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头，或永无止境
——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后记
文/陈启文
每当次写作进入尾声，无论短暂还是漫长，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对黄河的书写，在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后，感觉却依然如我书写的这条大河一样复杂而沉重，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永远没有尽头。
在采写以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为线索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趁年富力强，还跑得动，把中国七大江河都单独写一本书，这也是我初步设想的“中华江河丛书”。在《命脉》中，黄河仅占一章的篇幅（约七万字），而以这么短的篇幅要描述出一条万里巨川的全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深入，才会深刻感觉到，黄河是一条最有个性、最有命运感的大河，更是一条最既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的岁月长河。在关于江河水系的书写中，这也是一条让我难以描述的大河，几乎所有大小江河存在的问题及症结，在黄河身上都能找到。无论是从中华文化源流的人文意义看，还是从中国江河治理的现实出发，黄河，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被摆在了第一位。
奔波于大河上下，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身的渺小和局限，一个人要把一条万里长河从头到尾走遍，哪怕以如今飞奔的速度，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若要把一条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还真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回顾近几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一条长河贯穿的峡谷、高原与平原间，虽是雪泥鸿爪，亦可立此存照，这也是对自我遗忘的一种抵抗。
在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间，为写作《命脉》之黄河篇，我对大河上下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式的采访，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次采访只是对黄河主干的一次浏览。
2012年5月，时值春夏之交，正是农历阳春三月间，“黄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涨溢。春以桃花为候，盖冰泮水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二月、三月谓之桃花月”。因冰雪融化而常引起洪水，人称桃汛或桃花汛，这是黄河凌汛过后的第一轮汛期，这个季节万物复苏但生长尚未茂盛，也是水土流失的高发期。我特意选在这个季节，对黄河中游的晋陕大峡谷、陕北黄土高原及延河流域、清涧河流域、渭河流域及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探访，也正是这次探访，让我对黄河与黄土高原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打量，更让我直接感受到，黄河的命运，乃至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就是由黄土高原决定的。
2013年10月下旬，农历九月，“以重阳纪候，谓之登高水”，这一次我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洛阳孟津、荥阳桃花峪开始，对郑州花园口、开封柳园口、兰考东坝头（铜瓦厢）等黄河中下游的关键点和险工段以及黄河滩进行了重点采访，而重中之重是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又进行了一次深入采访，这次采访由于黄委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的特殊关照，让我深人其内部的核心区域，有了更深入的发现，更深入地感受到了这座水利枢纽在绝地上诞生的非凡意义，这是人类重塑黄河的命门之所在。
2014年7月到8月底，我从青海黄河源区到内蒙古托克托河口段区间，对黄河上游做了一次从头到尾的深人采访，尤其是宁蒙河段内蒙古河段一度被我忽视的凌汛，让我认识到黄河在桃汛和伏秋大汛之外，还有另一种更深重的、防不胜防的灾难。
2014年11月，我再次奔赴黄河上游采访，对黄河中上游的主要支流渭河和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支流洮河流城进行补充采访，尤其是洮河，由于此前的疏忽，我与这条支流一度擦肩而过了，后来听黄委一位专家说，这条支流为黄河至少补充了十分之一的水量，也是注入刘家峡水库的一条重要支流，而引洮工程和甘肃中部地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让我又一次回到了黄河上游，也让我倍感江河水系是如此复杂。这次擦肩而过的疏忽，反过来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人类在时空中有多么渺小，视野是多么狭窄，而为了追寻真相，我也只能多走、多看、多问，而且还要在风流水转中不断转圈子，在山重水复中不断地走重路，才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对暂时不能确定也没有确证的存在，应该以科学的辩证观去“小心求证”，绝不能“大胆假设”，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我追寻事实真相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
2015年2月至4月，我在黄河凌汛期出发，从内蒙古河段穿插到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处，穿越黄河支流无定河流域后，又一次穿越了晋陕大峡谷，对黄河小北干流、汾河流域、三门峡水利枢纽、豫西大峡谷、洛河流域及故县水库、伊河流域、豫西河段、沁河流域、孟津，有选择性地进行了重点采访。
2015年7月，我再次赴甘肃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源头采访......
