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江到香江
——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引子
文/陈启文
一
我接下来要追溯的一切，都是从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开始。
这是一条被人类反复命名的河流，湟水，循江，寻乌水，定南水，龙川江，东江......
事实上，她每流经一个地方就会获得一次命名。对于人类，这是一种深情的眷恋和挽留的方式，无论她将流向何方，她的名字，她的魂，就在这样深情的呼唤下，在她流经的某一个地方留下了，从此，永远，她与那一方水土成了同义词。当我注视她的那一刻，感觉有许多事物在一条河流同时发生。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河流的意义。这条最终被命名为东江的河流，是珠江的三大源流和四大水系之一。珠江是长江以南最大的河系，从长度和流域面积看，是仅次于长江、黄河的中国第三大河。若按流量，珠江则是无可争辩的中国第二大河，其年均径流量超过五条黄河，相当于长江的三分之一。但珠江从头到尾都不是一条主干清晰的河流，这是一个纷繁复杂而又相当广泛的水系，也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组成。她更像是几棵簇拥丛生在一起的大榕树，这使得珠江更像一个泛指。“珠江烟波接海长”，一句岭南古诗，揭示了珠江与大海的关系。若要于烟波浩渺中对东江正本清源，你就必须把她置于珠江水系和南中国海的大背景下，才能感受她深远辽阔的境界。
这条河流的源头远在千里之外。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山，但在被揭示之前往往是云遮雾绕、扑朔迷离。一条东江从岁月深处奔涌流来，而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不知道这条长河的正源在哪里。一条河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和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一样，关乎河流诞生、演变、进化的历史和存在的意义，而江河之源的生态平衡、环境变迁对整条河流的影响更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无论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还是饮水思源，一切都必须从源头开始。
许多年前人们就发现，东江是一条左右逢源的河流，东源为寻乌水，西源为定南水（又名九曲河），但哪里才是正源呢？这里就从寻乌说起吧。我最早知道寻乌，是因为一位伟人在这里留下了艰难跋涉的足迹。1930年春夏之交，那时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毛泽东在寻乌做了二十多天社会调查，撰写了一部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光芒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精神源头，也是这片红土地上最深厚的红色基因。这一科学论断，其实也是探寻江河源头的科学方式。为了厘清东江的来龙去脉，江西省于2002年11月组成了东江源头科考小组，历经一年多的实地勘测和科学论证，对东西二源反复进行比较，从而对东江正源做出科学认定:“东江的源河为寻乌水三桐河，源头位于桠髻钵山南侧，发源地为桠髻钵山。”
所谓正源，就是一条江河干流的起点，亦即溯源而上的最远点、最高点。按照河源确定的通行标准，从长度看，“河源唯远”；从水量看，“流量唯大”；从方向看，“与主流方向一致”。谁最接近这三大标准，谁就可确定为河流正源。而发源于桠髻钵山的寻乌水，无论是其多年平均径流量、降水量、流域面积还是河长，均大于发源于三百山的定南水，且“与主流方向一致”。就这样，多少年来的人间纷争最终以科学的方式解决了。这次科考不仅确定了东江正源，还摸清了东江源区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等基本情况，为东江水资源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才是正本清源的真正意义。
一条河流的孕育与诞生，只因为一座山的存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位理学大师以诗的方式说出的至理名言，只有从经典中不断探求“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才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终能达到心灵澄明的境界。所谓天理也是自然真理，而对江河的追本溯源，又何尝不是对自然真理的一种追寻？东江源头的第一股活水，就源出雄踞寻乌、会昌、安远三县交界处的桠髻钵山，桠髻钵山也被视为“东江源头第一山”，其主峰耸立于武夷山脉的东南端。这一带为武夷山脉与九连山余脉相接地带，属南岭山地的一部分。这也是我曾经探寻过的一座山。那正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进入一条幽邃的山径，静谧中，只有树叶与树叶擦出的声响。我不知道这山中有多少树，满目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和新鲜透明的空气。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打开肺叶，深——呼——吸——在这样的深呼吸中听一听鸟鸣，嗅一下向你伸来的花枝，或者，干脆闭上双眼，在这气息中过滤一下自己的身心。这山间、林间到处都是流水声，却又透出一种神秘的空灵。水一直都在响，就像鸟一直在叫。朝天上看，天上就会滴下水来，你却不知道这水来自哪里，仿佛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入山愈深，愈见风骨，那山势突然陡峭起来，又抖擞起来。这是东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天然分水岭，往大里说，这也是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站在这分水岭上，“一脚踏三县，一眼望两江”，刹那间，那有如从天顶上放下来的一股活水，从一道赤红色的石缝中”喷薄而出，化身为飞流直下的瀑布，以一千多米的巨大落差，仿佛把一个世界隆重地推向另一个世界......
