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对武术进行法律政令的严度实施，迫使武术习练者不敢轻易触碰律法，也及其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以至于走上与权力对抗的绝路，特别是武术习练者本身就有反抗律法的能力，难免在实施的过程中成本过高。
而通过“文”的润化，通过提高习练者的道德修养，培育出合格的社会公民，不仅能够顺从于统治者的管理，还可以为统治阶级所使用，这种软实力对武术习练者的影响，不仅避免了直接的冲突，还能够避免过高的管理成本。不过这种方式是见效慢、时间长，也并不一定针对所有人都能够起到效果。
所以在传统的社会中，武术才能够一方面不断地通过提倡“礼”来对武术习练者进行规训以服务于当权者，另一方面通过对民间的禁武或者转换武术的技击功能从而使武术的技击能力不断地下降。
对于国家层面的权利而言，更希望武术习练者通过武术以服务于政权，因此武术演变出修身养性的价值，这也是武术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能服务于当时代的皇权统治，那么武术习练者一方面难以获得生活生存，另一方面当权者对于具有一定的危害大到皇权、小到地方能力的个人也会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亦是如此。这就促使武术必须通过对自身习练者思想的规训必须遵守比以往其他行当更加严苛的社会准则，武术也就产生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武术技术背后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属性更为复杂和深厚的原因所在，也是今天我们言武术必须提文化的原因，也是武术习练者虽然可能与社会中我们认为的“文”的掌握相去甚远，但是更加具有涵养的原因所在。因为通过武术对一个人的塑造是通达精神，对个人和整个的社会品格而言，属于更高层次的滋润，也就有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术的这种通过教化大到服务于政权，小到服务于某一地方的权力机构，都可以看出武术中相比较于其他的文化可能有着更为传统的服从性质，也就是遵从的意愿。无论是拜师门派中的师父对徒弟有着决定权力的人身掠夺，还是武术技术对师父传授武术技术的遵从，不单纯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更是武术本身所具有的技击属性对武术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具有自我张力的约束表现，此处的张力是演变出的对某种意识的遵从。武术中所具有的“侠义”精神就由此而演变产生。虽然，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武术习练者“愚忠”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对于掌权者而言，也是需要这种行为方式以获得习练者的认可与遵从。由此，侠义、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等武术特质会被无限的放大。这些品质的形成不是专业的武的知识内容，是从“文”的框架之中逐渐专门演变成为“武”的专有的文化属性，从而形成武术人的社会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