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里的村庄
文/陈启文
过湘南道县寇公街，穿过一道古城门，从喧闹的街头一脚踏上一条泥泞的乡间山土路，突然一下子安静了，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远远看见，县城东郊，一个濒临潇水面朝太阳的村庄，就是东门村。
这是入夏之后最凉爽的一天，凉爽的感觉，或许也因为我走得离一条河愈来愈近了。
我从潇水源头的湘江口一路过来，这河边的每一个村寨，无不钟青山之灵气，又得潇水之滋润，仿佛深藏于光天化日之下，把天生地长的一种秀美，独自保存在自然之中。这也让许多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如村人的憨厚，民风的淳朴。同在道县，却和那些城里人不同，感觉不到他们的心灵有什么屏障，一个外地人忽然走进了他们的村子，让他们显得特别兴奋，老远就咧开胡子拉茬的大嘴巴冲你笑。兴奋不已的还有村里的狗们，老远就叫了起来。我原本是很怕狗的，然而我从他们的叫声里听出了欢快，而不是敌意。他们是在给它们的主人把信呢，有客来了。
但我要拜访的人，这些狗们肯定不知道。
他早从这村子里走了，走了一百多年。我早已习惯于来寻访一些久已离去的人，我一直觉得，无论他们走得多远，他们的魂，定还在此间徘徊。
这里，是晚清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故里。在我来到此地的两百年前,我粗略算了算，恰好两百年，他降生在这条河边，东门何家。应该说，他是这村里最幸幸运的一个婴儿，他的的父亲不是别人，是何凌汉。不过，生何绍基的那年，东门村的穷书生何凌汉还没熬出头，看看他低矮残破的家，就知道他那会儿有多穷。尤其在两百年前的房子和两百年后的房子有了强烈的对比之后，那种贫穷破落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我去那儿时，背景已变得比较复杂，在太多的建筑中已经很难找到它。终于找到了，想要走到里面去看看，但已无法从正门里进去，正门被一堵后世所建大宅院的围墙堵死了，历史的某个入口堵死了。只能绕道，从一扇侧门里进去。
灰暗，破败，这是走进去的第一个感觉。我感到恍若隔世。院子里有一方不大的天井，在潮湿阴冷多雨的南方，这样的天井是很常见的，它甚至是阳光唯一的通道。然而这个天井已被外面更高大的建筑遮挡住了，大夏天的，也只有一点恍惚渗进来的黯淡光线。很难想象就在这个老屋子里出了一个探花，还出了一个进士。我茫然四顾，嗅到了一丝尘封百年的墨香，又依稀可见墙上的字迹，可能是何凌汉当年留下的。又慢慢看到，当年那个婴孩降生的地方，一间更为低矮的侧房，只有当年的木架子还苦苦支撑着，屋顶上，盖的是湘南山地人常用的那种小青瓦，瓦楞间探出一棵棵野蒿子，摇曳着，仿佛在提示一种无以追忆的遥远过去。我其实并不惊讶，或许这一路走来，我已看到了太多年深日久的老建筑，也早已习惯了久远岁月的荒凉与破败。不用任何提示，我也能猜测到，当年的穷书生何凌汉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白天开私塾，夜里守着一叶寒窗一枝松明子，把一册册发黄的古老典籍从日暮读到黎明。在长子何绍基六岁那年，何凌汉终于高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成了嘉庆皇帝钦点的探花郎。那年他已三十三岁。
一个多世纪了，这房子里居然还住着村里的一户农家，问他是不是姓何，他说，姓唐，还是姓谭？这两个字在道县方言里根本分不清。听他说，这房子还是当年的老样子，虽说何凌汉后来做了大官，却很少回来，他的这间老宅，也早已送给了何家族人。直到死，他也没有归葬故土。看见他摇头，我也叹息。有趣的是，我看到这房间里竟到处张挂着墨迹未干的粗劣报纸上面，写满了毛笔字，居然还是“何体”。
从这老屋子里出来，一路想着那父子俩，若仅从科考方面，何绍基显然不如其父，他在父亲高中探花三十年后，熬到三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值得骄傲的还是他的乡试成绩，湖南第一，解元。这何家父子俩，也算为这南蛮之地的道州争了一口气。在他们之前的六百多年里，除了一个叫吴必达的人在南宋年间考中了状元，之后，再也就是他们父子一个探花一个进士了。这个东门村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水宝地。东门何家人还先后为父子俩建起了探花第和进士楼，但那不是家宅，而是祠堂，是为了祭奠和缅怀两位先贤的。
从做官方面看，何绍基也远不及其父。何凌汉死的时候，已经做到了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算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了，何绍基一生做的却都是品级不太高的官，且多是无足轻重的闲职，如文渊校理，武英殿纂修、学政等。按说他也不是没有机会，他曾两次受咸丰帝召对，和天子有了面对面交谈的机会，这可真是一个崭露才华的好机会，可他却没有很好地把握，以致错失良机。说到底，还是这个南蛮子性格太刚直。小到道州，大到湖湘，这一地的人，最鲜明地表现出的独特性格，一个蛮字，一个犟字，做啥事情都不转弯。这是湖湘人最大的优点，又何尝不是最大的缺点。而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具体要看当时的气候，还要看你碰上了哪样的皇帝和上司。譬如说这个何绍基，活该他倒霉，他碰上的顶头上司是穆彰阿，皇帝是咸丰帝，他们都喜欢听话的驯服的奴才，而何绍基却是条犟牛。他在编修国史期间，为补修清代三品以下的名臣传，和顶头上司穆彰阿给杠上了，而他又怎能杠得过皇帝宠幸的穆大人呢？他当即便把编修一职给辞了。
