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以自己是四大文明古国而自豪，但中华文明5000年这个说法是基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如何从考古学上实证这一说法就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判断文明出现的标准模型，这是他们根据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这只是文明的表征，而非文明的内核。一般来讲文明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物质文明，包括劳动的分工、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和剩余收益，以及相当规模的聚居；二是精神文明，不仅有精神的内心生活，还有精神的外在形态和成果，包括文字等；三是政治文明，包括出现了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据此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就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质生活基础，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精神生活形态的人类开化状态。简而言之，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国家”这一形态，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国家出现就一定得有 “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吗？不见得！比如：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一个没有冶金术，一个没有文字，但它们都被公认为是文明社会。
中华大地上，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显然，仅靠文献是不能确定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了，在一代接一代考古工作者辛勤耕耘下，近年来揭示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悠久历史。代表性遗址有以下几个：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之间，由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良渚古城以宏大的水利系统闻名于世。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是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的一个面积约12.4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到5000年，是当时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遗址残存总面积约为117万平方米，主要遗迹有三重环壕、院落式夯土宫殿基址、中心居址、瓮城结构围墙、版筑夯土广场等，被认为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距今约5500年到5000年，主要遗迹有三重圆式大型祭坛、大型积石冢、女神庙、金字塔等，是当时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
铸鼎原遗址群：位于河南三门峡灵宝市，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铸鼎塬一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数个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一起，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庆阳，距今约5200年至4600年左右，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其中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成的宫殿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宫殿区有一座大型单体建筑，面积约800多平方米，是目前中国考古所发现的5000年前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单体建筑。
2018年5月1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大时间节点：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对于国家文物局的表述，学者们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5000年前的双槐树遗址、良渚遗址、南佐遗址等都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有的则认为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才真正形成国家文明，之前的都大致相当于塞维斯所说的“酋邦”，还处于前国家形态。比如，考古学家许宏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标志着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易中天教授应该是参考了许宏的观点，也认为中华文明是从3800年左右开始的。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至少在3800年前后中国进入了成熟的文明阶段。之前的社会是否属于国家形态还需在田野考古和理论研究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以期取得更广泛的共识。
中华文明不管起源于何时，都当得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赞誉，因为中华文明不仅范围广，也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