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专栏]“五十年写作感受之杂谈”系列连载

    “五十年写作感受之杂谈”系列连载
高致贤
　　开篇语：我是1958年开始学写作的，迄今达半个世纪，已有500多万字的各类文字作品在国内外发表。看5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尝50年写作的酸甜苦辣，积50年写作的心得体会，我于80年代开始作了些零零星星的总结，先先后后见诸于报刊，林林总总数十篇。有的己被选为大学写作学补充教材。为请读者给个较为全面的审视，借天涯“传媒江湖”这个平台把它们凑合起来发在一起，以供大家批评指正，敬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文与文之间没有逻辑连系，也不按时间先后，找到哪篇发哪篇，各篇独立但不孤立。单篇阅读也可以，连篇阅读更丰富，任君挑选。
　　我一直坚持写真话，故用《真话的胜利来开篇。
　　2007年8月19日凌晨于深圳宝安
　　真话的胜利
　　高致贤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了一篇《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的杂文投寄《光明日报》，以亲身经历的事实，阐述了只抓“阶级斗争”的危害性，提出要注重经济建设。
　　稿件寄出后，自己又后悔。唯恐转将下来，自己挨批斗。谁知竟于2月17日在该报的《东风》副刊上发表了！好友看后为我担心。我虽然感到了政治压力，变相打击，但均不敢以此为由直接打击我。后来，该文被《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收入其中，并将题目改为《农村致穷道路纪略》，进入中国文学史，为我壮了胆，反而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从此，写真话，诉实情，一发而不可收。我写的稿件，文句虽粗，情真意切，竟也屡见报端。到1987年底，不到10年间，我先后发表文艺作品150余篇，皆是真情实感的倾诉；发表新闻稿1,500多件，均为真情实况的记录。所以，在三中全会十周岁之年，我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也被晋升并同时任命为记者。反复思之，琢之磨之；并非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真情实话的胜利！
　　也许有人会说，作品就是要讲真话诉实情嘛，这有什么奇怪！是的，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数地方也能这样做了。然而，我等从旧社会过来、经过吹牛“大跃进”之人，深感写真话之艰辛，诉实情之痛苦啊！
　　我是1958年开始学写稿的。当时虚报浮夸风盛行，流行着假大空话。一次被抽入下乡工作队，我写了条反映某乡夏粮丰收的消息，亲自跑遍全乡18个生产队搜集、核对数据。成稿后，按规定必须经当地党委领导审核。我请我们的队长、区委在该乡蹲点的一位领导审稿，他平空给我加上超过5倍的产量，说：这才是“实质”，使我深感愕然。稿件投出去，竟在县广播站播出了！令我十分内疚，时时自责。以后，我再不敢请队领导审稿了，如实写投出去，稿件均为入海之泥牛。后又写了一首《肥堆高入云霄》的吹牛诗，竟被县《云龙》文艺刊采用。假话大话吃香的政治大环境，严重地腐蚀着我还算洁的心灵，但因我生长在农村，又在农村工作，目睹实情，不敢暴露，只好停笔。
　　“史无前例”伊始，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部，这时又行销为“中心”服务的假话。我写了一篇《学大寨要学本质》的稿子，揭露学大寨中的形式主义（大意是我县自然条件与大寨不同，居住习惯与大寨各异，不宜学大寨挖窑洞），被省报发在“内参”上，采用通知寄回部里，被造反派头头吴XX拆阅，马上招来横祸：以我告“造反派”的黑状为由，加上“黑笔杆”的“桂冠”，公开通报全县，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又迫使我停笔。
　　目睹民间疾苦，政治生活中的过失（写此稿时还未言政治腐败），痛心疾首，不敢反映。偶有反映，也要加上许多套话，仍不能见诸报端。真话写作遭到一压再压……
　　粉碎“四人帮”之初，我在省报刊上发表两首小诗，但仍有很多套话痕迹，还不全是心灵的实写。直到三中全会后，我的真情实感才得以发挥。10年公开发表各类作品1.600多篇，100多万字。真情实话获得胜利！
　　
　　（发表于1988年第5期《新闻写作》）
　　
　　

　　怎样度过写作“更年期”
　　高致贤
　　当人们处于生理上的更年期时，写作者也同时进入写作上的“更年期”了。
　　从生理上说，女人更年期约在45-55岁，男人则在55-65岁期间。从社会角度来看呢，这个年龄也正处于退位闲置到离退休阶段，生活激情由热变冷。事实告诉我们，寂寞可以使作家创作出佳品，记者却是耐不得寂寞的。然而，每个记者和通讯员都必然要经过这个“更年期”，就看你如何去度过。如何度过这个“更年期”？愚以为：
　　一是要克服消极心理，同样热爱生活，继续关注社会。你不向我捉提供材料，我就主动上门采访，不怕被人讥笑为“厚脸皮”，诚心为民鼓与呼。有的文友，如都匀的杨明振和黔西的李文章以及已故的车发奎等，退休之后仍坚持不懈写作，其中虽有许多困难，但也有许多有利因素。他们以人熟地熟历史熟去战胜困难，越过了“更年期”的种种障碍；而有的笔友呢？曾经火爆过，辉煌过，但因过不了“更年期”，人未退休，文已不见，退休之后更无文。这当然并非什么过错，只觉过“期”一蹶不振，可惜！
　　二是转变写作体裁。必须承认现实：退职退位之后，当然不可能像在职在位时那样采访方便，消息来源面大大缩小了，还想像在位时那样去写消息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写消息还可以写通讯，写评论，写述评，写调查报告之类的新闻呀！这些体裁的时限要求不像消息那么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生活积累厚实的优势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把文章写得深刻些，变年龄劣势为思考优势，作品以质取胜，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是逐步过渡到文艺创作或理论写作。既然到了“更年期”，就有几十年的生活阅历了。一个有心人，便可以从写消息逐步过渡到写通讯、调查报告、新述评、时事杂谈、报告文学等“两栖作品”，一旦无力再深入基层采访之时，便可写些小说、散文、杂文之类的东西，或写回忆录，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财富留下来，仍可为社会作出贡献。冰心、巴金等老前辈们，耄耋之后还时有新作问世，我辈虽不敢与之相比，但可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就可顺利度过写作“更年期”，继续写作。
　　本人作为一名老通讯员，现已垂垂老矣，即将退休，早已进入写作“更年期”，时时感到坚持写作之困难，但仍咬紧牙关在过渡。因为我认为：一是我有几十年为民鼓与呼的坚实社会基础，干部、群众对我信得过，不愁无米下锅；二是我已作过不少写作“两栖作品”的练习，可以使之成篇；三是我多年积累下来的百余本采访记录和写作笔记，还有七八十大本习作草稿。这千余万字的资料，完全可以提供我退休后的“纳故吐新”需要。这大概就可以让我顺利度过找写作上的“更年期”了。这“更年期”一旦度过了，就会像长跑运动员度过途中困难期那样，步履便会轻松起来，出现写作上的“第二青春期”。
　　（发表于1996年第8期《毕节报通讯》）
　　今注：而今我已退休十个年头，顺利度过写作“更年期”，正以写作上“第二青春期”的轻快步伐，作写作长跑中夺取最后胜利的冲刺！
　　

　　试说“新闻是人闻”
　　高致贤
　　像“文学就是人学”一样，新闻即是人闻。即是将一些人中发生的具有某种意的事告诉另一些人。被写的是人，接受的也是人。所以，新闻要写人，依人叙事，不能以事掩人。
　　写人不仅是艺术手法，更重要的是“寓教”的需要。我们不是常说“寓教于闻”吗？新闻写作中的的寓教，是时代、社会对作者的要求。这其中就有个“谁教”与“教谁”的问题。
　　谁教？写新闻不像写教案、撰论文，由作者直接说教。它必须通过作品中之人及其所做之事去感动、激励、陶冶受众，收到教育效果；教谁呢？当然是受众，包括作者。
　　新闻不是直教，就得将人写好写活，提笔之前，就要想想被写的人有何值得他人正面学习或反面借鉴的东西，抑或有何欣赏的价值。同时还要想想群众需要知道什么？两厢融洽，就算好新闻，使人从中获得教益。
　　 新闻把人及人所做之事写好了，受众便可与之比照，有人有事，实实在在，以人为镜，易于接受；合情合理，符合认识规律，可以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是对群众负责的表现。
　　

　　写作需要 “纳故吐新”
　　高致贤
　　尽管科学文化曾一度受到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但不少青少年还是有当作家、记者、科学家的强烈愿望，只是有些人不知实现这一理想和愿望之重要途径是读书。
　　读书才能写作，有如纳故才能吐新，有入才有出。“故”与“新”的主要标志在于形成时间之先后。科学成果、工程技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都有个先后出品。后人之成功，无不在吸取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加以发掘、总结、创新、提高而成。纵观古今，横察中外，没有一个不读书而成为作家、记者、科学家的。作家高玉宝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但确是读过书的，而且读书不少，只不过他读书不在课堂上而已。
　　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别人失败之教训都是纳故，学到的知识通过自己的反刍、消化将思维新成果写出来便是吐新。凡科学、文化领域内成大业者，无不是“纳故”之后而“吐新”的。纳故中之“故”也不仅是书本，还有体验生活之“故”在内。纳故是投入，吐新是产出，有投入才有产出，“地内不下种，秧苗何处生”！农家这个比喻虽然通俗，倒也生动。
　　读书与写作，调查与研究，都有个时间先后之分，只有先博览群书，联系实践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归纳总结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获得新的思想认识，写出新的作品。
　　

　　长文缩水似淘金
　　
　　新闻采访中，常会拿到某领导人一篇洋洋洒洒上万言的讲话打印稿；办公室里，常会收到厚厚一本文字报告。讲话与报告都想多上传媒，但媒体不应传空话。可两者都是计划报道对象。怎么办？我就将它缩水。
　　县X代会上，某领导发表一篇洋洋洒洒上万言的讲话，没有给听众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从中取出金融贷款变化情况加以分析，写成300多字的言论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一份数十页的总结报告，连秘书都不愿看，我取出其中有参考价值的一段发于内参，不过200字，却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读者不被长文所感动，为何反而特别留意短文？究其原因，长文泛泛而谈，原则话多，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因而，即使其中有点好的材料，也被空话套话原则话湮没了。
　　长文风行之因，在于原则而不具体，表面而不深刻，只检现成话，不做细分析。
　　
　　

　　我怎样过的“山海关”
　　高致贤
　　“文山会海”，记者、通讯员随时碰到。
　　“山”，有别人造的，也有自己造的。“山”虽难登，其中也有“宝”，就看你如何去开采！一次，我去县防疫站采访，适逢年终总结，全站的全面总结材料全抱给我。几万字的公式化文章，面面俱到，写得粗浅，不便编稿。我浏览之后，从中抓到“我们监督了城关食品卫生”一句线索，深入采访，写成《大方县防疫站加强城关地区食品卫生监督》一稿，被《健康之友》报采用。过了别人造的“山”。一次，我采写农民雷见平办煤厂的事迹，觉得他事迹突出，经验丰富，都很生动，不愿删减，便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写成4000多字的通讯，投出去如石沉大海。后来，我从中挑出一件事，写成一条500多字的新闻，很快被《经济日报》（贵州版）在第一版上套花边发表。我便利用这种“缩水瘦身减肥法”救“活”了十几篇冗长“死”稿，又翻过了自己造的“山”。
　　“海”，也是报人常要面临的。猛一看。浪花朵朵，绚丽夺目，可伸手捧来，两手空空。一般会议新闻，几乎成了公式化：何时何地开何会，何人参加讲何话，以何种方式解决了何种问题，有何效果……大可填充，但最多只能在同级新闻单位发条简讯，就算捞到了“针”。否则，采访例会等于浪费生命。
　　“海”里“针”难捞，但毕竟是有“针”的。只要一头扎到海底，苦苦摸索，总能捞到。我到县广播站不久，1984年底被派去采访县人大常委会议。会议一开就是5天，发言不过人人重复一次印好的文件，结果只能在本站播出。可在会上，我发现两位年轻委员始终没有发言。经询问，原来他们是两位民办教师，刚被选为委员不久。我以为这才是新闻，便利用休会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写成《大方县两位民办教师当选县人大常务委员》一稿，被省电台采用。一次，毕节地区民在我县某药材场举办多种经营培训班，办班内容只在《贵州日报》上发条简讯。可该场负责人在班上介绍情况时，说到他们资助了一个穷村民组办起一所民校。这本是一条好线索，但几天前才由省台省报记者对此作了采访，怎能去步人后尘？休会时，我问场长为何资助该组办学校？他讲了一堆大道理后，闲谈中，他无意谈到老村长快落气时叫他办的。这不正是临终嘱托吗？这正如沙堆里突然闪出一颗金粒，我顺势深挖细找，终于发现富矿，写成《老村长的遗愿实现了》的长篇通讯，先后被省台省报全文采用。通过这两次，我体会到：到会议上采访，不要只限于那次会议的内容，可从中挖掘其它新闻线索，跟踪追击，深入采访，从大海中去捞取好新闻这枚“金针”。
　　一个业余通讯员虽无能力排山倒海，但只要勇于钻山探宝，善于海底捞针，也可做个开山好汉，闹海英雄！
　　
　　

