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一个王朝
——散文随笔集《大宋国士》绪言
文/陈启文
这是一部宋朝士人的命运之书。所谓“士人”，又称“士”，是中国古代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一般而言，士人被视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群体，也可谓中国古代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泛称。宋朝士人黄庭坚对国士的解释:“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国士乃一国中才能最优秀出众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人，而这正是宋代士人共同的特征。
从士人到士大夫，则是士人与官吏的合二为一。北宋开国，即定下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赵宋政府不仅以文人治国，而且以文驭武，连“佐天子执兵政”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和兵部尚书也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当一个国家把政事、军事、人事等一应国家大事全都压在了士人身上，这使宋朝士人在历代士人中成了最有担当、最有使命感和天下抱负的一代士人。
从政治上看，赵宋之世把皇权和士人的关系调适到了历史上的最佳程度，从北宋到南宋，一直以士人主政，这让有宋一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不同于那些诉诸强权武力的王朝，而是一个人文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王朝，一个相对开明、宽仁、廉洁的王朝，一个充满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又锐意进取、不断变法图强的王朝。从“将相兼荣谁可比”的寇准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从“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到“乾坤只在掌拿中”的司马光，直至一个王朝覆没之际的最后拯救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这些士人出身的政治家层出不穷，或跻身于宰执大臣擘画天下，或投身于都县造福一方，或如苏洵等虽不为当世所用，却有非凡的政治韬略和天下抱负。这些士大夫不只是传统意义上那些励精图治的好官，而且产生了范仲淹、王安石等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政治家或改革家，这也是宋朝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色，从仁宗朝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神宗朝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一直到南宋濒临灭亡时，文天祥还提出了一系列包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上的变革主张，一个王朝自始至终有着如此强烈的变革意识，这在历代王朝中不说是绝无仅有，却也十分罕见。
透过一个个国士的背影，对一个被误解、被低估、被歪曲的王朝也有重新发现和正视的可能。只有在充满文化自信的宽松政治环境下，才能打破和激活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墨守成规的、长时间处于压抑和沉默的、几乎没有思想活力的局面。在政治角逐中，宋朝虽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政党，但事实上一直存在各种“党争”，如北宋时代的新党（改革派）与旧党（保守派）之争，南宋时代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贯穿了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又尽管别的朝代也不乏所谓“党争”， 但在宋代却更接近于政党意义的政争，除了少数结党营私者是为一己私利而争，绝大多数士人（如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变法的激烈交锋，绝非为一己私利而争，而是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以天下为己任的国策或政策之争。对宋朝的“党争”，甚至有后世称之为“民主政治的典范”。对此论我虽不敢苟同，但赵宋之世又确是一个政治环境相当宽松的可以容忍百家争鸣的时代。
从文化上看，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宋朝给予了极高的历史定位：“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般认为，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曾出现过三座高峰：一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二是宋学蔚然兴盛的时期，宋代被后世公认为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三是清末民初在西学大举冲击下所激发的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和交锋，从而带来又一个思想文化学术上的高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高峰期，前后两个皆处于乱世，均是在中央集权瓦解的情境下发生，因天下大乱而让思想学术禁锢瓦解，而赵宋之世的宽松环境则是在中央集权相当巩固的时代发生，这不能不归功于宋朝统治者的宽和与自信。另一方面看，那也是一个史上鲜有的文人相亲的时代，哪怕势不两立的政敌，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对彼此的道德文章也均给予高度赞赏，当然也是基于客观事实的赞赏。
