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二十一）
我们看历史上的人物，很容易受通俗读物的影响，形成脸谱化的标签。
而脸谱化的标签显然无法概括复杂的历史人物，尤其是站在当时政治顶端的大人物。
一旦无法意识到上层建筑必有的复杂性，就容易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形成两极分化的认知。
而且还很容易在两极认知之间快速反复变化，自己都无所适从。
就好比汉文帝，大家都夸他是千古仁君。
可他也有太多严厉打击乃至迫害政敌的事迹。
我们的传统印象都觉得他是爱民如子的圣君。
可仔细研究又发现好像他极力维护贪腐的嫡系亲信。
传统说法都夸赞文帝如何节俭，实为万古楷模。
可他又一手扶持并坚定维护宠臣邓通，让其成为富盖王侯的超级豪富。
于是，有的人坚信汉文帝是无比伟大的一代圣君。
有的人觉得他是一个阴险、虚伪、盛名难副的小人。
只有我们理解文帝和文帝朝的汉帝国的复杂性。才能跳出对其极端化、脸谱化的认知。
就以田租政策为例，我们更容易关注汉文帝时的田租到底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还是直接免除（见链接《田租》）。
但潜意识里总认为田租当然是越少越好，越少越代表文帝是明君。
可实际上，田租本身也绝非越少就越圣明。
而且田租越少也绝非就对百姓越有利，上节我们就详述过其原理。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田租越高就越好。
而是说，田租本身只是当时农民负担的一小部分。
无论田租还是其他货币、劳役赋税，其根本目的都是满足朝廷与官府运行需要。
在租税与朝廷、官府的运转需要相对平衡时，强行减少某个租税未必是好事。
因为现实需要在那摆着，明面上少了，最后还得暗地里收回来。
其成本更高，更不可控，民众负担反而可能加重。
因此，我们要理解汉文帝时期的农业、农民政策，不能只盯着田租看。
文帝维持田租不变不代表他对农业、农民不重视。
实际上，文帝时制定了大量涉及农业和农民的政策，很多都深深影响了后世。
只是，文帝的农业、农民政策都服务于大的政治和经济战略。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
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汉文帝曾经三次减免地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78年。
文帝在诏书里解释了减免地租的原因：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但当今社会太多人去从事商业废弃了农业。
朕对这一现象感到很忧虑，决定减半田租，劝民回归农业劳作。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
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
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
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
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第二次减免地租在公元前168年。
减免原因是文帝认为，农业是社会的根本。
他十年前就开始亲自耕种，劝民向农，但这么多年来，新开垦的荒地并不多。
他这些年来多次下诏要求百姓多种树，但也收效甚微。
这导致稍微遇到一点灾害，民间就会出现饥荒。
汉文帝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从事农业的人不足，二是地方官吏不够重视，不能很好的宣传朝廷的惠农精神。
眼下农民负担重，官吏对此漠不关心，无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于是文帝决定减租一半，以提振民间务农的信心。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
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第三次减免地租在公元前167年。
减免原因是汉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之本，必须大力扶持。
可是现在农民和商人需要缴纳同样的租税，没法体现本、末的区别。
为了更好地劝民向农，决定免除当年田租。
可以看到，每次减免地租，汉文帝都提到农业是根本。
也都暗示现在民间有过于倾向商业，舍本逐末的风险。
这看起来和贾谊对当下社会舍本逐末的批评相一致。
那文帝是不是和贾谊一样重农抑商呢？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
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
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
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
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这是公元前163年，汉文帝下发的一封诏书。
这封诏书主要在讨论这些年来帝国屡遭水旱疾疫的自然灾害，粮食频频歉收。
文帝感到非常忧虑，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民间这么缺粮？
朝廷和各地官府的粮食储备情况怎么会这么差呢？
汉文帝因此发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是朕的政事有所失且行为有缺点吗？
还是天道不顺，地利难得，人事失和，鬼神不愿享受祭祀呢？
还是百官的俸禄过高，劳民伤财的事办得过多呢？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
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
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
接下来汉文帝开始提及正题了。
朝廷这些年来每年都有度量耕地，发现全国耕地总量并未减少。
每年也都有统计人口，增加的似乎也不多。
按人均占有耕地的数字算，我大汉比之于古代还要多。
可粮食却极为不足，失误的根源何在？
是否由于百姓弃农经商，如大量酿酒而浪费粮食，？
又或者过多的饲养牲畜而消费粮食以致严重地损害了农业呢？
从小与大各方面来探计，朕还未能找出症结所在。
因此朝廷决定就此问题向文武百官问策。
请丞相、列侯、正部级以上高官（二千石）和博士们都集思广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封诏书有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我们以后再说。