　　何必纷纷效“京官”？
　　
　　 高致贤
　　 杨X的《拒戴高帽》一文，针对送帽者多多，有钱便送；受帽者众众，烧钱买帽的时弊，无情针砭，击中要害，不失为一篇颇有份量的檄文。然而，细读再三，似觉文中也采用了京官技巧，且觉仿效者绝非杨先生一人。何谓“京官技巧”？
　　杨文有典曰：明清小品里有一短文，题曰《高帽》，说有一京官“出仕于外”，临行前向老师道别。老师嘱咐他：“外出不易为，宜慎之。”京官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逢人就送一顶，不会与人相处不融洽。”老师怒不可忍：“吾辈直道人事，何须如此！”京官连声陪罪：“天下像我老师这样不喜戴高帽的人有几个呢？”老师点头：“汝言亦不为无见。”京官一出老师家门，遇人就说：我原有一百顶高帽，现在只有九十九顶了，主张“直道人事”，满脸严肃的老师，也被弟子戴上了高帽。可见那京官奉承的技巧已炉火纯青了。
　　杨文发端的事实是：某出版社出版《梁晓声中篇小说集》时，未经梁同意就在书面印上“中国最伟大的巴尔扎客式的作家”字样。梁晓声找出版社商量，要求去掉这吓人的头衔，至少是“最伟大”三个字不能称。但出版社以种种理由拒绝。传媒随之纷纷报道此事，《光明日报》以《怎样包装为好？》评说一番，羊城晚报则干巴利落——《梁晓声拒戴高帽》。精神文明报干脆将羊城晚报的标题端出来赞美，题中只去掉“梁晓声”三字。其它报刊也有不少以此事为由发表称赞文章的。作为提倡精神文明，此类文章无可非议。但因梁晓声是著名作家（也许他对名誉已像屠夫见肉那样腻了，且已感到是一种负担），只要有点好事就被“传媒纷纷报道”。我不禁因之突发奇想：梁晓声不也被一些记者、作家推上《帽子》中那位老师的地位了？梁老师直批某出版社：“吾辈直道人事，何须如此！”虽然未见出版社“连声陪罪”，但纷纷报道、作文者却恐后争先地说：“天下像我（梁）老师您那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呢？”当然，梁老师对阿谀之风怒不可忍：我写我的文章办我的事，你等又何须竞相“捧杀”？无非是想捧我来个“安乐死”罢了。
　　现实生活中像梁晓声那样谦逊的人是不少的，只因他们不是名人，故难引起“京官”们的重视。“追名逐星、吹款捧官”已成某些“京官”造成的时尚，可惜他们因忙于追捧名人而忘记了平民百姓中的美德宣扬。行文至此，尚需有点说明：本文绝无半点诋毁梁晓声老师之意，而是希望我们的记者、作家们不要一窝蜂地只去追官追星追名追款，在追“官星名款”之时，还是分点眼光去看看工农商学兵等普通百姓，笔下莫要忘了我们的衣食父母。
　　
　　
　　

　　上不了新闻的也该做
　　高致賢
　　
　　贵州省委组织部长刘也强在任毕节地委书记期间，向记者们谈新闻宣时，讲到了“镜头要多对准老百姓”等很多很好的意见，令人深受启发。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地委书记在街上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不是新闻，如果一个穷孩子捡到几元钱交给警察叔叔就是新闻，写来令人感动。
　　刘书记没有谈及新闻取材之外的事，但从他那幽默风趣而内涵丰富的谈话中，使我另有省悟：若行政生活中，还可从另一方面去理解：倘若地委书记能在街上见到一分钱，并将它捡去交公，这便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一种踏实作风，也可以写成新闻言论。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地委书记并非出入背乘车，还是脚踏实地的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且干着某些官僚、大款们认为微不足道、不屑一顾的“小”事。这不就是群众需要的干部应有的扎实作风吗？
　　而今有的人，一阔脸就变，当官就官僚，大款不惜比烧钞票多。“大官一杯酒，小民十斤油；大官一顿饭，小民一头牛；大官座下一幢楼”的权大气粗、挥霍无度已形成不良风气。且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靠虚报浮夸、摆花架子去骗取荣誉和提拔。此种作风的干部，出入不离车，随从一大群，怎么会看到街上有一分钱呢？看且看不到，还论什么捡？恐怕看见别人捡了也会觉得扫面子、给“大好形势抹黑”。有比地委书记小的官，出则带记者，动辄上镜头，记者不到不开会，一天新闻好几条，尽捡能上新闻的事儿做，成为“电视明星”了，他们的头像小了点，摄像记者也要受批评。这种干部怎么会去捡那不能上新闻的一分钱呢？
　　然而，现实生活，能上新闻的工作毕竟比不能上新闻的少得多多。大量的不能上新闻的工作正需要我们的干部去做。如果谁都只想干那种能上新闻的工作，不能上新闻的工作就不愿干，祖国建设就会留下许多空白。因有好大喜功、不务实际的思想作怪，故有人非议孔繁森卖血扶养孤儿的动人事迹。非议者好像是想干大事的样子，但却不干实事。他们的所谓“大事”、“宏伟目标”，无不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怠惰和虚假，以空想粉饰实干。
　　愚以为：在伟大的建设工作中，上不了新闻的也该干，干好了一样上新闻。
　　 1996年草于大方
　　

　　题宏词暴 杂文之忌
　　—— 我学写杂文的一点教训
　　 高致贤
　　我学写点杂文（姑且称之为杂文吧），并非科班出身，亦非原有爱好，更无写作特长。只缘“文革”中看到好人挨整而不平，后又整到自己的头上更不平。但对整人之风又无力去硬斗，更无权去改变它，唯有捱整之后，夜静无人在侧时，让胸中闷气流于笔端，写成日记，属于不平则鸣，但又怕日记本被搜去作为“变天帐”清算，故又不敢大鸣。
　　粉碎“四人帮”后，我学写点文学稿投给报刊，心中之气常自然流露于笔端。我不会写古体诗，但在某文稿后自然顺口溜出八句：“坚冰突破三年余，航道渐通春激。是非本应实践定，黑白岂容权势欺。先烈敢与凶顽斗，后辈何惧风雨袭？党内民主定实现，吾愿为之献微躯！”引起了一些编辑的注意。于是，几位热心编辑来信指教，说我可以写点讽刺性的作品，我就写了起来。但什么叫讽刺？我弄不清楚。心想：讽刺就是骂呗！反正是发泄闷气。基于这种认识，我便命些大题目——像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一样，写一通粗暴之语，主题不深，过甚其辞，将讽刺变为谩骂，行文浅陋。为什么会如此？细想起来，中“文革”之毒不浅。“文革”期间写大字报——也被称为大不平则“大鸣”。帽子越大越“有理”，骂得越凶越“革命”。我也写过不少以大帽子扣人，以粗俗鄙话骂人的大字报。于是，潜移默化，毒入脑海。当时自己忿恨的东西，形文的风格，不经意间便从自己之笔尖流到纸上。这样写杂文，命题大，主题浅，语言粗，不幽默，偶成一篇，多数失败。
　　再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对照检查，找到自己写作失败的原因：在于题目大，用语粗。如《努力建设现代化》之题下，用标语口号来充正文等。这样的东西怎能发表？鲁迅先生在《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一文中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的价值。”这说明杂文应以小见大，语言幽默。它属于文学作品，是须有艺术价值的，绝不能等于大字报。杂文被喻为“投枪”、“匕首”，不叫石头、木棒。就因为它是工艺产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泼妇骂街更不能成为杂文。如果谩骂都可以成为杂文的话，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粗鲁的骂人，连几岁的小孩儿都会，还要什么作家动笔？
　　（发表于1985年4月9日《杂文报》）
　　

　　失书之后
　　 高致贤
　　藏书借出去收不回之后，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分析过人家为何不还书吗？我有好书失于友人之手之憾，故尔失书之后作过一些分析——
　　自己心爱的书才买，更为珍贵的才藏。藏书借出难收已觉苦，收而不回更心疼。这倒不尽是因为那几本书价值昂贵，主要是好书“死”得不值。真正知书者，多为爱书人，借书读书爱护书，讲信用，会还书。借书不还者，多为不知书，抑或知书不知礼，不懂信用为何物的人。
　　那么，他们不知书为何又要借书？大约有几种情况：一是附庸风雅凑热闹，听说某人有好书，追风赶潮也去借，借去看不懂，自己认为不稀奇，随便丢下，忘了返还，弃之如敝屣，丢失何须言？二是本不想看什么书，进了别人书房，不言书怕被人笑为浅薄无知，装腔作势，见书起意，随便挑几本，带回家中根本没有看。不爱之物怎么会爱护？就别指望其主动还书了！三是借书装潢门面。尤其是处于热恋中的青年人，若陪恋人到了藏书的友人家，不借书就显得无知。为表示自己有知有识，定要借上几本。可那些珍藏之书在其眼里，哪有“地摊文学”好看？借书之目的不过是向对方炫耀自己。与知书者相比，假装知书者的脸皮很厚。丢了别人的好书，还自认为“几本破书有哪样稀奇！不就管几十块钱嘛，赔你！”他们哪里知道：有的珍藏本是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了！但他们却知道知书识礼者书生气十足——脸皮很薄，便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癞脸不还书。藏书人也不愿因几本书和他们闹翻脸。
　　统观借书人，知书识礼者守信用，借书看后主动还。附庸风雅装门面者忽视还，好书恰恰就丢在那些不知书者的手里。有鉴于此，愚以为对于无知者的借书，不妨丑话说在先，或干脆就不借。这样，一则可以刺激他们认真读书，或许他们就不借了。因为他们借去又不看，借不到还可来个顺水推舟，体面下台。对于知书识礼者，主动向他们推荐好书，并主动借给他们阅读，藉以充分发挥书的作用。好书借给知书人，即使丢了也无憾，何况不会丢！
　　
　　

　　多读别人作品 拓宽自己思路
　　 高致贤
　　读与写的关系，不少写作者都懂得，不拟赘述。可多读谁的作品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一般作者拿到样报刊后，总是先读自己的作品，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看看编辑的修改艺术。此乃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然而，不少作者读过自己的作品之后，就忙于伏案再出精品，无暇再读别人的作品，这便会使自己的思路日趋狭窄，写作水平难以提高，风格无所变化，作品发表越来越少。发表之心越来越切，越只顾写稿，越无暇读书，终成作茧自缚。原因是什么呢？只读自己的作品，缺乏应有的借鉴，难以博采众长，势必固守自短，写作风格、手法等就没有什么突破，老是停留在某个水平上。报刊用稿的质量要求高了，自己还在原地踏步，还埋怨编辑不知自己的努力，也会自感江郎才尽。
　　我就经过这样的历程，而且现在也难予突破；尽管自已也在左冲右突，因茧已作厚，突破太难了！往之不谏，来者可追，希望青年朋友们不要像我。当拿到样报刊之时，先看自己作品，同时还应看看别人的作品，尤其是不要忽视读别人的佳作，看看人家是怎样写的，如果自己来写又会怎样写呢？自我检测，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写作再忙也要看报读书，读书是写作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广读博采，方有借鉴。万一时间太紧，宁可把读自己作品的时间挤出来读他人之佳作，这才有助于拓宽自己的写作思路，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文学冷落”与“委员选举”
　　 高致贤
　　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怎么会扯到一起来做文章题目？我在文联工作，友人相见之时，总有一番而今文学冷落之唏嘘：文学已走入穷途末路了，尤其是严肃文学和小说创作。依据是：“现在没有一部像50年代的《青春之歌》、《林海雪源》、《红岩》等那样影响大的作品了！更没有一部小说像那时候的小说那样吃香了！”我说：“这恰恰证明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友人惊问：为什么！
　　我说：回想一下不就明白了？70年代以前的文学生活何其枯燥啊！本来，能够供给人们享受的文学作品就不多，一次“反右”、一次“文革”下来，可以阅读的小说就凤毛麟角了！人们的文学（化）享受被人为地禁锢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小范围内。几亿人只能读到几部小说，除此就没有多少文化享受了！那时小说的影响，有如委员选举中只有少数候选人而又实行等额选举一样，把众多代表（读者）的选票集中到几个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的名下。选票集中，票数就多了！所以说它们的影响大。至于小说“吃香”问题，就像“三年饿饭时期”吃碗蒸红薯也比现在吃山珍海味香得多一样，那就是民间说的“饿来香”，文学上的饥不择食。因而，我们不能以当时当地封闭式的小说影响力大小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作品，以此作出严肃文学尤其是小说衰落的结论，那是很不公道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电视、歌楼、舞厅、卡拉OK、电子游戏、镭射录相、网吧以及众多文艺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下把人们的欣赏天地拓宽了许许多多。而优秀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一出版，很快就被改编成戏剧、电影搬上舞台、荧屏、银幕，图文声相并茂，享受轻轻松松，加之生活快节奏，谁还想去死啃大部头小说原著？故尔显得小说的影响不大。再说，文艺生活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已从严肃文学的一花独放拓展为各种文艺的多元并立，每种文艺又有多道走向。小说本身的表现形式也大为发展，这就把严肃文学中小说这位原来的等额“候选人”一下拉到大差额候选人中去竞选，它必定不可能获得以前那么多选票了。若再从横向上比较一下，严肃文学、小说的读者人数虽然比以前少了，可读者的文化层次却提高了，欣赏水平也相应提高了，对作品质量的要求也更高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严肃文学不是衰落而是发展了、提高了。
　　如果说，严肃文学、小说在差额选举中的席位随着选票的减少而减少的话，那么，这种减少恰恰是淘汰了那些等额选举中不合格的候选人。这正是严肃文学的更新、进步。
　　