宋代学术争鸣与政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互相激发、互为因果的，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直接催生理学，在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张栻、陆九渊等人的不断探索下，理学成为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理学的勃兴和思想学术的争鸣又把书院推向鼎盛，中国古代四大书院都是宋代打造的。宋代也是中国教育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上至太学，下至蒙学（塾学），还有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武学，甚至还有科技类的专门学校，其教育体系之齐全为历代少有。这是一个遍地书香的时代，也是一个裹着一身浓浓书香气的王朝，“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在文学上，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诞生于北宋，更有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宋词，把中国文学推上了汉唐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技上，宋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巅峰期，如苏颂与韩公康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是融观测天象、演示天象、计量时间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天文观测仪，相当于一座小型天文台；又如杨忠辅制作的统天历已与现在世界通用的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数学方面，以秦九韶等为代表的数学家，在联合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高次方程式的数值解法、一元多次方程式及多元高次联立方程式消去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法等重要数学问题上均有创造性贡献。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诞生于宋朝，尽管后世对火药发明于何时尚有争议，但对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和南宋发明的指南针是一致公认的。
这些文学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不仅是各门类的杰出士人，也大多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国士，唐宋八大家在宋代表现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当世之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施之于今”，在现实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哪怕民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更偏重于学术的鸿儒，他们不但是思想与学术境界的高蹈者，也是脚踏实地的行动者，特别强调知行互发和行重知轻，知在先，行为重，“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文治武功，历来是中国人评价一个伟人或一个王朝的两大标准。
宋朝是文治盛世，武功弱世，这是历史对宋朝的基本评价。中国历史上对宋朝的评价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积贫积弱”。当国人还在妄自菲薄时，西方与日本史学界对宋朝的历史却有了令国人吃惊的发现。在历经唐末、五代暴力的循环后，随着一个以文治立国的王朝诞生，从太祖赵匡胤的“建隆之治”开始，北宋王朝便平稳地迈进了盛世，赵匡胤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建隆年间（960—963年), 全国土地开垦面积（约七亿亩）与亩产量皆为唐代最高值的两倍。在仓廪充实的保障和商业刺激下，宋代城市进入了蓬勃的扩张期，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宋代是古代工商业最蓬勃的时代，直接推动了百业的兴旺，民间手工艺遍布各地，水陆交通发达。而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又推动了造船业的快速发展，宋代已能够制造运载千吨货物的船只。而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宋以来人口一直大幅度增长。盛唐时期，中国人口最高达5288万，宋初人口约为4640万，到达北宋末年竟高达1.25亿。宋朝朝廷的财政和国库收入，也是历史上最充实的。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GDP （国民生产总值）在宋朝全盛时期约占世界比重百分之六十，远胜于史上最强盛而又持久的汉唐帝国，为中国各朝第一，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宋朝的繁荣程度、文明程度，都远超过了我们对一个王朝既往的想象，这个帝国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强国。
然而，每当我面对一幅复原的《清明上河图》，看着那难以复制的繁华盛世的景象，一个个问号也接踵而至。这样一个充满了活力、创造力的王朝，一个在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上最繁荣的时代，却又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个王朝被外族欺侮到如此悲惨屈辱的地步，从俯首称臣到跪下来称侄、称孙，这是最荒诞的历史，却又出自堂堂正史。如果你不相信正史,按民间说法则更糟糕，人道是“脏唐臭汉鼻涕宋”，所谓“鼻涕宋”，是说宋朝像鼻涕一样软弱。一个王朝为何如此软弱？一个想当然的直接答案，宋朝的软弱是文人治国的必然结果。这里有几个经常援引的例子，被后世用以证明宋代文臣对武功与武臣的轻视。
第一个例子见于宋人笔记《渑水燕谈录》：陈尧咨是北宋真宗年间（998—1022年）的状元，此人集文武之道于一身，不但科举第一，还以“善弓矢”著称。那时宋朝和契丹（辽）使臣往来，时常要比箭，陈尧咨曾打算应真宗之命改授武职，和契丹使者比射，却遭母亲的痛打和严责：“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陈尧咨最后不敢应命了。宋真宗赵恒在位时，宋朝开国不过四五十年，从朝廷到民间都如此瞧不起武职，那么谁又为国家带兵打仗呢？
