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特殊的部队
——长篇纪实文学《东江纵队》引子
文/陈启文
一
在追踪一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之前，先要追溯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东江。
东江是珠江水系的干流之一，在人类出现之前她可能就已出现很久了。这是一条离大海最近的河流，一条被人类反复命名的河流，循江，浈江，东江。事实上，她每流经一个地方就获得一次命名，在寻乌，她叫寻乌水；在安远，她叫安远水；在惠州，她叫惠州河；在石龙，她叫石龙河。这是一种深情的眷恋和挽留的方式，无论她将流向何方，她的名字，她的魂，就在这样深情的呼唤下，在她流经的某一个地方留下了，从此，永远，只属于那里，她与那片土地成了同义词。
而我在追溯东江的过程中，感觉有许多事物在一条河流同时发生。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河流的意义。在我出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出现了很久。一路循着东江，朝着阳光照射的一个角度，穿过岭南水汽缭绕的丘陵与平原，恍若行走在一张漂移的地图上。有些事物正在相互撞击，相互融合，风水和阳光精巧地搭配着，满眼的潮湿发亮的翠绿，轮轮地扑到这河流两岸，流水滔滔而花影摇曳，在流水与花影中，有一片大地逐渐浮现，在时空中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位于东江下游和珠江口交汇处的东莞。
那些历史过来人，早已习惯于用农历纪事。每年农历八月，正值岭南一年最宜人的季节。一条源远流长的东江，穿过绵延不断的山岭和沃野，泽被着这一方水土上的万物苍生。然而，当一条岁月长河1938年的秋天，这条河流将被赋予另一种意义，她将以艰苦卓绝的血战而续写一曲慷慨悲壮的满江红，那朵被鲜血染红的浪花，至今依然在激起我们对这条英雄母亲河的无限崇敬。而我接下来的历史追溯与叙述，其实就是一次漫长的致敬。
一切，就从七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开始吧。此时，在岭南明亮耀眼的阳光下，又一茬稻子成熟了，那黄金般的大地在天底下无边无际地舒展，让人感到分外舒畅。然而，就在这个秋天的背后，甚至在更早之前，一幅东江流域的详细地图，就已在日军觊觎已久的眼皮底下摊开。为了入侵华南，日军蓄谋已久。自古以来，这就是一片热爱和平的土地，一向热情好客的东江儿女也许没有想到，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有日本特务在岭南深处、东江流域神出鬼没，他们或化装成走村串户的货郎，或打扮成神通广大的风水先生，侦察地形，搜集情报。这些日本鬼，真是鬼得很，不但会说地道的中国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白话，这让他们似乎没用多久的时间就把东江流域的山山水水摸透了，连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里他们也摸进去了。哪座山岭可以作为他们的战略要塞，哪条路将成为他们长驱直入的捷径，这些，都被他们一五一十地标注在作战地图，但他们唯一摸不透的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可惜，他们已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琢磨这里的中国人了。早在一年多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而那幅桑叶形的中国地图，此时正在一片一片沦陷。
在汉语词典中，沦陷和沦亡是两个很容易混淆的词语。沦陷，只是暂时的失守，还有机会重新收复失陷的土地，而论亡则是永远的丧失，让土地的主人从此沦为亡国奴。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方式在验证这个誓言。此时，正值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也正是侵华日军最不可一世、气焰最嚣张的势头，日军在攻陷上海、南京后沿长江一路向中国内陆腹地节节推进，妄图以其迅猛之攻势将中国彻底击垮。对于日本这一存在，首先应该正视，绝对不能蔑视和低估，这也是我们追溯那段历史的前提之一。那个遍布火山、不是台风就是地震的狭小岛国，能够在孤悬于太平洋的几个蕞尔小岛上迅速崛起，直至发起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战，这与那个岛国民族在灾难深重中形成的天性有直接关系。这个民族一方面有着坚忍而顽强的意志，一方面又有着孤独、高傲、绝对、狂热、固执任性的性格，还有着深深的诡谲和极端的精明。而当这一切被阴沉无情、贪婪好战、充满了扩张野心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等邪灵所绑架，它将释放出如同火山般爆发的巨大能量。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民族，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制造灾难的民族。
武汉保卫战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也与日军入侵华南有直接关系。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扼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也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底，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其军政机关大部仍在武汉，这就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实际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实为当时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消灭国民党军队，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为此，日军在占领徐州后迅速集结了十四个师团、一百四十余艘海军舰艇以及五百余架飞机，总计三十五万余人（这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军调集的最强大的兵力），沿长江、淮河西进，攻取武汉，“欲毕其功于一役”。