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十六）
公元前171年冬天，汉文帝头号嫡系，国舅薄昭突然被逼自杀（见链接：《薄昭》）。
上节我们注意到，汉文帝对于嫡系的职务犯罪，向来采取维护态度，并不强调秉公执法。
我们还注意到，薄昭被迫自杀同一年，帝国司法系统出现了罕见的大动荡。
综合来看，薄昭之死很可能并不是孤立事件.
这是朝政复杂权力斗争的一次显式爆发。
我们可以理解为汉文帝与张苍为首的群臣的一次剧烈搏斗。
（文帝前元十年）廷尉昌。廷尉嘉。
这一年，当了近七年廷尉的张释之突然被免职。
廷尉“昌”接任了张释之，之后不久，“嘉”又取代了昌成为廷尉。
薄昭之所以被迫自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杀了朝廷使者，犯了罪。
只不过汉文帝没有公开审理他，给了他一个体面。
但薄昭的自杀必然以司法系统的可能的审判与定罪息息相关。
围绕着薄昭的罪行，司法系统必然处在风口浪尖。
那么此时司法系统两次更换最高长官的事实，意味深长。
要理解其中的关联，我们首先要把朝廷这几年的廷尉人选变化弄清楚。
首先要确认的是，当时的廷尉是不是张释之。
《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廷尉的记载很清晰，张释之在汉文帝前元三年出任廷尉。
但是旬悦的《汉纪》记成了文帝前元十三年。
后世学者为这里是《汉书》抄错了还是《汉纪》抄错了有过较大争论。
一些古今学者对张释之成为廷尉提出了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和后元三年等多种提法。
学者质疑《汉书》有误的核心证据来自《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根据年表记载，霸陵邑是于汉文帝前元九年才被改名。
而张释之传提到他曾经跟随汉文帝出游霸陵，因为一番漂亮发言得到了文帝欣赏然后才被升为廷尉。
这么一来，张释之就不可能在文帝前元三年成为廷尉了。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推理稍微有点牵强。
首先，史记的《将相名臣年表》错漏较多，比如汉文帝时御史大夫人员记载就错漏连连。
我们一直强调，司马迁私人修史，缺少直接摘抄的条件，对官方档案只能靠记忆。
所以《史记》在官方档案方面的记录远没有《汉书》丰富准确。
我们很难排除《史记》对霸陵邑改名年份的记载也有错误。
其次，张释之的传记记载属于个人传记，里面内容多有故事性情节。
张释之陪汉文帝上霸陵的情节，即便真实存在，描述也不会像官方档案那么精确。
比如也许文帝当时还没正式改名霸陵，但后人记录故事用的后世地名，这在个人传记很常见。
又或者故事发生时间记录有误，实际上在张释之成为廷尉后。
故事为夸大传奇性写成因为张释之对答漂亮，从而当上了廷尉。
这种现象在史书的个人传记里同样比比皆是。
总之，《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汉文帝时期廷尉的记载非常详实。
否定其记载的学者，其逻辑链路较长，需要连续三个记载同时成立。
可这三个记载都不是出自官方档案摘抄，存在错漏的可能性很大。
而否定《百官公卿表》对张释之担任廷尉时间的记载，等于把表中传承有序的文帝时廷尉记载全部否定。
至少现有的证据远远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信任《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张释之出任廷尉和被免职的时间。
接下来有必要弄清楚，接任张释之的“昌”和“嘉”分别是什么人。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极少，两人甚至都只留下了名，没留下姓。
我们只能从留下姓名的当时历史人物中去对比、猜测。
“昌”目前没找到同时期已知的人物可以合理的与其对应。
“嘉”则可以找到一个，汉景帝刚即位时的中尉也叫“嘉”。
