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月岩的山洞
文/陈启文
我之所以对那个岩洞神往已久，与一个少年有关。
天刚破晓我就上路了，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催促我赶路。我走得很快。出发前，我就知道这是一条很远的路，这条路既陌生，又熟悉。在沿着湘江一路北行时，很多的事物，我都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我心里清楚，这是我从未走过的一条路。或许我昨晚梦到了这里。或许我前世来过这里。后来我知道了，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也是那个少年曾经走过的。
在越来越接近那个岩洞时，我走得越来越慢了。很累，又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在黄昏的最后抹晚霞下，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远远的，就看见了那由灿烂的白石筑起来的高约数十丈的城阙。然而，等你走近了，你才发现，这并非人类的城堡，而是大自然最伟大的艺术。它东西各有两道石门，然而走进去的却只有少年一人。他是这座城堡内惟一的主，人。而在别人眼里，它仅仅只是一个巨大的岩洞而已，人们有时候会好奇地走进去看看，看那些石笋、石柱和光滑圆润的石壁，然而，即使再神奇的东西，看久了也就那么回事。惟有少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他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岩洞仿佛就是为他而生的。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少年就是周敦颐，那个写《爱莲说》的周敦颐。
这个源出湘水的少年后来成为了湖湘文化蕴育出来的一个精神内核，中国理学的一个源头。他是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第一人。这无论对中国哲学史还是思想史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而真正理解他的方式，只能从这个岩洞开始，从“天理”开始。他的家，就离这个岩洞不远，他最初走到这里来，无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找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这里的一切， 满足了他浪漫的童趣和好奇的天性。然后，他开始呆呆地望着那一轮圆月出神。那并非真正的月亮，而是因为洞顶上透天光，举头仰望如一轮圆月，向东仰望如月上弦，西望如月下弦。现在，我就站在他一千年前站着的那个地方，仰头望着。这是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望见明月的岩洞，也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最神奇的一个天然溶洞。
那个少年，后来把自己安置于其间，或许，这里还给了他一种莫名其炒的安全感。而对于他，这已不是一个岩洞，它大得就像整个世界，是他“明天理之根源，穷万物之终始”的世界。这个世界太静了，它如此静遍，静得听得见月光照在他衣袂上的声音。这样的光华，让他的身心充满了一生一世宁静与柔和。在这个世界里，他由最初的好奇，到孩子气地与月亮交谈，然后，在这里静静地跟日月交流，跟这些被日是月轮番映照的石头交流。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有了生命。他未来的性情，他的操守与气节，日复一日，潜移默化，于此生成。黄庭坚后来赞美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其实只说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生命更如这洞中的石头，外圆内方，其圆，宽容，敦厚，静穆，淳正；其方，坚实，厚重，顽强，笃定。他的性情，一如他的思想，汲入《易传》和道家的部分精华，少年悟透了太极“化生万物而变化无穷”的全部精义，“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无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这就是他悟到的天理，用现现代哲学观来诠释，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
凝视，月光中的那些石头，想象一个少年在这里坐着，望天，望月，也看看自己。他在这里不但悟到了天理，也在这里把自己给悟透了。由天理而至心理，是周敦颐生命中的另一种完成。这可能是一个比实际时间更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但他最初在这里悟到的一切，已经开始逼近理学的本质：以道的深刻自省和内在涵义去清理孔孟儒学的本源。这是一种心灵向内而目光向外的哲学，它以内心的冷峻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关注的热情。他觉得他可以走出这个岩洞了，可以出发了。明朗朗的天空底下，一个少年上路了，重重的山道,他一边走一边渐渐长大。
少年周敦颐从一开始就是背着包袱走的，这是一条他必须走的路，也是一条不归路。他将以黯淡的仕途和失败的方式，去为自己曾经的追问寻求答案，去完成由一个纯粹的思想者到行动者的转变。他不但想要拯救人类的灵魂，而且还将要在现实之中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去感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如果说他在这个山洞里完成了他最初的追问，他的离去是因为他已察觉，仅有追问是不够的。对于这个世界，他将不再保持沉默的追问，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采取自己的行动。他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而人的心灵被置于了他理学的核心。
