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十二）
我们已经了解了贾谊六个“长太息”中的五个（见链接：《孽产子》）。
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长太息，来自贾谊《新书》中《时变》与《俗激》的结合。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商鞅抛弃礼义，舍弃仁恩，一心一意让秦国变法图强。
可他的变法主张才推行了两年，秦朝的社会风气就日复一日的败坏下去。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正因为秦国的社会风气日渐败坏，他们就出现了许多社会乱象。
秦国人家里富裕的儿子成年了就闹着要分家。
那些家境贫寒的小孩呢？成年后就哭着喊着要入赘到有钱的女方家。
孩子借给父亲农具，就流露出恩赐的脸色；
母亲取用一下畚箕和扫帚，立即遭到责骂。
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一同伸开腿坐着；
婆媳之间一不高兴，就顶嘴吵架：
他们那宠爱孩子又贪图利益的样子，和只知道按本能行事的禽兽又能有多少分别呢？
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
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商鞅对社会乱象毫不在意，我们可以找借口说秦国那时主要目的是挫败六国，统一天下。
所以只能全心全意进取征战，无暇顾及这些小事。
可秦帝国功成名就一统天下了，却仍不知改变。
他们没有了廉耻，忘却了节操，他们违背了仁义道德。
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恶果有多么恐怖。
秦帝国依旧推行兼并的办法，成就进取的事业，最终败坏了天下。
这导致天下人都秉持着这样的行事准则：
势大欺压势小的，聪明的欺侮愚笨的，勇猛的威吓胆怯的，强壮的欺凌衰弱的。
社会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乱到了极点啊。
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
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
人民终于等来了大救星——我大汉高帝。
他带领受苦受难的人民推翻了暴虐的秦帝国，建立了新的汉帝国。
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
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秦帝国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恶俗还没有改变。
当今社会上人们都竞相追求奢侈豪华。
而朝廷又没有建立制度制止这种社会风气的蔓延。
这就导致抛弃礼义、摈弃廉耻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
可以说每个月风气都有所败坏，每过一年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
今其甚者杀父兄矣。
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
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
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
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当今社会，人们都变得只注重追逐名利，而不顾行为的好坏。
现在甚至都发展到不惜杀害自己的父亲兄弟了。
盗贼已经胆大包天到敢于割取皇帝宗庙后室的门帘，偷盗汉高祖、汉惠帝两庙的祭器。
大白天的大都市中也有人敢抢夺官吏的钱财。
甚至还有人伪造官印，骗出近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财，还乘坐官车周游郡国。
社会乱成了这个样子，实在是触目惊心啊。
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
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
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天下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步，朝中那些大臣却根本不当回事。
因为这些大臣们的精力都放在按时上报公文、准备期会时与皇帝的汇报等等，只把这些当大事。
对于社会正气流失、风气败坏的真正大事。
他们却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无动于衷，以为是理所当然。
所以说，这些平庸的大臣也就只会写写公文，收收钱赋。
这些人根本不懂治理国家的根本宗旨。
所以他们根本没能力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
可陛下您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这不得不让我深感惋惜。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
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我们需要确立君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使父子之间有礼可遵，六亲之间有法度可循。
这些东西不是天生就能有的，这些都需要靠君主设立制度去约束和规范执行。
既然需要设立制度，那没人去做这件事，规矩就立不起来。
而且规矩建立起来后就需要遵守他们，否则社会就会僵化乃至败坏。
《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
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
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
《管子》曾经说过，礼义廉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四大准则。
如果这四大准则不能得到宣扬和推行，国家就会灭亡。
要是这个管子只是个普通的乡野村夫也就罢了。
可如果管子是个稍微知道点治理国家的根本原理的人，那现状怎么能不叫人寒心呢？
就拿秦帝国来讲举例子好了。
他们大秦就是不讲礼仪廉耻的，结果如何呢？
君臣的等级关系错乱，六亲遭殃被杀。
奸邪的人到处揭竿而起，最后百姓全都弃朝廷而去。
一统天下的庞大帝国，只维持了十三年就灭亡了，整个国家沦为一片废墟。
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
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
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
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
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可为长叹息者此也。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要吸取秦帝国的教训啊。
现今的大汉，同样没有树立起讲礼义廉耻的风气。
这就导致奸人有机可乘，而人心疑惑不定。
陛下啊，咱大汉现在一定要尽快明确等级制度，礼仪规矩。
我们一定要让君是君、臣是臣，让上下有差别，让父子与六亲各得其所。
这样，奸人就没有机会可乘，而群臣也都会讲忠信。
那么皇上就不会对臣属有任何怀疑!
