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纵精神永流传
——长篇纪实文学《东江纵队》尾声
文/陈启文
一
追溯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比追溯一条波诡云谲、水系纷纭的岁月长河还要复杂。
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一支以这条河流命名的队伍，推动着也渲染着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而在许多过来人的回忆中，这是一场比七十年还要漫长的战争。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叙述，到1945年渐渐走进尾声，但这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在一直以来的叙述中，也从不轻易使用“完成”和“结束”一类的字眼，对于历史的叙述比现实更深远，没有真正的过去时，一切的现实都是从过去延伸而来，又向远方延伸而去，一直处于与时俱进的进行时。
这里，以1945年8月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此前，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已经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元凶墨索里尼被枪决后，倒悬于米兰洛雷托广场示众。但一段倒悬的历史尚未终结，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和第四十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还活着。尽管日本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但中国抗日战争还将持续多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还将持续多久此时还是一个未知数。尽管一切还处于未知的状态，但中共中央在此时做出一个明确决策，为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华南抗日力量，王作尧奉命与林锵云（珠江纵队司令员）、杨康华（同年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粤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组成粤北指挥部，率领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部分主力向粤北挺进，迎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起开拓五岭根据地。
中共广东区委粤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一支队伍从东江走向北江， 一路向北，穿越粤北层层叠叠的山峦。五岭，就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抒写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的五岭，在南岭山脉线之上，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既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也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所谓岭南，就是五岭山脉以南的广西、广东及当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全境，还有湘南、赣南的部分与粤桂交接地区。这是红军长征翻越过的大山，而大凡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地方，那种艰险只是被一代伟人毛泽东那俯瞰群山的气魄在诗中淡化了。对于王作尧和东江纵队战士，这次北上，虽说不能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比，但也是一次不亚于当年“东移海陆丰”、路途更遥远、生活也极为艰辛的长途跋涉。那是岭南极其闷热的雨季，丛林中到处都是毒蛇、蜈蚣和吸血的蚂蟥，他们一路上风雨交加日夜兼程，沿途遭受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由于粤北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缺少根据地人民的支持，指战员们一度只能靠南瓜汤、豆角叶、山菠萝和野生蕨粉果腹。这也是他们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必将经历的一段艰险岁月。
就在粤北指挥部北上的征途上，1945年8月15日正午，那是一个非常寂静的中午，全世界的人，都能听见从收音机和广播里传来的虚弱而沙哑的声音，那是日本天皇向他的臣民下达的“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假借圣道发动“圣战”的、极具统治力和侵略性的天皇，但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此时，粤北指挥部的北上部队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尚未会师，当南下支队于8月28日抵达广东南雄西北部的百顺地区时，华南日本侵略军已投降，国民党顽军对南下支队如临大敌，随即调集了五个军的兵力妄图围歼南下支队。而此时，中共中央已有新的战略部署，南下支支队奉命北返。9月10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指示，北上部队留在粵北山区坚持斗争，并由粤北指挥部统一指挥粵赣边区部队。面对国民党党顽军的进攻，王作尧等率部经过九个月的斗争，开辟了湘赣边游击区、九连山区游击区、澄江地区游击区，还拓展了北江东岸游击区，初步形成了粤赣湘边根据地和游击区。而接下来的历史也将验证，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威震华南敌后的一把钢刀，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队伍依然是威震敌胆的一把钢刀。
二
当王作尧率部踏上北上的征程，东江纵队留下来的主力部队也以迅猛之势击溃了顽抗之敌，在东莞地区接受日伪军投降。这既是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也是其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之必然结果。
一支在初创时仅有上百人的队伍，到1945年初，东江纵队已扩建到九个支队、四个独立大队，拥有一万一千多人，还有民兵一万二千多人，东纵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达六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四百五十多万。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支队伍都是活跃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前文提及，1944 年6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就已明确指出：“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万人，其中，第五十七师团在广九铁路沿线，由我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七十。第一O四师团，在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三十。”当年7月，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指出，东江纵队“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华南战场已“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东江纵队首先是一支敢于拼杀、勇于战斗的部队，东江纵队的历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征战史。由于篇幅所限，我所追踪并呈现的，如榴花塔阻击战、百花洞战斗、羊台山反击战、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黄猄坑追击战、梅塘战斗、攻克冼沙、解放高埗、横扫莞太线等战斗，只是一些关键性的、比较典型的战例，若要全面反映东纵征战史，这还远不够。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纵队的前身到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先后同日伪军作战千四百多次，击毙击伤日伪军六千多人，俘虏和投诚的日伪军约三千五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千五百多件。然而，这并非战争的全部结果，这支转战于东江两岸的队伍，直接威胁到被日军占领的广州外围，牵制了大量正面战场的日军，又深入港九敌后，卡断了为日军所控制的广九铁路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线。作为华南最重要的敌后战场，东江纵队在支持配合华南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发挥的作用都是难以用具体的杀伤力和战果来估量的。
东江纵队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东江纵队到底有多少牺牲的烈士？据统计，在东江纵队的战史上，包括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东纵战士，能留名于册的烈士就有五千六百多位。然而这并非公认的数据，据大岭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介绍，东江纵队约有六千多名英烈献身。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有一座铭刻着六千七百多位烈士的英名碑。而在惠州博罗县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一座英烈厅镌刻着五千五百多位烈士的英名，据馆长熊茂昌介绍，这个长名单还在不断改写和增添:“经常有老战士拿着战友名单来核对，如果有缺漏或者写错的都要求纪念馆改过来，甚至有人专程从香港赶来，看到当年战友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眼泪，泣不成声......”.
