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七国之乱（四）
大约在公元前170年前后，晁错就农业问题提出纳粟拜爵的重大提议。
汉文帝读后大为振奋，立即下令全盘执行（见链接：《纳粟拜爵》）。
又过去了大约一年，晁错再次上汉文帝。
晁错这封上书，首先是拜谢汉文帝。
文帝对晁错的提议非常重视，几乎全盘采纳，令晁错又激动又兴奋。
他赞叹这实在是英明的皇上对天下百姓与自己的莫大恩惠。
客套完后。晁错开始进入正题：
上次臣上书的主要内容是激励民众向缺粮边疆缴纳粮食。
从政策执行的情况来看，情况好啊，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申请缴纳粮食获取爵位的人非常多，比臣想象的更多。
这也说明经过三十来年的和平发展，帝国的商业发展很快，有钱的富人很多。
所以臣担心，民间高涨的捐粮热情，会使粮食多得让边郡都承纳不了。
臣提议，如果商人缴纳的粮食足够边境将士食用五年，咱就可以换了。
商人可以继续缴纳粮食，不过这些粮食不再运往边境，直接运到本地官府。
如果本地郡县收到的粮食足够支用当地一年以上的行政运转呢？
那陛下就要时不时的赦免农民的租税。
这样，恩泽加给万民，人民更加勤勉务农。
即便他们碰巧遇到要出远门服役，又或者遭受水旱灾害，也不会陷入困境。
如此则天下得以安宁，每年都能五谷成熟，人民就能富足安乐。
汉文帝显然又采纳了晁错的这个补充提议。
公元前168年，文帝下诏当年田租减半，从十五税一降到三十税一。
公元前167年，文帝再次下诏，命令减去当年地租。
这一段记载同时也能了结前面咱们探讨过的一桩公案（见链接：《减租》）。
千多年后，一度流行汉文帝曾经免除农民地租十多年的说法。
现在我们知道文帝这个举措其实源自晁错的提议。
那我们就能看出，文帝应该只是免除了公元前167年当年一年的地租。
晁错说得很清楚，当商人缴纳的粮食足够全国官府一年所需的时候，可以减免租税。
而且提议强调是“时赦”，根据当年收到的粮食情况决定是否赦免地租。
公元前168年，纳粟拜爵政策刚开始实施，效果很好，于是文帝决定当年减租一半。
又过了一年，纳粟拜爵进入高峰期，很多此前还在观望的人也纷纷入手。
朝廷收到了非常多的粮食，于是当年的地租全部减掉了。
但纳粟拜爵是个一次性的政策，爵位买到手了就一直持有。
前两年非常多是因为过往几十年来的存量全部涌入进来。
两年的时间足够消化掉绝大部分存量，此后就只剩每年的增量。
每年新晋的足以花大价钱买爵的大商人不会有太多。
所以此后朝廷所收纳粟换爵的粮食，肯定也会比前两年下降不少。
因此公元前166年之后恢复过往地租份额是合理判断。
通过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古时的经济原理。
朝廷的地租通常被作为衡量朝廷和皇帝是否仁慈的标准。
但实际上全国范围的地租通常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朝廷的角度，地租只是税收的一部分，地租总数不少但通常也不占税收收入的大头。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地租往往只是个人负担的小头。
《汉书·食货志》就总结过，佃农不用交朝廷的1/30的地租。
但他们需要向大地主缴纳一半的收入作为地租。
所以得出一句名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也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汉文帝的轻徭薄赋尤其是纳粟拜爵政策也提出过异议。
很多人认为文帝减掉的税只是有利于大商人大地主。
更有很多人认为，文帝的宽松政策才催生了后世的豪强门阀。
别说是古老的文帝时期了，就是近现代的各国政府，每次减税也都会引发大量批评。
所用的理由也都是减税只是减了富人的税，对穷人没好处。
回到这次的纳粟拜爵政策，其引发的议论会更多。
纳粟拜爵使得文帝有机会减掉一年半的地租（一年全面、一年减半）。
汉末统计可垦地高达八亿多亩，咱们就当汉文帝时只有一半，也有四亿亩地。
汉廷此时直辖的地已经超过一半，我们把可征税土地算少点，朝廷也直辖了二亿亩地。
考虑到当时还是轮耕状态，我们按晁错估的每亩平均一石粮食计算。
那么汉廷一年半的地租相当于二亿亩地一年半的收入的1/15。
也就是三亿石粮食的1/15，约有2000万石。
