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There's
Still
Tomorrow）在登上荧幕后，成为意大利2023年度电影票房总冠军，也创下自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超越《美丽人生》成为意大利影史票房排名第五的电影。
电影用黑白画面，讲述了在1946年意大利政体公投之际，一名饱受家暴之苦的家庭妇女迪莉娅，在该国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后，觉醒不再容忍暴力，最终鼓起勇气在朋友和女儿的帮助下，逐渐找回自我，并用手中选票反抗命运的故事。
只是因为比老公晚一点醒来，一记响亮地耳光打在了迪莉娅的脸上，但她却面无表情像无事发生，立刻起床并向老公问好。暴力早就浸润在了迪莉娅的生活中，新的一天半随着轻快的音乐，而画面却与歌词唱出的生活截然相反：“打开窗户迎接新的阳光，让清新空气和花园草地的香气一起进来，打开窗户迎接新的梦想”——打开的是只比马路牙子高出一点的地下室窗户，路人走过便会扬起灰尘落入家中，还不时有流浪猫在窗边撒尿，新的一天迎接的是压抑、痛苦和隐忍开场。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迪莉娅需要照顾三个小孩、喜怒无常的老公和卧床不起的公公。每当迪莉娅“怠慢”了老公，小孩们立刻带着一脸“大事不妙”的神情，迅速逃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他们知道妈妈又要被爸爸殴打了。
经年累月的遭受暴力，迪莉娅用“他撒完气就好了”换得片刻安宁的想法麻痹自己，看不下去的女儿问妈妈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迪莉娅回答，我还能去哪里。电影用夸张的舞蹈来表现迪莉娅被暴力对待时的惨状，背景音乐中的女高音像是迪莉娅发出的阵阵惨叫，但歌词和节奏却轻快明亮，代表着迪莉娅因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开始欺骗自己一切的遭遇都是合理的。
在采访中，身兼导演和女主角的宝拉 · 柯特莱西（ Paola
Cortellesi）说：“当我还小时，我记得我的祖母和曾祖母曾告诉我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女人，他的遭遇就像是迪莉娅长期受到家庭暴力，施暴的对象是丈夫和亲戚。我很震惊，如此不寻常的事情竟被看作是日常，受害女性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总是语带幽默，但这就是我们罗马人的特点，当我们在讨论最悲惨的事情时依然面带微笑”。她还表示：“虽然这是一部当代电影，但背景是1946年5月的二战时期，代表着女性和重男轻女的问题根深蒂固，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 ”。
电影忠实呈现了这个家庭的父权文化，在迪莉娅的公公看来，儿子就应该迎娶堂姐家的女儿，他觉得只有近亲结婚，女人才会完全服从于男人。甚至他还会传授儿子使用暴力的方式：“你不能一直打她，她会习惯的。偶尔一次，狠狠地打一顿，让她明白。我就是这样对待你妈妈的，你见过她回嘴吗”。在这对父子眼中，女人只是用来干活的牲口。
当他们得知女儿要与酒吧小开结婚时，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太好了，你嫁出去这个家就没有女人了。
迪莉娅一天要打三份工，上门打疫苗、修补内衣、制作雨伞，她会把赚来的钱偷偷留下一些存着给女儿买婚纱。迪莉娅生育了1女2男，唯独女儿不能去上学，她早早地就成为了洗衣工赚钱给弟弟们攒学费，所以迪莉娅很想让女儿能够嫁到好人家，结束在这里的辛苦。
电影用一场双方家庭聚餐的场景，强化了父权世界对女性的不屑，看上去富足，有教养的准亲家公，在听到自己老婆想要参与谈论政治时，厉声呵斥其闭嘴，之前的开明温和形象荡然无存。这给了迪莉娅很大的冲击，原来这个社会，无论身处哪个阶层的女性都没有地位，暴力无处不在。
随着女儿与小开逐渐交往深入，迪莉娅总是有一种当年自己恋爱时的即视感，虽然是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却总有一层隐忧存在，包括追女孩的把戏，居然十几年后依然是那一套，引得迪莉娅一阵 PTSD 发作。随着婚期的临近，迪莉娅偶然看到两人在相处时，男方过于强烈的控制欲，令她再度警觉，不想自己的女儿变成第二个自己，她炸掉了酒吧，小开一家的财富就如爆炸，轰然消失一夜沦为赤贫，结婚更无从谈起。
而迪莉娅呢，她又会如何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命运给了她三个选择：与旧爱私奔、求助于美国士兵、手中的投票信。迪莉娅起初选择与旧爱私奔，甚至也让我们误以为那封信是私奔的邀约。而公公的死打乱了迪莉娅的计划，所有人都前来吊唁，让迪莉娅没有了出门的借口；美国士兵已经帮助过她完成了咖啡馆的爆炸，无意再去求助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迪莉娅最终选择了用手中的选票去改变社会，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因为还有明天。
Stringiamo le schede come biglietti d'amore
（我们像紧握情书那样，紧握着选票）
意大利记者安娜· 加罗法洛（ Anna Garofalo）
迪莉娅出发去投票所的时候，她把原本留给女儿买婚纱的钱全部装在信封中，放在女儿的床头，信中告诉女儿这些钱可以支持她去上学，随后义无反顾地奔赴一个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人生。她穿上新衣，涂上口红，昂首奔跑，这次她不为爱情，为自由为权利奔赴明天。
在投票所门前，发生了迪莉娅找不到自己投票信的危机，电影用“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平行蒙太奇，将情绪推至高潮。人生中的第一张选票，是她可以为自己做主的证明，也是她尝试改变的第一步，最终女儿先于父亲发现了妈妈，在最后关头递上了失而复得的投票信。
抹去口红、投下选票，迪莉娅如重获新生。当丈夫气急败坏地找到迪莉娅时，她已不再是一个人，没有退缩和隐忍。面对无数“站起来”的女性，她们团结在一起抬头紧闭嘴唇，看似无声，却胜有声。电影清晰明了地传达出，女性要真正改变命运不是寄托于嫁个好男人，女性自己的命运要有明天，需要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