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作为从实践走出的伟大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总结与凝练了诸多具有符合生活生存需要的内容体系。武术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备技能之一。
从原始社会的捕猎与猎杀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军队对垒和刀、剑等制式武器的产生为武术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到火器的出现，武术以艺术化、健康化、修身化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为人们身体层面的多元价值追求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取向，也进一步地为武术的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中国封闭的乡土空间以及生存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维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的朝代变更对于技击价值的需求更成为人们护卫生命与家园的重要手段。
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几乎每隔0.82年就会有一次战争，几乎可以说是每十个月就有一次战争，而其中和平时期最长的，是从西汉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的山阳“铁官徒”之战到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阳陵任横起义，中间相隔17年，也就是说有16年的和平时期，这是整个封建社会中最长的和平时期。
也就是说对于稳定的生活追求一直且一直是中国先辈最迫切的需要。而武术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防身自卫、保命手段的重要形式成为了人们首要的选择。
中国人对于武术的技术追求是携刻在灵魂深处的DNA，是为了生存需求的保命手段。无论是三晋大地的挠羊比赛还是蒙古草原的摔跤比赛以及白山黑土的射箭比赛都是在技击追求下对武术这一形式的延续。
可以说，传统社会中对于武术技击价值的追求是人们护卫身体与生存资料的唯一方式，也是传统社会中人们生存生活的必须技能。由此来讲，武术成为了人们身体的重要形式，身体的武术化也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需求与需要。
身体的武术化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不断地塑造着国人的生存生活方式。陈王廷的“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是对人们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种为了生存需求而延续的保命手段也就成就了内向型的身体技术，先守后攻，而非主动进攻抑或者无休止的进攻。
对于诸多的武术拳种体系中，我们讲究先防守而后进攻正是中国文化中的先阴后阳的逻辑思维，虽然只是字词先后顺序的变化，但是正是字词的变化中隐含着中国先民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态度。
就今天我们认知而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认为武术受到墨家、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其最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因为身体的武术化决定了武术的价值追求，武术的功用为诸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可能。身体是灵魂与精神的载体，身体的存在也决定了各家文化的延续，而武术的这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诸多先人对于文化的创造，因为身体的技术习练本身也影响与规训着人们的认知。由此，孔子以及孔子的学生诸多人都有着一定的技击技术，墨家更是把武术的技击价值奉为圭臬。
身体的武术化塑造了中国的精神性格，而武术的身体化又哺育着武术的内在理论基因，使武术不再成为单一的技术内容而跃迁为具有一定精神价值的技术内容体系，超越了简单的身体认识。这种相互的影响就是身体武术最具象的表现也是武术能够成为认识、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另一重路径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