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共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文彬名列其中；第二批则有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班长黄友，东江纵队第一支队猛豹大队政委李少清、大队长沈标，东江纵队第七支队政治处负责人兼中共惠东县委副书记黄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民运队长黄志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政训室工作人员彭泰农、东江纵队第三大队中队长陈廷禹、东江纵队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钟若潮。历史，无法铭记所有的英名，这些难以统计的英烈，其实也是以生命和血肉在验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是一场艰苦卓绝、来之不不易的胜利。而具体到东江地区，也离不开东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尤其是东莞，东江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缕烽火。第一支队伍，乃至打响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战的第一枪，都在东莞，那是东莞。
这与东莞儿女抵御外侮的血性有关。历史不会忘袁崇焕、蒋光鼐等历代为国捐躯的东莞籍爱国民族英雄，也不该遗忘在外交战线和谈判桌上为国力争正义与权利的东莞籍爱国人士，如曾任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国务代总理的王宠惠就是东莞人。1943年11月，王宠惠作为中国元首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举行的开罗会议，参与了《开罗宣言》的起草。他在草拟和讨论过程中据理力争，使《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覆夺之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自应归还中国”，中国之国家主权，就是由此奠定的，包括今天中日的钓鱼岛之争，在《开罗宣言》中都可以找到对日本最有力、最确凿的反驳。而日本想要的又岂止是一个钓鱼岛，而是以钓鱼岛为参照系的极为辽阔的海洋疆域。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王宠惠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主持宪章条文的中文本最后的审核和文字润色，并作为中国签字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上了自己神圣的名字。神圣的不是他的姓名，而是属于中国的权利和正义。
这与东莞所处的战略地位是直接相关的。东莞位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把广九铁路和这两座大城市作为其交通运输大动脉和中转站，妄图以此支撑其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而东江纵队在东莞开辟敌后战场也是势所必然。对此，我在此前的篇章中已有深人而翔实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言，只对东莞人民做出的惨痛而巨大的牺牲做点补充性叙述。在抗战爆发前，东莞是一个肥沃而富饶的、人口近九十万的岭南大县，而在日寇入侵后，东莞率先举起了抗日的义旗，也遭受了日寇最残酷的摧残和浩劫。从历史档案的数据看，在抗战期间东莞市人口伤亡总数约六万多人，被毁房间上万间，全县人口一度锐减至十六万人，荒地达到二十多万亩。从莞城到三十多个镇街，几乎全都化为了挂着血丝、裹着骨骸的断砖残瓦。很多荒芜的村庄与田园，一片死寂，不说人类，连鸟巢也是空的。
追溯东纵征战史，大岭山既是一个出发点，也是目的地。2015年夏秋之交，我又一次走近了大岭山深处的大王岭，这是我反复打量和描述过的一个地方，每一次走到这里，我都要下意识地弯腰致敬。在我缓缓移动的脚步间，没有炮火，没有枪声，但仿佛有某种天人感应，一场细雨霏霏而下，润物无声，每一一个来此凭吊者，低着头，步履沉缓，泪流满面。当一阵风吹开铺天盖地的浓荫，有一种境界是必然会出现的。一座三面环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占地面积五万多平方米，依山就势，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巅上。仰望，面对这样一个崇高的存在，你只能仰望，而在仰望之际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这震撼不只是来自一座巍峨雄壮的建筑，还有蕴积于天地间的一股神圣的力量，一股藏于民间的伟力。
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寻找历史，更是为了寻找东江的灵魂，寻找一种不可磨灭的东纵精神，而这也正是一座纪念馆作为灵魂意义的存在。从2003年5月开始，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东莞市委、市政府和大岭山镇政府共投人近五千万元，以大岭山镇大王岭村丰富的抗日文物资源为依托，倾力构建起这座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同时依据抗战时期各旧址的历史原貌进行全面修缮和复原，把纪念馆的东纵历史主题陈列和旧址复原陈列相互结合起来，建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见证地、东莞抗日的写真地、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2005年9月，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除了纪念馆，这里还原貌保存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部、会议室、大家团结报社、交通站、粮食加工场、操场、医务所、中山书院、大岭山抗日民主政权连平联乡办事处等九处文物旧址，这是华南地区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完整的抗日旧址，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路仰望， 拾级而上，在纪念馆大门口是一座V字形的巨型浮雕，那一个如豹似虎般奔赴战场的东纵战士，让沉睡的历史顷刻间被激活，深入其间，我此前描述过的一切，几乎都能在这里一找到下落。而我创作的第一素材，第一灵感，也源自这段浓缩的历史。登上楼顶，如同登上了当年的山顶，可远眺大王岭村抗日旧址、百花洞战场和一个现代化的大岭山镇的全貌，如天人合一般融为一体。
