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两票就当上德国总理了


在战后的德国,幸存下来的大多数德国人都意识到本民族由此而来的历史原罪。从1948年9月起直到1949年6月,在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授意下,德国西部地区的65位社会贤达(其中包括4名女士)在波恩组成了“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作为预备建国的制宪会议(见前文:《这也是德国人的发明》)。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为后世设计了一套精妙而不失可靠、经久耐用的宪政制度,一如质量上乘的德国制造工业产品一般。后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语: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缩写:BRD,就是当时的西德)的成立就是基于“议会委员会”所制定的《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

“议会委员会”主席康拉德·阿登纳签署并颁布《基本法》,后来他当选为西德的第一任联邦总理
在欧洲诸国当中,西德乃至统一之后的德国一直保持着政局的相对稳定。若比起法国和意大利——曾几何时那里是每隔几个月就要经历多党联合政府又为了鸡毛蒜皮而鸡飞狗跳,那么德国的国家体系简直是处于超级稳定运转的状态之下。虽然自有联邦德国以来,就从没有过一党执政,总是由几党联合执政,而联邦总理总是来自于最大的两个政党:要么是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缩写:基民盟/CDU);要么是传统更为久远的社会民主党(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社民党/SPD)。以联邦总理的党派归属为区分标准的话,1949年以来,西德和德国政坛上只发生过5次政权更迭,分别是在1969、1982、1998、2005和2021年。须知在这期间,德国足球队连世界杯都扛回家整整4(!)回了,难道德国政治家们的后防也是那么牢固?!

自阿登纳到默克尔(1949―2021)的8位联邦总理,现任的朔尔茨还不在其中
即便是在政党轮替之中也总会表现出德国政坛所特有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但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曾在几次关键的转折点上,是在议会中以极其微弱的票数差别而做出历史性抉择的。比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1949年9月15日当选为第一任联邦总理时,在议席数为402的第一届联邦议院中,阿登纳获得了刚刚够到当选门槛的202票。由于在这个关头容不得什么“伟大的谦虚”,阿登纳必定是投了自己一票的,所以在第一个任期的整整四年里,反对党总是嘲笑他是靠着自己的那一票才当上了联邦总理。然而,正如德国联邦议院辩论中的一句经典名言:“多数就是多数!(德语:Mehrheit ist Mehrheit!)”虽然在算术上只是多了一票的最小可能性,却是为联邦德国踏出了翻天覆地、改头换面的通途。

阿登纳宣誓就任联邦总理,他是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
本文主人公赖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但他是以仅仅两票的差距没能登上权力的最高峰,从而与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失之交臂。作为当时基民盟(CDU)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德语:Christlich-Soziale Union,缩写:基社盟/CSU)在联邦议院中组成的CDU/CSU联合议会党团的主席,赖纳·巴泽尔是反对党的领袖。依照德国《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第67条第1款,反对党阵营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德语: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要求罢免在任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并选举赖纳·巴泽尔为新的联邦总理。结果是,在1972年4月27日这一提案只差两票而未获得多数,赖纳·巴泽尔也就没能上位。

“建设性不信任案”只差两票未获通过之后,落败的反对党领袖巴泽尔向联邦总理勃兰特表示祝贺——这是政敌纷争之余的绅士风度
赖纳·巴泽尔是联邦德国建国初期的政治神童、传奇人物,在他的一生之中,仕途顺畅却又与功败垂成始终交织在一起。1924年出生的巴泽尔,作为空军少尉、运输机领航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之后,他马上开始了法律系的学业,在1949年就顺利通过了在德国意味着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第一司法国家考试(德语:erstes 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不久之后,还迅速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此时,巴泽尔已经收到政界要人的延揽,权衡之下他投入了政坛,没有时间再去完成为期两年的司法见习(德语:Referendariat)。在德国法律界沿用至今的制度是:后备法律人才在通过“第一司法国家考试”之后,经历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务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各个阶段的“司法见习”,然后要通过“第二司法国家考试(德语:zweites 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才是具备法官、检察官、高级文官和律师准任资格的所谓“完全法律人(德语:Volljurist)”。面对远大前途和稍纵即逝的机会,巴泽尔的选择有助于他在西德政界的飞速“蹿升”。殊不知,这一抉择同时也埋下了日后他政治生命终结的伏笔。