一股源头之水，在那个瞬间完全淹没了我的震惊，真的就像经历了一次诞生，一条连接着母腹的血脉或脐带就是从这里开始绵延千里。“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是齐相管仲在春秋时代说出的一个真理。千里东江，千里画廊，这是一条风景优美的河流，一首《东江渔歌》唱出了东江的神韵：“东江河水紧鸠鸠，又好打鱼又好游，又好行船又好吃，又好放排出广州。”这既是一条哺育千万苍生的生命之河，也是一条百舸争流的黄金水道，她以一种神奇的穿透力贯穿了田园、村庄和城市的骨骼，如同血脉一样向各个方向延伸，连接着同饮一江水的每一个生命，泽被着流域内的田畴沃野和自然生态。这世间，没有谁能够超越河流，河水流到哪里，哪里便开始生长出大片鲜亮而葱茏的绿色，一方水土的气息就是一条河流的气息，一切的生命都被一条河流激活了。
从高清卫星地图上看，东江源区位于江西、广东两省接壤的逶迤山岭之间，而东江流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状若一把面朝南中国海徐徐撑开的折扇，其干流从源头向西南跨越省界，流经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这是东江入粤第一县，也是岭南最古老的县境之一，那没有边际的苍茫山野随着一条河流的到来而变得层次分明。在龙川县枫树坝水库（原合河坝村）以上称寻乌水，而在龙川又称龙川江。这一段为东江上游，沿途流经河谷呈V字形的山丘地带，河窄水浅而流速湍急。在合河坝一带，东江接纳了一级支流贝岭水后始称东江，自此进入中游，一路流经河源市和平县、东源县、源城区和紫金县，然后进入粤东重镇惠州市，流经惠城区和博罗县观音阁，又到了一个关键处。“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通博罗”，这句话大致说出了东江的流向。而自龙川以下，随着地势逐渐降低，在观音阁上游的东江右岸为平原，而左岸仍为丘陵区，随着河宽增大，流速减慢，水势漫漶，又加之有公庄河、西枝江和石马河等三大支流汇入东江干流，这一带为东江流域的主要洪泛区，河道中多冲积性沙洲，每经一次洪水，沙洲位置就会发生变化。过了观音阁，便进入东江下游。当东江流经东莞市石龙镇，便进入了珠江三角洲，在穿越东莞境内后，东江干流于广州市黄埔区禺东联围（穗东联围）东南汇入珠江口的狮子洋。这就是千里东江的全部流程，干流河长562公里，年均径流量257亿立方米，流域面积35340平方公里。这是来自水文部门的公开数据。若从年均径流量看，东江也算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在历史上甚至是一条洪水泛滥的河流。然而，所谓年均径流量只是一个基本定数，水是最变化莫测的，河流的命运一如人生命运，既有定数又有变数，决定河流命运的往往不是定数，而是变数，而定数远远赶不上变数。
自20世纪50年代末、60 年代初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无论从珠江流域的大背景看，还是从东江流域的小气候看，决定流量的降水和径流愈来愈倾向于时空分布不均的灾难性特征，已多次出现跨年度的特大旱情。而水量锐减，除了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还有城乡变迁和人口结构动态变化带来的变数。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同饮一江水的香港、深圳、东莞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人口聚集效应，香港人口从1960年的三百多万增长到如今的七百多万，深圳（原宝安县）、东莞从原来只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已崛起为千万级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而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城市崛起、人口剧增，一切都以水资源为前提，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基，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控制了所有的生命形态。当众多的变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致使东江水一次次降到历史水位以下。就在我追溯这条河流之际，东江流域正遭受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从2020年秋天至2021年春夏之交，东江流域降雨量创下了1956 年以来同期最少纪录，遭遇历史罕见的秋、冬、春、夏连旱的跨年度特枯水情。我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东江一天比一天瘦弱了，瘦削得你已经看见她的骨头，那些一直淹没在水底下的礁石，正在以残忍而尖锐的方式露出水面，犬牙交错，锋芒毕露。哪怕汛期来临，人们早已没有了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已经积蓄不起暴发一次洪水的力量。每一个东江儿女，都用焦渴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的母亲河，满怀着虔诚的祈求。