这是一桩意气用事，对自己的前途够不利了吧。不过，还有机会，朝廷又派他到福建 贵州、广东诸省去当乡试正副主考，直到督办四川学政。若从实惠看，一个国史编修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算是肥缺，可以收一堆弟子门生，而这些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干编修，则是当时的所谓“黑翰林”，干在故纸堆里苦熬，袍褂时常还要进当铺。何绍基算是因祸得福，终于，熬出头了。按说，这是皇帝的恩典，得了好处，他也该吸取一点儿教训了吧，可他却干得更离谱了，奉旨督办四川学政，他却把当地的吏治、民生、军国诸情形写成一本“缕陈时务十二事”，都是人家想捂盖还来不及的盖子，他却偏要揭开这个暗箱，你不怕触怒四川的官吏，但四川毕竟也是大清国的天下，也在咸丰帝的英明领导之下，你把它说得无是一处，把大清国的天下描画得如此黑暗，你还想在这天底下混吗？其结果可想而知，他被责以“肆意妄言”，又要降职处分了。
这就是何绍基，人家的官越当越大，他当官却越当越小。那就索性不当这鸟官了，这湖南蛮子倒也干脆，立马撂了花翎顶戴，从此绝意仕进。要说，真的可惜了，一个人，从初补廪生，到选拔优贡，到乡试解元，恩科进士，又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纂修国史，再到福建、贵州、广东诸省乡试正副主考，四川学政，多不容易，说不干就不干了，他到底想干什么？难以理喻，尤其在那个时代更难以理喻，做官是那时文人儒生唯一的正途，一个人花了大半辈子工夫，读了满腹四书五经，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学而优则仕，一部春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主流话语的符咒，也一直考验着中国士大夫那复杂微妙的雄心壮志。他倒潇洒，不像某些个人口里说不想当官心里比谁都想，也不是以辞官作姿态实际上却以此为手段去牟取更大的官儿。多少人辞了官又后悔得肠子发青，朝思暮想还要再回到官场里去混。可这个何绍基，不但辞得干脆，潇洒，也辞得彻底。
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抵御世俗权力和荣耀的诱惑，他是一个。
从这个人后来的一生看，做官，无疑只是他人生的一些小插曲。但我觉得把这样的放弃仅仅归于一个人的脾气性格，未免又太简单了。这个人其实不简单，他可能早就想辞官不做了，可能还有更深的使命在身。他还可以另种方式，来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放弃意义。而放弃，有时其实是为了抓住什么。他又能抓住了什么呢。他抓住了笔，那是他一生惟一能抓住的东西。
很多事，的确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显出山高水深。
归来兮，归来。陶渊明式的回归是历世中国文人反复抒写的同一个神话，抑或，是童话。而一座杜甫草堂又寄寓了多少落魄文人不屈的魂灵，透出了人类的多少高贵和尊严。中国从来不缺乏由儒家文化催生的舍身取义的忠诚烈士，也从来不缺少甘于清贫的逸士高人。看此人日后的行状，倒也真个活得超然，洒脱。离干官场了，无官一身轻了，他可以干自己想干又没有时间干的事了，那该是怎样的痛快淋漓。他回来了，回家了，这其实是许多文人的一种回归，回归内心，回到精神的原点。从关注现实，到关注内心，这似乎是艺术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恒定的路径，何绍基也无法绕开它。
何绍基回到潇水之滨的东门村，第一桩事，便是河边上建了一处草堂。这显然是受了杜甫的影响。当年他主持四川学政，只要有空，便要去杜甫草堂转悠。他可能从那以后就有了此番心思，也要建一个自己的草堂。他这草堂，正对着潇水河中的东洲，那就叫东洲草堂吧。事实上，这个草堂，已不止是一个草堂，更代表了他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趣草堂落成之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东洲先生。他在这草堂里读书，吟诗，挥毫，日子过得跟个小神仙似的，还时常去各地周游，好不逍遥自在。他以自己的后半生，抒写了中国文人的另一面。他一生都好像随时要出发，或者已在路上。或许中国的文人都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放逐的愿望。尤其在一个人遭贬、罢官或归隐之后，便更加逍遥自在起来。何绍基一生走遍了江南的大好河山，但一辈子都没有远离过水，水是他的命。
他最后死在了乐呵呵的旅途。苏州，吴县，一个波光潋滟的大湖边。那时他已七十五岁，在那个时代已是一个罕见的长寿老人。