在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以大王岭为中心的大岭山根据地，一直是东江抗日游击队及其后的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抗战的阵地和堡垒。大岭山被誉为一座铁打的根据地，它到底有多“铁”？不可一世的日寇用大炮试过了，用轰炸机试过了。任你怎么狂轰滥炸，一座大岭山“我自岿然不动”，简直神啦！这让日军匪夷所思，中国人到底筑起了怎样的铜墙铁壁？只有大岭山人知道其间的秘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是依山就势构筑的，背后还有一座牢不可破的靠山，而比山更坚固的是大岭山的父老乡亲。他们为自己的子弟兵送粮食，缝军服，做军鞋，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救护伤员，组织民兵直接参战，送子弟踊跃参军。很多东莞籍战士在浴血奋战中成长为战斗骨干和各级指挥员，据东江纵队史料，担任东江纵队大队级以上职务的东莞籍指挥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担任支队（团）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十四人，占纵队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而担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王作尧，从拉起东莞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开始到北上五岭，一直是与曾生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
三
如果从大背景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东江纵队被不少史家称为“一支特殊的部队”“一支孤悬敌后的广东抗日铁军”，其特殊性，就在于这支孤悬华南敌后的抗日武装，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一直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难以得到党中央和主力部队的直接支援。我在前文提及，这支队伍在初创时期连一部电台都没有， 只能靠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而以那时收者机的质量和渺远而又频道受敌人干扰的信导。可想而知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有多么模糊，而他们却只能据此来分析和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并遵循中共中央指示做出战斗部署。
但他们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东江纵队的活动区域处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因此史家认为，这让东江纵队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时，“创造性地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区的香港及沿海城市，成功地创造了大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而东江纵队还有一个优势，广东，尤其是毗邻香港的东江地区，在近代史上就有跑香港、下南洋的风俗，自清中晚期以来，这里就是历史悠久的侨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战物资极为紧缺。廖承志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于1938年初从大西北的延安辗转抵达香港，秘密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对外不公开），与香港地下党组织一起，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围绕三项主要任务开展工作：“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又迅速波及到南洋诸国的侨界。在散发的传单上，很多抗日将士的军衣浑身上下都打满了补丁，甚至连中共领袖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衣服上也缀满了补丁，这让香港同胞看了唏嘘不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打心眼里充满了崇敬，充满了同情。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心系祖国和故乡，一时间涌现出了许多共赴国难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纷纷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献金等方式支援人民抗日武装，还有很多人送自己的子弟回国还乡，直接投身于人民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千五百多名港澳青年和华侨子弟先后回境投身抗战，其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东江纵队的战斗骨干和指挥员。如在横扫莞太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猛豹大队大队长沈标，原为香港工人，还有1944年5月在马山战斗中牺牲的第五大队政委钟若潮烈士（牺牲时新婚才三天），为泰国华侨。而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文森队、吉隆坡队等，都是海外华侨共赴国难的典型代表。更有一位可歌可泣的香港女教师李淑相，先后送七个子女参加了八路军和东江游击队，她本人也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家有四人在抗战中先后牺牲，连她本人也牺牲在东莞的土地上。
战后，港英当局统治下的香港，仿佛遗忘了东江纵队（包括前身）在危难时刻对他们及时寸伸出的援手，东江纵队的香港籍战士和英烈一直处于被湮没的状态。直到香港回归后后的第二年，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铭记这段非凡的的历史，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一百一十五名抗日烈士名册安放在纪念花园的纪念龛内。没有谁能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起死回生，但必须有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让这些英灵得以永生，这其实也是我追溯和书写这段历史的意义。
