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十三）
我们对贾谊的文章做了很多的介绍。
想必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贾谊的文章介绍这么多呢？
莫非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很多意见？
并没有，贾谊的政治和财政思路大多没有成为文帝时期的指导思想。
但贾谊对社会治理的很多想法，对后世，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政策有很大影响。
到底是景帝、武帝时的儒生从贾谊那吸取了营养，还是两者之间不谋而合呢？
我想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
一方面，作为久负盛名的朝廷政策高级顾问，贾谊的文采必然是后学者研究学习的对象。
另一方面，有志于政治的和平年代知识分子，容易形成与贾谊类似的政治思考体系。
古时的思想往往在什么儒家、法家、黄老等之间打转。
虽然我们对其做过很长的小连载，做过很多介绍。
但显然大部分朋友没有兴趣看这些相对枯燥的基础。
我们换个方式，尽量用一些更现代的概念来理解古代学者的政治思路。
比如说，贾谊的很多认识、思维其实和现代的左翼学者有相似之处。
贾谊以善写儒家文章而闻名，18岁就进到郡守的顾问机构当笔杆子，然后进入帝国政策研究机构。
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型政客。
通常帝国在进入相对和平年代以后，政权会逐渐向学者型政客转移。
朝廷文职干部有很多类型，科举考试、贵族荫蔽、出钱购买、高级官吏家臣等等。
但最终进入决策层, 主要靠各类学者、文人制定方针政策、把控方向。
精神文明领域的宣传、舆论等重大事项更离不开他们。
进入和平年代后，高级政客由军队系统逐步转向文人、学者是大势所趋。
而这些学者型政客往往有很多共同特点，在贾谊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比如说，学者型政客和政治热衷人士，往往都非常在意道德制高点，贾谊也不例外。
贾谊所有上疏都竭尽全力表达自己是天下最忠君的人。
我们仔细观察他的政论文，在辩论时，他都会优先提到这样一层逻辑：
我比其他人都要更忠于皇帝，更为皇帝您着想，所以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贾谊文章里，无论是对汉文帝的赞扬、称颂，还是批评、揶揄，他都在强调一点：
我已经没有自我，我已看不到自己的利益，我已完全变成了您来考虑问题。
这就是后来佛家所说的“无我”啊。
除了忠君外，贾谊所有文章都体现出对权力者和富人的抨击、对弱势群体的赞誉。
忠于君主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现在不那么正确了。
但抨击权贵，强调自己为穷人着想，这在现代也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事。
所以无论是参与政治的人还是文人墨客，没几个不公开表示，自己如何反对权贵，尊重穷人。
当然，对于贾谊和古代文人政客来说，抨击权贵与忠君也是不矛盾的。
天下只有君王能算权贵，其他人还敢有权、有钱？
这些人都是坏人，是社会的破坏者，所有社会问题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贾谊文章里无疑有着非常多的真知灼见。
他对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想象有非常多的新意和令人眼前一亮的创举。
但同时，贾谊又是极为典型的左翼政客，完全落入理论型学者政客的窠臼。
如果有一直跟随本连载的细心读者，一定会记得我们说过，黄老就是典型的学者型政治学说（见链接：《愤怒老年》到《低耦合高内聚》）。
更进一步，法家又是黄老实践后近乎必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帝国时的行政格局和政治理解，就是典型的学者型政治学说的实践成果。
这么一看，岂不是说贾谊和秦始皇师出同门？
大家肯定会有疑问，贾谊以过秦著称。
他几乎所有政见都会拿秦帝国作为反面教材，深入剖析秦帝国的问题。
贾谊所有对汉帝国的思考，几乎都站在秦帝国的反面，他俩哪点像了？
可问题是，难道贾谊和秦始皇真的不像吗？
我们就以贾谊的根本政治理念，重农抑商作为例子（见链接：《俗激》）。
贾谊痛恨商人和商业，誓言要打击商业，打倒商人。
那他为什么痛恨商人和商业呢？因为商人和商业破坏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秩序。