每一次走近东江，我都在心里默默祈求。中国的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神祗，东江的河神传说为东河潘大仙，这应该是东江流域的一种久远信仰，而人类对河流的信仰就是寄望于她能源源不绝又干干净净地滋润万物、泽被苍生。当你心里有了这样的信仰，才能看清一条河流的真相。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河流里有一个神，这水就不只是清澈和干净，而是圣洁，每一滴水都是圣洁的。当你爱着这个世界的每一滴水时，你才会爱着这个世界。
二
谁都知道，香港有一条香江，这是离东江最近的一条江。每个走进香港的人，都想看看这条传说中的香江，我也是。那天，顺着海风中飘来的一阵湿润的清香，我疾步走了过去。去那里一看，我就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一条江，而是一条溪流。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在未到香港之前，都以为香江就是香港的一条河流，甚至是香港的母亲河，这是我们对香港的误解之一。又或许是香港实在太缺水了，才把这样一条小溪命名为香江，这让我们有了太多的憧憬和想象，而往这里一走，一下就走到了想象的尽头。
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竟然是由一条柔软的、丝绸般的小溪在入海时冲积而成。这条最初的无名小溪，位于港岛西郊薄扶林一带，泉水来自港岛最高峰太平山。薄扶林，古称百步林，相传为一片薄凫鸟栖息的茂密的森林，因而又称薄凫林。对于逐水而居的人类，有水源之处必有村落，这条无名小溪，就是香港居民最初的淡水来源。薄扶林村原本就是一个有两千余人的村落，是港岛上的两条村落之一，这也是港岛最早的原居民。一缕水脉哺育着这些先民，又沿薄扶林道及港岛西岸一直向南延伸。而远在英国人占据香港之前，这里就是一个天然港湾，那些放浪于海上的水手和渔人，在干渴难耐时到处寻觅水源，不知是谁最早发现了这条甘香四溢的小溪，那一顿痛饮，让他们几乎撑胀了肚子，连胡茬上也挂满了水珠子，都一个劲地叫唤着：“好彩啊，好彩啊！”
好彩，在粤语中就是好运，撞大运了！在这样的叫唤声中，这溪水的美名在大海上不胫而走，越传越远，一条小溪变成了传说中的一条江，又因她散发的甘香，便在传说中演绎成了一条名闻遐迩的香江，而一个原本无名的小港湾，也就开始被称为香港。这是关于香江和香港之名的传说之一，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在所有的传说中，我最相信的还是这个因水而名的传说。可以说，没有这条小溪，就没有香港，直到今天，香江，依然是香港的别称。然而，她给人带来一种美妙的幻觉，这幻觉背后则是香港淡水资源奇缺的困境，甚至是绝境。
香港缺的其实不是水，一个拥有大海的地方，怎么会缺水呢？她缺的是一条可供数百万人畅饮的河流。这些年来，我一次次走进香港，几乎把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跑遍了，还真没有看见比香江更大一点的河流。从自然条件看，有人把香港的水资源称作一个悖论。香港地区属于潮湿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变化大，每年的降水量集中于5月至9月的春夏季，而人类翘首渴盼的雨水，往往随热带风暴一起降临。暴风雨来得迅猛，走得急迫，给沿海低洼地带制造了一场场洪灾和内涝，而汛期过后便进入了干旱少雨的季节。按说，这样的自然气候应该可以涵养地下水，在雨季把雨水储存下来。然而，从地质结构看，香港地层主要由火成岩和花岗岩组成，这种岩层透水性差，难以储存充足的地下水，而地表又缺少河流与湖泊。这也注定了，香港水资源从地下到地表都先天不足。为了在降水集中的季节收集更多的雨水资源，港英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苦心经营山塘、水库等蓄水设施。1883年，英国人在占据香港四十余年后，修建了香港史上的第一个水塘——薄扶林水塘，通过拦蓄溪水和储积雨水，为英国人和香港上流社会提供自来水。而此时的薄扶林已成为英国商人的夏日避暑区，从山腰到山顶是一座座英伦风格的花园别墅，随着山势和溪涧层层而筑，坐看云起，俯瞰大海。山顶上还有守望者驻守，凡有轮船到港，守望者则升旗为号。这如仙境一般的地方，又有了一个雅人深致的美称——博胡林。港督还于此创建了一座占地百顷的博胡林公园，并在附近建有跑马场。那些远离故乡的英国人，真是“此间乐，不思蜀”。
