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上了一次热搜。
起因是网传的一张截图，“雷军最落魄的时候，只剩下银行卡里冰冷的40亿。”有一种说法是，在2006年，时年37岁的雷军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但他的人生也因为找不到追求而随之陷入了低谷，于是他带着银行卡里冰冷的40亿离开了金山。”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雷军于2010年成立了小米公司。后来，小米于2018年登陆港交所。再后来，小米成为世界500强公司。截至目前，（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雷军身家1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7亿元）。
2023年11月29日，是雷军母校武汉大学130周年的校庆。这一天，同为武汉大学知名校友的易中天，在当天的第九届珞珈论坛上献诗三首作为贺礼，最新创作的一首96字四言诗《武汉大学颂》换来学长曾文涛100万元的捐赠。在论坛上，易中天说了句“80年代的武汉大学，自由而开放，严谨而宽容”。
当天，还有包括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波、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罗爱平、利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黎明五位校友捐赠累计3亿元。其中，毛振华无偿捐赠1亿元。
另外，雷军在当天捐赠13亿元。这一笔捐赠是武汉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金额的捐赠，也是中国高校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雷军希望这笔捐赠能支持数理化文史哲六大学科基础研究、支持计算机领域科技创新、支持大学生培养。对这一笔捐赠，雷军表示，“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是最有魅力的，是特别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学风多元且包容，从来不让学生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充分自主发展，老师们也特别友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
包括雷军等诸多校友的大额捐赠，背后是他们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取得的大成功。而他们取得的大成功，背后都离不开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追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刘道玉。可以说，如果没有刘道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雷军，武汉大学也很有可能不会收到这笔创纪录的13亿元现金捐赠。
如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刘道玉为何人。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整个中国，刘道玉的名字都可以称得上是如雷贯耳。我们所熟知的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在当时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向邓小平提出，而幕后推手正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可以说，刘道玉是70年代恢复高考的关键性人物。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就是刘道玉的口述自传式作品。在作品中，刘道玉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小学求学之路，以及后来赶赴苏联求学，成为学生会主席，再因“反修”等问题于留学526天后回到北京，受到周总理等接见。
随后，在十年革命中，刘道玉也遭受了诸多磨难，但他还是坚持住了，挺了过来（推荐去看原书这一部分，因为某种不可抗力的原因，此部分无法详细描述）。随后，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副党委书记，并于1981年8月21日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成为《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的“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在此之前，中央组织部希望刘道玉能够出任团中央书记，但他以自己仅是团员等各种理由婉拒。在次年的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选举中，刘道玉得票数高居第一，但他同样找到中央组织部，希望组织上无论如何都不要考虑他。甚至1983年，中央组织部拟任命刘道玉出任武汉市长，但也被他给推回去了。
以至于后来，坊间传出，“民国时代中国最好的校长是北大的蔡元培，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校长就是刘道玉”。而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则说，“我们这一辈人只知道一个著名大学校长，他的名字叫刘道玉”。
刘道玉于195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被分配到最新成立的元素有机化学实验室，师从曾昭抡先生，专职从事科学研究。书中讲到，由于解放初，徐懋庸被派到武汉大学担任校务委员秘书长，也是实际的掌权者，但由于他推行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火的斗争。虽然徐于1953年被解职，但对武汉大学来说却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教师只搞教学而不敢搞科研，使得当时的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学术积累上是“一空二白”的状态。
1960年，刘道玉和老师曾昭抡商量拟开展含氟航空灭火剂的研制，但在取得一些成就准备投资建厂时，又发生了十年革命。直到1977年才重新恢复研究，研究成果“9.12”命名的含氟灭火剂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在革命初期的1962年2月10日，刘道玉前赴苏联莫斯科留学，但正如书中所言，“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如严冬一样，也降到了冰点”。但刘道玉还是硬着头皮艰苦学习。
“每天早上7点起床，洗漱后，在寒冷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和黄油，并在9点前到达研究所，或在实验室工作、图书馆看书等”。
