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艰难缠斗（二十九）
公元前166年，公孙臣上书要求改正朔，易服色（见链接：《一场游戏一场梦》）。
自此拉开了汉文帝和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一系的又一场搏斗。
这场以改制为名义的搏斗大约持续了接近三年时间。
最终以文帝一手扶持的宠臣新垣平被夷三族，改制失败告终。
这一次惨败对汉文帝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他这几年的一系列行为沦为笑话，他本人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假设文帝好巧不巧马上就不幸去世的话，会以什么样的形象留在历史上还真不好说。
没准就成为一个头脑简单、本事不大却妄图学习秦始皇，以至受人欺骗的小丑。
好在文帝还活了7年多，他总算还有机会扭转极度不利的局面。
日子还得继续，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整后，汉文帝终于站出来应对此事。
有趣的是，他的应对方式和15年前第一次面对惨败时几乎一样：
他再次下了一封类似罪己诏的认错诏书，同时又再次向群臣问策。
（汉文帝后元元年3月）诏曰：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
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
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
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
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
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
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
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这篇罪己诏一开始就说，过去几年频繁欠收，各地屡遭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
朕深深的感到忧虑，特地下诏求问原因，也求问解决方案。
这个开篇很有意思，因为就在三年前，汉文帝还因为连年丰收而大幅提高祭祀规格。
就在两年前，文帝还以大丰收为名亲自郊祀五帝，寻求改制。
可见，年成到底是丰收还是欠收，不仅取决于老天，也取决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果。
大汉那么广阔，总有地方是丰收的，也必有地方遭遇水旱灾害。
汉文帝春风得意，主动开战的时候，天下就是连年五谷丰登，连年丰收。
这自然是天降祥瑞，要我大汉皇帝赶紧改制以祭拜上苍的厚赠。
等文帝惨遭失败，那故事自然就变成昏君荒淫无道、天下民不聊生了。
所以汉文帝马上就说，朕愚而不明，尚不知其原因何在。
是不是朕的政事有所失且行为有缺点呢？
这里，文帝口气很谦卑，承认自己是个愚蠢的不明白事理的人。
要不然怎么会被新垣平欺骗做下这么多荒唐事，以至于被你们取笑呢？
所以现在天下灾荒连年，多半又会是朕的过失吧。
不过汉文帝很快又话锋一转，开始了反击。
会不会也和天道不顺，地利难得，人事失和，鬼神不愿享受祭祀有关？
又为什么不是是百官的俸禄过高与劳民伤财的事办得过多呢？
为什么粮食竟如此的缺乏呀！
汉文帝没有像15年前那样一味的认错，他开始了各种设问。
欠收当然有可能是人事失和，可也不能说和天道与地利没有一点关系吧？
你们老逼逼我这些年连年祭祀是如何的罪大恶极。
可是鬼神难道会因为我祭祀他们而降下灾祸？说不过去吧？
怎么就不能是因为我们怠慢了鬼神，祭祀得还不够导致他们不满呢？
现在从朝廷到老百姓都缺乏粮食，朕承认。
可你们怎么就把责任都推到朕这些年劳民伤财的头上呢？
你们这些军功元老这么多年来享受了多少财富，多少高官厚禄，你们不知道么？
怎么就不能是因为百官的俸禄太多导致的老百姓财富变少呢？
这个开篇为汉文帝的这封诏书奠定了一个防守反击的基调。
文帝接下来继续就粮食问题发问：
度量耕地并未减少，统计人口增加的也不多。
现在咱按人口平均占有耕地，比之于古代还要多。
农民的条件变好了，粮食却极为不足，失误的根源何在？
现代流行一句话，叫做造谣式辟谣。
汉文帝这封诏书里的这段提问，也可以总结出一个类似的次：反驳式提问。
表面上文帝在继续追问，为什么粮食不足，到底失误在哪里。
但实际上是在反驳政敌对于粮食问题来自皇帝政策的诘问。
咱们看看数据嘛？每年的统计，人口和新开垦的耕地都在同步增加。
咱们要不要除一下老百姓的人均耕地，看看是不是每年都在上升？
人均耕地多了说明朝廷的政策好啊，粮食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啊？
怎么反而粮食不够了？莫非是你们群臣数据造假了？
到了最后，汉文帝终于还是点出了本次诏书的主旨：
是否由于百姓弃农经商以致严重地损害了农业呢？
比如说他们大量酿酒而浪费粮食，过多的饲养牲畜而消费粮食？
探究朝政中从小到大的各方面，我还未能找出症结所在。
恳请所有高级官吏和高级顾问给朕答疑解惑。
只要能有助于百姓的利益，请半点也不要隐瞒。
到了最后，汉文帝终于就大伙最关心的商业和商人政策问题，给出了回应。
但是文帝采用的设问口气，最后马上跟一句我找不到具体原因。
这也充分表明了他的态度——不认为自己的商业和商人政策有问题。
相比于十五年前的诏书，汉文帝这一封诏书的姿态要强硬很多。
十五年前的文帝刚刚即位，还没有政策方向可言，还在进行一系列人事斗争。
十五年后的文帝已经有了完整的施政方案，要维护的东西实在太多。
故此他决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
当然，我们也能清晰的感受到改制事件惨败给汉文帝带来的打击。
他谦卑了许多，也沉抑了许多，无复此前的意气风发。
他的诏书不再像以前一样开门见山，多了几分谨小慎微。
我们从一年后下发的另一封有关对匈政策的诏书中也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
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
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
