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自己开始
——散文随笔集《大宋国士》后记
文/陈启文
一个王朝走到了尽头，一部书也写到了尽头。所谓历史，其实就是致一个王朝的悼词，或一个王朝漫长的挽歌。
我坦承，若不是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给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崇高评价，我兴许不会对这个王朝以及这个王朝的士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陈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更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也是我特别崇敬先生、服膺先生的缘由。
当我从不感走向天命，回首路走过来的岁月，越来越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历史心态有关。我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文革”动乱中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那时我是个羸弱而内向、经常受到欺侮的少年，那种文攻武斗的社会混乱和无序，给一个少年贫血的身心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和冲动。仅从这样一个事例看，历史与现实就是互相映照的镜像；青年时代，我最敬佩的又是为大汉江山开疆拓土的汉武，那也是一个充满了力量感的人，但他的历史形象似乎比铁血秦皇更饱满、更丰富，更像一个人；人到中年，我又叹服那个集文治武功、雄才伟略于一身的唐太宗，诚如《新唐书》之赞叹：“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如今我已年届天命，在岁月的嬗变中心态又为之一变，我对年轻时一向不那么看好的赵宋之世充满了平和而淡定的憧憬。追溯宋朝三百余年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历史，我发现这个早已被历史注定为“积贫积弱”的王朝，远比我此前意测的要强大得多，它的强大不是诉诸武力与强权，而是文化的伟力，在历代王朝中，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盛世像赵宋之世这样拥有文化自信，也从来出现过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文治盛世。
穿越三百多年的岁月，越往历史深处走，你越是发现，这是一个特能激发文人抑或人文潜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士人或士大夫在与天共治天下的政治设计下，义在一个王朝誓言“不杀土大夫”的制度保证下，既充满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天下抱负，又充满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士人们较为健康、典型的文化人格和更为进步发达的士人文化，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繁荣的新高度，促进了文化盛世的新发展。在漫长而幽邃的时空中，我邂逅了太多性格、命运非常相似的人物，那一个接一个的士人，仿佛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直系后裔。而在一个文治盛世，又有着比任何一个王朝更多的、更杰出的、更值得书写的士人。我只能反复筛选，在北宋时代，我选出赵普、寇准、晏殊、范仲淹、欧阳修、三苏（苏询、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十大国士；在南宋士人中，我遴选了李纲、陈规、张浚、虞允文、胡铨、陆游、辛弃疾、朱熹、陈文龙、文天祥十大国士，以此作为解读宋朝历史的节点人物。他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在历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或具有历史开创性，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是有志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当之无愧的国士，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了一种高远而超拔的精神光芒。除他们之外，宋代还有很多杰出的士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宋代理学先师陈抟以及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五子”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南宋张栻、陆九渊等，还有周必大、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是我难以割舍的大宋士人，此外如柳永、黄庭竖、秦观、姜夔、吴文英等宋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要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无不是值得后世铭记的杰出士人，但这些人扮演的历史角色大多体现在学术或文学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宋鸿儒、大宋风流，我也只能忍痛割爱。这也是我在本书人物取舍对读者的一点诚实交代。
所谓历史，是一种既不会消失也不能确定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在存在与可能性存在之间发生。无论谁来书写历史，无论以怎样的方式书写，先必摒弃先入为主的、超历史的价值立场，绝不能以今天的时空对过去的历史做出是非判断，必须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来做出基本判断。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世高度负责的交代，可谓是历史书写者的基本底线。这就注定了，对历史的书写只能采取一种过去式的非虚构方式，必须以既有的历史典籍为依据。作为一个历史的追溯者，我也只能在苍茫时空和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其存在或可能性存在进行追溯或追问，这需要一条基本的历史线索，而我别无选择，只能以《宋史》为依据。尽管我对这类所谓正史、国史一向充满了怀疑，我深知这种被王朝钦定的历史往往会遮蔽或扭曲了历史真相，但离开了正史，你又无法对历史进行叙述。这样一部历史摆在那里，已经提供了原型，提供了基本事实，对那些基本的史实，又注定无法改写，但可以变换角度，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那些历史原型，注定已无法塑造，但可以更深入的方式，去探悉他们所遭逢的命运的秘密、内心的动机、背后的玄机等，有时候还真有新的发现。譬如说，在翻检《宋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前辈依然没有发现的颠倒、错乱和明显的谬误。这也是史家公认的，在所谓“二十六史”中，有人说“《宋史》是史上最污浊、错杂、颠三倒四的一部历史”，这一方面是因其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作用，如后世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谓：“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中，摘录《宋史》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和错讹处共百余条。又有清人檀萃更切中要害地指出：“《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为人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明人柯维骐“为专一心志，矢志著述其《宋史新编》，竟毅然自宫”。其后又有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尽管有那么多前辈为《宋史》纠偏、补正，甚至出现柯维骐这种为矢志著史而毅然自宫的极端人物，但《宋史》依然难以完全纠错。我采取的方式是以此为追踪线索，决不全然以此为依据，能参阅宋人笔记和更靠谱的历代帝王实录，从中理出史实的来龙去脉，若有直接或各种史料可以互相验证的可信证据，则对《宋史》的谬误、缺憾进行矫正与弥补；而对一些历史原本就没有交代清楚的史实，我则尽可能厘清彼此间的逻辑链条，由此而审慎、客观地推断出我对历史真相的猜测，但绝不断定这就是（我也无法保证）事实真相，只是给有兴趣探悉历史真相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对于一些源自宋人笔记、野史稗志或民间传说中的内容，我在叙述中都会明确交代其出处。
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点野心，那就是把历史变成人的历史，从人的角度或角色去展现历史。中国历代正史基本上是王朝史，作为历史主体的活生生的、真实而复杂的人，大都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这其实是中国历史最大的失实。而我既选择以人为历史主角，这也决定了本书的谋篇布局：全书按历史时序叙述，以每一位代表性的士人为一个独立的主题，独立篇章，对其生平事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等，从各个侧面呈现出来，并广泛地切入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背景，再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独特生存境域，尽可能还原“事件实景”。这每一个代表性的士人都不是孤独的个体，由一个代表性人物往往能带出一批与之同时代或与其先后的关联人物，许多人与事是相依相存、相生相克的，他们的历史又互相交集与呼应，对其归因分析、现实应对等有关的环节，笔者也尽可能交代清楚。如此一来，每一篇既是相对独立的篇章，从人物命运到历史情节又互相勾连、彼此呼应、浑圆一体，又可视为一部完整的长篇著作。
最后，必须坦诚交代，这并非一本纯粹的历史著作，而是以文学的方式重述历史，也可谓是一部亦史亦文、夹叙夹议的人文随笔或评传。既是文学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属于文学的原创性，其中除了任何非虚构类写作者都无法撇开的、具有公共性的文献史料，其他如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解读、思考、质疑、追问与猜想，又如叙事方式、人物描写、对历史情景的再现，以及如语言、细节、结构、意象、氛围等，均为本人的文学原创，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必须与文史资料区别开来的。以文学方式重述历史既是我写作的动力，也是本书的意义，这是还原历史的最逼真的方式，通过充满了现场感的文学手法可以把历史演绎得更加栩栩如生。事实上，我追踪的这些历史人物，对于今天的读者都是一些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人，说起来谁都知道，但我们又真的了解他们吗？对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王朝，我们又了解多少呢？这也是我在追踪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时常对自己发出的追问，在对历史的追溯与持续不断的追问中，我甚至对自己也时常产生怀疑。在辨识历史人物时，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