话说回来，一个人能够选择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活法，却又是要有真本事的，想想古往今来，国中爱写个毛笔字儿的、爱写写诗文作个对联什么的，天知道有多少，可又有几个人又真能靠手里的一支笔活着，还活得那么自在快活的呢？何绍基无疑是这极少人中的一个。说到他的博学多才，通经史、律算，小学，无论诸经注疏，说文考订,没什么难得住他的。他的对联一生也写得多，被誉为“书联圣手” ,由于他的影响，道县现在也有很多对联高手，被誉为楹联之乡。除了对联，后人认为他“尤工于诗”，甚至有人说，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诗比书更佳。我则对此存疑。应该说，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员健将，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拘泥于一体，随境触发，常有妙手偶得的佳句。但综观何氏诗，却是有大局限的。一方面，他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主张 “人与文一”，学诗必“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这无疑已是大师的境界。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仕途挫折，他这样个蛮人，犟人，脑子不转筋的人，在远离了那魑魅魍魉的官场之后，却反而变得性情拘谨了，又不敢于说自家的话了。
他这样为自己开脱，“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
不敢，这无疑是大实话，也无疑是他的大局限。
他后来一直强调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而他的诗作也大都是与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那种闲来凑热闹的相互唱和，或是他的书画题跋以及抒写个人生活一点感受，不敢触及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与他曾经敬重的杜甫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晚年寓沪时《沪上杂书》，以“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表达自己对外族盘踞于租界的忧愤与讥刺，但这只是一点即兴式的东西，其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大打了折扣。相对而言，他的诗比较好的还是山水诗，如《山雨》、《望飞云洞》等，颇有超然的韵味，但也仅仅止于令人解颐的分上。至于后世有人激赏的“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七律《元象》），则已完全沦为小聪明的文字游戏了。而对于他这样的改变，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在那个动辄以文字兴狱治罪杀人的年代，他不想死于非命，他太热爱生活。
根本上说，何绍基首先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大书法家，他一生的最高成就无疑也体现在书法上。后世称他是苏东坡第二，后黄山谷。我觉得这样的攀附其实毫无必要，何绍基就是何绍基，自成一家——何体。
作为书家，童子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来自父亲的家传，何绍基早年拜师于程恩泽、阮元之门，这些庭训师承，无疑都为他后来成为大书家扎下了坚实的底子。年少时，他从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尤其汉碑，他临写得极为专精，如《张迁碑》、《礼器碑》等，反复临写一百多遍，至今留存的临本还有不少。没有这样的扎实苦练，不可能有后来那个“四体皆工，大小兼能”的何绍基。他早年的书法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又有一种潇水般的秀润，清刚与畅达。人到中年后，恰如河流的汛期，汪洋恣肆,雄强纵逸，这一时期他又潜心于北碑，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掺入北碑及欧阳询、欧阳通的险峻茂密的特点，追求《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韵，既以各体书熔铸古人，又不拘泥于古人。特别一提的是他的运笔，他以异于常人的回腕法，执笔悬肘，若开劲弩，恰似汉大将李广猿臂弯弓，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写完一张纸总要“汗湿襦衣”，因此，他又自号猿臂翁。到晚年，人书俱老，加之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却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这何尝不是又一个大境界。