　　退出“盲流”钻“冷门”
　　 高致贤
　　一些初学写作的朋友问我写新闻有什么经验？我冥思苦索也找不出什么经验来，教训倒是不少。“盲流”就是其中之一。
　　初学写稿，发表心情特别切。当时我又担任着县里的专职通讯干部，没有新闻发表又恐遭人耻笑。于是，天天看报纸，夜夜听广播，看到报上登什么，听到广播里播什么，就马上去采写什么。人家写插秧进度，我也跟着写插秧进度；人家写秋收质量，我也跟着写秋收质量。依葫芦画瓢，现蒸热卖。而且觉得我写的稿子比已发表的那些还生动。谁知稿件源源投出去，却又纷纷退回来。但我热情不减，大有精卫填海之决心。可就只见耕耘，不见收获，瞎子点灯白费蜡。追风赶浪写稿，有如今天的打工盲流大军：一看广东好赚钱，风风火火跑广东；又听上海钱好找，马不停蹄奔上海，谁知到了那里，人家早已人满为患，不要说找工打，连吃住都拥挤了，哪里还能创收？
　　参加了省内外几次新闻、文学写作研究会后，听老师讲课，听同学交流，经过细细反刍，方才恍然大悟：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盲从，盲目流入当时一轰而上写某种题材的“盲流”大军当中。于是，我从“盲流”队伍中退役，踅身钻进“冷门”里，写当地的土特产品，写身边百姓最关心的人和事物。这时，我也看报纸、听广播，但看、听都不像以前那样追风赶浪凑热闹了，而是看看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人家已经报道过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对照起来，去写现实生活中有，报刊广播中尚无、而又符合中央精神的新闻。别人写春播进度，我就写春播质量；别人写了成绩，我便去报道问题；寻觅新特点，不吃别人嚼过的馍。那时没有电子邮箱，边远山区寄稿速度慢，新闻送到报社已成旧闻了；写动态新闻没有中心地区投递快，我便以时效性不强的静态新闻来弥补投递缓慢之不足。稿件容易得以发表，且被采用率日益提高。实践3年之后，除超额完成本单位的编写任务外，我竟然创造了1年在地区以上的其它报刊台发表作品320多篇（次）的新纪录。这其中当然还有看书学习、深入采访等多种因素，但退出“盲流”钻“冷门”却是一条经验。
　　

　　集中“火力”单刀直入
　　——我的一次快速高效采写
　　 高致贤
　　1999年5月，获省表彰的优秀中学校长李蔚元因公殉职，县教育局的正副局长连夜赶到我家中请我出山，采写李蔚元的报告文学。他们说省报要稿的时间很紧，我就让他们立即向我介绍对李蔚元的看法和局里对李蔚元的评价，拿到主管部门的初步见。因李蔚元与我是校友，同在本县工作，平时也了解他的一些工作表现，故听局里汇报后，我又将李蔚元的生平事迹在脑海中过了几次“电影”，有了个大致轮廓。翊日一早我们就出发，前往他生活、工作过到猫场、坡脚一带实地采访。
　　教育局专派陪同我前往采访的政工干部、中学校长和司机对李蔚元都很熟悉。故我上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车上只讲李蔚元的事迹。山路行车50多公里，司机放慢车速，三个来小时的谈话都非常集中，内容也比较丰富，使李蔚元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又清晰了许多。
　　中午12点半到达坡脚中学，适逢那里正在立校庆纪念碑。李蔚元就是在准备立这方碑的时候倒在这方碑脚下的。车一停下，我便提着相机直奔碑前，照相、采访。我去采访，局里已通知他们，就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客套。
　　乡长、书记来陪我进午餐，拟按习惯好好喝几盅美酒。可我一上桌就约法三章：闲事不做，闲话莫提，畅谈李蔚元的事迹，必须具体，不准用官腔，用事实说话，边吃边聊。近一小时的饭桌介绍，谁讲空话我制止。乡长、书记也各自讲了李蔚元的二三件“小事”。以往酒桌上的猜拳、废话全扫除。饭后，立即找到李蔚元的胞兄、内兄、侄子等一批亲人采访，照样要求他们单刀直入讲事实，举例子。下午4点过钟，到驻某劳改支队的武警中队采访李蔚元搞军训之事。那里是我多次采访过的地方，每次采访均受到盛情招待，那一天，矿长、政委都来陪我进晚餐了，我一上桌又是中餐那三章约法，大家很理解，也很配合，餐桌变为介绍李蔚元事迹的场合，大家竞相提供素材了。
　　连夜赶回坡中的车上，我又从已开始主持坡中工作的副校长口中挖出几个典型事例；下车后立即找几个教师采访到23点过钟。零点之后，正逢对李蔚元的“回避日”：迷信中的死人挟鬼回家日，来势十分凶恶，全栋住房的人都要外出躲避，故称为“躲回避”。李蔚元住在办公楼里，人们也劝我离开那栋住房，我坚持一个人住在李蔚元住的房间，用他的书桌写稿，睡他的床上休息。当夜，住在大搂里的人们都“躲回避”去了，整栋办公楼只我一人，校园内十分清静，我正好将白天采访的素材梳理一遍。次日5点钟，人们尚在甜梦里，校园的黎明静悄悄，我便步入校园中，静观默察李蔚元工作、生活的地方，从他自拟亲书的校训、标语及美化的环境中感受他的工作热情。
　　师生们陆续进校了，我便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与师生广泛接触，随机采访，直觉使我感到李蔚元的口碑很好。 一到上班时间，我立即召集学校领导班子座淡，仍强调只谈事实，不讲废话。有了线索我追问，一听空话我制止。两小时的座谈，获得不少宝贵资料。随后便从众多线索中挑出两个对象个别进行重点采访。
　　傍晚回城的车上又有意外收获：搭我们车的老师正是受李蔚元的精神感动，放弃深圳就职高薪回坡中任教者，一路上，我又从他口中挖出不少新材料，更加丰满了李蔚元。
　　当晚回到家中，对素材提练了一下，看还有无漏掉大的方面。次日一早，我便去县委宿舍采访李蔚元的亲大哥。他是文化人，两小时谈了李蔚元的不少生动形象的生活细节。
　　采访至此，正好两昼夜，48小时，其间行车7个多小时，睡觉很少，先后采访了30多人次。重点与一般相结合：重点找细节，一般看口碑。由于集中“火力”，单刀直入，紧扣主题，短时间内收到丰富题材，为成稿打下丰厚的事实基础。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教坛赤子》脱稿，先后被省、地一些报刊选登、摘登，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当代共产党人》全文登载。
　　附带说一句：采访中我为何那样牛气？不得已而为之：为赶任务，我故意摆资格、用名气，武警支队的政委是我教小学时的学生；乡长、书记是我在党校的学生；我又是教育局特派的“钦差”。很多人知道我记者。但只用那一次，下没为例。
　　

　　利用清静时间 保护写作灵感
　　 高致贤
　　据传，清代画家傅山一次给友人作画，动笔之前，他叫友人走开。友人觉得奇怪，躲在屋外偷看；但见傅山手舞足蹈，又比又划，又哭又笑，如疯子一般。友人大惊，破门而入，抱住傅山。傅山感叹：“你这是败了我的画兴！”于是掷笔不画了。
　　这个故事说明保护创作灵感之重要。写文章亦如作画，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许多作者都有这种感觉：在人多口杂的地方写作是很难出佳作的。
　　为使写作不受干扰，我多在夜间写作。小区住户多，上半夜也难安静，我就提前睡觉，待人们闹够了皆入睡的下半夜，我便起床写作。这样，白天采访、搜集、整理素材，夜间写稿，思维连贯效率高。夜间起草，白日誊正，既不脱离办公室，又可获高产。如果夜间偷闲，白天在办公室写稿，一会儿电话铃响，一会儿有人聊天，抑或有人办事，思维常被打乱，写作效率不高。
　　诚然，夜间写作是要牺牲一些休息、娱乐、睡觉时间的。但写作就是自讨苦吃，想轻轻松松写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倘若不愿牺牲一些休息和娱乐，最好不要写作，或随便写点玩玩也可以，但想出佳作是不可能的。写作需要安静环境，也要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我之所以能多少发表一点东西，全凭保护最佳思维，利用夜间或寻求安静环境写稿。
　　

　　媒体语言要不要规范化？
　　
　　高致贤
　　这看来不应是问题，但实施中却出了不少问题。
　　新闻要求新，包括语言要出新，都无可非议，但出新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可是，有的媒体为了“创新”，就不依语法办事，如某报头版上的总题目《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就令人费解。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为什么令人费解？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
　　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非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过程，且这个过程是相对稳定和漫长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不符合语法的语言文字。如“大把阳光”、“大把海水”、“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翻译成外国语言也有诸多不便。
　　这些语言，多数深圳人听得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使用也未尝不可，但频频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会对使用语言上产生误导。地方传媒也不只是为深圳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和其它正规媒体一样，地方媒体——除专辟的某种民族语言节目外，都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上述“新方言”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在正规媒体上，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媒体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媒体语言要不要规范化？
　　
　　高致贤
　　这看来不应是问题，但实施中却出了不少问题。
　　新闻要求新，包括语言要出新，都无可非议，但出新不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它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可是，有的媒体为了“创新”，就不依语法办事，如某大报头版上的总题目《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就令人费解。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此话为什么令人费解？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
　　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非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过程，且这个过程是相对稳定和漫长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不符合语法的语言文字。如“大把阳光”、“大把海水”、“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海水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翻译成外国语言也有诸多不便。
　　这些语言，一些深圳人可能听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使用也未尝不可，但频频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会对读者使用语言产生误导。地方传媒也不止为当地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和其它正规媒体一样，地方媒体——除专辟的某种民族语言节目外，都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上述“新方言”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在正规媒体上，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和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媒体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欲却新闻别亦难
　　 高致贤
　　这是14年前写的一篇小品，表达当时的心迹。
　　当时我已从事新闻通讯30多年了，爱写新闻几近爱生命。业余—→专职—→业余，为新闻事业尽心尽力。可正当我在为新闻工作继续努力之际，组织安排我到首脑机关工作。皆因积习“作祟”，我仍利用业余时间写新闻。这在某些严肃首长的眼里已属不务正业。岂止不务正业？我的一篇《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述评在《贵州日报》二版头条登出，对事不对人也未对单位地批评了化肥专营中的不正之风。于是，贵州化肥厂对号入座，兴师问罪。但因事实俱在，他们既不敢找报社，又不敢直接找我，便要县政府和县供销社的领导去向他们“讲清楚”，否则就扣供我县化肥供应指标。并让我的上司来对我施加压力。最后认为我所举的事例真实，批评意见无误，问题在于我在我的名字前写上县委办公室，这本是实名制的读者来信要求这样写的，可有人却认为“这就代表了官方意见”。还说：“记者可以去写，但你在的单位不同，就不要去写啦！”好像领导机关工作的人就不该披露并批评歪风邪气、不该为人民大众说话一样。这到底是物伤其类，还是狼狈为奸？这究竟是为谁服务的领导机关？！此次谈话更使我认识到反腐工作之艰辛！我仍不思悔改，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写新闻。
　　后来，“组织安排”我到一个受势利之辈十分轻视的“冷门”单位工作，照说不能代表领导机关了，我就可以自由写新闻了，可又在我头上安了个“官衔”。这就有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身为领导，就只能作指示、发命令，不能再写什么新闻给政府工作“捅篓子”了。领导写新闻有失“身份”。似乎写新闻这等“小事”岂能由作指示者去写？
　　当时我已年近花甲，本想从通讯员队伍中退下来当个“调研员”什么的缓冲一下退役算了，但终归停不下笔。何也？一是欠读者的情债。许多老干部和群众见我的第一问便是：又写了什么报道？为什么不大看到你的报到了？……叫我不能停笔。尤其是一些在改革开放中有了新突破、取得新佳绩受到危难之时，需要我为之鼓与呼，我当责无旁贷。二是与中央、省、地不少新闻单位的多年交道，得到许多编辑的指导、支持和培养，结下深情厚谊。藕难断，丝紧连，欲却新闻别亦难！
　　我管不了别人如何看我写新闻，但我可以管自己。我要坚持写下去，写不了新闻写文学，写不了文学写杂谈，只要有一息尚存。
　　