第二个例子见于另一宋人笔记《野老记闻》，说的是北宋名将狄青的命运。狄青则是宋代屈指可数的名将之一。他出身贫寒，从一个士卒而登上枢密使的高位，他是全凭骁勇善战打出来的。然而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军，竟也为文臣瞧不起。狄青在定州做总管时，其顶头上司是被后世称为北宋政治家和名将的韩琦。韩琦一生以大度容人而为人称道，但在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狄青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竟不屑一顾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他当着狄青的面就把焦用杀了。二个文臣这样瞧不起武官，让狄青悲愤不已，他也曾发牢骚：“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他缺少的就是一个士人的身份。在宋制，一个士人在科举及第之后，其起步官阶虽然很低，但上升得很快，十余年内就能从九品县主薄做到朝延大臣，甚至脐身于宰执大臣之期；而身无任何军功者，也可以官拜朝廷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而那些出生入死的武将，一般也就只能授以六品、七品的游击、都尉之类，若能干到五品以上已是凤毛麟角了，像狄青这样能拜枢密副使、枢密使的武将，在宋代已是奇迹般的超升。 而狄青最终遭受罢逐的命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王朝对武将的猜忌。
此外，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岳飞被杀。岳飞被杀的罪名是“莫须有”，但说到底，有一个原因是少不了的，随着岳飞收复的失地越来越多，掌握的军权越来越大，朝廷对他的猜忌、提防也在逐步提升，当这种疑忌和提防达到了顶点，岳飞也只有被杀的命运了。当时岳飞统率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他曾奉劝高宗早日解决皇嗣问题，而高宗立马露出愠色：“卿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岳飞虽是为帝国政权的平稳交接着想，却以武夫的莽撞而触犯了天子的大忌，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对皇位如此关心，又怎能不让一个皇帝悬心，此人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这正是他的老祖宗宋太祖开国之后就一直在猜想并且严加防范的。从上述三个事例看，似乎足以证明宋朝重文抑武所必然造成的软弱。但一个疑问又接着一个疑问，无论这个王朝如何软弱，它又是中国历史上绵延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历十八帝三百二十年。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又是谁在攘外安内、保家卫国呢？有人曾如是评说（大意）：宋代书生文人掌军，除虞允文成功外，其余如文天祥等都是失败的典范。抛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不说，单从军事技术上来说，这些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忠臣，于国于家是相当失败的。而屠杀了岳飞这样杰出武将的赵宋，此后百余年面临的是文人将兵极不得法，只落得蠢忠愚孝血流成河的境地。所谓“国破思良将”，只能是“海上叹零丁”。一听着后世文人的这一声哀叹，我却又一直在下意识地追问，一个“以文取武”的帝国，真的像后世叹息的一样不堪一击吗？
北宋开国之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契丹（辽），宋、辽两国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宰相寇准为统帅，在澶渊之战顶住了契丹大军的进攻，又在掌握主动权的优势下与契丹（辽）编结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从此宋辽边境基本上一直相安无事。
又看北宋的另一个强邻西夏（党项）。北宋与西夏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宋夏之战，以范仲淹等人为代表的文臣将领，在防御西夏的战略部署上以及在治军上是有口皆碑的，也是历史公认的。也正是在范仲淹独具慧眼的发现和提携下，西北军中才涌现出像狄青、种世衡等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骁勇善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依然是宋军的精锐。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在击败西夏、占有主动权的前提下，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西夏俯首向宋称臣，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尽管北宋与辽夏缔结和约都有输纳岁币的条款，但两次和议均换得了北宋边境长时间的和平。到了神宗、哲宗时，宋、夏之间又爆发大规模战争。熙宁六年（1073年），在宰相王安石的运筹帷幄下，以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率军进攻吐蕃，一举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拓地二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从而建立起对西夏可守可攻的战略防线，史称“熙河大捷”。
宋朝从强者沦为弱者，还是从宋金战争开始的。两国联手灭辽后，宋、金战争遂起。金朝为何突然发动了对盟友的战争？据史家分析，在与宋联合灭辽的过程中，金人便发现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遂向宋京（汴京开封，亦称汴梁）发起突袭。靖康元年（12年）春，汴梁被金军铁骑攻破，最终掳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归，这也是中华民族念念不忘的奇耻大辱——靖康之耻。金朝之所以一战而灭北宋，又据史家分析，一是金朝当时正处于军事和政治的上升时期，而北宋在徽、钦时代，权奸把持朝政，朝廷官吏腐败，又加之各地农民起义，极大地消耗了北宋的国力；二是金军充分利用骑兵的迅捷之长，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宋朝的心脏，给北宋以毁灭性打击。但北宋灭亡了，赵宋王朝并未灭亡，随着宋高宗赵构再造宋朝（南宋），一度起用主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形势一度好转。金兵入侵京师时，李纲任京城四壁守御使，亲率军民冲锋陷阵，多次击退金兵。担任南宋宰相后，他又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战略眼光的军事部署，力主沿黄河一线设防。在军事部署的同时，他又力图革新内政，试图以刮骨疗伤的方式，从根本上让大宋帝国变得强大起来，但可惜的是，他担任宰相仅七十七天，就在宋高宗和他宠幸的投降派朝臣排斥下遭受罢黜。而在抗金以及之后的抗元战争中，又陆续产生了陈规、辛弃疾、陆游、虞允文、陈文龙、文天祥等以文驭武的名将。但他们的能量，由于主和派或投降派长期把持朝政，一直难以完全释放出来。南宋基本上是采取自守待敌、妥协求和的国策，但理性看待这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南宋也绝非偏安一隅，哪怕按宋高宗、秦桧与金国所订的“绍兴和议”，金、宋两国之间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依然据有包括长江以北大片土地的大半壁河山，并同金朝形成了长时间的南北对峙，而对峙的背后是实力，所谓“和”，永远只在势均力敌的前提下发生。最终，南宋还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联合元军灭亡了金朝，在同金朝的对峙中，庶几也可谓是笑到了最后的胜利者罢。