而这支特殊的部队，也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他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如我在前文所叙述的，东江游击队在港九秘密大营救中对英军俘虏和国际人士的营救，而此后，东江纵队又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先后救护了克尔等八名美军飞行员。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与盟军的情报合作上更是大显身手。1944年 10月，美军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欧戴义少校手持陈纳德将军及克尔上尉的感谢信，经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韶关办事处主任林露弼介绍，前往东江纵队。不过这次他们不只是专程来致谢，还有一项特殊使命。欧戴义少校是美军情报人员，他正式提出要与东纵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交换情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东江纵队在香港秘密设立了联络处，任命袁庚为处长。这个联络处实为东纵特别情报部门，主管广东东部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美英等盟军合作。是年底，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发起了反攻，决定加速摧毁日军在香港和广东沿海的军事设施，请求东纵情报机构提供日军在这一带的机场、港口、兵营等设施的准确情报。袁庚立即派情报人员打入敌人机要部门。“小鬼善成”，是东纵征放史上的非凡一笔，在东纵的情报战上也有不少这样的小鬼。如在此次窃取日军情报中，十五岁的少年情报员黄文，以杂役的身份，打进了九龙日军宪兵分部的文印室，窃取了很多重要情报。还有一位叫文淑筠的女情报员，在港岛半山区一栋面海楼房中， 用望远镜连续多日监视维多利亚港，将日军规艇的一举动和活动规律都及时报告联络处。东纵情报机构先后向美军提供了日军在港的机场、机关、油仓、船坞等大幅详细地图，还有日军在香港、广州的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虎门一带日军船只的详细报告，并破译了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本陆陆军符号及命令等大量情报。这一份份情报每天通过秘密交通站传递到欧戴义少校手中，再转到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飞虎队”。东江纵队的情报战，足以写成一本悬念迭起、惊心动魄的长篇纪实。那么，这些情报的效果又怎样呢?这里仅举一例，1944年12月的一天，美军出动大批轰炸机飞临香港。以前美军飞机轰炸香港大多数“天女散花”，而这次美军发动了两轮轰炸，炸毁了启德机场的两架飞机、中环海面的五艘舰艇和青山道的日本军火库。这让日军极为震惊。连当地居民也暗自惊讶，真是神啦，几乎是指哪炸哪，那炸弹跟长了眼睛似的，美军轰炸机怎么就炸得这么准呢？
这是只有东纵情报机构和美军情报机构知道的秘密。美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对欧戴义的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赞赏，在给欧戴义的贺电中称:“我们对 你们最近提供的特别情报十分感谢！”看来，连陈纳德也不知道这其间的秘密。1945年春，盟军拟在广东登陆，而日军的情报也非常了得，在侦知美军的意图后急调其驻武汉、长沙之间精锐机动部队其波雷一二九师团南下增援。这支日军行踪高度保密，昼伏夜行，一路上关闭电台，但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还是被东江纵队设在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察到了动向，火速通报美方。这让美军化险为夷，否则真要吃日本鬼子的暗亏了。从美军驻华司令，到欧戴义少校，都交口称赞东江纵队的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延安《解放日报》也曾刊文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但对东江纵队与盟军情报合作的特殊使命只字未提，当然，也绝对不能提。
如今，历史早有公论：“东江纵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和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华南敌后战场上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无可替代，也许不是最高评价，却是最公正、客观的评价。从东纵当年与盟军的国际情报合作，在时空中又延伸出了另一种国际合作。
2015年9月7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由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来自九个国家的三十五家博物馆共同发起的“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大岭山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是中国华南地区唯一参会的纪念馆，这也是国际层面的认可和正视。馆长王红星与共同发起人一起签署了《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北京宣言》。该协会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宗旨，搭建国际样二战博物馆间交流合作平台， 而通过这平台，也必将让东江纵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和在国际反法西西斯战争中做出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华南敌后战场上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东纵积极配合盟军作成的历史走向世界，在国际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四
抗战胜利后，一场战争又紧接着一场战争，东江纵队又依托自己开辟的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了为时近一年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后签署了《双十协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江纵队等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共两千五百多指战员，于1946年6月30日北撤山东，其余则解散复员。
这次北撤，依然由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东纵领导和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率领。1947年6月26日，由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北撤部队随后扩大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林锵云为副政委，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参加了华东战场的南麻、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与此同时，原来留在广东各地的部分武装骨干，在中共广东区党委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下，又重新拿起了枪杆子，逐渐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尹林平任司令员。1949年3月，两广纵队归属第四野战军指挥，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解放广东的战役，那些一度分别的东纵成士又再度会师，在解放广东的战斗中并肩作战，冲锋陷阵。而最后的胜利，最大的战果，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和平。
