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历史学界百年的难题: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在哪里?是什么?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傅佩荣在讲座中说:“如果你问我赞不赞成有夏朝,说实在,这对我不是问题嘛,我就把尚书拿出来,翻到这篇(《尚书•洪范》),我就这样念,我如果不相信这个,我相信谁,……洪范篇里面那么清楚,周武王革命成功就拜访箕子……”傅教授这段话的依据是《尚书•洪范》里记载的周武王和箕子的一段对话,箕子向武王讲述了夏禹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9条大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洪范九畴”。在傅佩荣看来,夏朝是确定无疑存在的。这使我想起近百年来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夏朝到底存不存在?
      在搞古文献学尤其是国学大师们来看,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古文献是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大体是可靠的。如果古文献都不可靠,那自己一辈子岂不是研究了个寂寞。所以,从文献学视角看,夏朝一定是存在的,因为夏朝有众多古文献记载,夏禹治水妇孺皆知,夏王世系和夏朝重大事件在《尚书》《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等传世文献中都有记载;《尹至》《尹诰》《说命》《厚父》《参不韦》等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也记载了不少夏代的事迹。此外,还有西周中期的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以及芈加钟铭文:“伯括受命,帅禹之绪。”等。




      但在考古学视角直到现在还无法完全确定什么是夏文化,考古学研究史前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只能通过观察人类留下来的各种遗迹,而遗迹本身又不会说话,不会说自己姓夏还是姓商还是姓虞。殷墟幸亏有甲骨文自证自己是商,要不然在考古学视角严格来说都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虽然不少古文献记载殷墟就在安阳一带。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水经注・洹水》:“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括地志》:相州安阳县“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
      夏朝的尴尬就在这里,文献言之凿凿,但目前考古却不能明确证实。虽然考古学家按图索骥在文献记载夏人活跃的晋南和豫西相继发现了陶寺、二里头、周家庄等大型聚落遗址,但没有发掘出明确的文字来自证哪个是夏。刚开始考古学家通过年代对比,觉得二里头更像夏,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也是文献上的“有夏之居”。但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1520年之间,后期已经进入商代纪年范围;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才具备王都气象,和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描述不符;遗址也没有发现朝代更替发生战争的痕迹,和《墨子·非攻下》记载的“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天命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等描述不相符。
      而且,根据目前考古学主流观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是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 或“煤山类型” ,但和文献记载却也不怎么能完全契合。如《世本》记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阳城,考古学界大都以为在登封王城岗;平阳的地望,无论是安邑还是晋阳都应在晋南一带。《古本竹书纪年.帝启》:“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飨诸侯于璇台。”一般认为夏邑、钧台当在河南禹州(古阳翟),冀都在河之北的晋南。可见,文献记载禹、启都曾在位于河南的据点和河之北的冀都之间穿梭,而且晋南还是夏都之所在。晋南在文献中也素有“夏墟”之称,一般称为“墟”的地方都是末期都城所在,这个在文献中也有蛛丝马迹,比如:在《墨子》《吕氏春秋》《书序》《史记》《淮南子》以及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的记载的商汤伐桀路线,提到的鸣条、戎(陑)遂、历山等地名都和晋南有关。按文献的记载,夏人应当和晋南联系更密切。这样呢文献学和考古学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这就是我先前文章《如何理解考古研究与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从商人起源问题谈起》里表达的观点: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用考古学文化来解释历史需要谨慎,严格来说考古学还是尽可能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里,用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这里再引用前二里头遗址发掘领队许宏老师的一段话,“中国历史有两个大的话语系统,一个来自于文献,一套来自考古挖掘,这两套系统到殷墟才能合流,这是因为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自己的王朝归属,从此开始进入信史时期。在这之前,二里冈、二里头、龙山都属于史前时代。夏商周来自于文献史学,而不是考古学。”“在上古时期的考古学领域,有大量的问题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到目前为止,几乎不能排除任何假说代表的可能性。”“我一直在说,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是你要让我说它肯定是夏,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
      所以说,对于“夏到底存不存在”“二里头是不是夏”“夏是不是一个王朝形态”“夏人起源于陕北还是晋南还是豫西还是其它地方”等等争论,我们也不必着急说服对方。目前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各自在各自的领域中用本学科的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并尽可能拓展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基因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向,尽可能迫近真相。或许这些问题会长期处于“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阶段,但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领域可以深入研究,比如生业类型、文化宗教、生产技术、社会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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