周敦颐提出的“性命合一”的心理发生观，已经触及到了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心理发生论，它在于揭示心理的属性和来源。周教颐提出“理性命”三范畴，从本体论上把性和命联系起来,从而来解决“人是什么”这个理学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解决人的本质、本性与自我、心理等问题。所谓理，周敦颐提出了在中国古代心理学上值得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他提出无极太极和二气五行诸范畴，实际上讲了精神同物质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特征。所谓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性。心性是不可分的。心，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或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或“良心”，但也有直接指人的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认识、心理功能及作用的涵义，即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万物，在于人禀五行之“秀”而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处就在于“心”。而“命”则是指天所赋于人者，代表客观必然性。周敦颐在心理发生论上有“性命合一”的思想，即认为心之体即性之理，心的本体存在由其知觉作用而表现，体用性情是完全合一的，“命”之客观必然性与“性”之内在性在人身上得到了统一。
周敦颐本“良心”入世，以“义理之心”治世，后世评说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据《宋史》载，周教颐刚到新宁主簿任上时，“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周敦颐在南安军司理参军任上，有一名囚犯按律是绝对不能判处死罪的，但他的顶头上司、转运使王逵为了取媚于上司，却非要把这个囚犯往死里整不可，王逵是当时著名的酷悍吏，然而他的残酷是对老百姓，对上他却是俯首帖耳，用现在的话说，可谓上级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决定他升迁的也只有比他更高的上级。对于王逵的一意孤行，谁也不敢得罪他，只有周敦颐，他性格中属于石头的那一部分开始起作用，为了不让一个人无辜而就死地，也为了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他宁可丢掉乌纱，也要大义凛然地同王逵争辩，最终把一个不该判死刑的人免了死罪。应该说周敦颐是个好官，官当得不大但政绩颇佳，然而在仕途上他是那种光辉但不灿烂的人，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辗转于州府之间的坎坷而黯然的仕途，如果不是在理学源头上的开创性贡献，他无疑是个瞬息就会被历史吞没了的人物。然而这些实践，对一个思想家有多么重要，或许只有周敦颐自己知道。
每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他的时代，大抵皆是寂寞的。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其实，他讲“理”，但从不讲空洞的道理，他的学说也不故作高深，就像那桶我读了三十年的《爱莲说》，没有一个遥远生僻的字眼，每一个字都是离生命最近的东西。然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很少有人理解他，也很少从纯粹的思想家角度去看他，更没有人给予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他唯一的知音，或许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周敦颐的门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程，两人均成为了著名理学家，也使周敦颐的理学得以薪火传承。但他在整个北北宋时代都处在一种被忽视的状态，真正要认识到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把周敦颐的理学特别加以尊信的是南宋学者胡宏，然后是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他不但为周敦颐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注解，使得周敦颐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尤其在朱熹把他尊奉为“道学宗主”之后，周敦颐的声名逐渐大振，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无法绕开的课题。其时，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宋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后世又称之为“元公”，到理宗时，赐周敦颐从祀孔子庙庭，最终确立了周敦颐作为中国理学的开山之祖的地位。如此，若仅从一个人的身后名名垂青史的狭隘意义上去看，这对于已死去多年的周敦颐幸莫大焉，他终于获得了他生前未有的名望，对于文人，如此功名也算到了极致。然而对于思想，尤其是纯粹的思想，这样的尊奉却是灾难性的。我甚至觉得这是对思想和思想者的嘲弄。当一种思想已不单纯是被学界和民间推崇，当一个思想者被权力加冕，被供奉为神主牌，随着他本人的被圣化，神化，变成教主，绝对的权力已经拥有了对思想的最终解释权，甚至完成了对思想的霸占，纯粹的思想已经完全变质，成为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早已被注定的命运。
