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二十）
（文帝前元二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
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如果问到大家对汉文帝的第一印象，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想到“仁”字。
再问到汉文帝的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汉文帝减免田租，三十税一。
可以说田政，尤其是其中的田租政策已成为汉文帝身上最重要的标签。
早在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就曾经下诏，约定当年天下百姓田租只用交一半。
汉惠帝时期，田租已经由高祖时期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
因此再减为原来的一半，就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不过这一次三十税一只是一个当年生效的临时性政策。
一年后，天下的田租就恢复到了十五税一，又持续了十年。
真正让后世称颂汉文帝是轻徭薄赋大仁君的是十年后的田租政策。
（前元十三年）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於劝农之道未备。
其除田之租税。”
上面这段记载来自《史记·孝文本纪》。
根据其记载，汉文帝在公元前167年下诏令取消了田租！
（景帝前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
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
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朝廷才恢复田租。
而恢复后的田租是此前的一半，也就是著名的三十税一。
后世的学者大多据此认定，汉文帝中后期是没有田租的。
也就是说汉文帝的仁政根本不是什么三十税一，而是直接取消了田租。
虽然说当时还有户赋要交，还有算赋、口赋等人头税，还有徭役、兵役。
但不管怎么说，老百姓种田居然可以不用交公粮，这实在是千古难觅的大事。
也难怪后世据此齐声称赞汉文帝是千古仁君。
但是万事就怕认真，汉文帝免除公元前167年的田租没有疑问。
可汉文帝此后连续十年一直免除田租未免也太匪夷所思了。
前面说了，汉帝国还有多种赋税和徭役，但其余赋税都交钱，徭役也是钱和力役并举。
换言之，只有田租是粮食地租，没有了田租，朝廷就没有了粮食税收来源，这真的可能么？
事实上，《汉书》对此的记载和《史记》相比就有些不同。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
（汉景帝前元年）五月，令田半租。
《汉书·食货志》的记载相对比较完善。
汉文帝时期并不是史记所记就改了这一次田租，而是有三次田租变化。
第一次是公元前178年，田租减半为三十税一；
第二次是公元前168年，田租再次减半为三十税一；
第三次才是公元前167年，田租减免。
而后在公元前155年，朝廷下令今后田租固定为三十税一。
单从公元前167年汉文帝的诏书来看，确实不太好判断。
毕竟此前田租减半都明确说了只当年有效，这一年的免田租没有时间限制。
由于没有当时在实际执行层面的细节条例有关的出土资料，一切只能靠推断。
单从诏书的字面意思来说，确实也可以理解为此后一直免租。
不过如果把汉文帝的诏书理解为永久性免田租，汉景帝元年的诏书就很难理解。
公元前168年田租是三十税一，此后就没有了田租。
那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就是恢复田租且三十税一。
那直接说恢复三十税一的田租就可以，突兀的说下令田租减半就说不通了。
况且汉景帝规定田租三十税一的时候正是刚刚登基的时候。
此前不久刚刚接连下诏赏赐百官、大赦天下和赐民爵位。
可见这次下令田租减半，三十税一是与此配套的新帝登基的福利措施。
如果是从免租到恢复免租前的三十税一田租，既不存在减半，更是加税之举。
这样的大幅加税政策和不久前一系列福利政策在氛围上格格不入。
而且汉文帝后期需要粮食的地方很多。
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
《史记》记载，汉文帝时虽然节俭，但为了维持首都行政机构的运转，每年也需要从关外运输几十万石粮食。
而由于匈奴侵扰，边境部队众多，需要的粮食更是非常庞大，朝廷已无力供给。
（文帝后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
公元前158年，汉帝国大旱，汉文帝曾经打开各地粮仓赈济灾民。
如果此时朝廷已经连续多年不收租，那么朝廷各地粮仓哪来的粮食赈济灾民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强行解释。
汉文帝下令免除田租后，以钱为征收单位的其他赋税还在。
所以各地粮仓的粮食也可能是官府利用税收买来的。
但这种做法只是理论上可行。
朝廷直接征收粮食，只要经过把粮食收上来一道手续。
但用钱去买粮，就需要经历收钱和交易两道手续，成本会大大增加。
况且对于朝廷来说，征粮是其专业，早有相对完善成熟的团队运作。
而到市场上去交易却不是其专业，中间很容易出现额外的成本。
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
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
汉文帝宠臣邓通由于得到皇帝支持，公钱私铸，富甲天下。
文帝嫡系张武贪污受贿，文帝反而多赐钱给他。
意思是你钱不够我给你，你别贪太厉害了给人轻易抓到把柄。
而且这里用了一个“等”字，也就是说和张武类似的被文帝保住的贪污者不止一个。
以汉文帝对自己嫡系亲信贪腐时的态度，下面的官员会怎样可想而知。
后面到了汉景帝时期我们会看到，舆论对文帝时期的吏治问题颇有异议。
这样可以理解，毕竟和平日久，天下日益富裕。
指望拥有巨大权力的各级官员清廉如水不现实。
可以想象，以这样的吏治水平，官府粮食需求全部依赖采购，中间会有多大的浪费。
从各方史料来看，朝廷一直有大量粮食需求，也存在不小缺口。
这种情况下，粮食租税对朝廷来说是刚需。
取消直接的粮食地租，就只能通过货币地租去市面上购买粮食。