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右)与赖纳·巴泽尔(左)
从赖纳·巴泽尔成为州一级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开始,他以出色的口才、文笔及其组织、协调能力迅速赢得了多位“大佬”的关注和提携。1957年,年仅33岁的巴泽尔当选为联邦议院的议员(德语:Bundestagsabgeordneter——德语构词法特别擅长“编组”很长的词语),从此连选连任30年,直到他在1987年退休。巴泽尔作为“年轻议员”跻身联邦政治层面,很快获得了已逾八旬的康拉德·阿登纳总理的垂青。饱经风霜、世事洞明的老总理有着不同反响的识人之明与知人善任,在1962年,阿登纳总理就把才38(!)岁的巴泽尔提拔为联邦部长,由他专门负责东、西德之间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西德政府为了强调和坚持民族统一,从来不让外交部沾边两德关系,特地另设部委。曾经有东德外交部长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西德外交部长握手寒暄,而西德外交部长飞奔逃开的趣事。

担任联邦议院议长时的巴泽尔(后),讲台后面正在讲话的是科尔总理
很明显,阿登纳总理是把巴泽尔当成基民盟(CDU)后备领导人来培养的。巴泽尔的个人能力和表现也不负众望,在阿登纳总理引退之后,巴泽尔很快获任基民盟/基社盟的联合议会党团主席,成为在党内仅次于党主席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那时才四十出头!1966到1969年间,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与原本势同水火的社民党(SPD)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德语:Große Koalition)”。这样一来,一边是原先在朝,另一边是常年在野的两个大党合流,无异于冤家再聚头、仇敌变搭档。而西德能够不但平安渡过了这几年,反而被后世看作是强强联合、戮力同心的典范,联盟党(CDU/CSU)与社民党(SPD)各自的议会党团主席之间的通力合作功不可没。这两位政治家从不打不相识到惺惺相惜,渐渐还滋生超出配合默契、跨越政治对立的终生友谊来,被视作西德政坛上少有的佳话。与巴泽尔共事的社民党(SPD)议会党团主席就是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他后来在1974到1982年间曾任联邦总理(见前文:《狗嘴里吐象牙的德国总理》)。

“哥俩好”的两位议会党团主席:赖纳·巴泽尔(左)与赫尔穆特·施密特(右)
随着身兼基民盟主席的联邦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见前文:《西德总理基辛格被掌掴事件》)在1969年的大选中没能“卫冕”,在建国20年来一直由基民盟籍政客担任联邦总理之后,西德迎来了第一位社民党籍总理:勃兰特——在大选结果最终揭晓后,居然有些渴望改革、一扫沉郁的人士喜极而泣,感叹道:“直到今天,纳粹德国才真正输掉了战争!”
基民盟第一次尝到了失去执政地位的滋味,痛定思痛之后徐图后举,经历了一番内部磨合,在1971年选举47岁的赖纳·巴泽尔担任党主席,在基民盟的全国党代会上与巴泽尔展开“瑜、亮之争”、但一时落败的竞争对手是一位野心、雄心都丝毫不落下风的年轻州长:当时才41岁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巴泽尔(中)在基民盟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为党主席,两侧是前任党主席、前联邦总理艾哈德(左)和基辛格(右)
维利·勃兰特总理最重要的纲领是其“东方政策(Ostpolitik)”,即通过与华约集团各国改善关系,通过缓和来降低直接冲突的风险;在接受和尊重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必要的松动来实质性调整东、西德之间的关系。由于其真诚努力、开拓性勇气和令人鼓舞的成果,勃兰特总理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比起同在这一名单上的不少人士,勃兰特总理才是真正的名至实归。

勃兰特总理(前左)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共同签署协议,后立C位者为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而勃兰特总理的执政虽然是令风气为之一新,但在内政与外交全方位的改弦更张总是蕴藏着无处不在的风险。战后,原属德意志的东部大片领土被苏联和波兰瓜分,其中包括被众多德国人视为龙兴之地的东普鲁士,比如今年是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诞辰300周年,而康德一辈子生活、几乎从未离开过的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如今是加里宁格勒!被很多历史记录忽略的是,战后确实也有多达上百万之众的德国平民被赶出世世代代祖居的家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西德落脚,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民群体。但从与华约集团渐行缓和的现实主义外交出发,不可避免的是不再挑战无法回避、且已固化的领土现状。但这样的探索势必动辄得咎,其后果是,在执政联盟中的多个议员因为不可调和的意见冲突转而投靠反对党,从而侵蚀了执政基础。

二战的之前与之后:德国、波兰与苏联国境线的变化
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一旦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那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在当时西德联邦议院的总共496席中,组成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自民党/FDP)两党加起来,起初也只有12席的相对优势。而每一名议员的出走、并加入在野党就意味着一进一出扭转了2席。到了1972年间,社民党与自民党就已经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而在野党本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心态,反复鼓动内心仍有犹豫的赖纳·巴泽尔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局面推算也显示,虽然新获得的优势紧紧巴巴,但在野党很有把握超过249票的绝对多数。等到“showdown”那一天,“建设性不信任案”只获得了247票,仅仅差两票(!)而没有成案。在随之而来的提前大选中,勃兰特总理的社民党不但斩获历史性的大胜,还第一次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