普遍认为，汉文帝时期当了五年廷尉的“嘉”和景帝时的中尉“嘉”是同一个人。
然后就要判断下，这个“嘉”到底算哪一边的人呢？
嘉曾经当中尉，而中尉作为中央军主力北军的一把手，向来都是军功一系担任。
汉文帝即位后曾经让嫡系宋昌担任卫将军，执掌南北军。
但是南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以及其属下的庞大班子掌管。
宋昌这个卫将军实际上很快就沦为光杆司令。
文帝这个任命本身就说明，他没法直接安插自己人当中尉掌管北军。
当然，只靠猜测未免证据过于不足，好在嘉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其他足迹。
七国之乱关键时刻，丞相陶青弹劾御史大夫晁错，一举成功。
当时联名和陶青一起弹劾晁错的还有两个大臣, 分别是廷尉张欧和中尉“嘉”。
这种关键时刻署名跟随丞相弹劾另一个常委御史大夫，必是铁杆派系成员。
而陶青、张欧都是很明确的军功二代，那么“嘉”的派系也就呼之欲出。
他极有可能和军功一系走得很近，和汉文帝自然就比较疏远。
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薄昭出事前，大汉朝廷的大致局面。
张苍是丞相，冯敬是御史大夫，这两人都是公认的军功元老一系。
其中张苍是行政口，冯敬则和周勃、灌婴站一边，属于军队口。
其余的副国家级、省部级官吏，资料较少，不太能得出具体比例。
不过军功元老一系占据决策层3票中的2票，能大致控制决策权。
其在中高层干部的占比必然低不到哪里去。
眼下朝中群臣能算得上汉文帝亲信的只有寥寥数位。
薄昭、宋昌、张武、张释之、邓通和袁盎。
而这些近臣实际上也能分出梯队。
薄昭、宋昌两人都被封侯，是文帝亲信里仅有的被封侯的人。
他们显然是汉文帝的核心嫡系，属于第一梯队。
张武负责宫廷宿卫保护皇帝安全，张释之主管朝廷司法部门。
他们是文帝插手朝中人事的重要打手与抓手，属于第二梯队。
邓通主要替文帝争夺帝国财政，袁盎则更多起顾问作用。
这两个人地位更低一点，算文帝亲信里的第三梯队。
这其中薄昭、宋昌和张武都主要在军队任职。
邓通主要在外围办私营产业呼应文帝，袁盎此时已外派积累资历。
因此，文帝亲信中真正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且具备影响力的只有张释之。
我们发现，经过薄昭事件这么一闹，朝中局势大变。
汉文帝失去了军中最主要的亲信薄昭，朝中又失去了唯一的抓手张释之！
很显然，汉文帝这是在与以张苍为首的军功元老一系较量中再次遭遇惨败。
现在，我们就能更准确地还原薄昭被逼自杀事件的大致经过。
朝臣对汉文帝的亲信嫡系的舆论攻势越来越厉害。
尤其是在军界任职的薄昭、张武等人，对他们的举报信雪花般飞向文帝桌前。
当然，两人也确实经不起查。
毕竟身居高位，受皇帝宠信，你还要他们清廉如水，奉公守法，那也太难了。
这一次薄昭违法乱纪得有点过分，居然杀了朝廷的使者。
薄昭为什么要杀朝廷的使者呢？
是被下套了？还是被使者故意找茬激怒了？
还是自己或者亲人有大问题被人揪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灭口？
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反正这次薄昭确实犯了大事。
薄昭的事让汉文帝无比头疼，但无论如何，文帝想像保张武那样保薄昭（见链接：《薄昭》）。
因为如果文帝军中头号亲信薄昭都能被整死，那军中的宋昌、张武该如何自处？
军中的中层和基层将领又有几人还敢向文帝一系靠拢呢？
事实也证明了，由于文帝没能保住薄昭，宋昌、张武也大受影响。
尤其是宋昌这位文帝初年分量很重的从龙之臣，此后再无动作，消失在历史舞台。
汉文帝对薄昭的态度和对张武的态度一致，就是不让司法系统介入。
但朝中军中的舆论越来越大，而且薄昭杀人，犯罪事实明显，司法部门躲不掉。
同样作为文帝亲信的张释之自然要配合文帝，全力回避此事。
但朝臣尤其是军功一系的干部都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死咬不松口。
