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事犹酣，由因到果、何去何从的不断演进中，“敌”、“伪”、“顽”各方面的头脑、要角们之中多有“望之不似人君”者，以自媒体时代特有的肤浅和轻佻，仍在枉自消费着“和与战”这样事关众多人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不由得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闻鼙鼓而思良将”，不禁令人怀想，眼下的局面，如果换成几十年前久经考验的、胸中总是先有韬略、再有成竹的靠谱政治家，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测、可控，也更安全？每每此种思绪一起，首先闪烁出来的形象总归立即会是1974到1982年间担任当时西德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年12月23日—2015年11月24日
施密特很早就进入联邦政坛，1953年时，他已经是第二届联邦议院中屈指可数的年轻议员。虽然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还蹒跚在为期二十年漫长的在野道路上，但是年轻的施密特以他的能言善辩和敢于直面挑战当朝的阿登纳总理及其部长们，在议会辩论中迅速地声名鹊起。当议员施密特在某一次质询中把政府席上诸公诘问得理屈词穷时，某执政党议员恼羞成怒地叫出了将伴随施密特一生的外号：“Schmidt-Schnauze（狗嘴施密特）”。先是执政党议员们这么叫，当然是骂着泄愤。可骂着、骂着，执政党议员们对于他的“狗嘴”既恨又怕又敬，有时还为他的俏皮话偷着乐；然后他自己的党派也跟着这么叫了，不只是戏谑，很多的还是加油打气。
与之相伴随，整个新闻界也越来越被这样一个有个性、有才华、有闪光的形象所吸引，而早已不胫而走的外号“狗嘴施密特”简直就是富有穿透力的绝佳招牌。后来，出身于一个老牌普鲁士贵族家族的有名艺术家（艺名洛里欧/Loriot，本名则是充满贵族式繁文缛节的Bernhard-Viktor Christoph-Carl von Bülow）还专门为施密特创作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卡通形象。
洛里欧/Loriot为施密特创作的卡通形象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句话，无论是其比喻意义还是实际含义，都无比贴切地印证了施密特的领导风格和才干。1962年2月16日，飓风引发海水倒灌，空前的水位造成易北河、威悉河多处堤坝坍塌，导致汉堡市区大面积被淹，狂风暴雨更是加重了灾害，当时已经回到家乡汉堡市担任内政厅长的施密特在市长来不及赶回的情况下，不待请示、协调，自动接过领导职能。用他自己事后总结的话讲，“战争时期，我只是一个中尉。当时，为了抗灾，我毫无顾虑地向任何我需要的人员发布命令。”更为果敢专断的是，在德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把法律程序奉为圭臬的国度，他敢于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不容争辩地向邻近的德国国防军、甚至北约的驻军发出了出动抢险的命令，直接调动直升机、舟桥、工程车辆……所有接到命令的部队正苦于有心出力、无从下手的困境，眼看施密特明确有序的一道道指令，群情感奋、莫不争先。
最有意思的是，当汉堡市长终于从外地赶回汉堡时，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施密特对他的顶头上司表示，自己正忙着，顾不上汇报情况，让市长先去旁边休息。看着指挥室里的忙碌景象和施密特心无旁骛也旁若无人的专注，市长大人真的就很识趣地走到旁边的房间，不再打扰这一已经进入高效循环的紧急处置流程。
施密特在指挥汉堡抗洪救灾时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虽然夺去了三百多人的生命，但考虑到汉堡这样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全面受灾，因为救援的及时和得力，能够保全绝大多数市民的安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奇迹。施密特处变不惊、指挥若定，而且在危急关头毫不顾忌权位、权限的有担当，引起了全联邦范围的瞩目。
几年以后，施密特也众望所归地从汉堡回到了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从1966年起，先是在所谓“大联合政府”时期任社民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在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出任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兼财政部长，当他1974年接任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职务时，被朝野各界一致认为是历练最完整，在内政、外交与国家安全、财经各主要方面均有全面执政经验的不二人选。
