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二十二）
西汉时期的上层建筑，普遍都认可农业是朝廷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主业。
与之相对的，商业只是副业，是末业。
但商业致富要远比农业快速、容易，导致很多农民舍弃主业从事商业。
这就是贾谊反复呼吁的舍本逐末的含义，也是为什么他主张重农抑商。
汉文帝赞同贾谊重农的主张，更认可他提出的必须要有足够积蓄应对灾荒的理念。
所以文帝登基以来就非常重视农业，屡屡下诏劝农、惠农。
甚至还每年带领皇后和百官亲自耕田，以示重农之意，这也成为流传2000年的皇家礼仪。
可另一方面，汉文帝不肯“抑商”，相反还惠商。
他治下，允许民间私自铸钱，废除关禁，民间商业迅速发达起来。
其原理上节做了详述（（见链接：《田政》）），但这必然带来矛盾。
在那个生产力仍然非常落后的年代，商业发达了必然对农业有所影响。
比如降低农业人口、增加农产品消耗，减少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等等。
汉文帝和他的团队当然能看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通常也会极大地促进和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贾谊为代表的政论者认为商业必然损害农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恒定不变的前提下。
但事实证明，汉文帝之后的农业生产力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比如说铁犁牛耕技术虽然在战国中后期就出现，但当时工具仍然非常原始。
到文景时期，工具出现了非常大的进步，深耕能力增加了非常多。
深耕能力增加，能让过去不能开垦的田可以开垦，也能让农田的休耕时间缩小。
可以说，从文景时期开始，农田亩产水平迅速增长。
如果把农业生产力增加，农田和织物生产能力也在不断增加作为变量加进来。
那么商业发展，商品流通加速固然会减少农业劳动力，但也会大幅刺激生产力的提高。
这也是汉文帝重农的同时不抑商，甚至还惠商的根本原因。
当然，那个年代生产力毕竟很落后，商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弊端很难量化衡量。
汉文帝同样需要更多的方式，确保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文帝为此采取了新的对策，我们不妨来看下面这份关键诏书。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
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
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
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为减轻商业发展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可能弊端。
汉文帝需要更多的平衡，为此他决定从表彰孝悌力田的角度刺激农业。
进一步来说，孝悌更多是政治层面，力田顾名思义就是努力耕田，是劝农的主角。
孝指的是孝顺父母，悌指的是兄弟和睦，力田就是耕种能手。
这几个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型，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政策层面，是在汉惠帝时期。
当时在著名儒士叔孙通的主持下，孝悌力田成为朝廷扶持的对象（见链接：《叔孙通》）。
惠帝时期的政策，首先是明确了在民间分别选举出孝、梯和力田的人，然后予以免除徭役的奖励。
（高后元年）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到了吕太后时期，又设置了孝悌力田的部级干部职位。
这里由于记载过于简略有个歧义：
到底吕太后是设置一个孝悌力田的人当部级干部呢？
还是设置了一个部级干部专门处理孝悌力田事务呢？
从常理来看，应该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在汉文帝时期，对于孝悌力田的选拔和奖赏机制已经初步成型。
而孝悌力田的成型，实际上反映了儒家政治流派在基层已经占据主流。
这其中对孝悌的尊崇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理念。
秦国和后来的秦帝国非常强调小家庭，我们此前反复介绍过，秦时有很多强制民众分家的政策。
之所以重视小家庭，一是许多税收以户为单位，户越多税收越多。
二来在黄老和其衍生出的法家概念里，小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黄老和法家的根本宗旨都是“道生法”，法则应该深深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政治思路下，大家族的力量会成为法治天下的阻碍，朝廷应想办法将其拆除。
汉初仍然延续了大部分秦律，仍然维持大家庭拆为小家庭的原理。
但随着叔孙通时期对孝悌的大力表彰、扶持，朝廷对此逐步转向。
儒家强调的是教化，教化的特点就是朝廷更多通过精神文明方式引导民间自发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孝悌，鼓励大家庭乃至家族。
儒家的大家庭理念和黄老、法家的小家庭理念，从理论上各有各的道理。
但从实践来说，在当时的生产力背景下，儒家理念的社会治理成本更低。
因为儒家把民众的日常治理交给家族，这就给官府治理和民间治理解耦了。
官府和家族各自维持各自的运行规范，彼此通过一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作为接口，比秦时的深度介入反而更稳定、灵活。
所以我们始终强调，更低的耦合度带来的性价比是儒家战胜黄老、法家的根本因素（见链接：《低耦合》）。
相比于孝悌，力田主要指的是耕田突出的人士，是另一个维度。
突出并表彰力田人士，更多是鼓励农业生产层面的政策。
我们用现代概念打个比方的话，孝悌属于精神文明，力田属于物质文明。
而叔孙通对孝悌力田的相关政策，比较类似于现代的道德标兵、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汉惠帝时期叔孙通主导的孝悌力田表彰、优待政策更像是一种启动和试点。
经过了很多年的运行，相信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到了汉文帝时代，其效果想必会逐步打一定的折扣。
原理不难理解，商业繁荣了，社会经济发展了，民众更加富裕了。
