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十九）
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诏曰：
“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下一封诏令。
说朝廷的秘祝官把过失推到下面，朕对此感到很不可取。
于是文帝下令把这个秘祝制度废除。
这一段废除秘祝的诏令一般只有专业历史学者关注。
普通历史爱好者和通俗读物更关注帝王将相的大事，对此大多一带而过。
但其实，这个诏令背后反映出来的很多东西，对我们理解汉文帝与文帝朝的汉帝国，有不小帮助。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下，什么是秘祝。
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汉书》和《史记》对秘祝有过简单介绍。
他是祝官里的一个分支，主要职责就是遇到灾祸时，通过祝祠把罪过转移到下面。
而且这一机构似乎是秦始皇时期被设立。
相信即便有了解释，大家对秘祝的具体细节仍然一头雾水。
我们试着用最简明的语言让大家了解秘祝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更进一步让大家理解汉文帝废除秘祝的动作代表了一些什么东西。
秘祝的核心是秘密的通过类似巫术的手段移祸于下。
要了解为什么会有秘祝，首先要了解古时人们的灾祸观。
要了解古时古时的灾祸观，就需要了解君权与灾祸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了这么多贾谊的文章，想必能理解，君权根植于等级。
等级越多，等级之间的差别越明显，王权就越神秘，越强大。
等级尊卑秩序越清晰稳定，为了自己高人一等的利益维护这套秩序的人就越多。
所以等级制度能够让更多的人自发的管理下级，从而自发的维护上级的利益，最终维护君权。
当一个人因缘际会成为君王，其带来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
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为渡过海峡所造浮桥被风暴摧毁，愤怒的鞭打海水。
甚至把镣铐投进大海以示对其的惩罚。
秦始皇祭祀湘山遇到大风耽搁，气得把山上的树全部砍了。
还把湘山染成徒隶所穿的红色，以示对湘君的惩罚。
苻坚率大军南抵长江，忍不住骄傲地说，我让部队所有人把鞭子扔进长江足以使其断流！
君王的权力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对人间的权力都提不起兴趣了。
只有对高山大川施以惩处，才足以让君王产生点感觉。
然而，灾祸，尤其是各类自然灾害，却是一众君王的死敌。
薛西斯一世再怎么不可一世，也不可阻挡海峡万古而立。
秦始皇再怎么横扫六合，也无力阻止风雨延误行程。
苻坚再怎么气吞山河，也只能在长江边上的淝水一败涂地。
君王的权力在人间好使，面对地理、气候等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却无能为力。
君王通过等级制度掌握了难以置信的巨大权力。
就自然要有能力为万民遮风挡雨，至少不能让灾祸侵袭民众。
可是君王又哪有能力和大自然叫板呢？
于是每当灾害来临，遥远的君王在民众之中的权威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天地君亲师，再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君王也得匍匐于天地之下。
每当灾祸来临，很容易出现类似天地对君王不满意降下灾祸的传言。
因此，灾祸到来，反对君王的力量就会积聚，政坛往往也会迎来动荡。
上层建筑自然很容易发现灾祸与政坛的关系。
他们需要要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个大风险。
于是君王和高官们就想到了一正一奇、一明一潜的两套解决思路。
公开的明规则层面，君王们都通过宣扬“德”来化解灾祸。
天地为什么会降临灾祸呢，一定是因为君王的德行还不够。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所以君王就会祷告上苍，朕即天下，天下都是朕的。
所以如果我有罪，不要殃及万民，万民有罪，那请都降临到我头上。
上面这一段相传是商汤在遇到大旱的祷告词。
这一段已经有了后来汉文帝罪己诏的雏形。
不过商汤年代久远，其文辞看着也不像甲骨文时期的语言。
商汤这一段为后世托古所做的可能性更大。
这实际上代表了周王国时期对灾祸的一种看法。
我们介绍过，周王国灭亡了商王国，所以对天命给出了新的解释。