从1949年建国，直到1990年东、西德完成统一，在施密特担任联邦总理的8年期间正好是冷战对立的最白热化时期，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挫败，正在世界各地展开咄咄逼人的进逼，能源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给整个西方世界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当时的德国虽然已经倚仗（西）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 (W)而重新成为科技与工业大国，却地处铁幕的分割线，是北约、华约两大对立阵营的最前沿。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是处于恐怖的对等核威慑之下，任何的偶发事件都有可能不可控地引发全面而毁灭性的冲突，容不得半点的懈怠与侥幸。在这种关头走上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岗位的都是历经磨砺的精钢粹炼之士。
施密特这一代领袖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们真实而切身地体验过战争的痛苦，不会如后世的纸上谈兵者那样，只是把战争的较量当作是某种意义上加减乘除的戏法。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真正刻骨铭心地知道什么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才会以慎之再慎的态度真正把“避战保和”看作是“国之大事”。
为了推动华约集团与北约集团之间的缓和，施密特可以在利益、立场上毫不动摇地唇枪舌剑之余，和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共同回忆各自的战争经历，把勃列日涅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时，施密特夫妇破天荒地请勃列日涅夫专程到他们在汉堡的私宅做客，让勃列日涅夫一开始死活不相信，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的私邸就是这样一栋普通中产阶级居住区的连排小楼——是呀，毕竟当时在苏联是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勃列日涅夫给他老妈炫耀自己的别墅（Datscha/да́ча），他老妈惴惴不安的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前名），这房子好是真的好呀，可红军来了怎么办啊？”
右起：施密特夫妇、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德国前总理勃兰特
这种两大对立阵营间领导人的交往，并不直接解决实质性的纠纷，但维持并深化这些往来的裨益之处正在于，各自了解对方的秉性与本真，以便在有风吹草动的时刻不会抓瞎误判。这样的直面与太极推手式的高手过招，对于领导人个人的能力、自信、气度所求甚高。世间多少贵为一国卿相的，惯于躲在高高在上的面具背后不苟言笑，无非就是内心时时担心任何的接近都可能让自己分分钟之间露怯的，即便没有疫情肆虐，这样的人也始终是热衷于“社交安全距离”的。不像施密特，虽然是不免流露出一个超级大脑所有者有时很难克制的不屑与缺乏耐心，但他以一个负责任大国首脑的使命感，从不会让情绪——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成为政策的导向。出身汉堡的他，身上尤其濡染了北德意志汉莎同盟绅士那种典型的清冷、淡定和同理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西德的政治家无论党派归属，对于源自发动二战的原罪都是有着深深的警醒和反省——如果谈到战败国如何成为“正常国家”，这是德国与日本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德国政治家们对于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都有着下意识地低调，深深植根于所属的北大西洋公约体系和欧共体（当时还不叫欧盟）之中，不习惯于单独地引起任何关注。
法国与德国世代血仇的和解与双方诚挚的合作，也给德国带来的开展积极外交的空间。直到冷战结束，德国内部对于同盟外交的定位有两大方向之争：一曰“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st”，即追随大西洋彼岸的龙头大哥；二曰“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即以法德联合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谋求欧洲联合之后的自主外交，如同法国总统戴高乐所倡导、并时常对美国不假辞色的那样。
然而，任何一个在外交上有所成就的联邦总理都从来不会在“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孤注押宝，总是双轨推动、反复平衡。施密特在任期间，差不多与他同进退的是1974年到1981年间任法国总统的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两位元首、首脑都是财政部长出身，以共同的经济理念为基础，很快又在外交、国防领域的议题中达成广泛的一致。两人虽然互不通对方的语言，但都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后人从他们离任多年后的回忆录才知晓，很多划时代的大手笔：比如作为“欧元”前身的欧洲统一货币第一步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从英美德法首脑会谈机制到西方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谈，都是施密特和德斯坦屏退左右，用英语密谈出来的。