单从诏书明面上的意思来看，主要讨论朝廷和民间粮食储备严重不足的问题。
一直跟随本连载，尤其是看了前面介绍贾谊的大量文章的朋友想必都会抢答了：
这题我会啊，就是由于商人太多太有钱，导致老百姓都舍本逐末了。
这些商人赚了钱后还穷奢极欲，奢侈浪费，所以天下就会缺少粮食和衣服。
贾谊就这个问题的反复上书，汉文帝肯定看过。
现在问题是，文帝到底认不认同贾谊的看法呢？
从诏书来看，文帝多半不认同，因为他在询问原因是什么？
他如果认同贾谊的重农抑商理论，就应该询问大家解决方案，而不是问原因。
尤其文帝还特地说明我从各方面数据和道理进行了分析，没有得到答案。
实际上就是定性自己并不认同商业发达导致缺粮这个舆论界比较流行的看法。
从汉文帝的实际政策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给商业解绑。
从允许民间私自铸钱到废除关禁，开放关内关外人员流通，都是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的。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就明确指出，文帝废除关禁后，给商业繁荣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条件。
但另一方面，汉文帝对农业又非常重视。
文帝朝与农业相关的各类诏书就有七八封之多。
包括三次减免田租和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这次问策，还包括带着皇后亲自耕种等劝农诏书。
文帝对农业的重视远胜此前，在整个汉朝也是排名前列。
既要重视农业，又要大幅有利于商业，这就产生了矛盾。
贾谊对于农业与商业的本末关系的论述并不是拍脑袋乱喊，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贾谊阐述的商业发达必然会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业的论点也很有道理。
那为什么文帝不听从贾谊建议重农抑商，一定要重农又重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文帝认为，当前的农业问题确实很大。
但高帝年代农业就没问题么？跟随连载的朋友就知道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农业问题更大，饥荒更厉害，农民生活远比现在艰难。
眼下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是大汉的农业发展跟不上商业的发展导致的。
是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增长比不上生意人的增长带来的。
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
回到过去共同贫穷的年代，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问题更严重。
汉文帝很清晰地认识到，商人和商业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居之一岁，种之以穀；十岁，树之以木；
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对此原理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待一年只会种田，待十年就要种树。
但如果一个家族想在一个地方扎根百年而不倒，就必须要“以德服人”？
那什么是“德”呢？所谓的德其实就是人和财啊。
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
但他们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为“素封”。
这些“素封”就是百姓中能够扎根百年的有“德”之人啊。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
司马迁接下来动情的说：
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
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
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
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啊！
我们反复介绍了，汉文帝的皇帝始终当得战战兢兢。
因为此时的皇权一直受到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一系的制衡与压制。
文帝经历了很多的斗争，但是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军功一系手里。
军功一系往往都有封国和封户，附属人口一直在增长，财富一直在增殖。
随着他们实力的稳步提升，文帝想要对付他们就会越来越吃力。
要想真正抗衡军功贵族，就必须要找到在实力上能与他们分庭抗礼的人。
但是扶持一群能和手握封国，称霸一方的王侯抗衡的人谈何容易。
想当年，秦国和战国各国都通过扶持外国客卿的方式来应对。
这种做法虽然能勉强撑过一时，但副作用非常明显。
何况现在大汉已经一统天下，找不到庞大的外国客卿群体了。
慢慢地，汉文帝发现有一个群体简直太好用了，这个群体就是商人。
商人甚至都你不用扶持，只要你对他放手就行。
只要你不去压制他，不去频繁打击他，他们自己就能迅速发展成比肩王侯的“素封”。
而且，无论贾谊还是司马迁都认可，这些“素封”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王侯。
这也很好理解，老百姓不傻，大家都知道，和平年代的王侯只靠有个好爹。
而这些“素封”却真正只靠自己。
更进一步，王侯乃至官府，都只会让自己义务劳作，而素封反而能给自己带来工作赚钱机会。
贾谊的上疏虽然是声讨商人，但也生动为我们描绘了他们更甚王侯的实际影响力（见链接：《俗激》）。
汉文帝很清楚，商人重利轻义，肯定不都是好人，甚至很多坏人。
可这样不用费力就能达成自己诉求的群体到哪去找呢？
汉文帝又怎么能不把他们当宝贝呢？
可另一方面，贾谊对商业和商人是“末业”的观点也不无道理。
当商业的发展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相匹配的水平时，的确会带来抑制农业的后果。
农业是本业，是朝廷赖以生存的根基，决不能丢。
商业是实现汉文帝战略意图的绝佳武器，同样绝不能放手。
那文帝该怎么在大力扶持商业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农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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