　　写作中的花刺怎么分呀！
　　 高致贤
　　甲戌植树节，上山植树途中，小张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早过“天命”，行将“花甲”。
　　“那么，该栽花了！”他非常诚挚地对我说。
　　不言而喻，他的告诫完全是对我的关心，但并非实指当天所植的树种，而是针对我常写的杂文、言论和社会新闻而言的。新时期以来，我常以拙笔当勺子，借报刊等媒体为锅，烙些“豆腐干”，佐以“麻辣烫”，以加重“豆腐干”之味。说白了，就是我写的杂文、小言论和读者来信多，有的针砭时弊，直剔瘤块；有的剖析病灶，透视菌源；有的揭发案子，对乱收费、坑烟农、诈学生、骗百姓等丑恶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因而得罪了官僚主义者，得罪了违法乱纪者，得罪了胡作非为者。一言以蔽之：凡贪官污吏、地痞流氓都被我得罪了！使亲人们常常为我担心，劝我不要写杂文和来信了，多写些歌颂文章，即是改栽刺为种花。亲人们用心良苦，令我十分感动。然而，让我一改栽刺为种花，积习使我改也难。这绝非我生就栽刺的秉性，实在是花刺难分。否则，我也是很爱花的呀！
　　同是一种植物，有人认为是刺，有人认为是花，各有标准，其说不一。依什么标准来认定自种之植物呢？我个人没有准儿之时，便来它个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的需要栽。但这也并不是我没有主见，只是我相信群众、相信实践。多数人认为是花而又经过论证无误的，我就栽；而且呕心沥血、不畏艰险。尽管有人将它斥之为刺，我也一如既往地以心血汗水精心浇灌，累而不悔，苦而无怨。诚然，也有苦衷：县供电所以权谋私预收电费，吃大钱，群众接受不了。我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贵州日报》很快编发了，一下掀起轩然大波。供电所认为那是“毒刺”，扬言要拉我上法庭，或采取其它方式整我。可许多老干部、市民、职工，包括供电部门的正义老职工，却又赞美那是代表百姓呼声的“香花”。他们愿意出钱为我打官司，陪我一起上法庭。有人提出来要拉供电所长到大十字去辩论。他们对我明里支持、暗中保护，使我感动不已。同是一封短信，“花”“刺”何等分明！我把这种不合理的预收电费一直往上捅，惊动了国务院信访局。几经周折，他们终于退回预收电费，但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供电所长是我的亲戚，因之被调离岗后，有亲人又怨我为人家的豆子炒坏了自家的锅——为不相干的群众刺伤了自家的亲戚，等于刺了自己。
　　公安机关巧立名目乱收所谓“治安保证金”的问题，被我捅上内参，后被上级责令退还，“治安红旗单位”被搅黄了，又结下一毒。我在《贵阳晚报》上发了一则百余字的小品《我怨小偷偷少了》，惹得公安局长动大怒，亲自打电话质问我。气势汹汹欲砍“刺”，群众却认为那是“鲜花”，称赞不已。
　　我不想栽刺，我绝非天生的栽刺人。我很想栽花，花儿谁不喜爱？可花与刺的标准实难认定。我认为是花的，有人则认为是刺。这有什么办法？相信群众，只要人民大众认为是花的我就栽，腐败分子认为是刺的我也栽，而且要利用腐败粪土来给我的花追肥，让花儿怒放。这便是我栽花种刺的办法。
　　（发表了1995年第一期《新闻三昧》）
　　

　　谁能宣布作家倒闭？
　　 高致贤
　　《作家文摘》213期转载了江浩发表于《萌芽》上的《作家，谁来宣布你的倒闭》一文称：一个作家一生中只有一个名篇之后再无系列作品问世，就应该宣布其倒闭。对此我有异议。
　　倒闭是指企业因亏累而关门。宣布倒闭就是宣布不准它再生产或经营他们原来的产品了。那是对单位而言。作家只不过像工人、农民那样一种职业称谓。他是个体而不是组织或单位。宣布作家倒闭，即是不准作家再创作。这种宣布不管由谁来都是多余的，只能表现出宣布者的霸道！
　　作家是通过作品来体现其存在的，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问世，就无所谓作家；没有佳作，就不是名作家。尽管在腐败之风影响下，有个别将钱买得或凭权压得“作家”头衔的，那也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社会上谁承认他们是作家？与此相反，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并未加入什么作家协会的人，因有名著传世而被公认为作家。他们虽然“有个名篇之后再无系列作品问世”，但谁去宣布，他们都倒闭不了！或曰，谁能宣布他们倒闭呢？作协主席还是国家领导？即使你能行文取消他作家头衔，他在读者心目中的作家地位是抹杀不了的。周作人被定为汉奸，你还得承认他的作品。说个不贴切的比喻，篮球运动员王至郅不是被八一队开除了吗？他能打球，你还得请他来当主力。
　　作家创作精神产品与企业生产物质产品不能等同视之。创作是一种极其复杂而细致的思维活动，不是手工、机械可以取代的。物质产品只要适销对路，就可源源不断地生产，而文章呢？佳作未必能发表，发表的也未必是佳作，故不能以其发表多少作品来宣布其是否倒闭。文章是以其精美得以传世的。有资料说乾隆皇帝发表了几万首诗（一说两万多首，一说四万多首）而无一首传世。王之涣只在《全唐诗》上发表6首，便有《登鹳雀楼》等2首流传。还有张若虚只有二首入选《全唐诗》，可《春江花月夜》却被收入很多种版本而广为流传。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佳作写成后不能发表，或一时尚不能发表，有的发表了也惨遭厄运而累及作者，有的作者死后才得发表或才得确定其宝贵价值。因而，一个作家的一生只要创作出一篇（部、首），或像曹雪芹那样，只创作出大半部传世之作，就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社会精神财富了；抑或像范仲淹、文天祥那样创作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样的几句或一句至理名言，也就宣布不了他们倒闭了！
　　精神产品不能与物质产品等齐观。作家不是写家，更不是写作机器。曾有作家卖身出版社，拍卖文稿也曾炒热一时，我终未“促”成什么精品问世，反把文坛弄庸俗了！
　　谁来宣布作家（请注意：不是作协）的倒闭？江文在上，舍他其谁？鄙人不才，忝列作家名册之中，读了江浩的“建家方略”，似乎也该由他来宣布倒闭了。不过，请勿忘记：作家不是打不仔（打工仔中有作家），创作是个人的思维活动，谁也不要想以炒鱿鱼的方式来禁止作家的创作。
　　倘若一时达不到多少篇的创作指标就要宣布作家倒闭，只能说明宣布者的无聊。那么，是不是就无人可以宣布作家“倒闭”了呢？有！那就是作家本人。
　　（发表于1997年第1-2期《文学窗》抄录时略修改）
　　

　　从“挫衣板路”看知识性
　　
　　 高致贤
　　某年9月11日XX商报A9版爱心车队抵达阿里送爱心天路爱心日记五第3段中有这样一段对公路状况的描写：“刚刚把速度提上来一点，马上就会有一个大坑或大石头在前面等着你，让你时时刻刻不在紧张之中。”这其中的“不在紧张之中”应为“处在紧张之中”将“不”改为“处”便可理解。可该记者8月28日.发表于该报A9版的《天路爱心日记》中描写的“25日从贵州大方上路之后，才发现大纳公路的路况很差，真正感受了传说中的挫衣板路是什么样的。”其中的“挫衣板”当然是“搓衣板”之误，但纠 “挫”为“搓”就说明问题了。可其中犯了个知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不懂公路防滑技术。。记者用“搓衣板”来比喻路况很差，形象倒也形象，可惜开了黄腔——说外行话，业内人会发笑的。大方是笔者的家乡，大纳公路笔者很熟，乘车有“过搓衣板”的感觉，正是公路防滑技术的使用。大纳公路属于山区二级（高等级）公路。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区，难免有坡长、弯多、坡陡的路段。山区雾雨多，冬日有雪凌，水泥路面很光滑，难控车速，易出事故。故以前在冬有冰冻、秋有雾雨时，常在一些路面上撒防滑沙，不符合高级公路要求。几经改造试验，最后采用了凸凹有致的防滑技术。即在路面铸成均匀的凸凹的减速条，让车减速与防滑。这样，车速越快，震颤越厉害，坐在车上就有车行于“搓衣板”上的感觉，但正是这“搓衣板”保障了安全。这种路面防滑技术，深圳南澳的某些公路面上也采用了，用它来说明路况之差，很不恰当。
　　公路技术我说不清，我也不是介绍公路防滑技术，旨在说明记者要多学点“杂识”。我在《汕头X报》和《晶报》上读到记将孔子、孟子、颜渊的颜写成“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写成“王宏民”觉得有点悲哀。它不是错一个字的问题，而是一种基本知识错误，编辑竟也不知。记者最好成为杂家，运用行话的表扬、批评才有说服力。否则，闹出笑话不说，还会贻害他人。
　　
　　

　　朋友给材我拟题
　　 高致贤
　　博友留言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议题？广交朋友、记下点滴素材。
　　比较而言，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素材，素材如面粉，议题是食物，有了素材选议题，就如有了面粉，馒头、包子、面条、饺子随你做一样简单。我的许多素材又是以前库存下来的。素材多靠友人提供，我交的朋友很多，经常打交道的大体分为：
　　一是直接采写对象。如芸豆大王刘义章，省劳动胡索文，全国劳模黄建务、李淑彬等等。他们本身就是新闻人物。可我开始接触这类朋友时，并不急于采访，而是交流思想，直到获得他们的信任之后，采访也就顺理成章，且能深入细致。我获省好新闻二等奖的《农民刘义章七个月为国家创汇41万美元》的消息就是在一次晨炼归来，途经该公司门外，顺便到他家喝杯茶，无意间看到他在算账获得的题材。因互相信任而深入交谈，翻阅其帐本的产物。
　　二是提供写作素材的对象。他们多是县机关和区、乡、村、组中分管或懂得宣传工作的人员。县里各个时期搞什么中心工作他们总是先知道。他们发现什么好人好事就给我捎口信、打电话，或亲自来约我去采写。县工商局的吕和云热爱宣传工作，随时向我提供全县工商户中的采访对象，并陪同我去采访。我获省好新闻三等奖的通讯：《昔日荒山变乡场，四方客户纷纷来》就是他提供的新闻素材。
　　三是生产第一线的人员。他们不可能人人提供新闻线索，但他们代表着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根据他们的呼声写出的作品很有份量。1990年伏旱造成大方全县粮食大幅度减产，多数干部群众因之改变了该县流传的“天干三年吃饱饭”的观点，认识到生态遭破坏，抗旱能力弱的问题。几位朋友让我对此写篇文章。根据他们提供的题材，我写成《从“天干三年吃饱饭”到天旱一月就饿饭谈起》的新闻述评，播出效果很好，获省广播、电视系统好新闻一等奖。
　　分别获全国好新闻三等奖的《镇长玻板下的座前铭》、《开发乡土人才与发展农村经济》和优秀奖的《承包与主管》及几省区联奖的《挥舞银锄绘彩图》、《兴农科技哪里来？》和《路正长》等评论和长篇通讯，均在朋友提供素材的基础上深入采写所得。
　　有不少乡村朋进城总要来我家看看，吃吃喝喝很随便，如亲兄一般，他们为我送来许多写作素材。当时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就存入我的资料库中，现在还可取出来写杂谈。
　　
　　
　　

　　文与生活一般高
　　——读陈学书长篇小说《故土》杂感
　　 高致贤
　　《故土》的结构似《儒林外史》，由一些短篇小说串连而成，再现故乡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情景。对我们这些过来人，学书似在和我们围炉叙旧，促膝谈心，无拘无束地摆家居龙门阵。书中的那些人物，那些场景，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那些语言也非常耳熟，没有矫柔造作的生疏感。
　　20多万字的作品，反映时空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写得纵横捭阖，潇洒自如。视野开阔又贴近生活；既注意历史真实，又讲究文学意韵；既能准确地阐释历史，又不失灵动浪漫的诗骚文采；既有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又保持着清醒的现实感受。书中涵括了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等多重价值，从不同层面上丰富了读者知识，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这便是我浏览《故土》的粗浅感受。
　　我之所以说它“文与生活一般高”，是因为我感到文要“高于生活”的“经”被一些人念滥了，念歪了。他们盲目、片面使用“高于生活”，在某些作品，包括一些曾红极一时的作品中，无限拔高主人公的思想言行，使书中的人物也以“大跃进”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严重脱离现实生活。有的人物形象很高大，高得使人望尘莫及，望而兴叹，乃至望而生畏。作家本想塑造一个教育人民的典型，却使读者望而却步，不敢亲近，哪还敢学？最多不过是一种被迫接受的偶像而已。而学书的《故土》中，并无任意拔高的人物形象；可他塑造的众生相呢，却又一个个活灵活现地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读之好像故友重逢；亦如老相识在一起叙旧谈新。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办事，都是真的，绝不是在表演，颇觉亲近，不感到陌生。小说中人物不少，也并非尽是好人。当然，好人是多的，而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思想、多棱的性格。自认为是好的，值得爱，就想学，也学得到。自认为该恨的呢，恨得起来，也敢恨。书中人物与我们都不生疏。这便是我觉得《故土》好读之处，也是文学艺术价值的一种回归——回到文学自己的正位上来。平平淡淡才是真。为人如此，为文依然。
　　文学有多种功能，但在群文生活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今天，文学曾一度被忽视的审美功能也显露出来了。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一些文学评论家把文学政治功利看得太重了：以为一文可以乱天下，一文可以定太平，这就远远超过了文学价值，并要求文学承担种种力所不及的社会责任。急功近利，造成文学功能的超负荷与文学的严重错位，因而也伴之以文字狱、提拔刀笔吏。如果今天我们还用这种“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来评价小说，就脱离现实太远了！
　　《故土》的创作，已开始摆脱了这种“高论”的羁绊，老老实实写生活，读来觉得很亲近。文学价值多元化的要求，使之从躁动逐步走向平静。我以这种想法来读《故土》，故认为它写得好。文中的人物、场景，尤其是黔西北的乡音，读来更觉亲近。学书如实写生活，不故作高深、任意拔高，文与生活一般高，读来最有亲切感。
　　生活当中出作品，作品扎实写生活。这种感受是否受“自然主义”影响？若能达到真正的“自然主义”那样写得自然，读得自在，我也就自然感到从“左”方解放出来的超脱了！
　　（注：中国作协会员贵州作协理事陈学书逝世十年了。重发此文以示悼念）
　　（发表于1998年第1-2期《文学窗》抄录时略删改）
　　