舆论攻势越来越铺天盖地，甚至开始由薄昭蔓延到张释之。
史书记载的公卿纷纷到薄昭府上讨论很耐人寻味。
卿很多，可“公”就那么两位，张苍和冯敬。
看来，行政口的张苍和部队口的冯敬已达成一致，联手向薄昭施压，要求他主动认罪自杀。
薄昭哪肯乖乖去死呢，他还在观察等待，期望文帝能保住他。
汉文帝自然想要保他，可是舆论之猛烈让他始料未及。
保薄昭保到最后，居然是薄昭没保住，张释之也丢了！
文帝终于发现，他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无奈之下，文帝只能认输，逼薄昭自杀。
自此，汉文帝既失去了军中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对司法系统的控制，遭遇大惨败。
大家自然会问，为什么汉文帝会突然遭遇一场惨败呢？
我们只要仔细梳理这些年的朝政斗争脉络，不难找到答案：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这些年的史料中，上面这一条显得尤其重要。
公元前174年的冬天，汉文帝进行了一次主要针对诸侯王和列侯的重大调整。
根据新规，列侯的母亲、妻子以及诸侯王子与诸侯王国的二千石官吏不能擅自征捕。
粗一看，这条诏令似乎只针对诸侯王与列侯亲属的执法权。
实际上其影响远不止于此，关键在于规定了不得擅自“征”。
在此前我们多次介绍过秦及汉初的军事规则。
郡一级的官吏是有权发起正规士卒的屯戍，地方性的军事行动往往也有郡一级负责。
而且如果定性为盗贼，县一级官吏是可以全权负责征讨盗贼的军事行动。
他们虽然不能随意动用正规的戍卒，但更卒以及以徭役、冗募等形式组织起来的本地人可以自行征发。
因此，汉文帝现在规定王国的郡守尉以及列侯的亲属不能擅自征捕，是在削夺他们的军权。
而且这一项规定是对诸侯王和军功列侯们同步打击。
诸侯王的王子和二千石级别的高官都失去了自行统帅部队的权力。
而诸侯王本人又被朝廷任命的太傅和丞相牢牢看着，势单力孤。
因此，诸侯王会大幅失去控制部队的能力。
至于列侯们表面上看，只是限制了他们的母亲和妻子。
可是列侯封国本身就是一个县，而且有实力的列侯大多在首都或者异地当官。
其母亲和妻子失去封国内武装控制权，就只能靠儿子们。
一旦儿子未成年，列侯家属们的行事就会大受掣肘。
更重要的是，县一级出现盗贼和逃亡等现象很正常。
其亲属为了保卫自己、征收境内赋税，日常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武装行动。
汉文帝的新规实际上让列侯的亲属们很难遵守，随时可能违规。
这也是为后续通过司法途径惩处和颠覆众多列侯的封国埋下伏笔。
现在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何军功元老一系为首的朝臣要抓着薄昭不放。
皇帝您不是想逐渐用司法手段削弱我们，解决我们吗？
好啊，那咱就来讲讲法律啊，皇帝陛下，您的薄昭、张武、邓通讲法吗？守法吗？
您处不处理他们呢？什么，您不肯处理？我法你笑？
那就说明咱大汉的司法部长张先生有问题啊，不懂法啊。
最终经过一系列战斗，张释之被免职，司法系统落入军功一系。
这样一来，众多军功列侯及其后裔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应对皇帝的司法陷阱。
汉文帝之所以遭遇惨败，多半是因为从诸侯王到军功一系的行政口、部队口都联合了起来。
文帝经过一系列对有威胁的诸侯王与以周勃为代表的军功一系部队口的打击，地位日益稳固。
这难免让文帝想要更快地全面掌权，想做一些大动作。
最终结果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始终是斗争中极其重要的法宝。
失去了统一战线，双方的优劣对比随时可以发生转变。
当诸侯王与军功一系找到了联合起来的抓手后，局势一下就发生了逆转。
现在大家相比也更能理解汉文帝为何不采纳贾谊意见。
为什么坚持要给淮南王儿子们封侯乃至封王（见链接：《淮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