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于1991年的动画电影《儿时的点点滴滴》（おもひでぽろぽろ），讲述了27岁的东京上班族妙子，用10天假期回到山形县亲戚家的乡村，体验农耕生活的故事。期间，妙子频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并与现在迷惘的人生方向产生了交织和碰撞。
“你的过去对你来说还真是个承重的包袱呢。”妙子的姐姐在电话里对她说。
1960年代，彼时日本社会正流行前卫时髦的超短迷你裙、披头士乐团正展露头角，随之刮起一阵摇滚炫风，妙子的大姐在房间里贴满了披头士海报，与朋友聊天时会谈到流行歌曲“Michelle”；二姐痴迷于宝冢歌剧团演员内重のぼる的魅力，看着海报发着花痴。
这个时期也是左翼风潮以及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然而无论是在大姐、二姐，抑或是在老幺妙子的回忆里，这些大宏大的历史变革之于普通人却是脱钩的。在小学生妙子的世界里，仍是由家庭与学校的两点一线所构成，学校的营养午餐、困难的数学考试及日常里与姐姐们的斗嘴争吵，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才是妙子生活里的重心。
妙子始终介怀她在小学四五年级的生活：恳求父母半许久才买到的凤梨，全家人嫌弃不好吃之后只能一个人含泪吃完；数学考不好被妈妈姐姐怀疑智商低下；父亲以保护之名不让她发展兴趣爱好；挑食被形容得一无是处；被学校男生掀裙子以及月经羞耻等等。
“毛毛虫如果没有经过成蛹的尴尬，是不可能变成美丽的蝴蝶的，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变成难看的蛹。我之所以一再地回想起那些回忆，难道是因为我现在又要面临尴尬的成蛹期了吗？”
无论活到几岁，喜怒哀乐总是交替登场，只是快乐的事情反而不会常常被我们主动想起，真正会令我们不断思索的，反而是那些挫折、尴尬的瞬间。
Cringeworthy:A Theory of Awkwardness（尴尬理论）
本书的作者梅丽莎 · 达尔（Melissa Dahl） 认为这就是“羞愧综合征”。
书中指出，带有“未解决”感的记忆更持久。我们经历过的尴尬场景未能立刻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未解决”的感受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发生尴尬事件被别人撞见时，“我能解释”或“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不是在嘴边呼之欲出？
有学者认为，比起那些有关我们能够成功解释的场景的记忆，这种关于未能解释的、中断的场景的记忆会在脑中停留更久的时间。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尴尬的场景会让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比如：“Ta 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类似这种自我定义（Self-Defining）的记忆会比其他记忆在脑海中更鲜活。
为什么父母总是喜欢根据自己的想法限制我们的喜好？为什么数学不好就要被全盘否定？为什么大人总要勉强我们当个不挑食的小孩？为什么男孩都喜欢用粗暴的方式来对女生表达“喜欢”？所以这些不愿回忆的时刻不断困扰着妙子。
妙子身处学校小团体当中，以从众心态驱使了自己行为的时候，也让妙子错失了许多向内探索的机会。妙子直到成年才了解道当年自己这么想要姐姐的黑色包包，只是因为自己也很想得到父母的关注；第一次被隔壁班同学告白，如果有机会的话，似乎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而不是逃跑。她甚至还没想明白，当年那个脏兮兮的同桌男同学在转学之前，为什么唯独不跟她握手告别。这些当时没有自己好好思考过后，凭自己的“下意识”去执行的结果，都会形成一根根吞不下去的鱼刺，随着年纪增长时不时戳你一下。
或许是东亚的传统价值观与教育方式的影响，“从众”是被反复提及的要求之一，只有“跟别人一样才是安全的”。“独特”多少会引来旁人的侧目和非议，低调、合群一直以来是我们习惯的一种安全生存法则，即便内心知道自己有些想法跟多数人不同，但也不愿/不敢表达。因为展现自我，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未知。
妙子大姐夫的堂弟敏雄的出现，更加深了她对现况的迷茫与不安。敏雄明白自己的目标，他从东京回到乡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有机农业，虽然在东京工作的同梯时髦光鲜，敏雄也曾内心不平衡，但他深信农业是自己追求的梦想，他便能够接受一切的好与坏。
她想起自己当年因为得不到姐姐的包包而赌气，竟被父亲一巴掌打下去的委屈；想起自己本能成为受到众人关注的童星，却错失了机会；也想起那位被排挤的同学在临走前，竟不愿与她握手。在每段尴尬的成蛹期，妙子所经历的难堪其实一直存在她心里，出社会后庸庸碌碌，她始终无法诚实对待自己。她之所以怀疑自我，是因为她对“做自己”的向往；她的不自信，则反倒来使自己时时刻刻的内省，而这些本已沉淀的情绪，都在回到故乡、遇见敏雄后再次被触动。
敏雄说：“人的一生总要弄懂一些事，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在乎的是什么，哪种生活是你向往的。”相较清楚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的敏雄，妙子正好相反，恰如她小时候怎么也搞不懂分数除法的计算为何是“将分母和分子倒过来乘”。
“人活着什么都要体验看看嘛。”全家都在嫌弃凤梨不好吃的时候，妙子的奶奶这么说。
儿时的点点滴滴，塑造了妙子成为现在的自己，童年留下的伤疤不见得能结痂，年后的我们，需要百般寻觅才能与之和解。电影的后半段，长辈看到妙子很喜欢乡下，便问她：“要不要之后都留在乡下帮忙”？妙子的反应却是羞愧与尴尬。她感到羞愧的原因在于觉得自己来到乡下，只是为了弥补自己学生时代，在暑假时没有乡下祖屋可回的遗憾。不过，妙子很享受务农和乡村的生活，是在拥挤的东京享受不到的生活。
在山形的最后一晚，妙子把那位别离不愿与她握手的同桌故事告诉给了敏雄，“说不定他喜欢你，不愿和你分开才不握手的”。妙子似乎才放下了这段心结，长久以来她对于过往的纠结在于自己的片面解读，也在于她的敏感与细腻。
在回程的电车上，车厢里都是童年玩伴、同学和儿时的自己。他们默默地看着妙子，这些童年的回忆是妙子需要放下的已经远去的过往，她需要为自己做出改变了。妙子决定留在乡下，她返回村子搭上了敏雄的车，把童年的过往都留在了原地，“下一次，我不会再带着五年级的我同行”，妙子说。这不是抛弃，也非刻意抹去，而是放下过去的纠结，追寻新的人生。那些看似断裂的片段回忆，那些看似无关的小选择，才让自己被拼凑完成，也让人生因而连贯了起来。
电影中关于妙子童年的回忆，让许多观众感到“气愤”，更指出是“东亚糟粕文化合集”。以父权为核心的原生家庭，大小事情的决定都需要看爸爸的脸色；处在家庭权力上位的成员对妙子的打压和嘲讽，只是因为挑食和数学不好，就认定她不听话，智商不足。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只能照本宣科；需要自己学会忍耐和消化男生持续的月经羞辱和骚扰。甚至在成年后，被姐姐提醒27岁再不结婚就很老了，在农村的休假最后也变成了一场催婚和情绪绑架的尴尬场景。
我们若以今天的标准去看待远在昭和时代的社会种种，必然是让人感到难受的。电影为我们呈现了进步之外的保守面向，一个成长在没有多元选择的年代，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何其困难。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就在回望过去，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背负过去，妥协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