然而，这如神仙般的日子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那就是干旱缺水。翻开香港的史册，干旱带来的水危机长时间困扰着香港，每遇大旱，水荒必至。随着时间推移，香港逐渐发展成一座高度繁荣的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像香江那样一条小溪流，无论怎样甘香清甜，又怎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吮吸？一百多年来，港人吃水、用水，只能靠井水、雨水、溪涧、山塘勉强维持着，这在开埠之初还能凑合着对付，然而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与日俱增，给香港供水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又加之香港人口稠密、地域狭窄，在拥挤而狭窄的生存空间中也难以大面积地兴建水库，而水库又必须依靠江河源源不断地补充水源，仅靠雨水是远远不够的，一旦遭遇长时间干旱，随着大量用水加上阳光蒸发，这大大小小的山塘、水库很快就干得冒烟了。一个焦渴无比的香港，一直是繁华背后掩盖不住的真相。
香港开埠半个多世纪后，就遭遇了一次载入史册的大旱，有人称之为“香港早魃”， 这旱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引起平灾的怪物，它身穿青衣，能发出极强的光和热，“旱魅为虐，如惔如焚”。而这荒诞的传说就是香港大旱的真实写照，从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香港大半年内滴雨未下，在烈日的炙烤下，山涧、水塘干得开裂，连那水凼里的泥浆水也被焦渴的人们喝光了，在极度干渴时，一滴水也能救命啊。然而这脏水喝下去，很多人都生病了，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场旱灾又导致了瘟疫流行，在短短三个月内香港就有两千多人丧生。到了1929年，香港又遭遇一场更严峻的旱情，眼看着那山塘、水库越来越浅，一窝窝蝌蚪蜷缩成一团，渐渐干死在泥坑里，连鱼儿都在烈日下生生晒成了鱼干。为了救急，很多人只能驾着舢板、顶着风浪去位于东江口和珠江口之间的狮子洋取水。那一带风险浪恶，相传南海龙王将危害人间的母子二虎镇锁在江心，为了挣脱锁链，它们或冲着大海怒吼，或对着天空长啸，那虎啸之声如狮吼一般，在珠江口内掀起一阵阵惊涛骇浪，于是，人们便把珠江口内那片水域称之为狮子洋。这地方距香港有百里之遥，不说那在风浪中来回颠簸的艰辛与凶险，若是遇上咸潮上溯，这水根本就不能喝。这一次水荒，有二十多万人纷纷逃离香港。
水荒，说穿了就是水危机，而水危机带来的必然是最基本的生存危机。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灾难往往是饥荒，最厉害的惩罚就是不给你饭吃。而在香港，最大的灾难则是水荒，最厉害的惩罚则是不给你水喝。民以食为天，香港人把饮用水直呼为食水。为了解决“食水”问题，早在1859年，港英当局就曾悬赏一千英镑，公开征集解决方案，却没有征集到有效方案。有人甚至说，这不是人力可以解决的，只有上帝才能解决。所谓上帝，在香港老百姓的心里就是老天爷、龙王爷，而香港人也确实只能靠天下雨，望天喝水。一旦旱魃横行，当地庙宇道观就会设坛拜祭，祈求天降甘霖，普度众生，可任你高僧道长一个个念得喉干舌燥，那头顶上依然是烈日高照的青天。不能不说，为了一口水，港英当局把该想的法术都想到了，试过了，那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依然是一直无解的症结，甚至是一个死结。在无法开源的处境下，那就只能采取节流的措施。1938年，在水荒笼罩下的香港第一次实行“制水”——限时限量管制用水，人们只能到街头公共水管或送水车处排队接水，香港人又称之为“轮水”。为此，港英当局还制定了严禁市民浪费饮用水的法例，并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水务局，那些身着制服的水务官，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对市民用水进行巡查监督，违例者轻则罚款数百元至数千元，重则遭受牢狱之灾，而最厉害的一招就是终止供水服务，这简直是一个绝招一不给你水喝！除了“制水”，为了节水，香港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采用了一种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属特例的方案，对厕所单独采用一套特殊的冲水水管，用海水冲马桶。不能不说，无论制度上，还是科技上，香港在节水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这也是逼出来的，就像以色列一样，在极度缺水地区成就了节水型社会的一个范例。