只要一举拿下武汉，就可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从而建立一个像伪满洲国一样的傀儡政权，从此让幅员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永久沦为“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日军则可腾出手来对付那些更强大的目标，从而实施他们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太阳神之梦”。不能不说，这是世界上最有野心的一个岛国，然而，自诩为太阳神子孙的日本人，却还真是没有琢磨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也大大低估了中国人抵抗外侵的顽强意志。从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民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了近五个月之久的武汉保卫战。这是抗日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也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进行的。早在武汉会战之前的3月25日，中共中央央就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中国军队在前线投入空前的的兵力奋勇杀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挥 自身的优势在后方为战事出谋划策，发动广大人民为全力保卫大武汉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另一方面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则在敌后浴血奋战，牵制和分散了大量日军，为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减轻了压力。这也是史家公认的，此战堪称“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御外侮”的典范。
尽管武汉于1938年10月25日失陷，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四十余万的惨重代价，却也以毙伤日军近二十六万的战果而大大消耗了侵略者的有生力量，而尤为重要的是，日军以速战速决、逼迫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也根本达不到。此役，中方虽未扭转暂时的败局，但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形势，此后，抗日战争便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曾做出阶段性阐述:“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对于战争双方而言，战略阶段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选择。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看明显处于劣势，但中国幅员辽阔，有纵深的战略腹地，而中国地形又形成了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形成了一道道如鬼斧神工般的天堑与险关。在不可能以最快速度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外的前提下，中国可以依凭一道道山重水复的关隘要塞节节抵抗。毛泽东深人阐述的“持久战”无疑是最充满韬略的选择，这一战略最终成为被历史验证的真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在整个侵华战争时期日军仅仅占领了中国的第三阶梯，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沿海丘陵区，连第二阶梯也难以逾越，而从使侵华日军的战略者图看，拖得越久，越让他们深陷泥潭难以自拔，他们绝对不想这么长久地拖下去。
而我接下来叙述的主题，就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战略形势或大背景下展开。
二
就在猛攻武汉的同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周密策划入侵华南的战争。当年9月7日，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攻广州，开辟华南战场，其主要战略目的如今早已解密：“控制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切断香港——广州——内陆区间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外援补给路线，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二、通过进攻华南来牵制中国军队，阻止华军（粤军）北援武汉，以利于其武汉方面作战；三、直接占领华南这一富庶地区，掠夺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四、打通粤汉路，使南北日占区连成一片，造成全面西进的姿态，向迁移至重庆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投降。”