这反而会增多钱物流通环节，使其被侵吞和浪费的机会大大增加，实际上反而会加大农民负担。
所以，汉文帝永久取消田租的可能性并不大。
当然，前面都是推测。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
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上面是汉文帝公元前167年下令免田租的诏令原文。
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之本，必须尽力扶持。
但是现在那些兢兢业业种田的农民，和商人一样缴纳田租。
这体现不出朝廷劝农的态度，因此决定免除田租。
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我们注意到四年后的公元前163年，汉文帝下发的另一个和农民、农业有关的诏令。
这个诏令询问百官，为什么现在的百姓会这么缺少应对灾害的粮食储备呢？
朝廷度量的耕地并未减少，统计人口增加的也不多。
如果看人均占有耕地的数据，我大汉应该比古时还要多。
可为什么现在粮食储备仍然非常少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
汉文帝在诏令中对帝国的农业现状和农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概括，询问。
但没有提到自己已经把农民的田租给免了，甚至连减租都没提。
要知道，这封诏令就是专门讨论当下粮食危机的。
而且文帝对当下危机感到万分不解，从各方面设问并探寻答案。
这个语境下，田租政策是重中之重，文帝没有理由不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汉文帝免除田租只在公元前167年有效。
公元前163年时，朝廷已经恢复田租，而且租税额度是传统的十五税一。
这个税收3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的减免，就完全没变过。
正因为田租维度没有变动发生，所以文帝才在讨论农业危机的诏书里不提及这方面。
事实上，不支持汉文帝永久性免除田租的证据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对汉文帝的评价里，都没包含此事。
要知道，永久性免除田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众多史论家没有理由不对此评议、赞扬一番。
但如果文帝只是免除过一年田租、减半过两年田租，那这个力度也不算特别出众，不提就比较正常了。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
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
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
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
更直接的证据，在汉景帝登基后给汉文帝立庙号的诏书。
这份诏书系统地回顾了文帝一生的主要事迹。
可以看到，其对文帝在位时的颁布的各项方针政策记录得很详细。
甚至连废除宫刑，把宫中美人释放回民间的政策都有记录。
偏偏没有提到汉文帝永久性免除田租的事。
我们也可以强行解释为汉景帝因为自己恢复了田租，所以故意不提汉文帝免除田租的事。
可这是给文帝议庙号的场合，也是盖棺论定文帝一生功绩的场合。
汉景帝刻意不提文帝如此大功绩的解释，过于牵强。
更合理的解释是汉文帝23年，绝大多数时候田租和此前一致，没有可提的点。
当然了，直到今天，史学界对汉文帝是否曾经永久性免除田租仍然各执一词。
本连载自然没能力对此事给出盖棺论定的答案。
之所以讨论文帝时期田租的细节，更多是为了探寻当时的一些经济规律。
应该说，在当时减免田租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单纯的免除田租无论对朝廷，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现代就有一些学者认为汉文帝减免田租更多让豪强地主受益，贫民百姓收益有限。
这种看法未必没有道理。
田租只是当时百姓需要缴纳赋税的一小部分。
文帝时期，成年人需要缴纳每人120钱的算赋，未成年要缴纳20钱的口赋。
此外还有作为田租附加税的刍蒿赋，大约每户30钱。
一般的五口之家大体上每年要缴纳这些人头税和户税400钱以上。
此外还有大头徭役和兵役，这一块细节比较复杂，我们暂时不做更细的计算。
我们先给个大致结论，徭役如果折算成钱，大体上每户每年至少要400。
根据出土汉简，实际上基层农民还要缴纳不少的杂税和附加税。
对此我们以后会做详细介绍，这里暂时略过。
也就是说，一般农家每年有合计值八九百钱的各类赋税。
而按照十五税一算，一户普通农民每年能缴纳5石粮食就了不起了。
史书记载文帝时期米价最低到过10多钱，那粮食地租占农民赋税负担不到10%。
就按照汉中期以后高峰时期的每石100钱算，地租也不会超过农民总负担的1/3。
对一个普通农家来收，减少几石米的地租，对其生活的影响没那大。
反而对地方豪强和大地主来说，田租影响要大得多。
其他负担基本上更多基于人头，豪强地主家庭要缴纳的赋税金额和普通农民相比差别不大。
只有田租是财产税，占地越多，要缴纳的就越多。
那些占地万顷的豪强，要缴纳的地租可以占其赋税总额的95%甚至更多。
因此减免地租对豪强地主是难以言喻的大好事。
可对百姓来说却未必，因为地租少了，官府需要粮食的地方还在。
缺口到时候更有可能从货币赋税里通过杂税、附加税的方式弥补。
而偏偏这些杂税，平民才是主力军，豪强地主缴纳金额不过其财富九牛一毛。
那单纯减免地租，反而会导致豪强有更多能力兼并土地，荫蔽佃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熟悉民情的汉文帝不会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况下，突兀的长期减免地租。
而从汉景帝减少一半地租的实践来看，豪强地主果然因此得益，迅速发展壮大。
汉文帝维持十五税一的田租政策并不代表他不重视农业、农民。
只是我们需要透过田租多寡的表面现象，结合文帝朝整体政局与战略，更深的理解文帝朝农业政策和农民政策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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