然而，无论你怎样节流，若不能开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水这一百年症结的。就在香港不断推出节水措施时，从1962年底到1963年，华南地区遭受百年一遇的跨年度大旱，香港岛、九龙更是重灾区，出现了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九个月滴雨未下。而从1945年到1963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香港人口已从四十多万猛增至三百五十多万，随着香港的制造业及出口贸易产业的兴起，香港用水量激增，尽管港英当局多年以来一直在苦心经营水塘等蓄水设施，但天不下雨，坐吃山空，山塘、水库的所有存水只够港人饮用四十多天。眼看着，香港又一次陷入了水荒的绝境。“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不知）几时没水荒......”这是香港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也是香港当年干旱缺水真实写照：山塘干涸，田地龟裂，为了求水，阿妈只能上佛堂去乞求菩萨和龙王爷显灵，这是绝望中的希望，又在绝望中破灭。
当水降到了维持生命的极限状态，香港出台了史上最严格的限水政策，从开始限令每天通水四小时，很快就变成每四天供水四小时，随后又减为三小时、两小时、一小时，“平均每人每日只得水0.02立方米”。除了越来越严苛的供水时限，港英当局还贴出了厉行节水的布告，要求市民每两周只能洗一次头。为了让学生少出汗，学校甚至停了体育课。很多工厂停产，市民停工，一家老小都走上街头到公共水管去候水、接水。
多少年过后，对于那场不堪回首的大旱和水荒，香港的许多过来人都留下了铭心蚀骨的记忆。据当时住在湾仔一带的赵先生回忆，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食水供应，只有每天早上和晚上才供水一段时间。香港市民大多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低矮错杂的、以青砖砌成的唐楼之中，供水管道由楼下向楼上输送，“四日来一次水，一次四粒钟（四小时）”，一旦来水了，楼上楼下的住户“做打仗一样抢着来”，而楼上由于水压严重不足，“水像线一样细”，半天也接不上一桶水，而且随时都会断掉。“冇水了，冇水了！”水一断，来自楼上的住户就会冲楼下发出这样的“唤水声”，却难以唤来一滴水。这时候一家老小就得赶紧提上水桶，到街上的公共水龙头去排队接水。香港人把水龙头叫作水喉，这还真是特别形象和贴切，那无数干得冒烟的喉咙，都焦渴地等着一个水喉、一线流水来滋润。在那闹水荒的日子，香港许多人家都买了大水桶，当时香港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只有一百多港元，一份叉烧只卖五分钱，一个大水桶就要几十港元，但却成了抢手货，为了多抢一点水，家家户户抢着买，还有什么比水更值钱啊，有钱也买不到！除了水桶，有的人带上家里几乎所有能盛水的东西，脸盆，茶壶，有的甚至连锅都端来了，然后排着长队等候接水，港人称之为“候水”，这是漫长而难以忍受的等候，手提的、肩挑的，拥挤着排成长队慢慢地蠕动，一条蜿蜒扭曲的长蛇阵，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是当年香港大街上最常见的场景。那时候赵先生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但每次接到水之后，都是左右两手各提一桶水，一步一步提上三楼，“连青筋都暴起身（突起来）啦！”他是笑着说的。哪怕在回忆中，你也能感受一个少年当年那不堪重负而又天真兴奋的笑容。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能接上水，再累也觉得“好彩啊，好彩啊！”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彩”，很多人经常一等就是大半天，还没轮到自己，水喉就断流了，只能干瞪着眼空手而归，而家里人望眼欲穿地等待，等来的只有更深的绝望。香港人一向是很讲秩序的，但为了早一点接上水，有人钻空子插队，有人拼命往前挤，“候水”一下下变成了抢水，而被挤在后边的人又喊又骂，每次都有人为了抢水大打出手，扁担、水桶都变成了武器，多少人还没接到水，就已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些接到水的人，哪怕流血，也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一个个用身体紧紧地护住水桶，这水比血还珍贵啊！