一旦做出决定，日军就不会给自已迟疑的机会，更不会给对手以任何还手之机，这是一个岛国民族刚愎而果断的天性。日军大本营随即下令组建其华南作战的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此次华南作战，日军参战兵力约七万人，舰船五百余艘，飞机二百余架，计划以大亚湾为登陆攻击点。大亚湾水深海阔，既可驶入万吨巨舰，有利于舰队展开，又有公路直达广州，从大亚湾到广州距离很近，地形也不复杂，适合海陆空立体作战和机械化的大兵团作战。尽管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日军在战前还是费尽心机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又是日本人天性的又一个优点，他们号称是世界上最细心的人类。我在前文提及了日本间谍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在岭南东江一带深入侦察，而他们也非常成功地钻进了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心脏。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南被辟为第四战区（所辖范围为广东及福建），余汉谋统率的第四路军就是驻守华南的主力。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尔珍，还有一一个姓李的少将高参，均是潜伏的日谍（汉奸），而当时第四路军部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图纸都归他们掌握。但这位大大咧咧的余总司令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军统、中统特务对这两个汉奸日谍不说采取防范措施，根本就没有察觉。直到日军攻占广州前夕，这两个间谍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香港后，余汉谋才连呼大事不好，可此时想要改换工事阵地又怎么来得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人对孙子兵法的钻研比中国人更深更透，而日军有华南守军的工事阵地图在手，几乎是指哪打哪，发发命中。倒是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陷入了迷魂阵。中国反谍人员倒也抓到了一个化装成交际花的日本女谍，但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破获其间谍组织。这个娇艳无比的女谍似乎是故意被捕的，一会儿说这个国军将领是间谋，一会儿又说那个国军机要人员是间谍，搞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结果一个都不是。而日军布下的一个最成功的迷魂阵就是声东击西，他们早已剑指大亚湾，而中方获得的情报却是大鹏湾。这两个大海湾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战争而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可不只是余汉谋一人受骗了，连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据说是翻译错误），蒋介石随即对余汉谋发出错误的指令：“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唯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
日军几乎是一个迷魂阵接着一个迷魂阵，牵着中国军队的鼻子转，甚至感觉余汉谋的第四路军就是日军在指挥。在进攻大亚湾之前，他们又故意声东击西，对汕头发起猛攻，搞得第四路军东奔西跑。尚未交战，就已成疲惫之师。而蒋介石在此之前对敌情最大的一个判断失误，就是以为日军在短期内不会大举入侵华南，抽调了第四路军的大量兵力参加武汉会战及外省作战，致使广东防务空虚，当时驻守广州至大亚湾沿海地带的仅有第四路军一五一师下辖两个旅。以这两个旅的兵力来对付日军海陆空立体作战的迅猛攻势，大亚湾失守几乎是命定的。而直到日军发起猛攻的前夜（10月11日晚上)，很多军官还在广州、香港潇洒，直到驻守前线的官兵发现大亚湾海面上出现了日舰，才紧急报告第四路军总部。如何才能通知官兵们在第一时间归队呢？那天晚上，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在各电影院同时发生了，在银幕上突然插入了“一五一师官兵迅即归队”的字幕。以当时的通信条件也只能如此了，但这也等于把军事行动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谁知道这电影院里有多少日本间谍。
此时，日军对大亚湾的登陆作战已一切准备就绪，投入此次作战的是日军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一军精锐，第十八师团、第一O四师团及先遣支队，还有海军两支舰队的三十余艘舰艇和六十多架飞机，共四万多兵力。另一说“日军以七万陆军、五百艘战船、一百架战机的兵力，强行在大亚湾登陆”。这次登陆作战，由日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指挥。作为日军人侵华南的罪魁，对此人也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古庄干郎（1882-1940）出身于军人世家，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入侵华南之前担任日军参谋本部部员，一度以德国大使馆附武官辅佐官的身份赴德国研习军事，被誉为日本陆军当中一个标准的“优秀军人”。但又不能不说，他统率的第二十一军同其他侵华日军相比作战能力是相对较弱，所属三个师团中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是常备师团，其余全是临时编成的特设师团。而据史料记载：“当时国民党驻粤军队有十三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枪支在五十万以上。应该说，在军队数上我方是占很大优势的。但是，余汉谋在战前同意抽调近五万兵力北调参加武汉保卫战，严重削弱了广东的防务力量。”
对双方实力的对比，尽管已无从改变已经注定的历史，却对厘清这段历史很有必要。
1938年10月12日凌晨五点左右，日军对大亚湾发起猛攻。在日军海陆空立体作战的迅猛攻势下，扼守大亚湾一线的中国守军很快就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而被迫撤离前沿阵地。日军随即在大亚湾左面澳头港和正面霞涌港一带登陆，由此掀开了大规模入侵华南的序幕。但这并非日军第一次入侵华南，早在当年6月，日本侵略军便从海上进犯广东汕头南澳岛。这是广东省内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海岛县，也是余汉谋在抗战中丢失的第一份国土。然而这只能算是日军入侵华南的一个前奏，一般历史学家都把日军大亚湾登陆作为大举入侵华南的历史开端。而仅在九天之后，广州失陷。那么在这九天里，又看看广东军政人员是怎么应对的，历史的归纳极为简单，“先是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后撤，仅接着是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闻讯出走，广州遂沦于敌手”。都说老百姓喜欢造谣而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余汉无谋、吴铁失城”却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谣言”。至10月底，除粤北山区之外，广东省已大部沦陷于那如同膏药般的太阳旗下，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