除了严格的作息之外，刘道玉还自述放弃了传统的复习考试的方法，转而采用了教师备课的方式，“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对比，择其精要，列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并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写出备考笔记”。也正是使用了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却使得刘道玉涉猎更加广泛，理解得透彻，记忆得牢固。但由于国际局势变幻，1963年7月1日，刘道玉等几位同学回国。7月7日，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欢迎5位“反修战士”的大会，陈毅发表了讲话。一周后，刘道玉等人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这一年9月，刘道玉重新回到武汉大学。1966年4月，32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1977年4月，刘道玉被借调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刘道玉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但对于这一任命，刘道玉在书中表示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反倒是愁容满面。刘道玉自述，“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
但在刘西尧部长的强烈要求下，刘道玉还是把这份为期两年的“临时工”干得有声有色。但因当时工作任务重、生活条件差等原因，刘道玉病倒了。也正因此次生病住院，刘道玉以其为由卸任了高教司司长等职，离开了北京。
回武汉后次年（即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提升。胡耀邦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刘道玉自述道，“正是因为这改革的浪潮，我被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充当了一名改革的弄潮儿”。但改革也需要代价，刘道玉用中国11世纪改革家王安石的一句肺腑之言自勉，“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1982年8月22日，48岁的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作为报端最年轻的校长，48岁的刘道玉自述“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来的成绩来”，并“约法三章”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凡年长于我的教师，如有事约我谈话，一般不能让他们劳步，应当是我去家访或到他们所在的单位）；办事雷厉风行，事必躬亲（要力求做到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改革创新，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力求第一。
刘道玉接手时的武汉大学，名气并不如今日响亮。书中举了一例，1966年的高教部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上，武汉大学在23所指数院校中排名第22位。1980年，在全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刘道玉指出“武汉大学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全国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为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为零；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为零；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
但很快，这个锐意改革的刘校长，让武汉大学成为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坊间甚至传出，“武汉大学最美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时代”。
刘道玉首先从师资力量上下手，把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下放到贵州山沟里改造的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成为数学教授，后被派往美国进修。回校后担任管理学院院长，后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老师叶汝琏，因特殊原因有意调离北京大学，刘道玉借出差机会家访了叶汝琏，并将叶汝琏特事特办接到武汉大学。后来，刘道玉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把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郑克鲁接到武汉大学，大大加强了当时法语系的力量。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物理系引入了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田德成教授，并出任物理系系主任。从广州暨南大学挖来理论物理学科带头人黄念宁教授……重建“王牌”法律系，将韩德培重新放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系主任位置上。
值得一说的是杨小凯。作为最接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杨小凯作为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工人，但因为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录用。随后，刘道玉派人赶赴湖南，征得本人同意后，将其和其妻吴小娟一同调入武汉大学。
在进入武汉大学前，杨小凯曾被捕入狱10年，从17岁到27岁，杨小凯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进入武汉大学后，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注意，随后杨小凯赴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杨小凯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在澳大利亚病逝。
除了调入诸多知名教授外，刘道玉还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校长负责制等制度进行了革新。教学制度上，刘道玉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打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时推出这些制度时，从未向主管部门报告。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无需向领导请示汇报。而这也为他后来无端遭解职埋下了伏笔。
书中记载，武汉大学于1981年全面推行学分制，到1983年暑假，首批学分制有28名学生得以提前毕业。这么看，大多数修满学分的只是提前了半年到一年，而一个名为张瀚涛的学生却足足提前了一年半，成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如今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官网上，还有张瀚涛的信息，“1979 级计算机系统结构。美国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主持8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曾在美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朗讯科技公司（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任职。担任“自动推理国际联合会议”等多个国际会议联合主席。国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后来，很多武大学生都立志向张瀚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这其中就包括雷军。雷军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大一时在图书馆读了《硅谷之火》，被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创业传奇点燃了梦想之火，并因此有了想要创办一家伟大公司的“离谱”的梦想。但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实际的目标：两年修完大学四年全部学分。