贾谊心中的理想社会什么样呢？他对打击商人商业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其答案。
贾谊对商人破坏社会秩序给出的药方就是礼义廉耻。
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 ，礼之分也；
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但贾谊所说的礼，和传统儒家所说的礼有很大的不同。
贾谊提出了“礼之数”的概念。
什么是“礼之数”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礼仪要符合双方的尊卑、大小、强弱等态势。
传统儒家只讲尊卑，礼法，不讲大小和强弱。
讲大小和强弱的是法家，所谓的大小强弱有位，实际上就是法家所说的“势”，恰恰是儒士最反对的东西之一。
也就是说，贾谊的所谓礼仪廉耻，很大程度上有挂个名字玩文字游戏的嫌疑。
前面说的比较形而上，大家可能不那么好理解。
咱们结合贾谊用礼义廉耻对付商人和商业的实际例子就很好懂了。
什么是礼仪廉耻呢，就是天下人都有着明确的等级尊卑，什么等级的人就只能干什么等级的事。
为什么商业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只要从商，一个最低等级的人也有可能赚大钱。
一旦他赚了钱，他就能轻易的摆脱他的等级。
一个最低等级的人，仅仅因为有钱，就可以让人羡慕甚至驭使比他等级高很多的人。
无数等级高的人会去羡慕那些仅仅赚了钱的贱民，甚至向这些贱民学习。
皇帝定的尊卑等级岂不是没用了？这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
贾谊给出的方案就是，朝廷要要用一切行政力量教育民众什么是礼仪廉耻。
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深刻意识到，什么等级的人就该做什么等级的事。
大家都意识到，我们不能逾越礼制，当商人做生意赚钱没什么卵用。
可是这“礼”到底该从何入手才能让老百姓觉得做生意没用呢？
贾谊创造性的提出，过去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没找到使用“礼”的关键钥匙。
贾谊指出，按等级消费，以礼制规范民众的消费行为是实现礼治的要诀。
贾谊对社会上奢侈、懵越礼法的消费进行谴责。
他批判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
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 的现状。
并以此倡导"下不凌等""谨守伦纪"的消费方式。
在《服疑》篇中，他还要求民众在衣服、冠履、车马、床席、饮食和和死葬丧事等方面都应遵循伦纪。
他主张把百姓的消费行为控制在一定等级范围内。
在贾谊看来，君王的消费能力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规格应为最高。以下逐级降低。
他主张君主带头倡导节俭，并通过礼制的规范，迫使臣民降低消费。
大家的消费都定死了，这做生意自然就不赚钱，赚了钱也没卵用了。
这样就可以使民众安居乐业，可以使百姓们不再舍本逐末。
看起来，贾谊说的这一套也算是闭环了，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
可是等等，贾谊说的这套怎么好像有点眼熟啊。
这不就是朝廷给每个人计划好身份等级，然后构建一套完整的基于身份的社会运转秩序么。
这不就是我们反复介绍过的，秦帝国的根本政治逻辑——计划身份么（见链接：《计划身份》）？
没想到，贾谊居然真的和秦始皇相爱相杀，搞到一起去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贾谊，他主观意识绝对是要和秦始皇反着来的。
可是，一个左翼色彩的理想国，是所有学者型政客很难避免的终极梦想。
学者的特点就是富有知识，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他们也越来越感受到知识的力量。
另一方面，学习知识需要方法论，需要归纳总结。
只有从纷繁复杂的各类知识中找到统一的规律，才能更快速有效地学习。
出人头地的学者往往对寻找统一规律有着非常强的执念。
对统一规律的执着探寻，放到政治治理领域，自然会折射出一个理想国。
我们前面黄老小连载就介绍过，黄老学说大厦的根基就是“道生法”。
学者们期待能够找到万事万物的统一规律“道”。
在找到“道”的基础上再照道把规律应用于社会的“法”，理想国就实现了。
我们相信，万事万物必然有统一的规律，这统一的规律也是我们探寻的终极目标。
不过有一个矛盾点在于，统一的规律实在太深奥。
个人、少数几个人是否有能力找到这个规律呢？这个规律是否正确呢？