一条东江，静水深流，在风平浪静中流过了七十年岁月，而那一个个曾被东江映出的生龙活虎的身影，如今只能以追溯的方式重现。关于张文彬、姚永光、何与成等在抗战时期就已牺牲或离去的一些重要人物和英烈，我在此前的叙述中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大多有所交代，而随着一段历史即将告一段落，这里对尹林平、曾生、王作尧等东江纵队的领军人后来的人生也做一个交代——
曾生，从年轻到年老，都是一副始终不渝的书生模样，面目清清爽爽，衣着利利落落，既坦然淡定，又和蔼文雅。作为东江抗日游击队及东江纵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从当年卖掉家中的土地为革命筹集经费开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是这支队伍贯穿始终的领军人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员会副书记、渤海军区副司令，而当人民解放军在原东江纵队的基础上组成两广纵队，他又担任司令员，率部南下，投入解放广东的战场。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东江纵队打造出来的首位共和国将军。曾生将军在开国将帅中有两个身份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一名归侨将领，又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非军校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还真是凤毛麟角，他也是一位书生报国的典型。凝视他那一身戎装的将军照，也是一脸的清俊儒雅，不盖书生本色。此后，他先后任中共海军党委委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将军在广州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尹林平，这浓眉大眼的汉子，已化作一幅发黄的历史形象，但那国字大脸和眼神里透出的容智与犀利，一下就拉近了时空的距离。在张文彬被捕后的1943年初，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尹林平任书记，从此他全面担当起了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敌后抗日战争的重任，但作为东江纵队的政委，他一直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也可谓是灵魂人物。1945年7月，中央指示撤销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广东军政委，将两个机构合并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尹林平任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委任他作为华南抗日游击队的代表，并授予他少将军衔（只是名义，不是正式授衔） ，参加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又在谈判桌上为人民民抗日武装争取了正义和权利，解决了东江纵队北撤山东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尹林平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副书记，同时兼任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粤戆湘边纵队就像东江纵队一样从小到大，由1946年东纵北撤前夕留下的四百百多人发展壮大到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历经大小战斗八百多次，歼敌共二万五干余人，为迎接南下大军入粤作战和广东全境解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赢得了伟大战略家毛泽东的赞誉。毛泽东称赞他“此人似很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尹林平历任广东军区副政委、中南军区公安军兼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从1956年6月到“文革”前，他一直在广东省委工作， 历任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副省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监禁六年之久。“文革”后又历任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一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而从历史意义看，他一生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他领导东江抗日游击队及东江纵队的那段抗战岁月，那也是他一生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1984年9月8日，尹林平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王作尧比曾生年轻三岁，但在组建抗日武装上则比曾生要早一步。这是历史事实。从率先拉起第一支东江抗日游击队开始，他作为个军事主官，指挥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曾“三进大岭山、四辟根据地”，而他的一生，只能用九死一生来形容。1946 年6月底，王作尧与曾生率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先后任华东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参谋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副教育长。1949年6月任两广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师政委，随即与曾生等率领部队挥戈南征，参加解放广东的战役。全国解放后，王作尧先后任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叶剑英亲自点将，调王作尧到广州防空司令部任司令员。一位曾经饱受日军飞机轰炸的游击队长，从此与防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解放初，人民空军还没有完全掌握制空权，退居台湾的蒋军飞机日夜侵扰广州和东南沿海一带。当时，广州防空司令部指挥所设在广州越秀山脚下，王作尧和家人就近住在越秀北路。在时刻处于被敌机轰炸的危险中，王作尧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却无暇顾及近在思尺的家人。对于家人的担忧，他总是说：“人民交给的任务，就要对人民负责，不能马虎。”此后，王作尧又先后任中南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高级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防空第一副司令员、武汉军区防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成为首位东莞籍的共和国将军。“文革”期间，王作尧将军的厄运接踵而至，他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黑牢关押近五百天，出狱后又被流放三年多。平反昭雪后，他于1979年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遭受迫害的命运，也让他想到了早在1952年就含冤自杀的颜奇，尽管当时对颜奇这种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历史问题还处于比较复杂和敏感的状态，但他为一度并肩作战的颜奇作证，最终于1984年为颜奇平反昭雪，对其一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对于颜奇，这也是迟到的公正。