雷军在两年内修完了全部学分，而且绝大部分的成绩年级第一，总成绩全年级第六。随后，大三开始，他开始创业尝试。这一切，都是后来小米成功的基础。站在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当年的刘道玉，没有八十年代那种黄金般的大环境，可能很难有今天的雷军。如今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官网上，也有知名校友雷军的长篇简介。
在刘道玉治下，武汉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当宽松，学生们还创办了一个还特殊的社团快乐学院，快乐学院秉承着“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要知道，当时还有学生想组织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的社团，但刘道玉还是通过了。那时候的武汉大学，教育观念从传统的“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脱离出来，讲究尊重学生的志趣、保护学生的选择权利，提倡自学，采用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许自由听课，不赞成用点名、扣分、留级和退学等办法惩罚学生。
学习之外，刘道玉也遵循自由、平等理念。他规定学生宿舍到晚上可以不熄灯。此前，武大是晚上10点统一拉闸关灯。刘道玉认为，要把选择的权力还给学生，由他们自己决定何时复习功课，何时上床睡觉。
要知道，在21世纪20年代的有些大学校园里，使用电都还在限制，宿舍里不让使用大功率电器，如电吹风、电饭煲等，美其名曰“安全”。试想一下，如果大学生连用电都要考虑“安全”的话，那这大学生该有多么脆弱和无能。或许，限制大学生用电，也是为了撇清学校的责任、便于大学生的管理吧。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倒退。
易中天也回忆说，“当年的武汉大学，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校长、副校长、副书记家里，敲敲门就可以进去。”这放现在，也不敢想啊。
易中天1981年研究生毕业，刘道玉出任校长时，易中天马上毕业了。所以，二人在大学里只有“一面之缘”。易中天毕业时，系里和老师都希望易中天能留校，但那时候是国家分配，所以易中天的导师——73岁的胡国瑞拨通了刘道玉电话，希望能到校长办公室面谈。
“怎么敢当，当然是我去见胡先生。”刘道玉说道。两人一见面，刘道玉还是希望当面考察一下易中天。所以，在毕业典礼后，胡国瑞带着易中天在校门口等刘道玉。见到易中天，握了握手，“你就是中天？”“人才难得，我会想办法的”。握手之后，什么都没问就道别了。可能当时的易中天也不报什么希望了。但后来，刘道玉和通过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做工作，最终将易中天留在了武汉大学。
还有邓晓芒，只有初中文凭，最终也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还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邓晓芒有个妹妹——邓小华，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说起笔名残雪，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在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时间里，除了上述知名人物外，武汉大学还培养出了窦文涛、冯克利、赵林、野夫、方方、陈东升、毛振华等人。今天，他们大多都成为学界、商界的知名人物。
1988年2月10日，刘道玉突然被免职了。在书中，他记录了被免职后进京与李铁映的对话，“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位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李铁映也表态，“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李铁映用了“完全不知道情况”的说辞回应了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就是说，李铁映并未给出答案。
刘道玉被免职后，一位副教授说，“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刘道玉还自谑“我不仅教育观念超前，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在54岁的年纪被免职后，刘道玉并未闲着。刘道玉曾想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未果后，一些校友支持刘道玉希望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但最终因未能绕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关卡后未能成行。
后来，在多方支持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于1994年3月8日成立。后来，刘道玉又将心力投注在中小学教育上，并以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经历自勉，也取得了成功。但在他推行“创造教育三部曲”时，他出任私立学校校长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却因“投资人一开始就采取欺骗手段办学”而暴雷，刘道玉也搭进去几万元，但仍未能阻止悲剧发生。
对于自己，刘道玉也做了很清醒的自我认识，“我不愿做官是源于我的秉性，受古代苏东坡、郑板桥、曹雪芹等人影响较深。我信奉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格物致知，其命维新。”“思若大海，行知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不违心，不唯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从这几条看出，刘道玉自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一位干部如此评价刘道玉，“你是一部推土机，只顾勇往直前地开辟道路，但是人家却用你铲出的土，埋了你的后路”。
刘道玉被免职后，拒绝了组织上的安排，从此成为一介布衣。如今他已经过了90岁高龄。在刘道玉之后的几任校长，如齐民友于2021年8月在武汉逝世。继任者陶德麟、侯杰昌也均于2020年5月逝世。
在书中，刘道玉也给自己做了总结，“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
对于那个年代，想必刘道玉也十分怀念。只是这位校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校长名册里都没有他的名字。或许，他真的是太超前了。
雷军只有一个，易中天也只有一个。如果我们的大学不再有刘道玉这样的校长，不再有那种土壤和环境，那么我们只能对教育泼冷水——雷军这样的校友可能不会再有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