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国古代礼之大成，是一部比较完备、反映古代礼仪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辑录，共20卷49篇(一说47篇，估计是把《大学》和《中庸》独立出去之后的说法，小编注)。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子弟都很重视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的有力工具。
后人研究《礼记》，可通过它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中了解等级和阶级的构成等，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探索。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孔子坐着休息，子张、子贡、子游三人在一旁侍立，闲谈中谈到了礼。孔子说：“你们三个人都坐下，我来跟你们说说礼，以便你们能够到处运用，无所不至。”子责马上离开坐席应答道：“请问老师要讲的礼是怎样的呢？”孔子回答说：“恭敬但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粗野；虽然外表恭顺但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花言巧语；虽然勇敢但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乱来。”孔子又补充说道：“花言巧语只是给人以仁慈的假象。”孔子又说：“子张，你做事往往过火，而子夏则往往做得不够。子产好像是百姓的慈母，他能让百姓吃饱，却不知怎么教育他们。”子贡又马上离开坐席回答说：“怎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呢？”孔子说：“只有礼呀！礼就是用来掌握火候使人做到恰到好处的。” 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子贡退下来，子游又上前问道：“请问礼的作用是不是就在于治理丑恶而保全美德吗？”孔子说：“是的。”子游又接着问：“究竟怎样治理丑恶和保全美德呢？”孔子回答说：“郊天祭地之礼，就是对鬼神表示仁爱；秋尝夏谛之礼，就在于对祖先表示仁爱；馈食祭奠之礼，就是对死者表示仁爱；乡射、乡饮酒之礼，就是对同乡邻里表示仁爱；招待宾客的食飨之礼，就在于对宾客表示仁爱。”
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
孔子说:“如能明白郊天祭地的道理，懂得秋尝夏禘的意义，那么，对于治理国家的事就了如指掌了。所以，日常起居有了礼，长幼就有了分辨；家庭内部有了礼，一家三代就能和睦；朝廷上有了礼，官职和爵位就有了秩序；田猎时有了礼，军事演习就能熟练；军队里有了礼，就能建立战功。于是宫室都符合尺度，量具和祭器都符合法象，五味调和合于时节，音乐合于节拍，车辆合乎规范，鬼神各自得到享祀，丧葬的安排能表达适当的悲哀，辩论谈话有伦有类，百官各掌其职责，政事也能顺利施行。将礼运用于自身的行动和眼前一切事情，一切就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了。”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 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治理事情的方法。君子办事，一定要懂得治理的方法。治理国家而没有礼，就好像盲人没人扶助，茫然失去了方向，不知往哪儿走。又好比黑夜在暗室里摸索，没有蜡烛能看见什么呢？如果没有礼，手脚就不知往哪儿放，耳目也不知怎么使用，进退揖让都没有规矩。这样一来，日常起居就分不出长幼上下，家庭内部就会三代不和，朝廷之上官爵也乱了套，田猎练武失去了指挥，军队打仗失去了控制，宫室没有尺度，量具和祭器不符合法度，五味不能按时节调和，奏乐也不合节拍，车辆也不合规范，鬼神没有供品，服丧不能表达悲哀，谈话不伦不类，百官失职，政事不行，自身的举动和眼前的事情，一切都不适宜。像这样就没有办法领导民众协调一致地行动了。” 子曰：“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茍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
孔子说：“你们三个人仔细听着！我告诉你们，除了上面讲的礼以外，礼还有九个节目，而大飨之礼占了其中的四个。如果知道这些，即令是个种地的农夫，依礼而行，也可以说是圣人了。两国国君相见，宾主互相揖让而先后进入大门。进入大门以后，马上钟鼓齐鸣。宾主互相揖让而升堂，升堂以后，一献礼毕，钟鼓之声停止。·这时堂下的管乐奏起《象》这首乐曲，而《大武》之舞、《大夏》之舞，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跳起。于是陈列美味佳肴，安排应有的礼仪和乐曲，执事人等一个不缺。
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这样做了以后，客人就不难看出主人待客的深情厚意了。此外，走路笔直，合乎曲尺的要求；旋转的弧度，合乎圆规的要求；车上的铃声，合着《采齐》乐曲的节奏；客人出门时，奏起《雍》这首送别曲；撤席之时，奏起《振羽》这首结束曲。所以，君子做事，没有一件不合乎礼的要求。客人刚一进门就钟鼓齐鸣，这是表示欢迎之情。歌工升堂合唱《清庙》之诗，这是表现文王的崇高德行；管乐队在堂下奏起《象》这首乐曲，这是表现武王的伟大功业。所以古代的君子要互相沟通感情，根本就用不着说话，只要通过行礼奏乐就可以表达意思了。”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此名也，古之人也。” 孔子说：“所谓礼，就是道理；所谓乐，就是节制。没有道理的事君子不做，没有节制的事君子不做。如果不能赋《诗》言志，在礼节上就会出现差错；能行礼而不能用乐来配合，礼就显得单调呆板。如果道德浅薄，即便行礼也只是一个空架子。”孔子又说：“各种制度是由礼来规定的，各种文饰行为也是由礼来规定的，但要实行起来，却是非人不可呀！”子贡又离席发言说：“请问夔这个人是不是只懂得乐而对礼却一窍不通呀？”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古代的那个夔吗？须知古代的人是把精于礼而不精于乐的人叫做素，把精于乐而不精于礼的人叫做偏。夔这个人只不过是在乐的方面的造诣比在礼的方面的造诣高一些罢了，所以只传下来一个精通音乐的名声，须知那是根据古人的标准来说的。”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张问到政治的事。孔子说:“子张，你上前来，我对你说。君子如果懂得了礼乐，只需把它放到政治上去运用就行了。”子张又向孔子提问。孔子说:“子张，你以为必须摆下案几，铺下筵席，上下走动，献酒进馔，举杯酬酢，这样才算是礼吗？你以为必须排下队列，挥舞羽籥，敲钟鸣鼓，这样才叫做乐吗？其实，说的话能切实施行，这就是礼；行的事能使人感到快乐，这就是乐。君子努力做到这两点，那么只要在天子的位置上南面而立，就能使天下太平。诸侯都来朝拜，万事都很得体，百官没有人敢不忠于职守的。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蒙矣。
“礼教兴起，百姓就会服从治理；如礼教毁坏，民众就要犯上作乱。从前只凭眼力测量建造的房屋，也都有堂奥和台阶之分，坐席则要分上下，乘车则要分左右，走路则要前后相随，站立也要讲究次序。这都是古代就有的道理。如房屋不分堂奥和台阶，堂屋就要混乱；坐席不分上下，坐次就要混乱；乘车不分左右，车上就要混乱；走路不分前后，路上就要混乱；站立不分次序，位置就要混乱。从前圣明的帝王和诸侯，都要分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内外的界限，不得互相超越，都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三位弟子听了孔子这一席话，心中豁然开朗，好像瞎子重见光明。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温馨提示、版权说明并致谢书：
本篇图文内容来自相关书籍或网络收集整理。意在分享智慧、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涉及到的版权或所有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侵权即删！
本号小编感谢并致敬所有为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分享而贡献力量、付出努力的人们，功德无量！
对待古籍经典，吸其精华营养、对其不合适部分亦可加以了解，从中得到启发或警示。愿于君有益！🙏
END
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欢迎阅读转发，感谢同学关注！
(♥小编没有粉丝，只有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