基民盟/基社盟在1972年大选中的核心团队,左二是基民盟主席、总理候选人巴泽尔
巴泽尔虽然被公认为西德政界少有的超级大脑之一,但一位政客聪明而失之沉稳的后果就是如同曾国藩评论恭亲王的:“晃荡不能立足”。因为算计得到别人不及的细微处,在有进无退的大部分追随者眼中,求全的机巧反而显得是投机般畏缩。持续以深思熟虑、反复研判为基础的走钢丝式平衡,时常会暴露出的副作用是让人怀疑主事者性格的坚毅。使得政治神童巴泽尔短时间取得巨大进步的那些品质,反过来在他登顶最高峰之前的最后几步时,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经过“建设性不信任案”的挫败,和在1972年大选的直面对决中的惨败,一度曾是政治神童的赖纳·巴泽尔不但总理之梦彻底破碎,在本党之内也面临着换马再战的呼声,他不得不先后辞去议会党团主席和党主席的要职。随着科尔在1973年毫无挑战和悬念地当选为基民盟主席,一位新的强人披挂登场。

七十年代初期的巴泽尔(右)与科尔(左)
由于依照德国的惯例,在议会中进行重大人事选举时,一律是无记名投票,所以在反对派阵营明明已经拥有了算术上的多数的情况下,却以两票之差饮恨,这也成为了西德政治史上的一大谜案。大家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到底是谁?”一种猜测是本党内有巴泽尔的政敌在存心捣乱;另一种说法是在野党内有一位同样被骂作“私生子”的议员,他反而同情同样是因为“私生子”的背景而饱受无端羞辱的勃兰特总理。最直接的说法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STASI/斯塔西)”用金钱收买了议员,希望勃兰特总理的缓和政策不致被中途打断。在东德垮台之后,传奇人物、前“STASI/斯塔西”对外侦查局的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Generaloberst Markus Wolf)的回忆和被查抄的档案显示,“STASI/斯塔西”的确以每人五万西德马克的代价收买了两名在野党议员。但这仍然没能解释得通,为什么至少还有另外两名议员没有投票给属于同一阵营的巴泽尔?!

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左)和东德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大将(Armeegeneral Erich
Mielke)
直到1982年10月1日,科尔成功地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案”当选为联邦总理。在续后在1983年初的提前大选之后,巴泽尔被论功行赏地推举到了联邦议院议长(德语:Bundestagspräsident)的高位。虽然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这位政治神童终于在花甲之年坐上了宪政序列中排名第二的高位,尽管在他心底深处不舍的念想曾经是排名降一位在第三的联邦总理宝座。

出任联邦议院议长的巴泽尔
然而,不巧的是,巴泽尔鬼使神差地在一场“城门失火”的政治丑闻中,成为了“殃及池鱼”的受害者。八十年代中期,从当时德国大财团“弗里克康采恩(Flick Konzern)”的逃税案中翻卷而出非法的政治献金案。真正的参与者科尔总理是用声称“什么都记不得(科尔当年的原话:‘Blackout!’)”来耍无赖,其深入的角色至今不得拆解。而在追查过程中发现,弗里克康采恩在七十年代中曾向巴泽尔供职的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几万欧元的服务费,以酬劳巴泽尔出具的几份法律意见书。问题是:虽然巴泽尔是法学博士,但他当年没有时间进行司法见习,所以之后没法参加“第二司法国家考试”,也就无法获取律师资格,便无法按照律师的职业标准来收取司法服务的报酬。虽然并非什么贪腐案件,但对于不免过于较真的(当时)西德社会,就有很多解释不清的难堪。于是,巴泽尔引咎辞职。而在围绕着这些细枝末节的讨论中,公众舆论反而不再深究科尔,实在是让人无语——在诗人北岛笔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退休后的巴泽尔(右)与他的好友、前联邦总理施密特(左),中间的是施密特夫人
巴泽尔的政治生涯在联邦德国政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神童”般“飞龙在天”是无可比拟的。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各种因素,他最终功亏一篑。他所属的那一代人虽然都是背负着各种争议,但都是有真才实学和真本事的人,真的都是全社会几经淬炼的一时之选……
读着这样的历史,看着这样的历史人物,让人在“抚往”之余,怯于对当下的德国政坛作任何的“思今”。学历史不是为了影射,但有时在有一些“映射”面前,实在是让人坐立不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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