王作尧将军不但以其戎马征程而建功立业，还以“襟怀坦荡、严于律己、清白为人”的高风亮节而深受人们的敬重，他对亲属子女提出严格的要求，不要以他的名义搞特殊化。有这样一件小事，一次，他四子王勇劲因急于送战友赶火车而动用了他的专车，不但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他还以此事现身说法，愈加严厉地要求家人，这种占公家便宜谋私利的事情，决不能再次发生。一位如此严厉的将军，其实也很有人情味。他和身边的人感情非常深厚，凡与他长期相处的人，如战友、秘书、司机等，只要不触犯他的原则底线，他都是一个平易近人、十分宽厚的蔼然长者。这里又有一个细节，他的司机结婚时没有房子，而按当时的规定，这位年轻司机还不能分到公房。王作尧不会违背原则去给司机要一间房，但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司机结婚，一直住到同机的孩子出生了，分到公房了，才搬出去。
他还曾收养一个十四岁白的孤女，视如己出，一直抚育她到十八岁出嫁。这些，只是将军一生中的些花絮，却与将军的戎马马征程一起在民间广为流传。
1983年，由王作尧与堂兄王启光为代表的两家人共同将小坞园土地捐献给厚街村修建学校。小坞园不只是一座普通的祖屋，也是一座典型的岭南庭院，建在厚街西门巷尽头的一个小山冈上，很多老辈人还记得当年庭院内长满了芒果、龙眼、荔枝和杨桃树，房屋、亭子、回廊和池塘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的建筑，层层叠叠的绿荫，四季飘香，日听鸟唱，夜闻蛙鸣，那可是谁都羡慕的个大户人家。而随着这家里的主人王作尧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座祖屋也成为了一座革命历史建筑。在东莞涌现出了许多抗日家庭，而在王作尧、王启光的带领下，小坞园王氏一家十五口先后加入抗日队伍，多位子弟为国捐躯。小坞园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据点。1942年4月，曾生带领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指挥机关和医务所一度进驻小坞园，从前线转移来的伤病员大都被安置在这里治疗。小坞园内有一间用衣柜遮挡起来的密室，那一方原本有着幽美风景的山窗，被遮蔽得严丝合缝，透不进一丝光线，而他们在黑暗中传播着另一种光。当年，抗日游击队机关报《前进报》和宣传品等就在这间密室里出版、印刷。1943年秋，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整风学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举办了两个党训班，一个就设在小坞园。此时游击队已设立了直通延安的电台，这密室也成了电台收发报的禁地。为了掩护电台，小坞园的婆婆媳妇们在庭院里摆起麻将桌，故意把麻将声搓得响亮，以此掩护电台的声音。如今，小坞园已变成了一座优美的校园，校名也是王作尧将军亲笔题写的：“厚街前进学校。”前进，前进，东江纵队也是抗日义勇军，王作尧就是唱着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一路走过来的，他更寄望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东江儿女一直这样前进——进——！
1990年7月3日，一生坎坷、历尽奇险的王作尧将军在广州病逝，享年七七岁。按照他“死后葬龙华，面朝羊台山”的遗愿，安葬在龙华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一旁。若将军有灵，他凝视深处，正对着那座松柏掩映、白云低垂的羊台山。
在王作尧将军的墓旁，还有一一座与之并肩而立的陵墓，那是原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之墓。杨康华，原名虞焕章，又名杨任康，原籍浙江会稽，1915年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里为了叙事方便，不按他多个名字的先后年代，就直接叫他杨康华。1932年，年仅十七岁的杨康华，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他比曾生小五岁，却是比曾生高一届的校友。1935年12月，他和曾生一样，带头参加了广州声援“一二·九”运动的大游行。1936年3月，杨康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山大学附中教忠中学任教，秘密从事工人、学生运动和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参加广东文化界救亡工作协进会，当选为常委，1938年4月至 10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广州沦陷后，他奉命撤退到香港，任中共东南特委宣传部长，1940年10月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管澳门地下党组织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杨康华经组织安排撤退到羊台山抗日根据地，从这时起改名为杨康华，随后参加抢救被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秘密大营救”。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王作尧被任命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则被任命为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从此，这两位“文官武将”在战斗中成为默契配合的“最佳拍档”，在私人情谊也成为莫逆之交。1943 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与曾生、尹林平和王作尧并肩作战的四位纵队领导人之一，也可谓是东江纵队的“四驾马车”。1945年7月，杨康华在中共广东省临委干部扩大会议（罗浮山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同年8月与王作尧、林锵云组成粤北指挥部，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粤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率领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部分主力挺进粤北，开拓五岭根据地。1946年6月底，他与曾生等率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五大队政治委员、中央城市工作部第二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转战冀鲁豫地区。