左：法国总统德斯坦；右：西德联邦总理施密特
两个人交情铁到什么程度：德斯坦多年以后，在访谈中披露，有一次他与施密特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闭门密商时，连日劳累过度的施密特虚脱昏倒，德斯坦不事声张地叫来自己的保健医生急救，一切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保守了秘密几十年。
相比之下，施密特与盟主美国方面掌舵人的关系则就微妙得多。虽然他对美国领导地位从来没有过质疑，也百般维护，但是对于当时美国决策层的领导能力却不免有着怀疑。诚然，技术军官和种花生的农场主出身，在就任总统之前的政治主官经历只有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是与施密特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层阶上的。
左：西德联邦总理施密特；右：美国总统卡特
当情报显示，苏联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部署射程仅及欧洲各国的SS-20中程弹道导弹时，施密特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谈中沮丧地发现，美国方面居然不大能参透这一军事部署背后的颠覆性战略意义：苏联可能以只针对欧洲的核武器来逼迫欧洲各国就范，而远远打不到美国的射程又是让美国放弃干预的诱饵。
施密特通过在著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缩写：IISS）发表演讲，首先引起世人对于SS-20中程弹道导弹的关注，一方面表明会在北约方面会部署相对应的武器系统（潘兴II式中程弹道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另一方面又提出谈判的可能，并以所谓“双零点”方案，即双方各自撤除相关武器系统作为解决冲突的前景。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对苏联早已力不从心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美苏果然是完全按照“双零点”方案来清零各自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武器的。
施密特以他的见微知著和高瞻远瞩，也被后世公认为是让冷战落幕的巨匠之一，只不过由于德国的国际地位，和这一议题背后过于艰深晦涩的战略问题解构，注定了施密特的这一功业并不能赢得普罗大众的广泛了解。相反，由于“双零点方案”的起步是北约——包括在西德的土地上——首先追加部署中程核武器系统。这一决策一时间是不得人心的，施密特所在的偏左翼的社民党和立场中右的自民党也就此分道扬镳，使得施密特在1982年10月1日退出政治舞台。他的“双零点方案”最终是由他的政敌赫尔穆特•科尔贯彻落实的。西德在政党轮替中，能够始终保持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这在西方各国中也是不常见的。即便是统一之后，这一传统似乎仍旧能够超越日常和时令的纷争而继续绵延。
正是施密特这样的政治家——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以其智慧、远见和富有感染力的个性，护航着人类安然度过了“确保双重毁灭/Mutual Assuerd Destroy，缩写：MAD）”阴影下时刻隐含着灭绝性风险的危机时代，其领导风格宛然就是《晋书•谢安传》中刻划谢安的“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对比现时在朝、在野的诸公，实在是要让人发出鲁迅笔下“九斤老太”之叹：“一代不如一代。”
更何况施密特是一个艺术修养深湛、知识面非常广博的有趣味的人，不像很多职业政治家是除了固权、保位，其他什么都不会的。施密特在退休以后曾受著名钢琴家、指挥家尤斯圖斯•弗朗茨/Justus Frantz和克里斯托弗•埃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的邀请，共同演奏巴赫、莫扎特的作品，并在德意志留声机和EMI这样的名满天下的出版公司推出版激光唱片。
左起：弗朗茨、施密特、埃森巴赫
值得一提的还有，施密特夫妇在小学时认识，在战争期间结婚，直到施密特夫人2010年先行驾鹤而去，两个人相伴走过六十八年的风雨和精彩人生。虽然是old school一点，但现代任何情人节的“狗粮”都远远不能匹及这样的旷世爱情的分毫。
都已九十高龄了还不失童心的施密特夫妇
晚年的施密特依旧思维敏捷，词锋犀利，仍然保持着有风骨的幽默和自嘲。有时，在政论节目上直言不讳时，他甚而至于会闪过小男孩般调皮的目光调侃道：“我可是有着‘狗嘴施密特’的名声的呀……”
而世人知道，这只“狗嘴”真是专吐象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