若是没有接到水的人家，就只能去邻居家借水，那可真是比借钱借米还难啊。借水的人开口难，被借的那户人家也很难，左邻右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也难免相互有个照应，但只要看到上门借水的人，谁都感觉像是来讨债的一样。无论是接来的水，还是借来的水，一家人要经过严格分配用水，每一滴水都要省着用，洗脸只能打湿毛巾随便擦一下，刷牙也只是把牙刷沾湿一下，连口渴时都得使劲忍住，谁也不敢敞开喉咙喝个痛快，感觉喝了这顿就没有下顿了。而用水则是循环利用，淘米的水，再用来洗菜、洗碗、刷锅，末了还要留下来浇花。洗澡更是天大的事了，香港市民们都有天天冲凉（洗澡）的习惯，一天不冲凉浑身就黏糊糊的难受得要命。在那干旱的日子里，一盆水往往是五六个人轮流洗，接下来还要洗衣服，最后用来拖地板。为了节水，还有人发明了花样百出的生活小妙招，其中有一种是可以代替洗澡的“干浴法”，用一碗清水加两勺子黑醋，用抹布沾湿后一点一点地抹身子，还有的为了节省一杯水，用啃苹果来代替刷牙漱口。
如今，那段干旱焦渴的岁月，早已化作一幅幅斑驳褪色的黑白影像。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样一幅照片，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正颤颤悠悠地迎面走来，那稚嫩的肩膀上挑着两桶水。这是一个住在山上木屋区（棚户区）的小女孩，在接水后还要挑水上山，这一副担子对于她太沉重了，又加之坡陡路窄，走在前面的妈妈也挑着一担水，一边上坡一边不时回望，生怕年幼的女儿把水给洒了。那小女孩张开两只柔弱的手臂，小心翼翼地护着两个水桶，但水桶还是在左右摇晃，感觉一阵风就要将她吹倒。但她没有倒下，一直努力支撑着那小小的身躯，那身上、脸上都脏兮兮的，一双眼睛却很亮，眼里没有忧伤，反而闪烁着奇异的兴奋、骄傲和满足的神情。哪怕隔着近六十年的岁月，当你看见这一幕，也会感觉眼前蓦地一酸。这就是那一代香港人最辛酸的岁月，而当这样一个小女孩挑起了她不该挑起的担子，我就像一个窥视者，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一幕，她越是感到骄傲和满足，我越是感到心酸无力.......
三
谁能拯救在大旱与水荒之中备受煎熬的香港？这不是天问，而是来自人间的叩问。
从狭义的个体生命看，水资源就是最直接的生命之源。从广义的生存与发展看，水资源更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
香港三面环海，一旦与内地隔开，就是一座海上孤岛。但香港在面朝大海的同时，又一直背靠着祖国内地，这就是香港最大的地缘优势。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香港就一直处于中英的夹缝之中。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中，难免会产生复杂的心态，水的意义也变得特别复杂了，甚至成了一个悖论。一直以来，港英当局既想借助来自内地的供水以解燃眉之急，又想通过香港自身的资源来解决愈演愈烈的水危机，建立起香港本地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供水系统。一些香港学者把港英当局的这一心态称之为“香港供水的迷思”。尽管内地慷慨表示可以向港供水，但港英当局并不想依赖内地供水，为了储存更多的雨水，又于1960年开始兴建船湾淡水湖，这是全球首座在海中建造的水库，也是当时全港平面面积和储水量最大的水库，预计建成后储水量可达2.3亿立方米。由于船湾淡水湖比水平线高出很多，位于船湾沿岸的六个村庄（小滘、大滘、金竹排、横岭头、涌尾及涌背）因此淹没在水中，这也是香港同胞为储水而提前付出的代价。然而，这一工程尚未建成，香港就遭遇了1962 年至1963年的跨年度大旱，香港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新面对自己的祖国。
这里有一个事实必须澄清，香港同胞和港英当局是不一样的，当国有危难，他们满怀赤诚的爱国情怀，和举国同胞共赴国难。当年浴血抗战的东江纵队，就有一支由香港同胞组成的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而当他们遭受危难时，身为中华儿女，也会出于生命的本能向祖国求援。在香港遭遇水荒之际，香港爱国同胞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祖国。如时任港九工会联合会会长陈耀材先生，原本就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人，年轻时赴港谋生，参加过由共产党人邓中夏、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大罢工。而当年一起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战友陈郁，此时已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陈耀材一边给陈郁致电告急，一边以港九工会联合会的名义请求祖国帮助。而当时请求祖国支援的还有香港中华总商会，该会时任会长为香港著名的商界领袖高卓雄先生，他一声呼吁，群起响应，一封封告急求援电报如雪片般纷纷飞向广州和北京.....