　　从比较中提高
　　——新闻写作之一得
　　 高致贤
　　初学写作时，凡看到自己的文稿变为铅字，无不欢欣鼓舞，此乃人之常情，但仅此还不够。高兴之余还应冷静下来将自己的手稿和铅印文章加以对照，看看编辑修改了哪些地方，再想想编辑为何要这样修改？分析研究，藉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我开始投稿时，一般新闻的正稿投出后，草稿就丢了。偶有发表，也没有可比的依据，不知编辑修改了什么地方，只好盲目乐观。写作上受不了什么启发。后来，我留下草稿，一旦发表某篇，立即加以比较，找出编辑修改的地方，分析编辑为何这样修改？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学习编辑的长处，久而久之，受益匪浅。这里仅以用事实说话谈谈体会。
　　我是1958年学写作的，历经虚报浮夸盛行的“大跃进”和“假、大、空”吃香“文革”，表达方式无不受到一定影响。提笔便是以“在……XX下”开头，这些套话见报时均被删掉。开始并未意识到，后来才发现这些话没有具体内容。如果要写领导重视，就应写出具体内容。正文更不容空话。今年3月，我写了一篇云峰生产队家家养鱼的稿子投给《贵州农民报》，其中提到社员养鱼“得到区、社党委的支持。”如何支持呢？没有具体内容。本来区、社党委支持的内容是有的，但因我习惯于用了套话，就把支持的事实给湮没了。成了一句笔者心中认为有，读者字面看来无的空话。编辑只留下“区、党委帮助他们联系：就近取县丝厂的废蚕蛹作饲料。”这就赋予了支持的事实。后我又写了一篇电影《乡音》的观感投给《贵州农民报》。有一段本意是批评限制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文字，却写成“有的人还死死抱看‘弃农经商’的陈旧观念不放”。恰与本意相反。编辑将“弃农经商”改为“重农抑商”。两字之改，正合原意。从此以后，我再定稿时，不光注意文从字顺，还要看有无套话空和大话。稿件被采用率也逐步提高。
　　
　　
　　（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新闻理论与实践》）
　　

　　从比较中提高
　　——新闻写作之一得
　　 高致贤
　　初学写作时，凡看到自己的文稿变为铅字，无不欢欣鼓舞，此乃人之常情，但仅此还不够。高兴之余还应冷静下来将自己的手稿和铅印文章加以对照，看看编辑修改了哪些地方，再想想编辑为何要这样修改？分析研究，藉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我开始投稿时，一般新闻的正稿投出后，草稿就丢了。偶有发表，也没有可比的依据，不知编辑修改了什么地方，只好盲目乐观。写作上受不了什么启发。后来，我留下草稿，一旦发表某篇，立即加以比较，找出编辑修改的地方，分析编辑为何这样修改？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学习编辑的长处，久而久之，受益匪浅。这里仅以用事实说话谈谈体会。
　　我是1958年学写作的，历经虚报浮夸盛行的“大跃进”和“假、大、空”吃香“文革”，表达方式无不受到一定影响。提笔便是以“在……XX下”开头，这些套话见报时均被删掉。开始并未意识到，后来才发现这些话没有具体内容。如果要写领导重视，就应写出具体内容。正文更不容空话。今年3月，我写了一篇云峰生产队家家养鱼的稿子投给《贵州农民报》，其中提到社员养鱼“得到区、社党委的支持。”如何支持呢？没有具体内容。本来区、社党委支持的内容是有的，但因我习惯于用了套话，就把支持的事实给湮没了。成了一句笔者心中认为有，读者字面看来无的空话。编辑只留下“区、党委帮助他们联系：就近取县丝厂的废蚕蛹作饲料。”这就赋予了支持的事实。后我又写了一篇电影《乡音》的观感投给《贵州农民报》。有一段本意是批评限制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文字，却写成“有的人还死死抱看‘弃农经商’的陈旧观念不放”。恰与本意相反。编辑将“弃农经商”改为“重农抑商”。两字之改，正合原意。从此以后，我再定稿时，不光注意文从字顺，还要看有无套话空和大话。稿件被采用率也逐步提高。
　　
　　
　　（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新闻理论与实践》）
　　

　　浮在水面捞不着活鱼
　　——抓新闻之一得
　　 高致贤
　　省电台来信指出我今年（1989年）投稿多而采用少，原因在于“稿子写得简单，抓问题不够”，建议我“多深入实际调查，在抓问题方面多下点功夫。”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诊断确切。早些年我在县站工作时也用此类话帮助过我的向东挚友，说他职位上升（调县委办），稿质下降，写得太浅。不料我又蹈了他的覆辙。
　　调县委办前，我创了一年在地区以上媒体发稿300多篇次的纪录，那时我一年至少有8个月在基采写，工作自己作主，下乡多住农民家。一次与县领导参加中箐彝族年，我住农家一夜，写了3篇通讯，均被省台、省报采用。一次到大方与金沙两县交界的山村采访6天，吃住在农家，写稿11篇，全被省里传媒采用。每次下乡采访，绝无空手回程。
　　调县委办后，下乡的时间也不少，跑的面也宽，但因只是随从领导视察，身不由己；随时处于基层领导的包围之中，办公室里听汇报，酒肉桌上找感觉，得到的已是第N手材料，听到的是下官呼声，老百姓的身影从视线中消失，老百姓的呼声被挡在耳外……尽管一天跑几个区、乡，得的新闻线索也不少，皆因只是坐车观花摘不到硕果，浮游水面捞不到活鱼，没有新闻事实，怎不空手而归？
　　县委办是个综合部门，每天均可通过上下左右的电话、文件、会议、总结报告等获得不少新闻线索，这些线索就像鱼儿刚露一点影子，若无跟踪扎下水去，只凭这些线索写稿是非常空洞的。若能跟踪采访，也可写成新闻。一次听县供销社主任在会上反映化肥专营中的弊端，跟踪了解，写成稿件后被省台省报采用；一次随领导去鸡场区，听烟农反映烟草技术错误造成烟农损失索赔不了，我利用星期天只身再赴鸡场，并回县找烟草部门核对，写成稿件均被省报省台采用，且促成问题的解决。
　　“纸上得来终觉浅”，想抓新闻浮不得；要抓活鱼身下水，要想淘金得脱鞋。
　　
　　

　　迎向潮頭覓小詩
　　 高致賢
　　按：1993年《文學報》發起一次“當今文學夢”的大討論。每期三五人發言，談出你的核心觀點。《迎向潮頭覓小詩》是本人在第630期上的發言。發表此文還交上一位華僑文友。現重發此言，對交友詳情，作專文附後：
　　
　　如果說市場經濟大潮對文學夢是一股洪水的話，那麽，這“洪水”將會給作家提供豐富的素材。潮頭過後泥沙重定，魚龍歸群，刷新後的“河床”定會賦予作家新的靈感。弄潮兒迎向潮頭覓小詩，一定會寫出貼近生活的佳作來。
　　（發表於1993年4月22日第630期《文學報》）
　　附：千里情緣一文牽
　　高致賢
　　 改句民間俗話爲題，正好反映我與許均銓的深厚情緣。1993年暮春，我突然收到一封澳門來信。信封上把“貴州省”寫成“貴州市”，“大方縣”寫成“大分縣”，顯然是陌生人所寫。打開一看，許均銓這個名字更陌生。怎麽會突然飛來個“海外關係”？閱後原是讀者來信。當年4月22日，《文學報》發表了我支援文人下海的文章《迎向潮頭覓小詩》，均銓完全贊同我的看法。
　　“海外”來了知音，使我興奮不已，立即給他復信。從此，我倆書來信往，互訴衷腸，他常隨信附上複印文章，有時囑雜誌社直接寄一本有其作品的樣刊給我。出書當然定寄無遺。今年元月他還給我郵來《歸僑在澳門》一書。沒有重要作品發表時，也要互致問候，每月至少互寄一封書信。我曾收到過不少讀者來信，也向一些作家寫信，但多爲一二封即止。而均銓與我通信十餘年，從不間斷，足以表現出他的一往情深。真是：十年通信未謀面，山情海韻遇知音；老伴不時嬉笑我，你與均銓勝戀人。
　　均銓與我，一個出生於緬甸而定居澳門，一個在貴州土生土長，無親無故，素昧平生，怎麽會一“信”鍾情，而成莫逆之交？關鍵在一個“文”字。均銓善寫“小小說”，他差不多每封來信都附寄一篇，有時還附上兩篇給我。《澳門日報》上常有他的小小說發表。他的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表現平民，貼近百姓，描寫店員，從中能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我身邊的文友們傳閱他的作品，常被他的愛心與真誠感動。均銓的爲文爲人均令人歎服。我們當地有一孤兒，酷愛讀書，還不時有點小作品見諸報端，但因沒有經濟來源，生活無著無落，還負擔著一個妹妹，基本生活難以爲繼，讀寫愛好步履維艱！我無法幫助他，便向均銓寫封信。均銓便爲他兄妹在中山市一家工廠各找了一份工作。
　　我退休後旅居深圳，本來離均銓家已經不遠了，但因去澳門還需辦理許多手續，加之我的生活流動性大，既未去看他，也沒有與他通電話，但書信還是未斷過。在我們相交10周年的2003年，他特地打長途電話到敬夕陽老年義工大隊來尋我。當我報出姓名時，雙方都激動不已，總算聽到了對方的聲音。2005年5月2日，我攜妻子兒孫從深圳去，他帶愛女從澳門來，兩家人終於在珠海見面了！
　　十二年啊，十二年，天干地支紀年法的一輪小甲子，平時似有很多話要向對方傾吐，但見面後反而沒有多少話說了。我們已經通過了100多封信，該說的話平時都說了，見面只是聽他介紹澳門外景，攜手漫遊珠海名勝，零距離體驗對方的心境，半天相伴足矣！臨別時我想到 “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我與均銓相交十三度春秋，雖然只通過兩次電話、見過一次面，但誰也不會懷疑對方的真誠。我們的交往的確“淡如水”，但這“淡水”正好頂住了滾滾而來的洙三角“鹹潮”。我們的交往直接感應到家人，雙方的下一代已經有了交往。文緣昇華至情緣，至交發展至世交。
　　均銓還在擔任著澳門社科院會員、臺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顧問、澳門華人報特約記者、澳門緬華互助會秘書處主任等職，著作不斷，我不願過多影響他的工作學習和寫作時間，讓他多出作品。聽到許均銓的《小小說集》快要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激動，寫上這些粗淺的文字，記下我們深深的情緣！
　　補注：《澳門許均銓微型小說集》讓我審稿，故得以首先通讀爲快。該小說集出版後在汶萊國際書展中深受好評，我爲均銓的成功而高興。
　　 2006.4.24.於深圳
　　
　　

　　感谢越泡越开心的收存，我将继续发下去。

　　请多树立农民形象
　　高致贤
　　每与农民亲友相会，闲聊中，他们总会带着不满的情绪责问：“你们怎么不多写点农民的样子？”这“样子”就是形象。我说写得有的。他们对我的回答总是不给及格分。
　　凭心而论，要说文艺作品中没有农民出现是不够公道的，亲友们的责问不无偏颇。但作为形象——主要形象、典型形象来说，确实还塑造得不好、树立得不够！写几个农民的名字于文章之中，并不等于塑造了农民形象。即使有了农民形象，有的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成了首长、经理、总裁、专家们的陪衬，作为官、商戏台上的跑堂和为“大人物们”镀金的工具。作为“大”人物们“铁的手腕”“管理得力”的人证。文艺创作如此，新闻报道又如何？
　　就以电视为例吧，几乎天天都有农业方面的消息。然而，细想起来，报道农业并不等于塑造更不等于树立了农民形象。很多农业新闻，只是把农民作为领导“身”入农村的观众或背景。报道粮烟生产时，主要画面是当官的指手划脚，把稻穗烟叶作为道具，农民只是旁观者，主演却是当官的。虽然也有一些农民的专题报道，但总是用他们的成绩来证明当官人的功劳。农民有何独立性？农民的本质形象又在哪里？当然不仅电视如此，仅以其举例说明。
　　中央先以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为契机，随之掀起各行各业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尽管不少行业的改革开放先于农村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但农业改革仍然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农民是这原动力中的生力军。文艺创作、新闻报道忽视了对这支生力大军的形象塑造，还奢谈什么精神文明建设？愚以为，我们的图书、报纸、刊物、电台、银幕、荧屏上都应有农民的声影形象，给农民形象应有的位置。那才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也反映中国的国情。
　　

