在一个等级社会，商人和商业行为是最可能的实现和平的等级跨越的。
商场如战场，尽管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们在商业行为中肯定有着太多的优势，也许他们能占据金字塔的顶端。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商业行为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让底层迅速变成中产乃至上层。
所以魏王在成文法律里怒斥他们“率民不作”那是真的发自肺腑。
让你们都经商发财了，赚钱了，谁还能信我们的军功授爵制度，谁还愿意老老实实耕战博取爵位呢？
相比于魏国等战国列强，秦国在一开始的时候要超然很多。
因为秦国的商业都处于政府的严密管控下。
人们交易的地点，交易的行为甚至交易的价格，都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
这样的商业行为不但无害，反而大大的有利。
它可以提供税收，还可以让政府通过指定价格稳定的甚至是占便宜的采购民间物资，多好的事啊。
所以，王国不但不反对商业，甚至对来自外国的商业还大举支持。
（邦）客未布吏而与贾，费一甲。
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
外国人来秦国做生意，国家只是规定必须要拿着凭证去当地报告并盖章。
没报告的外国商人，你和他做生意了，就要罚你，但是并没有说要罚人外宾。
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记载的乌氏保和巴寡妇清这样的大商人，都受到了帝国的保护和优待。
根本原因就在于，帝国对自己的商业管控很自信。
对于能提供帝国急需的马匹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乌氏保，以及能提供帝国急需的矿产尤其是水银的寡妇清，帝国欢迎得很。
不过随着帝国逐渐吞并六国，这一切自信都开始慢慢消失。
因为帝国的关东也会面临着和战国六国一样的问题。
帝国于是迁徙了十二万户天下富户到咸阳，几乎所有的大中商人都被强制迁移了。
帝国通过这么大的手笔，强制打断六国的跨区域不受管控的长途商业行为。
但是这么多人，尤其很多是大商人，被集中到帝国的首都，他们之间的商业行为只怕很难禁得住。
二十六节所述的《严打危机》，让皇帝夜不能寐，堂堂首都，二十天的严打都经不起，就整得中央差点破产，怎么办？
帝国中央的精英们反复的会议讨论后，大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之所以出现这么危险的局面，那就是那些不事耕种，不为帝国提供粮食还要浪费粮食的人太多了。
要想办法把这些贱人彻底消灭，帝国的首都才能安宁。
于是，那些曾经逃税的逃亡者，那些阻止帝国吃绝户的赘婿，那些买卖货物破坏帝国垄断爵位制度的商人们，就是帝国最需要清理的贱人。
于是，他们被成批的打发去了岭南开拓。
既能为帝国开疆拓土，又能减轻首都粮食的浪费，还不会影响粮食的产出，多划算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