从一开始，香港水荒就引起祖国的高度关注，而中国政府显然没有港英当局想得那样复杂。粤港两地原本就是一衣带水，相互间血脉相连。水是生命之源，而血更浓于水。上善若水，水超越了人间划定的一切边界。当时，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大旱。这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也是南方最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为了保住这养命的粮食，灾区人民正在开渠引水、挑水抗旱进行生产自教。然而，为了接济香港同胞，广东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要优先供水给香港。陈郁省长接到香港同胞的求救电报后，在第一时间便做出回应：“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居民，解决燃眉之急，可以从广州市每天免费供应自来水两万吨，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供应淡水给香港居民使用。”
而在当时，离香港最近的水源就是深圳水库。这座从当年到现在直在发挥关键作用的水库， 195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当时的宝安县开始修建，1960 年3月竣工。在竣工典礼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就对应邀出席典礼的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随后，粤港双方便签订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为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经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深圳水库除按协议额度向香港供水外，又额外增加300多万立方米。而深圳水库那时候的水源和库容都相当有限，难以满足香港焦渴的呼唤，这额外增加的对港供水已逼近深圳水库可用水量的极限。与此同时，广州在饮用水频频告急的情况下，每天免费给香港供应两万吨自来水。1963 年5月，广东省政府又答复香港，允许港方派船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而在此前，港英当局曾经尝试过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去买水，不仅要缴纳大笔的水费，在长途运输中还要花掉大笔油钱，运费高昂，这也让香港付出了“水比油贵”的代价。即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远水也毕竟难解近渴。而广东省政府的慷慨允诺,让香港可以就近取水，而且是免费的，港方随即便派出第一艘运水船“伊安德”号，驶往广州黄埔港大濠洲锚地装运淡水，每次载运一万多吨，缓解了香港的燃眉之急。然而，从根本上看，这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哪里才能源源不断地为香港同胞注入生命之源？
东江！在那个干早而炽热的夏天，这条河流几乎被粤港双方同时盯上了。
这是离大海很近的一条河流，也是广东省内离香港最近的一条河流。
1963年6月，港英当局派代表到广东省商谈供应淡水问题，经双方多轮磋商后，初步达成了从东江引流入港，兴建一座跨境、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方案。随后，广东省一边上报请示中央和国务院，一边派人到东江、深圳一带实地勘察引水线路。这年6月15日，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还特别指出“我们已做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这年12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广州，广东省领导向他汇报了从东江引流入港的方案和面临的诸多困难，周总理当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
当即！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就这样当机立断，其速度之快如同取水救火。
随后，一个从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就开始进入了国家层面的运作。
这一工程，最初命名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那时候，我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而“中央决定暂停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为此，周总理还做出了这样的批示：“该工程关系到港九三百万同胞，应从政治上看问题，工程作为援外专项，由国家举办，广东省负责设计、施工。”一在中央档案馆里， 至今仍保存着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他还在批示中强调，“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工程应综合考虑，结合当地农业效益进行兴建”。这一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专款。这笔专款在现在看来实在不多，而在当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454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99.54亿元，这一个大型供水工程的建设费用就已接近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无论是当年投身于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者，还是那一代经历过水荒的香港同胞，他们每每回首往事，无不由衷感叹：“如果不是骨肉情深，血脉相连，国家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