　　谁先报道的焦裕禄？
　　高致贤
　　这里绝非为谁争功，旨在强调必须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或为一线工作者说句话。
　　而今，焦裕禄已成为祖国各地人人称颂的英雄人物，多数人也知道焦裕禄的出名与新华社的穆青、冯健、周原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人物通讯密切相关。然而，倘若没有焦裕禄身边工的通讯干事刘俊生写的第一篇报道，和他以后的三番五次、持续不断地陪同采访和提供资料，恐怕焦裕禄这个榜样也难以如此大放光芒！
　　《作家文摘》第182期摘介：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根据焦裕禄的意见写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通讯发表后，又一连写下不少关于兰考的报道。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他认为没有一篇写焦书记的文章，内心万分难过。适逢河南省报“党的生活”栏编辑郭照林约稿，他便写了《一位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二三事》的人物通讯。郭阅后认为“选材典型，感人”，若删成小稿发表太可惜了，让小刘加工、充实后推荐到一版发表。谁知总编室的一位副总编以“表扬一位县委书记必须慎重”为由，将稿子压了下来。后，刘又接待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共同写成：焦裕禄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的人物消息发表于《人民日报》，才引起河南省报社的重视，要刘俊生到报社详谈情况，次日便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并配了言论。可刘俊生原来写的那篇通讯仍石沉大海。河南省号召学习焦裕禄一段时间后，刘又和《河南日报》记者写了篇《焦裕禄啊，我们怀念你》的总结性报道便告一段落。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又找刘采访，他仍不厌其详地提供材料、陪同采访，直到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之后，他那第一篇写焦裕禄的通讯仍然被“慎重”地压着，抑或早已丢入废纸篓了！
　　本文不厌其烦地摘引这些史料，是本人也当过县委通讯干事，深感资料真实，感同身受，引起共鸣。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编辑，尤其是握着发稿重权的编辑，应该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不要总是认为人微言轻，随便“枪毙”其稿。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含义，编辑们应该是知道的吧，但实际工作中就不太相信“鸭”们了。这其中，当然也难免有个别不下水便主观报冷暖之“鸭”，但应信绝大多数，尤其是老通讯“鸭”是亲自下水才报冷暖的。改革开放之初，各种名目的公司如文革初期成立战斗队那样谁想成立就成立。于是，有人乘机利用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我从公安机关破获的诈骗案中，发现一些没有固定地址，背着个皮包到处跑者打着XX公司的幌子骗人，便写了篇《公司要名副其实》的述评送到省报，文中提出 “全公司固定资产就是一个皮包和一颗公章”的描述，指出不要上这种“皮包公司”的当。责编改定后让我誊正上交，文中并未反对办公司，强调要提防假公司。可编辑部主任一句“公司是政府提倡办的嘛”就把稿子毙了！以后很久才报道有假公司，后来报上才出现“皮包公司”一词。某些人不重视实际产物，只听上级指示。领导放个屁，小官跑脱气；下级说真理，根本不理你。报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先由一位讲师提出，写成论文。最后由上级权威改定，才以“X报评论员”之名义发表。
　　由此我联想起地方单位审稿问题。我一次深入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住了8天，挨门逐户日夜采访，记下2万多字的材料，写成2000来字的人物通讯，送请区委书记审稿，他签了个“基本属实。”我问他哪点不实？他指不出，是签成了习惯。另一次花十多天采访，写成7000多字的报告文学，审稿单位随便翻翻，签个“已阅”。许多审稿者根本不了解情况，但又非显示权力不可，可他们又怕负责任，故玩外交辞令、耍江湖手腕。有成绩功归于己，有问题过推别人。基层单位审稿如此，编辑审稿又如何？有的编揖长期坐办公室，不了解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难免产生“编僚主义”，有意无意间压制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
　　上述这些问题均系以前传媒发表所存在，现在的网络发表者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书之作为历史记录吧！
　　

　　第一句话很重要
　　高致贤
　　“刘义章做金豆生意赚外国人的钱哩，你去看看！”区里的老肖对我说。
　　“杜培忠办公桌上那玻板头嵌着几句好话哟！”一位街道代表向我称赞。
　　“XXX那……”我根据这些提示采访，写成通讯《镇长玻板下得座前铭》、《王永华进馆子》和“农民刘义章经营芸豆出口赚外汇”的消息等获得全国、全省好新闻的作品。
　　回想起来，我那些获省和全国好新闻奖的作品多数是以提供者的第一句话为重心而写成。为什么以第一句话为重心可以写成好稿？提供新闻线索者，多是热爱而又懂得新闻价值的人，他们了解很多情况，并不全都向你提供，只将他们喜欢的提出来。他们代表受众意见。他们喜欢的，受众也欢迎。根据他们提供的重要内去写，就与生活贴近、与受众紧贴。受众是新闻的上帝，他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写出受众需要的就能成为好新闻。
　　新闻工作者常会获得一些受众提供的新闻线索。线索有详有略，均需经采访核实，挖掘成稿。实践使我深感提供者的第一句话很重要。
　　诚然，也不是所有提供线索的第一句话都能写成好新闻，如别人已经发表过了，他们不知道还提出来的。但他们提出来的一定是他们认为是好的，就能代表一部分受众的要求。第一句话是他们向你提供的中心。
　　第一句话不是见面时的寒暄套话，如“我向你说件事”之类，而是你反问他“什么事？”后回答的第一句话。提供者的第一句重要话，便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若干素材中挑选出来的话题，也就是他们提供的选题。
　　

　　从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看新闻真实
　　高致贤
　　新闻应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未必是新闻。如国人吃饭用筷子是真实的，但这已不是新闻了。
　　如何看待真实？早在1931年，高尔基在《同进入文学界的突击队员谈话》中就指出，生活里存在两种真实，一种是“正在消亡的真实”，一种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而今的某些腐败现象尽管客观存在，而且猖獗，但也如当年供销社凭票卖烟酒一样的行业垄断，属于正在消亡中。而廉洁自律，艰苦奋斗，有如今天的私营企业一样，看是不强，但它却是正在建设中的。写新闻应该正确对待两种真实。揭露“正在消亡的真实”，绝不能幸灾乐祸地去展览它，而是要向它斗争，加速它的消亡，让“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去占领社会生活领域。报道“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也要为鼓励人民去向“正在消亡的真实”作斗争，加速它们的消亡，让人们充满信心地去建设“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
　　联系现实生活来说，某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或几个成员，乃至第一把手腐败，尽管是事实，也不能代表这个委员会，更不能代表一个党或一种国家体制。报道此类问题时，遣词造句要注意分寸，不要以偏概全；报道成绩也应如此。如不注意掌握个体和总体、本质和非本质的界限，发展与停滞的状态，报道中造成本末倒置，产生副作用，影响读者的斗争勇气，新闻就会失去鞭策、激励、推动的作用。
　　真实未必是新闻，因而有的“真实”不宜报道，有的不宜公开报道，有的边做边报，有的做后再报，有的甚至做了也不报。该如何报道？要作具体分析。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有利于鼓舞人民建设祖国的士气。绝非有闻必录，见事就报。鄙人以为：遵守新闻纪律，从大局出发，表现事物本质，这便是我们报道事实应取的态度。
　　
　　

　　出版“潜规则”是公开误导
　　高致贤
　　 M报记者调查：而今书市（肆）上“潜规则”的书五花八门，职场“潜规则”书籍畅销，这些书“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此类书助长了歪风邪气……读来很有同感，补充一点看法：
　　职场“潜规则”本来就是非法而潜伏着的坏东西，经国家正规出版发行单位运作，给它披上伪装上市，使之从“地下”走上市面，摇身变为“合法”，藉以欺骗读者，危害性就更大了！
　　M有一聪明好学的独生女，从出生到硕士毕业，一直处于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宠爱之中，形成一切都以“我为中心”的个性。且对书本知识，尤其是国家正规出版发行的书本知识盲从到迷信程度。可她跨入社会之后，求职之艰难、职场之斗争，生活中处处碰壁，工作中时时受逼，使她深感一切都变了，变得不像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好了。正当她处于一筹莫展、心灰意冷之时，有人向她推荐一些什么《职场XX玄机》、《做事要有XX》、《会XX是本事》之类“为人处事”之书。她开始还有些警惕：那是不是坏书？一看是国家正规出版发行的就放心了，且学以致用，行之有效。可当她初感“效果甜蜜”之时，另一类麻烦已潜伏其间了。当她感到“适应社会”之后，有的东西已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沦落，坑害了一个聪明好学不谙世事的少女。好在她几于不能自拨之时，家长和老师给她当头棒喝，使之停止下滑，慢慢苏醒，否则还不知沦落到什么地步哩！
　　所谓职场“潜规则”，实质上就是“黑老板规则”，是老板们心照不宣，暗中奴役职工的见不得天的规则，故以“潜”冠之。书商瞄准这种存在，迎合这种心理，提供这种需求，便不保道德底线，首先运用“职场潜规则”的手腕拿到“潜规则”书的出版发行权，滥出也不愁销路。而老板们呢？上级拟订或企业自订的“明规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要加以美化装饰，可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公开出版发行的“潜规则”书，正中下怀，且又有书商担风险。于是，为了奴役职工之需，有的企业头儿便向职工推荐此类黑货，有的还假惺惺地由单位出钱买来无偿发给职工学习，甚至有以此类书为教材，让职工联系实践写学习心得体会，抑或以此书内容的考试成绩来作为职工提薪晋级条件。又为出版发行此种“潜规则”之书推波助澜！双方狼狈为奸！
　　国家出版发行部门在读者中享有较高信誉，尤其是在青少年读者中。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便是国家编辑出版物。孩子们争论说不清的问题时，常常会说：“书上是这样说的！”、“报上是那么写的！”，“不信我们去翻来对，我敢打赌！”如果出版发行部门要钱不要信誉，只靠出版发行那些《XX潜规则》的东西来赢利的话，那无异于教唆使坏。“误人子弟，男盗女娼”，人们终会明白：我们不要那样“为人处事”的“潜规则”书。
　　别看这些“潜规则”一时吃香，当正面教育取得成效，“明规则”取得胜利之时，人们会大声疾呼：“我们不要‘潜规则’！”“‘潜规则’滚出去！”出版信誉扫地，他们便会尝到为虎作伥的苦果！
　　

　　敬告版主和网友
　　 不知为什么？本连载于今天上午打开，页面已爆满，找不到贴处了，故我又另贴一个“写作50年杂感连载续篇”，继续发表写作体文章。直到发完为止。
　　 可下午打开此页，又有贴处了，但已另贴一篇，本连载就到此结束，作为“写作体会连载一”了。下篇作为“写作体会连载二”继续发帖。请师友们继续关心。
　　 高致贤2007.9.13.敬告

　　谢谢知音非聊人。

　　几十字的论文成大雅
　　一部《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珍藏本，选入梁启超、鲁迅等100位名家的精品，其中有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陈望道的《“自由”与“驱逐”》一文，全录于下：
　　有一位安那其主义家从广州来信说，“我们渴望的‘自由’在广州比较地能够得到了。”
　　我看到这里很欢喜。他下文又说，“可惜有人在此主张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驱逐’他。”我看了更很佩服这位朋友的热心！
　　只是“自由”与“驱逐”，在理论上不嫌冲突么？
　　全文96字，一篇驳论就出来了。此题若由“大”作家来写的话，那……
　　短文提倡者众，实施者寡，行文者难，学习、佩服陈老先生。
　　

　　媒体语言要规范化
　　
　　高致贤
　　新闻要求新，包括语言要出新，都无可非议，但出新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可是，有的媒体为了“创新”，就不依语法办事，如某报头版上的总题目《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就令人费解。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为什么令人费解？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非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过程，且这过程是相对稳定和漫长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不合语法的语言文字。如“大把阳光”，“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翻译成外国语言也有诸多不便。
　　这些语言，多数深圳人听得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使用也未尝不可，但频频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会对使用语言上产生误导。深圳的传媒不只是为深圳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和其它正规媒体一样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上述“新方言”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在正规媒体上，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媒体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网络给我以出版的真正自由
　　高致贤
　　《宪法》给人民的出版自由，理论上早就有了，可实践中是在网络发表之后才真正体会获到的。
　　网络发表之前，尤其是文革初期，我在县里参与过有关出版作品的具体业务，深知平民百姓哪能自由出版？那时要公开发表一篇作品，哪怕是一条新闻，都必须过三关——
　　一是政审关。审察作者的祖宗三代有无历史问题；作者本人表有无政治、经济、思想、生活作风等等问题。这一关就很难通过。业余写作就被视为“不务正业”，且领导者唯恐你的作品发表后有了名气，翘尾巴、不好领导；审察结论如何？被审察人不知道，审察者随便一句话你就不能过关。
　　二是艺审关。政审关过了之后，就是稿子的艺术审察关：仍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两标铁律来审察。中心必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写“中间人物”，文中稍抒发点情感，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也就不能过关了。干巴巴的政治口号也不成为作品。须经责编、部主任、总编签字才算过关。过关也不一定能发表，若有运动变故，抑或新华社等单位的大稿冲击，已排好版的文章也得撤版让面。所以这一关也很难过。
　　三是版面关。此关没有明文规定，但出版就逃不过此关。出版出版，无“版”你怎出？文章发表须有园地——栏目版面。文革初中期，全国性的只有人民日报（对开8版）、解放军报（对开4版）红旗杂志（月刊）这“两报一刊”；一个省只保留一份对开4版的省报。其余报刊通通停闭。而这已经少得十分可怜的版面，除各级党委的指示文件、新华社的重要消息和本报的发稿外，还有什么版面供一般人发表？
　　以上三关，每一关中又有若干卡纳作者的细节，平民百姓只好绝了出版之望！哪像网络天地那样自写自编自发表？言论呢？自己想什么就发什么，最多给你删除，不再依言定罪：打右派和反革命了！结社更自由：我建了两个博客圈，加入了100个博客圈子，均按自己的意愿，未受什么关卡。网络天地执行了宪法给予人民的出版、言论、结社等真正的自由。
　　也许有人会说：“我发表在网上的某些作品还被网络系统删除了，有时也会被圈主、版主除名或删除文章。这能算自由吗？”我说这才算真正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施行，也要有一定的纪律保证。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你侵犯了别人的人身权利的言论也不删除，行为无一定之规，那就是以你个人的伪自由侵犯了他人的真自由。有你的所谓自由就无别人的真自由。那算什么自由呢？自由必须是平等的。所以，网络规定一些管理办法，制止违法乱纪言行，保证网络正常发表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乱了套，网也就络不成了！
　　网络给我们以真正自由的天地，我们就应珍惜这种自由——为网络负责、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为此，我曾发表过《网络发表实行实名制如何？》的博文供参考，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施行。我的博客名叫“贵州老高”，说明我是贵州人，姓高。高什么名呢？我的博客圈就叫“高致贤的博客圈”，以此补充实名，而且以“贵州老高”博名发表的博文上，都加署了高致贤的真名，以示对我作品负责。
　　这样是否不太合乎时宜？但我写我想，就算愚者千虑之一得吧！
　　
　　