天作为一个拟人的最强大力量，与君王分离，成为独立个体。
天根据君王是否有“德”来选择是否支持他统率万方。
这一套用来作为取代商王国入主中原的舆论宣传非常管用。
但是遇到灾祸就很麻烦，老天降下灾祸，岂不是说明君王不“德”，应该改朝换代么？
于是，周王室为此想出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法。
大体就是发生灾祸时，从君主到大臣都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通过各种方式公开检讨自己的行为，祈求灾祸离去。
比如说天子和诸侯都要减少吃好吃的饭菜。
大家都要从华丽而又舒服的寝宫里搬出来住。
百官改穿素服，乐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神前献币。
史官则要代替君王写文章责备自己。
君臣一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诚意，改正过错，以求上天原谅。
应该说，这一系列动作对天灾绝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
但是在政治上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说穿了就是周王国的君臣也逐渐把握了天灾的运行规律。
一般来说，天灾刚发生的几天是最糟糕的几天。
灾害总有个峰值，你什么也不做，至暗时刻也会逐渐过去。
故而通常情况下，灾害都会自然而然的逐渐好转。
那么君臣通过一系列表演就可以向四方说明。
我们确实有过错，可是最终我们改正了过错，送走了灾祸。
这样一来，反而可以加强君臣的权力授命于天的理论。
对一般的灾祸，在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时候，上面的方法很管用。
可是并不是所有灾祸都是很快就能过去的。
而且上层建筑也不都是傻子，总有那么些不把老天当回事。
又或者有投机者们自认为老天在向自己授予天命。
因此，用传统的正道，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灾祸问题。
于是，正法不管用或者有风险时，一些暗地里的外道也应运而生。
最流行的暗法就是巫术，通过巫术祈求转移灾祸。
远古时期的人们，通常会把自然灾祸和肉体的伤害、痛苦乃至死亡相对应。
要解除天降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君王被伤害乃至死亡。
与此同时，随着等级社会出现，转移灾祸的巫术也迅速流行。
巫术通常源自医术，古时医术落后，对人体的病痛往往无能为力。
于是通过巫术将自身的病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就是最原始的欲望。
进而，将灾祸与病痛结合，将灾祸转移成别人身上的伤痛乃至死亡的巫术也在上层建筑中流行起来。
最迟在周王国时期，代君受灾就逐渐成为流行的臣道。
西周初年就有周公旦向上苍祷告，祈求自己代周武王去死的传说。
臣子为表忠心，请求代君主承受灾祸需要转移的人身伤害逐渐流行。
大家想必会有疑惑，既然是长期的，不会短期好转的灾祸，所谓的巫术自然转移不了。
那这灾害转移的巫术和代君受灾的表演又能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这就需要我们理解，灾祸到来到底怎么影响君权。
灾祸确实会影响民众对君王的神秘感和崇敬感。
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需要传导的时间很长。
对于君王来说，灾祸来临时更可怕的是有野心家，投机分子自认为君王的天命已失，打算取而代之。
如果群臣都表态代君受灾，那么灾祸就不再是对君王的惩罚，君王的天命就还在。
说穿了，对君王来说，长期的灾祸就是对臣属忠心的考验。
到了秦始皇时期，皇宫之中专设了秘执行转移灾祸巫术的机构“秘祝”。
只要遇到了灾祸，机构里的专业人士就会动用巫术，将灾祸转移给臣子们。
至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天降灾祸与灾祸转移观念演变成一个神秘组织。
秦始皇时秘祝的形成，和战国末年黄老——法家一系政治思想体系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我们不妨回顾下此前对黄老—法家一系的小连载（见链接：《老子》到《低耦合高内聚》）。
不同于西周王室和儒家，黄老并不相信拟人的天命。
黄老讲究“道生法”，决定万事万物运行的是“天道”，是一种客观的准则和规律。
而君王是探寻天道，制定和执行“法”的执法者。
在这种理念下，所谓的灾祸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君王是否有德扯不上关系。