宋、蒙联手灭金的结果，如宋、金联手灭辽的历史重演。灭金之后，蒙古铁骑随即便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一直打到宋少帝祥兴二年（1279年）春天，打了四十四年，历经理宗、度宗、端宗、恭宗、少帝等五位皇帝，这个王朝才被他最后一个对手灭亡。四十四年，对于人类生命已是漫长历史，一个被历史认为软弱的王朝，同蒙古铁骑展开了一场场殊死血战。而它的对手，不仅是汉民族历史上遭遇的最强大的入侵者，而且是一个足以征服世界的入侵者。在赵宋王朝灭亡之前，契丹（辽）灭亡了，金国（女真）灭亡了，西夏（党项）灭亡了，而从中亚、西亚到遥远欧洲的莫斯科，还有南亚的印度次大陆上诸国，整个北半球，几乎全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征服。而南宋，是蒙古铁骑最后战胜的一个对手，这个对手也许不算是最强大，却已被历史验证是他们最难以战胜的对手。这也是大蒙古国耗时最长、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而在覆没之际，两军还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三天的海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达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两千余艘的最后一战，这就是史称“世界历史上四大海战”之一的崖门海战，一个绵延了三百二十年的王朝，最终才在大海里沉没。
这个王朝的顽强，文天祥等大宋国士们的顽强，实在超出了蒙古人的想象，也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历史追记者的想象。
对宋朝的灭亡，陈寅恪先生是扼腕叹息的。这个王朝为中国创造了另一类王朝的典型，这是一个在政治与外交上表现得相当内敛而低调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没有扩张性的王朝，在军事上一直以防御为主，一直奉行“和为贵”的和平主义政策。进入这样一个王朝的心态也与进入别的王朝迥然不同，它以舒缓而平和的方式展开，你也只能用舒缓而平和的心态去品味它，这样才会发现，它的确有很多迷人的气质，它不像大汉帝国那样雄浑厚重、纵横八荒，但比汉朝更从容淡定；它不像唐朝那样辉煌壮美，泱泱乎，堂堂乎，却比唐朝更加精致、灵秀；它的质地就像那个时代的青瓷一样，甚至就是一个青瓷的帝国，却又绝对不是一个像青瓷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帝国。
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当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以后，随着宋朝的灭亡，“后渐衰微”。华夏文化衰微的直接原因，是蒙古人与满族人的隔代入侵，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王朝更迭，而是游牧民族以武功对文治的直接征服、以野蛮对文明的血腥摧残，是一种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颠覆后的历史大倒退。
对一个历史假设我是比较认同的：假如宋朝的繁荣与文明进程没有被野蛮的外族入侵打断，能够在文治的力量下和平崛起，中国很有可能领先于欧洲而率先进入现代文明。而一切的假设也需要前提。按我的读史心得，这第一个前提是，随着宋代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中国就有了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土壤；第二个前提是，随着一个文治盛世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必将进一步激活政治、思想、文化，由此推动一个帝国在政制上不断改革、创新，中国就有了过渡到现代政制的可能。而这两个假设的前提也有历史事实为依据，譬如说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的王安石变法，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梁启超以现代眼光看这一场古老的变法，就做出了如是判断：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而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治学精神或方式的胡适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更是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然而，王安石变法却不是被蒙古族和满族这两个入主中原的军队打断的，而恰恰是被死抱着祖宗之法的“圣人”司马光打断的。在中华文化历史上，一直存在开拓性文化与保守型文化的斗争。而同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显然更接近保守型文化，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的一种落后的、保守型的文化，直接堵死了中国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今世学者中，有不少人深受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寄望于今日之中国在文化上、精神上接续以“造极盛世”的宋文化为正源的华夏民族之文化，而我觉得，中国当下最需要的还是从常识的层面全面接受人类进步的、开拓性的文化，摒弃落后的、保守型的文化。我深信一生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会认同我的观点，我也深信他的预言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人类进步的、开拓性的文化为华夏民族所接受，华夏民族之文化“终必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