三
那刺眼的太阳旗，被日军绑在刺刀上，指向哪里，日军便冲向哪里。这是我们在那些黑白影像中时常看见的画面。这里，我的叙述就从日军直指的大亚湾开始。按日军的精心策划，他们最核心的战略意图是占领广州这座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和通商口岸，但日军也绝对不会忽视惠州和东莞的存在，从惠阳到广州，惠州首当其冲，而东莞则是必经之地。
大敌当前，谁来抵御侵略者？东江儿女热爱和平，但也从来就不惧强敌。从当年身首分离、肝胆俱裂的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焕，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还有无数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东江儿女，以血肉抒写了一曲曲慷慨壮歌。而每当一个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的力事有保护自己的子民时，无助的老百姓就只能全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在历史上筑起了一座座碉楼，也曾与来自海上的敌人发生过激烈交火。东莞凤岗雁田抗英，是被很多历史教科书遗忘了的一段历史。英国人当时想要的新界，绝不止如今的香港新界，在他们臆想的版图上，一直延伸到了如今的东莞石龙一带。但他们没想到，一个大清王朝好欺负，但中国老百姓却不好欺负。这也只怪他们没有把这里的中国人摸透，在他们眼里，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乌合之众，那些鸟枪和火铳是滑稽可笑的。但一支由数千人自发组成的老百姓抗英队伍突然冲他们开火了。在激战中，一千多雁田人在祖先的龙眼树下歃血为盟，在他们冲入敌阵之前，已叮嘱他们的家人给自己挖好了坟坑，也把一座座碉楼打造成了抗英的桥头堡。随后又有东莞各地组成的三千多人志愿军赶来增援，他们与沦陷区的一支支抗英农民武装沿着石马河的丘陵修筑起二十多里的防线，架起一百多门从虎门调来的大炮，夜袭英军，一直将英军像撵鸭子一样驱赶到罗湖河以南。这是东莞人创造的历史奇迹之一，一群英人眼中的乌合之众竟然打败了强大无比的英国正规军。
眼下，随着大亚湾陷落，日军眼看就要侵入东莞，就是老百姓想要抗日，也得有人来组织啊。而此时，那个国民党的东莞县长一听到大亚湾沦陷的消息，就以筹备抗战为借口离开了县政府，不知去向。慌乱中，东莞别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个不见了踪影，驻扎在东莞的国民党军队也以调防前线打仗为借口匆匆撤退。日军还没有进来，要政府找不到政府，要军队找不到军队，东莞提前陷入了无政府的瘫痪状态，如同一座不设防的城池，就等着日军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值此危急关头，必须有人挺身而出，风口浪尖上的东江，不能没有中流砥柱。
那个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的人，就是共产党人姚永光。不是别无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
先来认识一下这个人。透过一幅发黄的历史照片，依然可以真切地看见那一副斯斯文文的书生形象，清瘦的面孔与身材，宽阔而明亮的额头，浓眉下架着一副那个时代很时髦的圆眼镜，哪怕在战争年代，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此人便是姚永光（1918- 1991），又名李永泉、李士洋，广东合浦（今属广西北海）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广州地下学联的五名常委之一。而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叙述的这段历史开端。
每一个历史的开端都并非突如其来。在姚永光出现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人物已经出现了。若要厘清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人物：张文彬。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中，把这位年轻的老革命称之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青年流政治家”。张文彬为湖南平江县人，1910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入教会学校就读，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张文彬于1929年秋随彭德怀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春，张文彬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当年8月，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西安，以杨虎城的少校秘书身份进行地下活动，在对杨虎城、张学良等的统战工作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而且非常成功的角色。西安事变后，他又协助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工作，参加同蒋介石代表的谈判。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文彬在出席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随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奔赴广东，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抗日争的重任。10月，他在香港召开会议，整顿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健全了各部委及下属党组织，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