朝廷财富在帝国整体财富的占比也在下降。
此时朝廷对孝悌力田先进人士的表彰主要是一些赏赐和免除徭役。
在汉惠帝乃至高后时期，这些赏赐和优惠的力度想必是很大的。
但是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些赏赐和优惠的相对力度就在逐渐下降，对民众的吸引力也会下降。
大家公认要想发家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织衣不如开门做生意。
在这种新局面下，尽管朝廷仍然只是大力表彰，民众对此没有太大感觉。
现在需要分析的是，孝悌力田表彰政策是否要逐步废弃或者形式化呢？
汉文帝和他的智囊经过仔细思考和分析后认为：
孝悌力田政策是解决商业与农业生产不平衡问题的好钥匙，应该继续，但需要优化。
汉文帝把孝悌力田的概念扩大，和三老与廉吏并列，放到了同一个层面。
三老是刘邦时期正式设置的一个基层官职（见链接：《三老》）。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这个角色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局长。
而廉吏的意思更加简单明了，就是廉洁的基层干部。
汉文帝正式宣布，按照户数比例设置孝孝、悌、力田者为常员。
意思就是孝悌力田这三个模范按照多少户必有一个的方式设置。
这种设置模式逐渐有把这三位先进模范官员化的倾向。
而且文帝也明确把他们和已经是官员的三老、廉吏并列。
更进一步，文帝还明确规定他们有教导、带领民众领会朝廷精神的义务。
可以看出，虽然孝悌力田人士并没有朝廷正式编制，但已具备相应权力。
如果用现代行政模式理解，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他们类似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汉文帝抬高了孝悌力田者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一种惯用的思路，一方经济收益高，另一方就增加政治地位。
我们可以通过后世一些零星的史料看出，孝悌力田人士虽然不是干部，但在当地确实拥有类似干部的权力。
而有了孝悌力田人士的身份，对后续进一步成为朝廷正是编制会有帮助。
孝悌就不用说了，到后来成了地方名士晋升官场的主要敲门砖。
以至于“举孝廉”到后来成为出来做官的代名词。
力田直接做官的例子少一点，但也不是没有。
比如卜式就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通过力田得以升为正式官员的例子。
另一方面，孝悌力田人士的免除徭役优惠仍然在继续，还能得到很多其他优惠。
比如说这一次，孝者可以得到五匹的赏赐，悌者和力田者都可以得到二匹的赏赐。
总的来说，努力种田成为和孝悌、三老、廉吏并列的教化人士。
其目的自然是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与商业抢夺劳动人口。
当然，从直观感觉来说，努力种田就有机会成为朝廷官吏固然有吸引力。
但毕竟有这种机会的只是极为出色的很小一部分人。
这项政策能在一定范围内激发人们积极种田，争当上游的热情。
可名额毕竟有限，普遍人群可能还是没有争夺这个种田先进模范的机会。
那这个表彰力田的政策的影响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一项政策光有奖励仍然不够，需要和惩罚并行增加其威力。
西汉中后期有多处记载提到，如果地方社会风气不好，要追究地方官吏、三老与孝悌的教化责任。
孝悌不是朝廷正编干部，但是却需要和朝廷正编干部一起承担责任。
既然孝悌要对社会风气负责，我们有理由相信，力田人士也要对农业生产不力负一定责任。
有了责任，实际上又反过来有了权力。
因为我们这个集体如果在该事项上没有办好我要受罚，我就只能拼命催促你们办好他。
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会受罚，往往也不得不接受其管理。
乡里百姓是否做生意，做生意是不是会耽误种田，地方官吏不便管理。
毕竟当下朝廷的大方针是鼓励商业流通，律令层面对此没有限制。
在这种大背景下，大部分地方官吏通常不太愿意给自己找太多麻烦。
况且做生意赚钱的风气下，地方官吏一个对很多个也管不过来。
但在乡里设置了孝悌力田人士，尤其是力田人士后，情况就不一样。
成为力田，不仅是荣誉，还有明确的好处，力田者就会有积极性。
一个人如果经商很成功，赚了大钱也就罢了。
一旦做生意也就一般般，比种田的强不了多少，那就有人管了。
你这片被授予力田者多半会来问候你，时常督促你。
总之，我不管你做不做生意，你种田不能耽搁了，不能因为你耽搁咱们这一片，最后影响到我背责任。
把力田设为常员，确定了选拔范围，就等于固定了其管辖范围。
通过一定的赏赐、远期激励和明确责任与处罚，就起到了以点代面的监督效果。
这些也都是现在仍然惯用的低成本管理手段。
另一方面，孝悌力田这一特殊半官半民职务的设立，也是汉文帝整体政治战略的重要拼图。
我们必须要清楚，文帝不是像后世旁观者那样坐而论道。
他是权力始终受到巨大挑战的空降皇帝，他的所有政策和战略都必须以自己和自己后代能活下去为根本前提。
眼下文帝最大的诉求就是削弱军功勋贵群体的势力。
而军功勋贵之所以强大，固然是掌握了部队的控制权，但经济基础是一切政治权利的核心。
军功勋贵普遍拥有封地，随着户口不断增加，他们可以通过封地内民众租税获取大量经济利益。
所以这些军功勋贵们可以一边当官，一边坐收钱财。
这让军功勋贵家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帝国可以和皇室并列的最有财富的团体。
而这也是军功一系得以不断串联、篡夺更多政治和军事权益的根本基础。
为此，汉文帝采取开放禁令，扶持商业作为核心应对手段。
商人迅速崛起，他们的财富很快超越了大部分军功勋贵家族，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
接下来对孝悌力田者赋予政治权利，
而且至少在政策设置初期，孝悌力田人士大多是普通民众。
他们逐步成为帝国行政机构里的毛细血管，有效的渗透进军功勋贵们食邑内。
而且孝悌力田政策也有助于缓解与平衡扶商灭贵政策，提供农业生产力。
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政策，起到了不错的宏观调控作用。
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一系的相对财富不断缩水，对地方和中央行政机构的影响力也不断减少。
而这些政策润物细无声，使得军功勋贵一系找不到串联起来积极反对的点。
这也是为何军功勋贵一族会快速从权倾朝野到后来的无力还击。
PS：推荐一个优秀的历史类公众号，喜欢的朋友可以进去看看文章然后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