1949年参加解放广东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部长、暨南大学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广东省政协第一副主席、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职务，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1991年10月，杨康华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七十六岁。生前，他和王作尧将军一样，嘱托家人，在自己百年归寿后，选择回归龙华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安息。王作尧比杨康华早逝一年，这两位生前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前一后，回归龙华，又并肩长眠在一起。在王作尧将军的革命回忆录《东纵一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羊台山突起于龙华、乌石岩之间。山下，果园连绵不绝......呼呼劲吹的北风吹走我们身上的征尘，吹开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会合到一起了！”他所描写的并非与杨康华的会合，但那种与战友会合的欣慰之情，又何尝不是两位战友重逢于当年的战场、含笑于九泉之下的最真挚的描写？
这些出生入死、历尽坎坷的老革命、老将军，最终能够颐养天年，在安详的病床上与世长辞，也是人生之大幸了。还有多少英名，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
五
生命从来没有倒叙，但历史决不会付诸东流。那支诞生于东江的队伍，带着东江浊重的乡音，裹挟着烈马般的长风，已经走得比一条岁月长河更远。而留在他们背后的故乡，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故乡，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尤其是东江下游这片南方的城市丛林，其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随着东莞、宝安、惠州等当年的抗日根据地在和平年代以迅猛而强大的姿态崛起，完成了以南中国海为背景的现代化转型，昔日的田野、阡陌与村庄，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座有着银灰色金属外壳的世界工厂，那一条条车辆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也许就是昔日老牛喘息的泥泞田埂，当年那些清晰地标注在作战地图上的根据地、战场、阵地，而今哪怕离它最近的人也无从寻觅了。
天光云影之下，一切皆已重新编码，而我，一个历史的追踪者，尽管你随时都可以用手机导航，用CPS定位，但历史比现实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若要还原这一方水土曾经的过往，只有道着时间，如同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融淀流而上，才能找到它最初的源头。追溯历史，其实就是与时逆向而行。但在跨越时空的追寻中，我还是时常常陷入迷惘的境地，又在迷惘中时常走进一个个冷森森的坟地。这也让我一次次确认，在那场战争中出现的人物，或早或晚，最终都将消逝。而那些依然健在的东纵老战士，就是我还能寻访到的活着的历史。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国庆节以外的日子里，在天安门场举行了举出瞩目的大阅兵。当华南游击队方阵从天安门广场通过，一下深深吸引住了无数岭南儿女、东江儿女的注意力。我也紧盯着荧屏，生怕漏过了每一张苍老的身影和面孔，他们就是我想要捕捉的活着的历史。
这中间有一位东纵女战士，王如珍。在参加阅兵仪式的七位广东老战士中她是东莞市唯一位入选代表。她是东莞厚街人，和王作尧同乡同姓，从小就听说这位游击司令的铁血传奇。而她从小就心灵手巧，与母亲和妹妹一起，用莞草编织篮子、篓子、凉席等养家糊口，生活清贫，却也安稳。如果不是在她十三岁那年，日军攻占厚街，这清贫而安稳的生活，也许将是她一生要过的日子。日军在厚街的据点就在与她家墙之隔的大祠堂里，那些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她每天都能听到从祠堂传来的惨叫声，那是日军在用酷刑折磨犯人，而这些犯人大多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啥事也没有犯，但鬼子想抓谁就抓谁。那时她还小，吓得浑身发抖，而大人一看见鬼子就赶紧躲起来，可又能躲在哪儿呢，这东莞的天底下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有一次她和几个大人在一棵大榕树下躲了一夜，忍饥挨饿，还被蚊虫咬了一身的红疙瘩，烂了很久。后来，抗日游击队来厚街开展活动了，很多老乡也觉悟了，日本鬼子就像恶狼一样，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只有把这些恶狼打死了，赶走了，老百姓才有出头之日。十六岁那年的中秋节，王如珍找到了当时东江纵队民运组组长李强，要求加入民运队。李强看着这个黄毛小丫头，说抗日工作很危险，很辛苦，问她怕不怕？她睁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说:“我想好了，要抗日，那就不怕死，又怎么会怕辛苦呢！”
这黄毛小丫头，还真是是很勇敢，很能吃苦。她先是作为民运队员加入抗战队伍，动员青年参军、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减租减息、开荒种地，啥都干过，白天的任务不干完，夜里接着干。后来，她又参加了两个月的救护培训，当上了游击队的卫生员。那时游击队的战地医院条件非常艰苦，重伤员经过抢救后，随即就转移到了黑咕隆咚的炭窑里。而日本鬼子的鼻子特别尖，一下就嗅到了血星味。院长再三叮嘱王如珍，一定要提高警惕，看护好这些伤员。王如珍在黑乎乎的炭窑里不敢点灯，只能借着小手电的一点微光，给伤病员止血、敷药、包扎伤口。那时候药品奇缺，她记得在一次战斗中，一名战士腿骨碎裂了，必须用绷带和夹板固定，但绷带用完了，王如珍只得将自己的裤子剪开做成绷带，而夹板则是在山林里砍来的竹板。夹板固定了，绷带缠好了，又发现药没有了。而当时的药物就是生命，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藏在山顶的乱葬岗里。山高夜黑，鬼影幢幢，一个小姑娘，壮着胆子爬上乱葬岗去取了药，在回来的半途中又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只听风雨声和洪水泥流的嘈杂声混成一片。不好，山洪暴发了！她用双手高举起药箱，眼看洪水就要涨到腰间了，危急中，她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被洪水冲走，而是手里举着的药箱。一个念头在脑中闪过，她把药箱紧紧地绑在脖子上，这样，哪怕自己被洪水冲走，这药箱也会跟自己拴在一起，到时候战友们就能找到了。洪水越来越大了，已经漫过了她的胸口，她拼命朝一道山岩扑去，又被滚滚洪流卷了回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挑着担子的老乡从那山岩上经过，王如珍大声呼救，那老乡急忙放下担子，向她伸出了扁担，她死死拽着扁担，才被老乡从水中拉回......