换言之，缴纳粮食的大商人上万，其中缴纳上万石粮食获得超高爵的很可能过千。
这些大商人大地主的土地必然有上万亩。
他们不可能都自己耕种，必然是租给佃农。
而能够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粮食，也就意味着他们必然收取高额地租。
这么多拥有巨大不动产的商人，现在又获得了爵位摆脱了身份桎梏。
他们自然就有了机会垄断地方官场，看似有了后世门阀士族的雏形。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打击商业，打击商人才是正道。
怎么汉文帝反而给商人好处，这是走了歪路啊。
但我们不妨思考下，门阀士族真的成型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商业凋零，甚至连钱的流通都受到很大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谷甚至盐巴都能被当成钱使用。
尤其是在土地平整的北方平原，商业流通到了冰点。
而最后打破门阀士族社会的关键也是商业的重新繁荣。
这些我们在晚唐连载中做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同样的，单看政策，自然是汉文帝支持鼓励地方豪强。
汉景帝、汉武帝则越来越严厉地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
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强硬手段被发挥到了极致。
可是历史也很清晰的告诉我们，门阀士族社会，恰恰快速成型于武帝之后。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汉文帝、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谁导致了门阀士族的壮大。
但我们至少应该看到，所谓文帝宽松商业政策会引发豪族问题的看法不合理。
甚至也许正好说反了，个中细节，我们以后再详细介绍。
咱们回到正题，从晁错和贾谊的遭遇，探索什么样的下属更容易受大领导赏识。
晁错提出纳粟拜爵的构想并得到文帝采纳的时候，贾谊还活着。
晁错对农、商关系的系列上书基本和贾谊《治安策》中同类课题同时。
而最终的结果也令人唏嘘，成名已久的贾谊的提议再次被束之高阁。
而刚刚出头，级别暂时还远低于贾谊的晁错却屡屡命中。
后世很多学者都说，汉文帝曾经在公元前179年下令减半田租。
而且还接连两次亲率百官耕种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这些都是其采纳贾谊重农提议后的决策。
但这么算实在很牵强，因为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自主制定的。
贾谊写了那么多文章，从没有提到过如何减租，如何亲自耕种等。
也就是说，汉文帝最多可以说是接纳了贾谊的重农理念。
可当时提出重农理念的可绝不是贾谊一个人。
甚至从高帝刘邦到汉惠帝，没有人不重视农业。
他们也都制定了一系列减免田租、奖励耕种的政策。
更何况，贾谊的核心理念是重农抑商，强调抑商来重农。
他对农业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首先是当今天下粮食和衣物的积贮少，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接下来就是探讨为什么天下积贮会少呢？因为大家都舍本逐末。
再往下，舍本逐末带来进一步恶果，那就是社会风气败坏。
这使得民间崇尚奢侈，导致产出减少浪费增多，加深积贮危机。
贾谊的核心理念就是商业和商人是当今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尤其在公元前170年前后贾谊再获重用后的一系列上疏。
他从各个角度对商业发展带来的弊端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
其文章不仅华丽，而且工整，情绪饱满激扬。
这些文字感染力很强，相信汉文帝读后也很难不被触动。
可是除此之外呢？说了这么多吓人的，该怎么办呢？
我们观察贾谊的提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大。