这封诏书的目的是决定和匈奴和亲。
按照惯例，无外乎是回顾对匈交往，最近局势，表达双方国主修睦意愿等等。
可是汉文帝这篇诏令一开口就是朕不是圣明君主，没能力德被远方，以至于邻国屡屡侵扰。
文帝把这些年对匈的不佳局面统统归罪于几。
然后总结眼下大汉由于匈奴侵扰带来的后果。
马上又说造成这样悲惨局面，都是由于朕的薄德而不能使远方悦服所致。
接下来具体描述这些年边境现状，又总结说这都更加凸显了朕的德行不够。
这般接二连三的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对，显出文帝此时心情非常抑郁。
可以想象，在朝堂上面对重臣的时候，汉文帝只会更加谦恭。
但表面的虚心却不代表文帝就此认输，就此放弃。
恰恰相反，他把面子上的东西统统抛开，对里子反而更加维护。
最简单的，展开轰轰烈烈的真理大讨论后，结果如何呢？
后世没有留下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启的这次大讨论的文集。
我们已不清楚群臣们到底都谏言了哪些，展开了哪些争辩。
但我们能清楚的看到，在朝廷根本方针政策上，一切照旧。
尤其是在最敏感的商业与商人政策上，我们没有发现改变！
在关乎自己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汉文帝表现得很坚定。
他名义上发动大讨论，实际上却是公开为自己的战略辩护。
尤其是他一方面邀请丞相、列侯和部级以上官员（吏二千石）踊跃讨论。
一方面他又让自己眷养的一批高级顾问（博士）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可以想见，这次大讨论很有可能发展为一次大辩论。
以张苍为首的军功元老一系高级官员多半会对当前的商业与商人政策开炮。
代表汉文帝意志的众多博士势必会做出反驳。
最后的结果来看，文帝至少没有再输一场。
自从贾谊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政策以来（见链接：《重农抑商》），抑商就成为朝廷舆论的主流。
我们不怀疑贾谊提出这个观点是出自对汉文帝的一片忠心。
但从此后的历史进程看，贾谊的重农抑商理念反而成为军功一系最喜爱的武器。
道理也不难理解，军功一系最讨厌的是谁呢？恐怕就是商人。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里生动的描绘了商人对官员贵族的巨大伤害。
千金之家就可以比肩列侯，万金以上者甚至与王者同乐。
民众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的俗称：“素封”。
意思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封赏，没有俸禄，没有皇帝赐予的爵位和食邑。
可是他们的财富带来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享受，却能与这些达官贵人比肩。
司马迁进一步表示，老百姓要想出人头地，经商就是唯一出路！
靠种田，靠织布？你劳作到猴年马月也没法和人家官二代、贵二代比啊。
靠打仗博功名？你有那个命么？
再说了，从商鞅以来，打仗从来都是小兵卖命糊口，军官坐镇后方赚爵位（见链接：《传销大升级商鞅变法的本质——一场传销大升级》）。
唯有经商，那才是来钱快又机会多。
表面上，那些官二代和贵二代有资本和人脉优势。
可实际上他们太有钱了反而缺少压力与动力，更缺少实践机会。
只要朝廷不出手，只要朝廷能让大家公平竞争。
官二代和贵二代们能冲出来的反而不占多数。
这些不断崛起的商人无疑对军功贵族带来了巨大冲击。
根据司马迁的介绍，军功贵族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朝廷封户带来的租税。
大致上是每户每年200钱，千户封侯每年就是20万，当然不是少数。
大的列侯当年封户就上万，经过很多年的发展，甚至能扩充到几万户。
他们每年坐在家里就能收到的钱有几百万之多。
但是他们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也都是不小的开支。
加上他们家族子嗣众多，还有很多奴仆、护卫要豢养。
一些封户数不算太多的功侯后代，日子过得也算得上紧巴巴。
相反，一年能赚几十万上百万的豪富，大体相当于现代的亿万富翁。
虽然难得，但每个郡也总会有那么几家，他们单论财力往往更胜功侯家族。
虽然说大汉沿袭秦帝国时期一些对商人的歧视政策，商人地位不高。
问题是，在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你很难说什么样的人才算商人。
朝廷对商人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市籍。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工农士等其他身份。
即便你做生意赚取亿万财富，你也不是商人身份，可以不受限制的当官。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张释之，他当年就是靠出钱买官进的官场。
没想到后来成为汉文帝心腹，当了七年廷尉，让文帝一度掌控了司法大权。
类似张释之这样的中产乃至富商阶层的官员相信不会太少。
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财富让一家子都成为官吏。
甚至有能力借助宗族力量成为地方官场的主导。
这些富甲一方的生意人一旦成气候，会动摇军功一系的官场根基。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达官贵人们喜欢哭着喊着要皇帝重本轻末。
对他们来说，任何放松监管商业的政策倾向都必须群起而攻之。
汉文帝在与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一系的斗争中屡屡失败。
而后来的皇帝在与达官贵人的斗争中似乎很容易就能拿捏他们。
后世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文帝太过仁慈，或者过于软弱。
其实呢，这就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没有文帝对这些达官贵族从根上的打击，他们哪可能像后来那样乖如猫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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