这期间还有一些穿插性的、选择性的采访，这里就不说了。而那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艰辛，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意思，这么多年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迟钝和麻木了。江湖凶险，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其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2014 年8月初，我抵达了黄河源区，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疼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而同那些黄河源头的守望者相比，这短暂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进这样的生命禁区，哪怕什么都没有干过也是一种牺牲，而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这是一种奉献、牺牲理想主义，只会让人感到矫情。但既然选择了报告文学，选择了“大河上下”，我就不能不来，抵达现场，这是对报告文学的一个起码要求，仅仅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连第一步你都没有迈出来，不但难以追寻真相，反而会闹出笑话。有时候我也会自己琢磨，从《命脉》到《大河下上》，我一直在超负荷地劳动，而报告文学既是脑力活是体力活，我这样在江湖中奔波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功利？一部这样的报告文学，投入巨大的精力还有费用，最终获得的只是一点儿菲薄的收入，付出的却是收入的数倍，如此得不偿失的事事情，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谁又会去干？我承认，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吧。以根子里追溯，这与我身为湘人或许也有某种关系，我自小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染，追溯湖湘文化之源，一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可以加上一句“虽九死其犹未悔”；二是范文正公为我家乡的岳阳楼抒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敢妄言自己“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但对自身遭际还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否则一切将无法进行下去。
好在，这些年我养成一个还不算坏的习惯，在外面采访累了，就回来埋头写一阵，把写作当作采访的休息；写累了，又重新上路，把采访又当作写作的休息。如此交替进行，好像一直在工作，又好像一直在休息，这也算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小秘诀吧。这本书，原本是不打算写这么长的，只想在《命脉》黄河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采写，最多也就二十万字吧，结果是，黄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河上下，太厚重了，也太复杂了，最终写成了现在四十多万字的规模，原来的那点儿篇幅只是个小零头了。关于黄河的生态问题、水危机问题、重点工程、重大事件、典型人物或某一局部流域的书写，已有很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其实也更愿意去写一个断面或一个侧面，但“大河上下”就是一个全景式的命题，也决定了我只能对黄河从头到尾进行全流域的采写，历史，现实，水利，水危机，水生态，几乎所有关于黄河的问题都必须展现出来，由此而对黄河的命运做出完整的、全方位阐述。以文学的方式对黄河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和报告，应该说这还是第一部。如果不是这样，我又何苦把黄河重写一遍？而我通过这次采写，再次发现，几乎每一章都可以写一部巨著，这也让我又一次感到了自身的局限，人生有限，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是永远无法写尽的。
诚如本书的立意，我书写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这也是我惯用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叙述者，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某个片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在采采访中我发现，人类一直处于可怕的遗忘状态，很多曾经铭心刻骨的记忆，也日渐被遗忘，包括我自己，也进入了健忘的年岁，这也逼使我采取种种方式来抵抗遗忘，一路上边走边记，手机、相机、iPad、手提电脑全都变成了文字加影像的记录工具。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就是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所谓的“保持社会记忆”，以此来“抵抗社会性的遗忘、集体遗忘”。在这些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譬如说，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工程，这也高度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干大事，而在这些工程的前台和背后，都离不开中央高层的决策，这就在去叙述到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若要刻意回避这些人物，就降低甚至丧失了报告文学的部分真实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又不可能直接采写，只能间接描写。这也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诚实交代的。
还有一点我也必须诚实交代，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涉猎江河水利方面的题材，但毕竟术无专攻，只能以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依据，除了面对面的采访，我还阅读了上百种与我的叙事有关的书籍（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于后），这对我也是非常难得的科普，在此对以上书籍的著作权人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上述著作权也高度尊重，一般仅仅只作参考，因我所写的并非科普类、学术类专著，也无法直接援引。此外还要感谢中国作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我在采写过程中的支持。本书初稿完成后，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家一个多月的审读，对思想性和专业性都以科学精神进行了严格把关，这本书绝非我一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和水利专家、治河专家和黄河人合作完成的，尤其是大河上下那些守望在沿黄一线的黄河人，一路上没有你们的支持和指引，我是不可能走得这么远的。
一条大河的咆哮之声渐远，事实上她也早已不再是条纵横激荡的大河。在静穆的天地间，她看上去是如此安详，但每次在与她对视的刹那，我依然充满了一种突如其来的震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黄河的感觉，那就是敬畏。
201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