何绍基能成就为一代书法大师，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一条河流打小对他的涵养和悟性。河流与人，不仅仅是血脉相连，我一直深信人类与河流有着某种通感。而在南方众多的水系中，没有比潇水更清澈的河流。涟漪的波动，深邃的蓝天，来龙，去脉，这流连于人间的一切，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该有多少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我想象着一个少年，他安静地站在那儿，睡着好奇的眼睛，看浪花一个一个从面前闪过，听着永不停息的流逝声。他在此静静悟着什么。艺术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觉悟。尤其书法，关乎悟性。我想那个少年肯定听到了一种来自人类之外的陌生语言的倾诉，此时，他所有的生命器官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完全敞开，接纳这来自天地万物的灵气，河流的声音，便变成了一种畅晓的语言。
一个人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间，才能把一条河变成了内心的河流？
他走了，然后，又毅然决然的回来。然而很多东西，却不止是铭记在心，而达成了一种天长日久的默契。他的书，他的诗，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押上了这条河的韵。或许他儿时目睹过的每一朵浪花，都会以灵感的方式，在神秘的艺术中逐一显灵。他缠绵的草书中那种内在的强悍，是否从一开始就来自于故乡的这条河流？无疑还有，他从这条河流继承了宠辱不惊坚韧不拔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条河，他是否在这条河流里还发现了更隐秘的东西，是否早已意识到人生的短暂，而他想要追求的却是永恒？
在他的身后，那条又流了一个多世纪的河流，此刻和我近在咫尺，一伸手就可触摸。但我却老实地站在河边，站着，看着，一动不动，任思绪徜徉着。很难得有这样的静心感受的时刻。在他曾经长久地伫立、凝望过的地方，长着一棵大树。我暗自猜度，到底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天地间方才孕育出这样一棵如此沉静的神木，为子孙的天日延伸出一片阴凉。
一百来年的岁月实在说不上有多久远，何绍基当年精心营造的东洲草堂，却早已是一座坍塌殆尽的遗址了，那座他时常站在那里看潇水滔滔流逝的八角形凉亭，那烘托出一派空幽娴静的老庭院，还有那门楼，走马楼，早已不复寻觅。是被人拆毁的，还是已不能承受岁月之重，自己坍塌的？谁知道呢。仿佛，当初一个人把它造起来，就是为了等待这种被时间瓦解掩埋的命运。现在尚存的惟有当年的大书房,门额上，是何绍基亲笔所题：云蒸霞蔚。而我，也早已习惯于注视这样的老房子，体会一种孤寂而又无比顽强地存在于岁月中的力量，感觉这房子的背后，显露的才是更远的时代。有门，你可以走进去，却无从走进更久远的从前，也无从经历先人经历过的一切。
风是凉快的。天空一直干净地空着。
我只用了大半天时间，就穿越了一个村庄，感觉是在穿越一个人的一生。在那个早已淡出时光的背影之后，这个如同黑白照片般的东门村，仿佛还做然停留在晚清时代，青砖，灰瓦，挑檐，雁形的墙垛，双龙戏珠的屋脊，还是那个时代建筑的流行样式，弥漫着浓厚的古典气息，但村民中的何氏后人已很少了，房顶上也竖起了一根根形状各异的电视天线，小巷中不时钻出辆屁股冒烟的摩托。但东门村记住了一个没做过什么大官的文人，一个墨客，却差不多把那个探花郎那个权倾一时的工部尚书遗忘了。村口高耸的大招牌上写的是何绍基故里，而不是何凌汉故里。这招牌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所书，他是当代“何体”四大传人之一。但给一代书法大家的故里题写牌匾，对后世无疑是一种考验。我不知道，那个也曾戎马征战的老革命，那一刻提笔时，感到了多大的压力。他可能付出了一生最大的勇气。这里的每一个农人，都热衷于用啃惯了老咸菜和辣萝卜的嘴巴，给孩子们讲同一个人的故事。
这有时会令人产生错觉，那个人仿佛刚刚才离去，仿佛他还活着，活在这里的民间传说中。这里的人都爱写字。随便从这些两脚泥巴的农人中挑一个出来，就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当然，只是字。一百多年了，他们每天照着何绍基写过的字写写画画，却再也没写出一个何绍基。而那户把楼房建在何家老宅边上的大户人家，还有现在就住在何绍基降生的那个家里的农户，是否也巴望着自家的子弟中再出一个何绍基呢。他们要把这里建成一个书法之村，还想过，要重建东洲草堂。在这一个个彻底的大老粗身上，却保存着我们这个时代已越来越稀缺的某种高贵生活方式，庄稼生长的气味里洋溢着纸墨的香气。
通过这些农人的交谈，还有他们对字纸的敬惜，我觉得自己重新变得虔诚了。
这个地方，你不能不来。哪怕一生中，只来一次。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