这样的法度一建立，世世代代得到安宁，后代就有法可遵循。
假如等级制度的原则没有确定，就像渡江时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
这样的船只到中流稍微遇到风波，必定要翻船。
我认为可为之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啊。
可以看出这一篇的这个“长叹息”，和上一篇的长叹息实际上是有机结合的整体。
上一篇更多是提出问题，尤其是列举各种一切向钱看的奢侈乱象。
而这一篇虽然也进一步列出了各种乱象，但更多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贾谊的解决思路很简单：
就是推行礼义廉耻，并围绕此建立起基于儒家的规章制度。
想必大家第一眼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奇怪。
贾谊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有点太简单，单看这篇会觉得有点糊弄的味道。
我们打个比方，你写了一万字从各个角度去说，当今社会道德如何败坏。
最后再给出你的办法，我们一定要加强道德啊。
任谁看也会觉得最后的建议提得似乎也太敷衍了。
贾谊这篇文章也是如此，花了很大的精力从各个角度说明当今社会如何没有礼义廉耻。
甚至连人家分家、入赘的私事，甚至连人家媳妇怎么喂奶，婆媳怎么相处，媳妇和公公如何没有羞耻都要管。
到最后，这社会这么烂透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贾谊郑重的告诉皇帝，我们一定要加强礼义廉耻啊。
其实，贾谊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的这一系列上疏是一个整体。
这一个长太息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长太息乃至痛哭、流涕相结合的整体。
所以，在贾谊的理解里，列举当今社会如何缺乏礼义廉耻并不是列举问题，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缺乏礼义廉耻就是所有问题的根因。
贾谊对当今社会问题有一个整体的思考，缺乏礼义廉耻只是最后一环。
在贾谊的理解里，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指向一点——商业和商人。
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地位提高，是导致社会败坏的根本。
贾谊一直以来都在反复表达同样的认识（见链接：《论积贮疏》）。
那就是商人和商业搅乱社会秩序，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
贾谊反复强调商人和商业会导致老百姓“舍本逐末”，从而引发现在的各类社会问题。
为什么贾谊会这么认为呢？原理并不复杂：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
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对此做了很精到的解释。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
如果别人财富是他的百倍，他就会惧怕人家。
是他千倍，他就会心甘情愿让役使。
要是有人财富万倍于他，他就会哭着喊着当人家奴仆。
这些都不过是人世间的常理，没必要惊异，也不必苛责。
而一个老百姓又该怎么从贫穷走向富有呢？
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从事技术精湛的刺绣织锦等手工生产，不如当街开店做生意。
司马迁告诉世人，难怪大家都贬低商业，说这是末业呢？
因为这是穷人想要致富唯一的办法啊。
贾谊对商业和商人的所有指责，其核心立意恰被司马迁所指出。
穷人经商就有了翻身的机会，这就会导致大量有能力的人想方设法去经商。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从事农业了，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从事农业。
而对于帝国来说，不需要那么多的有钱人。
因为帝国最需要的是粮食和衣物，而这些都需要靠农民去耕种和编织。
如果经商就能发达，如果发达了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就能让老百姓景仰。
那还有谁愿意为朝廷生产粮食和衣物呢？
更关键的是，朝廷的权威还能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无论从积贮备荒的角度，从本（农业）末（商业）的角度（见链接：《论积贮疏》）；
还是从抨击社会乱象的角度（见链接：《孽产子》）；
从反对开放铸钱，提议朝廷垄断采铜的角度（见链接：《货币改革》）；
贾谊的所有思路都指向一点：打击末业（商业），引导乃至强求百姓从事本业（农业）。
所以我们介绍了，贾谊才是汉朝第一个提出重农抑商思想并形成一套思想体系的人。
刘邦时代从来没有过重农抑商的表达。
甚至我们从此前介绍过各类土地政策、户籍政策、货币政策的众多细节来看。
刘邦时期实际上极大的给商人、商业松绑。
只不过后期与匈奴边境贸易问题相关的复杂国际局势，才针对性颁布了《商贾律》（见链接：《商贾律》）。
而贾谊对商业的极度反对，秉持的实际上是一种财富总量观点。
在贾谊的眼里，社会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从事商业的人多了，从事农业的人就少了。
所以，商人获得的财富多了，社会的粮食产量就会不足；
商人奢侈的消费多了，社会的粮食、物资存量就会不够。
由于有了商人，结果粮食和物资产得少了，浪费的多了，你说他们是不是罪大恶极呢？
那大家肯定会有疑问，贾谊要打击商业、商人，怎么又和礼义廉耻扯上了关系呢？
贾谊极力推荐的重农抑商政策，汉文帝有没有采纳呢？
贾谊和司马迁在商业政策层面明显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他们两人之间，谁的看法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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