我们没法给出答案，我们只知道直到今天，大人物和学者们仍然无时不刻的追寻理想国。
这种追寻也成了普通人始终要面临的，无法选择的重大变化。
言归正传，我们看到了贾谊和秦始皇殊途同归的一面。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贾谊和秦始皇也有明显不一样的一面。
秦始皇时期无论是要抑商还是要计划身份，全部都通过律令直接实现。
而贾谊对理想国的构想却相对少用律令，多用间接方式。
这点在贾谊对货币改革的看法中体现得最为典型（见链接：《货币改革》）。
贾谊反复强调了放开民间铸钱有多少坏处。
可他另一方面又回过头说，现在用律令禁止民间铸钱也如何不好。
他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朝廷垄断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证铸钱只有朝廷能进行。
这显然是一个间接的控制方案，而非秦帝国惯用的直接律令执行。
在重农抑商领域也是如此，贾谊始终强调朝廷是为了与商人争夺劳动力。
具体措施商更偏重让朝廷倡导孝悌力田，教导民众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尊重礼仪廉耻等。
总之，贾谊不追寻像秦始皇时期一样采取律令判你有罪，把你拉去北边修长城，南越喂蚊子这种直接方式。
贾谊对朝廷重农抑商的政策构想仍然是典型的间接方式。
贾谊之所以如此强调间接方式，是因为贾谊是个儒士。
不过别误会，我们并不是说影响贾谊的是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
真正让贾谊呈现出和秦始皇完全不一样面貌的，是儒家的根本特点——教化。
这也是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的伟大或者说厉害之处。
在此前的儒家小连载里我们着重强调过，教化是儒家和诸子百家真正的标志性区别。
哲学上和社会细节上，儒家和诸子百家很容易互相混合。
但以黄老为代表的各家学说，在政治上大多主观能动地积极参与，强调其直接性。
但孔子创立儒家的时候，却明确了教化的根本准则，在政治上反而不那么直接参与。
我们在黄老小连载里特地为此写了篇总结，指出正是这种间接性奠定了儒家的最终胜利（见链接：《低耦合、高内聚》）。
教化作为间接手段，他或许会深深地干预行政、司法、军事，但终究不是行政、司法、军事。
所以在儒家的框架下，朝廷的政策指导能和实际的行政司法等领域的实践与执行解耦。
也只有儒家能做到政策指导与实际的行政司法等领域的实践与执行解耦。
在当时，能感受到大部分读者都难以理解扁舟在说些什么。
通过对贾谊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指导思路的欣赏，相信会有更多朋友对低耦合、高内聚有更多理解。
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理想国虽然很美好，但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灾难性结局。
当然了，儒生也是人，也是学者型政客，也一样有各自的理想国。
但儒家的教化准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儒士像黄老、法家等学者型政客那样挥舞大棒直接实现自己理想国的欲望。
后世人们往往试图用外儒内法，或者儒皮法里，或者儒法并重等概念来概括古代中国皇朝的政治思想。
但这种概括往往都过于形而上，似乎说得很好，却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我们认为或许用下面的说法会更加准确：
这是一场呈现保守主义倾向的先验型实践政治思路与激进的左翼理想国政治思路的碰撞与纠缠。
儒家大多崇古，这固然是遵循孔子推崇西周政治实践的理念。
但这种保守化倾向也是实践先验派的必然结果。
像西周那样能成功运转数百年的政治体系非常难得。
因此追寻先验性的实践型政治人物，往往呈现明显的保守倾向。
往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捣鼓成功实践案例。
这当然会呈现出明显的僵化、守旧的缺点。
久而久之，类似黄老、法家等追求新方式的政治派系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响亮。
可由于学者色彩浓厚，这些新学派容易呈现典型的左翼理想国色彩。
这种理想国的政治实践往往迅速崩溃，人们又被迫向过去寻找经验，回归保守倾向。
周而复始下，相信大家能更清楚儒家胜出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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