此情此景，让我这个历史追踪者沉默了许久，那一根绳子，把一个药箱连同一个女游击队员的生命拴在了一起，那根扁担，又把一个游击队员的生命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拉在了一起，还有什么比这样朴素而真实的细节，更能揭示那一段历史的本质、命运的真谛？而那根救命的扁担，也让她一辈子记住了那个老乡，她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是谁，但她知道，如果没有这些老乡，她都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每一个东纵老战士，都有一辈子也讲不完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当年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已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但她在这次参加大阅兵的东纵老战士中还算年轻的，在这个方阵中，还有谭尧、黄伟、卢毅和杨智明等四位东纵老战士，这是一个平均年龄逾九旬的老兵方阵。
如今一头白发似雪的谭尧老人，当年还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小鬼班战士。八岁时，日军打到他家乡新会县，村里人纷纷奔上了逃亡之路，在兵荒马乱中，这八岁的孩子与家人失散了，从此成为了孤儿，流落到惠阳给别人打短工放牛。而惠阳正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活跃地区，时常有游击队员来村里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谭尧恨死了小鬼子，在1944年参加了港九大队大华队小鬼班，那年他才十四岁。这些小鬼战士，由于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或担任地下交通员，但有时候也会直接上火线参战。对此，我在前文也有详细叙述。人生第一次最令人难忘，谭尧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直接与日军交火，刚开始挺害怕，还没开战，牙齿就开始打战。那些有经验的战士让他咬紧牙关，他才真正懂得了咬紧牙关的意思。第二次他有了经验，一上阵就咬紧了牙关，枪一响，果然就不怕了，那一仗他还打得特别勇敢。他后来参加了十多次战斗，但最难忘的一次，也是我在前文描述过的一段历史或传奇。1945年2月份，日军第五十五航空师团编号为第七号的军机，原本是从柬埔寨金边飞往日本，途经东莞上空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不得不在潼湖山尾紧急迫降，八名日军被我游击队歼灭，谭尧就参与了这场战斗，事后他才知道围歼的日军中有一名少将（安田利喜雄）。对于此事，基本事实是一样的，但参与此战的老战土各有各的回忆，而我觉得，在年深日久的回忆中出现历史的偏差是正常的，可以将各种不同的记忆原生态保存下来，这样反而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还是那句话，除非你掌握了铁证，才能做出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这些东纵老战士，还有我寻访到的每一个老战士，都已进入迟暮岁月，那稀疏的白发如苍老的浮云，很多人的记忆早已模糊，但在他们苍老的皱纹里依然看得见七十多年前的伤痕，还有他们身体内看不见但摸得着的一块块弹片，已经长成了他们骨骼的一部分。而每提起这些伤疤和弹片的来历，都得提起一桩桩十分遥远的血战，只有骤然袭来的疼痛才会让一切变得真实。自从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投身于那场战争，一切仿佛就已命定，他们将成为一个个与伤疤、疼痛结伴终身的人，哪怕时过境迁、天长日久，他们也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
在这次大阅兵中，除了东纵老战士代表，还有一位来自东莞的年轻军人，他的出现让人眼睛一亮。这小伙子名叫韩鸿伟，是寮步镇石龙坑村人，那里也曾是东纵的战场。一个看上去相当挺拔的小伙子，手握钢枪，挟着一股傲岸而凛然的正气，仿佛是从东纵战场上直接走出来的。
如今岭南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奔流的东江也是我的母亲河，这条曾经被血水浸透了的河流，也是我书写那段历史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和参照物。当我穿行于这动感十足的河谷里，愈是真切地感到，河流与人，一直在验证着彼此的身世。在涛声与回声中，也许只有流水记得那一个侧身微笑又昂首走远的身影，而哪怕风流水散，东江儿女血脉里的那种执著的血性和基因也不会改写，那些先烈依然以灵魂的形态在这条岁月长河中出现，这是后世继承的最大一笔遗产。很多人还会唱东江的父老乡亲当年在《送别我们的子弟兵》中唱响的那支歌：“八年的时光不算短呀，你们打击敌人没曾松过手，保卫自己的人民和土地，你们的鲜血没白流......
2015年11月15日初稿
2016年1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