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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问题的日益普及对公共卫生构成了重大挑战和负担。据估计，2020年全球约有13%的人口患有精神健康问题。复杂的生物、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精神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年生活经历与成年后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2024年7月17日，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JAMA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Changing Neighborhood Income Deprivation Over Time, Moving in Childhood, and Adult Risk of Depression” 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旨在评估童年时期邻里收入剥夺的变化和居住地的变动是否与成年后被诊断为抑郁症的风险相关。研究表明，不仅仅是童年时期的高收入剥夺或居住轨迹的变化与成年后抑郁症相关，童年时期稳定的家庭环境可能对预防抑郁症具有保护作用。
精神健康问题的全球经济负担（包括生产力下降和治疗费用）在2010年已达到约2.5万亿美元，并预测到2030年将增至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将超过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总费用。精神健康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涉及生物、社会经济和心理等多个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个人的自然、建筑和社会环境与精神健康密切相关。
广义上，社会背景指的是我们生活的即时物理和社会环境，包括邻里建筑环境、文化以及个体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剥夺状况。该研究关注的是儿童时期剥夺状况的变化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这既考虑了随时间变化的邻里特征（即个体保持不变但邻里特征发生变化），也考虑了个体状况的变化或迁居至另一邻里的关联。文献中有大量证据将精神障碍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这些关联包括社会剥夺、社会失序、社会碎片化、社会边缘化、社会资本、居住流动性、收入不平等、种族碎片化和身体疾病。儿童时期的剥夺与成年后的抑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支持了随时间累积的假设（即儿童时期较高的邻里收入剥夺和更多的迁居与成年后被诊断为抑郁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很可能剥夺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抑郁风险增加，而是作为与其他因素一起解释抑郁发病率的标志之一。
欧洲、北美和中国的研究发现，从出生到十几岁中期频繁搬家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后续出现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自杀企图、暴力犯罪、精神疾病（情绪、人格和焦虑障碍）以及药物滥用，并且当他们步入中年时，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的比率也更高。这些关联在考虑了重大生活事件后依然存在，但很可能受到未测量的不良童年经历的影响。在机制方面，有人推测，居住地的变动会破坏社交网络、情感联系、家庭常规和学校教育。如果搬家是非自愿的，这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说都可能是特别压力大的。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强调了将儿童时期的居住流动性视为晚年精神疾病潜在风险因素的重要性。为了填补这些证据空白，该研究利用相互关联的丹麦国家登记册进行了这项研究。
共有1,096,916名个体（563,864名男性参与者[51.4%]和533,052名女性参与者[48.6%]）从15岁开始被跟踪观察。在随访期间，有35,098名个体（11,370名男性参与者[32.4%]和23,728名女性参与者[67.6%]）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全面调整了个人层面的抑郁症风险因素后，父母收入较低、就业状况不佳和教育水平较低与成年后抑郁症发病率显著相关。此外，母亲分娩时的年轻年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父亲分娩时的年龄也与成年后抑郁症风险增加有关。与未搬家的参考组相比，10至15岁之间搬家2次或以上的完全调整后的发病率比（IRR）为1.61。
【个体层面抑郁症风险因素】
在成长过程中任何年龄段的邻里收入剥夺程度越高，抑郁症风险就越高。发病率比（IRR）代表了童年时期邻里收入剥夺与抑郁症风险之间的累积关联，为1.10。在全面调整了个人层面的因素后，IRR为1.02，这高于研究中显示的任何单一年份。这一发现可以解释为，在生命的前15年中，收入剥夺暴露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增加2%。这一发现还表明，邻里层面的剥夺与成年后的抑郁症之间存在一种虽小但显著且可衡量的关联。在排除药物使用障碍或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后，观察到的结果几乎相同。
【童年时期每年的收入剥夺指数发病率比】
研究人员探究了从出生到15岁收入剥夺指数的变化与成年后抑郁症的关系，在全面调整后，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在出生时居住在收入剥夺程度较低的社区，但在15岁时居住在收入剥夺程度较高（Q5）的社区的人，与抑郁症的关联度更高，IRR从参考值1.00变为1.18。这一发现表明，在Q1社区出生但在15岁时居住在Q5社区的人，抑郁症的发病率高出18%。相反，那些在Q5社区出生但在15岁时居住在Q1社区的人，其IRR为1.13，即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参考类别高出13%。对于同样在Q5社区的群体，如果个人在出生时和15岁时都居住在Q5社区，则在调整了个人层面因素后，没有发现邻里层面的显著额外关联。对于那些在Q1社区出生但在15岁时移居到更低五分位数的社区的人来说，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相反，研究人员观察到，那些在低五分位数社区出生但在15岁时移居到Q1或Q2社区的人，其IRR较低。
【从出生到15岁期间收入剥夺指数变化与成年期抑郁症的关联性】
关于童年时期的迁居与成年后抑郁症诊断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在全面调整了个人层面的协变量后发现，迁居1次的IRR为1.40，迁居2次或以上的IRR为1.61（95%置信区间，1.52-1.70）。研究人员在基本调整和全面调整后，童年时期的累积收入剥夺得分，并比较了未迁居者和迁居者之间的差异，显示出未迁居者和迁居者之间的显著差异。这表明，无论童年时期居住在剥夺程度较高还是较低的社区，保持居住稳定可能对预防成年后抑郁症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该研究表明，那些在儿童时期居住在更贫困邻里中的个体，其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这一关联在全面调整个体层面因素后有所减弱。在全面调整后，收入剥夺暴露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抑郁症的发病率就会增加2%。与成年期抑郁症的发病相关的不仅仅是儿童时期邻里收入剥夺的单一因素，儿童时期稳定的家庭环境可能具有保护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