贾谊的文字相比于过往儒士更接地气。
但他的整体文风仍然是非常典型的文人色彩浓厚的宏大叙事。
以农商政策提案来举例，贾谊反复强调要重农抑商，那他的主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加强礼制，要更加强调礼仪的神圣不可侵犯。
要通过更加严密的等级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消费。
这样，等级低的商人就可以被全方位地限制住了。
这样，社会的风气就能被扭转，按照朝廷的期待走向正道。
对于以上解决方案，我们先不说其中是否有不切实际之处。
就单纯从方法论上看，这其中有任何可执行的措施和步骤么？
没有，纯粹就是一个框架，一个理想，一个远景纲要。
这样的提案就是非常典型的宏大叙事，除了宏大，什么都没有。
对比下晁错提出的纳粟拜爵建议就很不一样，其诉求和路线都很明确：
政府允许民间通过缴纳粮食换取爵位。
进一步缴纳的粮食优先用于补充边境地区。
当边境地区储存的粮食超过每年粮食预算的五倍后，粮食转移到地方官府。
当各地官府的粮食储备普遍超过一年预算后，就开始给农民减租。
整个提案没有任何额外的感情与情绪，步骤清晰，操作简明。
当然，两者的差别并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技术手段上。
两人最大的差距在于整体思路上，比如说一个反复强调抑商，一个却反过来扶商。
但这种思路的差距却并不是因为两人的派别或者思想体系本身。
这种差别更多来自两人的做人做事方式有根本不同。
贾谊在他的文章中反复表达他对汉文帝的忠诚和爱。
他无比虔诚的多次表示自己一切所做所思都为文帝着想，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
任谁看了贾谊的文章都不禁为其忠于皇帝和帝国的拳拳之心所打动。
相比之下，晁错的文章里这种浓烈的情感表达得要少很多。
嘴上说得倒是好听了，可实际上贾谊真的有设身处地的为汉文帝想过么？
我们读贾谊的政论文有一个很明显的直观感受，就是其“气”非常充沛。
说得更清晰点就是其主观意识非常强，往往是为了论点找论据。
更重要的是，贾谊所论大多数时候都和文帝的实际需求有很大的疏离。
比如说在周勃下狱的大事上，贾谊却在上疏说阶级（见链接：《周勃出狱》）。
贾谊的道理阐述得不可谓不透，可这并不是汉文帝最需要的事。
对文帝来说，怎么获得决策权，怎么消除周勃下狱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是当务之急。
然而，贾谊却执着的从宏观层面讲了一堆大道理。
对农对商政策，对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提议也是如此。
我们先不论其中对错，贾谊有思考过汉文帝当时最大的难题和痛点么？
文帝的一切困境在于军功元老及其后裔势力过于庞大，极大削弱了自己的权力。
文帝眼下的一切心思都放在如何或正面或侧面的逐步扭转双方实力对比。
而贾谊的所有提议都是随心所欲，很少认真去考虑文帝的诉求。
贾谊像极了一个被宠坏的天才横溢的孩子。
他嘴上一直说着我如何爱您，如何要孝敬您。
可他一心想的都是怎么样展示自己的才华，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世界里，不断思考着怎么完善自己的理想国。
他很难意识到自己要站在文帝的视角去思考下问题，看看人家的需求。
而晁错不一样，晁错是被打大的孩子，是独立挣扎求生的屌丝。
当然，晁错靠笔杆子进朝廷机构，在普通人层面已经是了不得的天才。
可是他和贾谊这样的天纵奇才相比，确实就变成了屌丝。
晁错于他漫长的成长中学会了如何实事求是的分析汉文帝的需求。
而晁错能出头，恰恰在于他惊人的归纳分析能力，准确把握了文帝的根本诉求（见链接：《崛起》）。
所以我们会看到晁错的提议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皇帝重视，采纳。
因为晁错虽然级别低，可他写的一切都经过了认真地思考与观察。
他的提议总能做到既符合实际，又能挠到汉文帝的痒处。让文帝忍不住与他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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