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因为灾祸对君权的危害并不在于你如何看待天道。
而在于灾祸凸显君王的无能为力，破坏本身依靠等级制度神化的君权。
说得简单点，君权本身就是搞唯心主义的产物，现在碰到灾祸又开始讲唯物主义了，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集神秘主义大成的秘祝应运而生。
一方面，秦始皇基于法家的宗旨，不相信有拟人的天命约束自己；
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和渴盼有神秘的巫术、仙人帮自己转移灾祸，长生不老。
这很符合基本的人性，尤其是一个权倾天下的皇帝的人性。
同时，秘祝也是对灾祸时容易出现乱臣贼子的一种应对。
我已经通过巫术秘密的把灾祸转移给臣子了，所以上天对我的惩处已经不存在了。
臣子们只知道有秘祝这个机构，却不知道皇帝把灾祸通过秘祝转移给了谁。
但大伙肯定知道，谁这个时候敢跳出来，就会转移给谁。
通过这样的方式，皇帝能加强自己权力的神秘化，有效遏制灾祸带来的皇权松动。
汉初黄老接替法家，成为上层建筑的主流。
但我们知道，法家本身只是黄老的延伸变种，两者遵循同样的“道生法”原则。
而汉初的主流政治流派实际上是黄老另一个变种“长者政治”（见链接：《长者政治》）。
因此，汉初的主流政治哲学流派，也相对不承认天命对皇权的选择，尤其是军功元老一系。
因为承认天命选择皇权，那就是否定了军功一族在开国战争中的功绩。
故而秦始皇时期的秘祝机构、神秘化的灾祸转移机制就一直保存下来。
直到汉文帝时期，对自然灾祸的处理出现了重大变化。
公元前178年末出现了日食，这正是传统中的最高一级的重大灾祸。
此时恰逢文帝与周勃大战失利，文帝承受巨大政治压力（见链接：《周勃》）。
汉文帝颁发罪己诏深刻承认错误，求得群臣谅解，缓解了政治危机。
到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效仿文帝遇天降灾祸下罪己诏成为常态。
汉文帝的罪己诏，恢复了传统中认为灾祸来自拟人的“天”警示君王的观念。
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二代的文帝重新开始寻求皇权授命于天的法理正统性。
毕竟军功一族的忠心靠不住，军功一族开创汉家天下的舆论必须扭转。
因此恢复天命与皇权之间的拟人化关系，对皇权地位的稳固至关重要。
可另一方面，汉文帝的罪己诏和传说中的商汤罪己以及儒家强调的君臣灾祸礼仪大不一样。
传统应对方式都把灾祸和君王个人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要避灾祸，要么靠明面上的礼仪，要么靠暗地里的巫术转移。
而文帝在形势所逼下创造性的把灾祸和政治、政策联系起来，打开了新的空间。
面对这一次的日食，汉文帝罪己应灾的同时，宣布求贤、节省费用，裁撤部队、马政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次罪己反而成了文帝借机改变政策、求得军功一系原谅的绝佳掩护。
相信正是由于此次的经验，让文帝逐渐意识到过去灾祸应对机制的不足。
因此，此时废除秘祝，既表明了其施仁政的立场，也是源自新应对方式后，秘祝机构失去了存在意义。
后世的帝王也逐渐意识到了汉文帝对灾祸的新应对方式的高明之处。
此后通过罪己诏应对灾祸逐渐成为帝王的主流应对。
此时的罪己诏不再只是一种舆论方式，而演变成一种政治手段与政策攻势。
伴随罪己诏的必然是一系列税收上、行政上的福利措施乃至改革。
一方面，灾祸必然伴随福利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灾祸带来的不满。
另一方面，既然灾祸是上天对朕的不满，那朕就必须要做出改变以带领群臣平息天老爷的怒火。
如是以来，灾祸反而成为一些平时不便实施的重大改革的催化剂。
从应对灾祸思路变化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汉文帝和文帝时代的汉帝国。
这是一个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皇帝，也是一个重视解决方案胜过理论的皇帝。
文帝的时代，汉帝国上下弥漫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的理念。
这也是为什么文帝时，富商大贾云集，商业得到空前发展（见链接：《除关无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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