　　媒体语言要规范化
　　
　　高致贤
　　新闻要求新，包括语言要出新，都无可非议，但出新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可是，有的媒体为了“创新”，就不依语法办事，如某报头版上的总题目《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就令人费解。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为什么令人费解？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非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过程，且这过程是相对稳定和漫长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不合语法的语言文字。如“大把阳光”，“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翻译成外国语言也有诸多不便。
　　这些语言，多数深圳人听得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使用也未尝不可，但频频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会对使用语言上产生误导。深圳的传媒不只是为深圳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和其它正规媒体一样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上述“新方言”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在正规媒体上，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媒体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新闻能代替法规吗？
　　
　　高致贤
　　 深圳商报报6月23日都市新闻头版头条以《曝光一台，停运一台》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市交通局长的表态。
　　消息称该报对公交车违章的报道引起重视，21台违章公交车被停运。文中多次强调市交通局长表示希望该报继续监督，以后该报“曝光一台违章公交车，我们就停运一台，决不手软。”作为行政执法单位接受媒体监督，支持媒体工作，与媒体配合默契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享有立法权的市的交通局长如此表示，就难免以新闻代替法规之嫌了！记者可以也应该报道一些社会新闻，但记者既非侦探，又非执法人员；消息既非侦察报告，更非定案结论。各车辆违章程度和主客观因素不可能完全一样，报道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以“曝光”一票决定公交车停运，而且又是以某报的曝光作为停运的唯一依据。我以为，作为法人代表的市交通局长这种表态，不算荒唐也是武断！抑或不懂交通法规！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安全事故案多是通过媒体曝光后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得到处理的，媒体在维护社会安定中起了一定的揭露、监督作用，功不可没。但新闻只是“引子”，既不是依据，更不是准绳。以一家报子的曝光决定公交车停运，这报社不就成了该交通局的侦察机构？消息不就等于定案材料？报子的任务很多，不可能把交通违规全管起来。以曝光为停运依据，那些违章而又未被曝光的公交车、私交车不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那还要交通局干啥？新闻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法规，更不能大于法规，强调过分了就是一种误导。
　　
　　

　　大跃进的史料应该抢救
　　高致贤
　　大跃进开始后才跨入社会的我，转眼就挨近72岁了，原写了个局限于个人亲历的大跃进的一些琐事贴上网，意外地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快点击数万次，回复近2000条，说明青年网民们对真实的大跃进史实是关注的、需要的，本想再多写点大跃进时期的见闻史料，怎奈觉力不从心，故想起本文题目。其理由有三：
　　一是大跃进曾经留下许多虚假文字资料。如大跃进风头上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F县就出了一套《高歌猛进的XX》的书，其内容不言而喻。1961开始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对大跃进的错误作过纠正，但随之而来的“四清”、“文革”都要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故大跃进的错误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
　　二是农民是大跃进中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大跃进中饿死的是农民，而且多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先饿死，我县当时有个全国的先进区，区所在地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学习，为保证区所在地不露馅，故区里将边远管理区的口粮平调到中心区来吃，边区农民先饿死。就像当时的农村保城市，农业保工业，全国保北京一样，职工、市民有口粮供应，中心地区的农村也有官面子上的临时平调保证。故职工、市民饿不死，重工业工人还不挨饿，中心地区农民饿死的也不多。
　　三是经受大跃进苦难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大跃进开始连小学毕业生都弄去当教师——吃国家供应粮了，扫盲班毕业的也可弄个公社干部当当。有点文化还当农民的，只有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哪敢写？且那些人几乎已不在人世了，在的也写不了啦！受害最深的农民写不了。写得了的受害不深。故无人认真去写。它不同于“反右”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也首当其冲。所以，相比较之下，对“反右”和“文革”的错误揭露得比“大跃进”的深。故对大跃进的真实史料需要抢救。
　　如何抢救？我以为：当时亲历的老人们，能写的动手自己写。不能写的动口，讲给后人听，请他们记录下来。即使当时被形势所逼参与瞎指挥的，把害人方式揭露出来，也对历史是一种贡献，谁还会追究你的责任？只会赞扬你的风格高尚呀！
　　
　　

　　
　　（原创散文类）他有一颗童心
　　——读陈学书《星星小雨点》随想
　　高致贤
　　有幸读到陈学书的儿童诗集《星星小雨点》。读罢，心中顿生感慨：年过半百的学书，既未当过少儿教师，又未从事过少儿工作，为什么把儿歌写得那么好？想起与之深交中的耳濡目染，思绪始有超脱；超出“书讯”介绍此集子的：立意深远、构思新颖、童趣味浓、节奏感强、富于乐感、明白晓畅、琅琅上口、易读易记等特点，忆起他30多年的创作生涯来。学书不仅成人文学著作颇丰，还连续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集。197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我驾飞船太空游》和这本《星星小雨点》，都在他作品中占有重要一席。如何评价他儿童文学的风格、特点，我无那种能耐，于是，只好想到他那颗不老的童心。
　　以前我总认为：凡儿童文学创作有成就者，不是小学教师也是少年儿童工作者。他们占有体验儿童生活的环境优势，故创作效果颇佳。今读学书新作，想来也未必尽然，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否保持住自己的童心。教师清贫，淡泊明志，要为人师表，无缘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也无暇顾及社会纠葛，故能童心常驻，写起儿童文学来得心应手。其他作者只要保持住童心，也可以写出儿童文学佳品来。童心人人皆有过，贵在如何保持，学书就是一个榜样。
　　何谓童心？简言之就是善良真诚。按学书的话说：心要向善，热爱美好，真诚关心下一代；也可以说童心就是真善美。此话说起来容易，可要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童心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感到痛苦就哭，觉得欢乐就笑，看到弱者就同情，面对丑恶就愤怒；不说谎，好直白，心存善美，即世俗之见的所谓幼稚、城府不深或曰“浅薄”。倘若面对痛苦不掉泪，面对弱者不同情，面对恶行不愤恨，说起假话脸不红，办了错事心不疚，所谓的成熟和城府很深，那就难得写出儿童文学来了！
　　作为一位老作家，撰写儿童文学似不难，难的是保持童心。为写好儿童文学，必须保持住这种贞操：真诚地欢乐，真诚地痛苦，真诚地爱，真诚地恨，不被俗见俘虏，不当势利的奴隶，不做奸诈虚猾之辈，这是写好儿童文学的关键。
　　陈学书之所以老来还能写出儿童文学专著，就因为他保持住了那颗可贵的童心！
　　
　　
　　

　　
　　愉快的阅读
　　——读刘扬忠博导的《崇文盛世》有感
　　高致贤
　　收到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扬忠老弟寄赠的《盛世崇文》一书，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读。但一看那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文学通览丛书”的宋代卷，我又不禁望而却读了！何也？由于才疏学浅，我曾在读某些“高深论著”时被苦恼过，故往往对历史文学论著不敢问津。我也曾读过《文心雕龙》等书，但自感难懂，故产生了怯读古文论著之感，只想读些浅显易懂的现代心得体会文章。
　　然而，扬忠赠书于万里之外，于情于理均该细研快读。于是，我便准备苦斗一番，大不了头悬梁、锥刺股吧！谁料翻阅首篇，便觉原是杯弓蛇影，枉自惊惶。进而爱不释手。为什么呢？他的专著虽是介绍古人古文，但篇幅短小，文字流畅，深入浅出，浅显易懂，作者巧妙运笔，化艰深为浅易，故尔很快消除了我的畏读情绪，反而觉得越读越有味，越读越快乐。他以当代普通语言评介古代艰深文字，竟然将那些古怪的文人、深奥的文论，艰涩的诗词侃得生动活泼，如读今人、今理和今诗。通过他那娓娓动听的评介，使不少古人也和今人一样谈笑风生，道出其人生的悲欢苦乐，使我不经意间弄懂了不少艰深的古诗词，从中获得不少艺术享受。
　　通读全书，文似行云流水，潇洒自如，一些深奥诗词被译为普通话而溶入现代生活场景中来介绍，一个幽默风趣的故事便将“死”书讲活。书中尚有不少古代文学理论，扬忠仍以他那恢谐的语言、摆谈的口吻向读者倾诉，使人在动听的“神侃闲聊中”接受了古老艰深的古代文学理论。
　　
　　
　　

　　
　　此杂志为何不准传播？
　　高致贤
　　
　　手边有一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它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月刊，质量不错，销售也可以。可惜在《版权声明》中用词不科学，令人费解。
　　“声明”称：“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的版权归《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所有，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翻印及传播，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传播”，是否滥用了权力？试想，某人买了此杂志，读后学到一些知识，却不敢用它去教育孩子和传给学生。为什么呢？怕被该刊追究法律责任呀！不是吗？该刊“声明”中写得清清楚楚：不得为任何目、以任何形式或手段传播。这不包括了教育下一代的目的和口头传播的形式和手段了吗？科学院的声明如此霸道，用词如此不科学，看后真令人啼笑皆非！难道订购该刊阅读后，还要经过你们的书面许可才能传达给别人？估计编委也不可能这么想吧？但因你们用了两个“任何”来限制了“传播”，就不得不使读者这样认为了！
　　作为科学院，用词应科学、准确，以免使读者领会时产生歧义。传播一词太笼统了，若改为转载之类是否更确切些呢？
　　附传播定义于后，供考。
　　传播的定义：传播（Communication）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information）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传播译自英语Communication, 源自拉丁语Communis（community）。该词的中文意思可以有十几种解释，如：交往、交流、交通、通讯、传播等。
　　关于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人统计有126种之多，它们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强调传播是信息的共享；强调传播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强调传播是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强调传播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强调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体现。
　　 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对传播下定义，其基本意思是"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
　　

　　对《宝安赋》的几点看法
　　高致贤
　　 读过《宝安赋》（征求意见稿），想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赋”的体裁表现出来了，气势大，语言美，引经据典，写得生动，虽然有的语句借鉴斧痕较重，但在作赋上是常见的，不失为一篇较有价值的初稿。为让作者将其修改得更为完美，提几点意见供作者参考：
　　1、 宝安辖区的界定应弄清。是以现在的宝安区为准，还是以历史上的宝安县而论？新、老宝安的地域不同，若不事先定准，作者心中无谱，取材、用典就会超越范围，地域特色因之冲淡，使读者认为这写的不是宝安，而是深圳，或别的地方。放在别的地方也可以，那就不叫《宝安赋》了。《宝安赋》就是要具有十分鲜明的宝安特色，让人一读就知道这写的是宝安，不是写深圳。宝安只是深圳的一个区，必须摆正区与市的位置，不要将其它地方的特色“借”过来，更不要去“抢”市里的特色。市里写区仍为市，区写市里就不区了。
　　2、 此稿中有的典用得很好，如“文公赋诗，千古绝唱伶仃洋”，伶仃洋就靠宝安，福田来写就不好了，写入龙岗更不行。因而，我觉得本赋中的“高新技术一枝独秀”，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在宝安，就像写的是南山区了；“贡荔枝于京华”，似与高州有关； “百余年间，孕育东方之珠”，似乎又扯到香港去了；“春天的故事大地响，世纪老人南海画圈”，写“市赋”更为确切。这些典故不是不可用，是要将它怎样与宝安联系起来写，不使它游离于宝安之外，使人有生搬硬套之感，还可能引起外地非议。因为题目大，用典多，文章就显得太散，虽然当代散文不太讲究形散神不散了，但作赋这还是要讲究的。
　　3、 看者容易作者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要靠作者来修改，光凭读者单方面纸上提意见，不与作者直接交流、互相启发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建议区里召开一次审（改）稿会，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区党史研究室、区志办、文化局等单位，本赋作者和部分热心为本赋提修改意见并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参加，让大家面对面的促膝谈心、共同研讨、互相启发，使作者充分听取各方面提供的题材和建议，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将此赋修改得更好。
　　井蛙之见，冒昧写来，旨在表达一个宝安住户之心愿，尽一个宝安市民之义务，仅供参考，还望不吝赐教！
　　 高致贤2005年1月16日于中南花园
　　
　　
　　