对于理学，我知之甚少，和许多人一样，对它的理解只有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对它的误解也只有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似乎，周敦颐的出现，理学的出现，让中国的中世纪哲学突然充满了严峻的色彩。我以前也这样认人为，对这个人和他的哲学，尤其对其所衍伸出来的宋明理学怀有本能的敬畏，敬而远之。在我心里，在许多人心里，周敦颐和后来的理学家，无疑是一群正襟危坐的卫道者。感觉他们的严峻，严峻得不近人情。然而这至少对周敦颐本人是莫大的误解。周敦颐为人宽厚，乐善好施，性情朴实，而从他的自述诗“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的高风亮节和朴素生活。“君子以道充为责，身安为富”，这已经不是养尊处优的士大夫情趣，而是庸常百姓的平凡而质朴的小小心愿。他虽在各地做官，但俸禄甚微，却把很少的一点积蓄捐献给了故里宗族的一些寒门学子。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无处不流露出浓浓的人情味。他对大自然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也无处不流露出来。他酷爱莲花，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常漫步于池畔，一边欣赏着散发出缕缕清香的莲花，边吟诵《爱莲说》。莲花，无疑是他心中最能抵达他想要达到的那种精神境界的一个象征，乃秀“纯粹至善"的“人极”，“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第一是“诚”，为生命立诚，先有赤——诚，然后才能求得真——理。把“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周敦颐是第一人。而达成的方式，则只有通过主静、无欲。
无欲——这对于我们理解周敦颐无疑是一个关键词。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周敦颐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一生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七岁，却经历了真、仁、英、神（宗）四朝，那正是有宋自太祖开国以来的所谓盛世，但周敦颐可能比当时的许多人更敏锐地看到了一些这个国家所蛰伏的威胁和隐患，尤其是在他的辗转于州府之间的官场生涯中，更切实地感觉到了那些官吏为了迎合取悦上级的意图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假德政之名而行暴政之实，那些豪强欲壑难填地掠夺农民的土地，还有无所不在的荒淫无耻，尔虞我诈，这些都无不让他感到了人心的可怕，欲望的可怕，每个人都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下实施对人性的摧残。无欲，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提出来的，它不是无视最基本的人性，恰恰相反，它承认：人具有生物、生理等自然本性，是人所受于天者。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他明确地提出过要“灭人欲”，但我觉得即便对“灭人欲”也要有理性的理解，它开始也不是针对人性的，而是指向非人性的，人的有些欲望是必须灭掉的，它所要灭的，不是一般的人欲，不是人之常情，而是那些扭曲的非人、性的特别疯狂的人欲，这样的灭，不仅是个清除的过程，更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精神升华的过程，灵魂涅槃的过程。就像《爱莲说》中的“淤泥”与莲的关系，“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代鸿儒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但我们其实一直未能真正的“破暗”，这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对理学有意的歪曲和篡改有关，最初那种充满生机的“存天理”之学开始以“灭人欲"的方式走向极端，成为中国中世纪以降钳制基本人性直至灭绝人性的最可怕的王道哲学，最后发展到了名副其实的“灭人欲”，甚至发展到要从肉体上消灭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理学的方向，变成了最有“欲”的人对底层的、最可怜的老百姓的基本人性和卑微诉求的彻底剿灭，诚如青年学者谢有顺所说，“为了一个人荒唐地活着，可以让无数的人为他放弃活着”。但这已与周敦颐无关，就像今天的许多思想和宗教，都已经远离了初衷，由知性的理解一变而为顽固、绝对而血腥的捍卫，他们所要捍卫的已不是一种思想和哲学，而是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甚至就根本就不想理解的东西。他们捍卫的是那个捍卫本身。这才是最恐怖的。
我努力探询着一些非常遥远的事情。太多的事实让我感觉到，那个少年在这里悟到的一切，对他未来的一生都刻骨铭心。他短暂而坎坷的一生都似乎在向我们预示着，现实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叫月岩的山洞，它是如此复杂阴晴不定。当一个纯粹的思想者变成现实社会的干预者，变成权力的执行者，要么失败，要么不再保持纯粹。或许，对于所有既想保持纯粹的思想又想改变现实的人，这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命门。周敦颐以世俗的失败保持了思想和精神的纯粹，尽管他再没有回归少年的这个山洞，但他却以故居门口的以一条干净的小溪命名了他的开馆授徒的书院——濂溪书院，这是中国理学的第一个讲坛。与龌龊的官场相比，这种书院生活，倒有一番清闲自在。而他本人，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一个典范。《爱莲说》可以说就是一个失败者的精神宣言。
月岩，这是上天慷慨赐予那个少年的，也是上苍慷慨赐予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类的。那晚，我在这里流连忘返，感觉到它的清静寂寥，也感觉到它的敞亮干净。一直待到看见真正的月亮升起，一弯新月，仿佛我平生我头一次看到的那样清新，洁净，静谧。比静谧更深的是月光。这时我听到了从寂静中流过来的声音，她从宋朝一路流来，流过一干年。那是濂溪，濂溪故里的那条小小溪流。许多年来我已在腻味的生活和无聊的人际关系中耗尽了精力，我的内心早已变得冷漠，灰暗，恍若枯井。而现在，我入迷地听着。我的心里渐渐湿润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山洞里来。那个少年早已离去,让我觉得这个山洞被抽去了真义。而我和他的方向相反，他东出九嶷山跋山涉水走向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我从紫陌红尘中来，或许是因为活了三十来年还始终不曾拥有这样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山洞吧。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