1938年4月，张文彬又奉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南粤”（南方工委），随即成立广东省委，任书记，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委军事委员会，由尹林平任军委书记。
尹林平（ 1908-1984），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高兴墟蒙山村人。尽管他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但老实俭朴的的父亲还是勒紧裤带把他送入蒙山书院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七岁时他就当了一个长途挑运的挑夫，挑着百斤货担往返于广东梅州和高兴墟，这锻炼出他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体质和坚毅顽强强的素质。1930年他参加红军。从赣西南游击战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凭借自己英勇杀敌的战功，从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一路升迁。1932年，他追随毛泽东指挥的红一、五军团攻打福建漳州，战后，他参与组建闽南红军游击队独立大队，任副大队长。随后，独立大队改编为闽南红军第三团，任副团长、团长。1934年1月，尹林平调闽南红二支队任支队长，不到一年时间就恢复和开辟了许多新区，红二支队由几十人发展到五百多人，牵制了国民党一个正规师和保安团的兵力，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尹林平率部在闽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一年多，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当地国民党政府发出告示！“杀死尹利东（即尹林平），提头来见者，赏光洋五千元，知情来报者，赏光洋三千元。”后来形势恶化，部队及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坚持地下斗争，在厦门恢复党组织，任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1936年冬，尹林平从福建调到广东，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军事部部长。193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这是历史的选择，此时正当而立之年的尹林平，必将成为一位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领军人物，在东江抗日游击战以及未来的东江纵队的谋篇布局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张文彬、尹林平既有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也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省军委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全体党员和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当年8月，省军委在广州召开东莞、增城、番禺、从化、花县等广州外围县的军事工作会议，对建立和掌握民众抗日武装做了非常具体的研究和部署。
看了张文彬、尹林平的这段出生入死的经历，接下来再看姚永光的经历。他于1937年5月调任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8月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9月调往东莞，10月任中共东莞中心支部书记，负责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的党组织。1938年1月，省委又派王作尧到东莞任中心支部宣传委员，发展抗日武装，并陆续派遣袁鉴文、陈昶等一些政治军事干部来莞工作。5月，根据省委指示，中共东莞中心支部的历史告一段落， 成立了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姚永光任书记，袁鉴文任组织部长，王作尧任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而在日军登陆大亚湾之前，东莞党组织利用“东莞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的名义，相继在高埗、东坑、大朗、山厦、石马等地建立了武装小组，在此基础上，又从各乡村的党员、进步青年以及知识青年中选派了近两百人，由王作尧直接领导，在当地驻军支持下，于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举办了两期“抗日自卫团军事干部训练班”，并在训练班建立了党支部。这两百人就是未来东江纵队的军事骨干。
张文彬、尹林平和姚永光这段互相交集的生平事迹，既简单又充满了节奏感很快的跳跃性，这里边还蕴含了巨大的历史信息量。但无论历史多么错综复杂，一段历史线索已非常清晰。
若要严格遵循历史叙事的规则，我接下来要叙述的历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之前的东江抗日游击战争，大致可以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东江纵队正式成立（1938—1943）；
第二阶段是从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1943—1945）。如果仅仅只写狭义的东江纵队征战史，那就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也难以从头到尾呈现出东江流域七年抗战的烽火岁月。
这里，我就从1938年10月12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由此掀开日军入侵华南和华南抗战的序幕，从大历史视野看，华南以及东江、东莞从此进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时间”。在那暴风雨袭来的晦暗而阴森可怖的天空下，随着姚永光等共产党人的挺身而出，一支在未来数年活跃在东江上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