　　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
　　——回答某网友时想到……
　　高致贤
　　拙文《美啊，家乡水》（下）里写道，为兴修人饮工程，瓢井“群众集资300多元”。有阅读认真的好网友提醒我那“300多”的后面是不是掉了个“万”字？我想，我的好友读到这个数据时，一定会想到现在300多元还不够大款喝顿早茶，百余户人家怎么只集300多元？这时可能他还没有注意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所写地区吧？故尔好心提醒我，令我非常感谢我的这位老博友！但我也想借此多说几句——
　　那300多元的数字没错，我在文末写有“1982年10月于瓢井”的作文时间。当年全县财政收入多少我没有问过，但1965年全县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万元，这是我调查过的。十年文革中财政只有亏损，集资在1981年以前，那时，我县才开始搞土地承包到户，经济才开始恢复，县财政也还未获增长，估计也不过三四百万元吧？文中我也写到：国家增拨该水利的工程款也才六七万元，且这是上级水利部门拨下来的。当时在县城打工8角钱一天还找不到打处，农民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值两三角钱，还有十分工只值1角8分钱的。如此贫困的群众怎么能集资300多万元？
　　由此使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我们说1960年农民在公社集食堂1个月吃15斤粗口粮，全国饿死许多人。有年轻人就认为每天半斤口粮是不会饿死人的，他们现每天还吃不完半斤粮，而且粗粮的营养更好，说得有理有据。问题在于今天的物质生活与那时的物质生活没有可比性呀。
　　说了这些，我只想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也不能用富裕地区的条件去对照贫困地区，故尔学校上语文课时，老师要先介绍课文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简历，这会使读者更易于正确理解文章内容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认为读文章时应该注意：文章反映的时代背景、所写的地域环境、作者当时的处境。借友人之问发挥了我的浅见，作为引玉之砖，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50年写作体会杂谈连载续篇
　　　　如何吃透两头？
　　　　按：前面发的已经满版，今天又发为“续篇”，将继续连载下去。
　　　　高致贤
　　　　“写作要吃透两头”，这是我们初学写作时听过不少人的教诲。后来又照本宣科去教人。说的是要吃透上头的方针政策和下头的实际情况，这并不错。但吃起来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没吃透。往往是吃上头的某项具体任务而不是吃政策，更不是吃总政策。下头呢，又往往只吃某个具体事件，某些枝节问题，而忽视了具有典型性和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将这种肤浅之见去指导写作，会把初学写作者引向小胡同。何也？
　　　　这种吃法造成思路狭窄乃至闭塞。文学创作中将这种吃法推向极端：理论成了领导观点的注释；文艺成了某项具体任务的图解。将理论研究囿于现成的结论之中。社会前进了几百年，现代的研究成果还只能证明几百年前的观点是正确而又永垂不朽的，毫无新的创见。
　　　　而文艺创作呢，某项中心工作来了，或某项具体任务下达，便由有官单位安排文人们去作一番图解，颂一番正确便称为“时代精神”了，还有什么个人创作可言呢？这些都是过来人记忆犹新的事。
　　　　那么，这种“写作指导”的影响是否已经彻底消除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君不见，时下一些言谈理论，不过是某份文件的注释或缩写。文艺创作稍好些，但也时见图解政策的幽灵在游荡。如此说来，写作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吃透两头了呢？也不尽然。吃是需要的，但吃法须讲究：要大处取食，小口咀嚼。吃上头，要深：要吃总方针、总政策，不能只吃何时搞严打，何时调税率之类的具体工作。这些小菜只能佐以大餐之调味。吃下头呢？要细：某个故事、某个案件都要吃，而且要细嚼慢咽，从其特殊风味中品出其普遍味道。从若干盘小菜中总结、提炼出粤味、川味、京味等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不要像为某个具体案件写申诉、某项具体任务写总结那样钻牛角尖。要做到研究、创作不失方向，作品又不是某件事的说明书。搜集素材不怕琐碎，写作又要从琐屑中跳出来，既站得高看得远，脚下又有扎实的基石不落空。
　　　　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才能接近真理，亲身实感的创作才能出佳篇。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4　5:37:11　
　　　　采写新闻若淘金
　　　　——试说新闻与人才
　　　　高致贤
　　　　搞新闻可以造就人才，新闻采访能发现人才，新闻报道宣传人才。新闻发表提供了人才信息，为组织人事部门培养、使用人才起着积极的举荐作用。
　　　　这还需从一条“马路消息”说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彝文尚未进入普通课本。我友陈永德、李向东下乡采访途中等车时，看到一个小村姑在公路边读书。近前一看，那书上的字他们全不认识，询问方知是彝文课本、一位叫杨恩勋的老师在当地农村办了个彝文教学班。他们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便采写了一条消息发于《贵州日报》，引起地、县领导的重视，便对那位仅有初中汉文程度的杨恩勋加以培养，聘到县民委使用，使之不断提高，30多岁被破格录取到中央民族大学专科班，进而获硕士学位，留校从教任职，使这位被埋没多年的彝文人才脱颖而出。
　　　　县广播电台收到一条报道小学生王振健勇救落水同学而牺牲的消息，文字写得很简单，播出后立即引起县委高度重视，派人调查，整理材料上报，使王振健荣获省“舍己救人小英雄”称号并追认为烈士。农妇李淑彬广造杉林，农民刘义章经营芸豆出口创外汇的消息由我们报道出去后，引起省、地、县三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上报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李淑彬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刘义章当选为省劳模和省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全国工商联执委。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著名英模的发现和出名，无不与新闻报道有关。足见新闻与人才的密切关系。
　　　　民众中的人才，有如沙滩里的金粒，只有挖淘才能发现。深入采访就是深层挖掘，促使金粒得以发光，让爱金者发现，得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一般使用人才的单位，领导不是不想用“真金”，而是无暇或无力去普查勘探淘金子，往往只能看到小视野内的现有人才，对大范围内深埋的人才难以发现。发现既难，遑论什么使用？一旦急需用人之际，便急不择人，只好在自己的视野内就地取材，不满意也将就了！他们未用真正的人才，也不完全是权力腐败。而长期生活在民众中，且以报道先进人物为己任的记者、通讯员，有如人才战线上的侦察兵。他们本身就是一粒金矿，最易与“金”相通，采访决定了他们的发掘功能。即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那是一粒赤金，也已认为那不是一颗普通的沙砾了，那不同之点便是新闻价值，一旦报道出去，就会给淘金者一个可贵的信息。慧眼识金者，诚心用金人，一旦获此信息，便会按图索骏，加以深掘、冶炼、加工制作，铸成精品，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即使所报道的人才尚未成熟，一经组织发现，加以培养训练、提拔重用，人才就出来了。这便是新闻对人才发现、使用的促进功能。记者、通讯员虽然无权诀定使用人才，但能敏感地发掘出埋没之金，并让其通过传媒闪光，光之辐射便会吸引趋光眼球，为“用马人”和伯乐们传送出骏马信号，也不失为伯乐第二了！
　　　　除了那些先经组织发现、培养、使用成为新闻人物的人才外，多数生活在基层百姓中的人才苗子，多先由新闻报道出来，才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通讯员本身通过新闻采访、写作锻炼成才的也不少，本文不再赘述。只想说明：在新闻的种种作用中，提供人才信息是一种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4　5:39:18　
　　　　我爱听 “婆婆妈妈”的大实话
　　　　
　　　　高致贤
　　　　说实话不容易，听实话也要有耐心。这使我想起看影视剧——
　　　　初看《看了又看》的电视剧和初读《红楼梦》原著时，我总认为剧（书）中的事儿琐琐碎碎，话儿婆婆妈妈。“没兴趣！”但又舍不得丢。随着观看的逐渐深入，也就越看越想看了。我讲不出它为啥吸引我的原因，就是觉得那“婆婆妈妈”讲的是真实话，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亲人们讲的话一样平实、亲切，不得官腔套话，瞎吹乱侃，只有掏心掏肝的大实话。剧中人所做的事，也是我们在做的或想做的事。他们就像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不陌生，不格外，不分彼此，有种亲切感，想同他们打交道。当然喜欢看他们。他们中有我们的亲友，我们的亲友中也有剧中人。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格外。大家混熟了，名人也是知心人，所以，看了几十集也不觉得累，不讨厌。反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提前感到“约会”（观看）点。他们就与我结下深深的情缘。
　　　　《看了又看》、《暖春》和《渴望》等影视剧的观众缘为什么好？就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地反映老百姓的思考和生活。编、导、演都没有任意拔高，而是放在现实思想生活水平上。也不是把几代人的生活“集中”到一个独幕剧内，表演进程与现实的生活快节奏差不多，不致产生“坐飞机”的感觉。故连看上百集也不觉得长。这种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剧，还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人可作为研究其反映那段历史的参考。平平淡淡才是真。光靠高投资、大创作、名星群撑起的场面，往往脱离现实。收视率高低与说真假话有很大关系。
　　　　文艺舞台如斯，社会舞台依然，那些在政治舞台上说真话、讲实事的人能吸引受众，也最有说服力！说假话、打官腔、摆架子的最吓人，受众反感。台上说假话的人，也不敢听受众说真话、讲事实，因说真话，讲事实往往不讲情面，故内心虚伪、爱面子、讲虚荣的人也是不愿或不敢听真话的。
　　　　
　　　　
　　
　　
　　作者：魏蒙哥　回复日期：2007-9-14　12:33:13　
　　　　dd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5　5:31:54　
　　　　留心报刊的用稿信息
　　　　高致贤
　　　　XX：
　　　　来信谈到搞业余通讯接触面窄。没有多少素材可写，我不完全赞同你的看法。
　　　　我知道，你的办公室里就那么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省报，只看它们，你便会觉得身边的素材送《人民日报》不够标准，省报也不用这方面的内容。自己觉得好的，写起来又找不到投处，因而，写稿兴趣渐渐淡漠起来……
　　　　其实，全国报刊种类很多，除各级党报的主要内容大致相近外，其余报刊都各有自己的用稿标准和特点。有的稿子，这里不用那里可能用；在这种报刊是废品，在那种报刊可能是宝贝。所以，只要是真正的好人好事好新闻，是会有报刊采用的。你可到图书馆阅览室看看，全国有哪些报刊，它们主要刊登些什么内容。看报刊时，要留心各种报刊的征订广告及其“稿约”，从中摘取用稿信息。还有一个办法是：买一部邮电部发行局编辑出版的《中国报刊目录大全》，其中有各报刊的主办宗旨，报刊类别，用稿要求，通讯地址等投稿所需。这样，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用稿内容，从身边找到新闻素材，对口写稿。
　　　　另外，有的新闻还存在地方性。如一则新闻含有两个地方的因素，甲地报刊不登，乙地报刊还可能采用。比如贵州毕节县城内一残疾青年在重庆某公园轻生，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又经当地民政局的教育帮助，之后成为先进个体经营者。他的张、周二位老师邀我采写成《幸遇山城活雷锋》的通讯稿投出，《贵州日报》未用，《重庆日报》则在三版头条位置显著刊登。类似情况很多，不再一一枚举。
　　　　总之，作为一个业余通讯员，在时常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还应随时留心各种报刊的用稿信息。立足本地，放眼全国，不要只盯着身边那有限的报刊，你身边就可找到许多可写的素材。［补注：我迄今已在全国29个省（市、区）的百余种报刊电台发表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心各类报刊的用信息］。
　　　　致贤x月x日
　　　　（发表于1985年第2期新华社主办的《新闻业务》）
　　　　
　　
　　
　　作者：相遇是迷　回复日期：2007-9-15　9:20:12　
　　　　好文章!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6　6:21:10　
　　　　经济小言论，社会大信息
　　　　高致贤
　　　　1990年3-9月，我在《经济信息时报》发表19条小言论，其中7条评为典型信息，因之我获优秀通讯员一等奖。
　　　　生活中许多星星点点的经济现象，若将某一点写成信息容量都不够，若将类似信息聚焦到某一点，写成言论，就带有普遍意义了。如中央规定不准用公款请客，一些单位到私营饭馆办招待，发票写办公用品报销。若写某单位的某次招待也可，但教育意义不大。我便将其归类写成《魔术饭店》一文，通过饭店变幻发票的焦点来披露，就会引起读者共鸣。
　　　　农村救济对象中，有的人领了寒衣款去买烧酒喝来取暖。我从这种短视行为联想到企业承包中的类似现象和其也类似经济行为，概括写成《“以酒代衣”及其它》一文发表后，县里几名领导说这篇小文发人深思，引起联想，触类旁通。
　　　　上级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不少单位以劳动为名挥霍公款，劳民伤财，我将这种情况写成《莫把功夫摆在花架子上》发于该报，一位领导读后说：“这真是个问题！”不再搞干部参加劳动的形式主义。
　　　　这些经济小言论每篇三五百字，不占大版面，对大块消息有点睛之妙，搞活版面，堪称“报眼”。《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同志到大方视察时，与我交谈中提到《经济信息时报》副刊时，称“那些‘小豆干’很有滋味！”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6　11:57:37　
　　　　我学三个写作常用名词
　　　　高致贤
　　　　我在“五十年写作体会连载”拙文中，不时提及素材、题材、体栽这三个名词，有人问题材与素材有无区别？我以为这是写作的基本常识，没有条理回答。后有一征文圈主把题材与体栽混为一谈，且以此回答应征者的提问，我才认为是个问题，联想到网络发表勿需行家审编，随想随写，随写随发的大环境，因之一些写作者就忽略了基本知识的学习。故想将我对这几个名词含义的理解写出来供初学写作的网反参考。
　　　　材，就是材料。素材是我们了解到的没有经过选择加工的原始材料。
　　　　题材呢，则是作者在素材基础上初步选择加工的材料，也是构成文章的基本材料，用以表现主题思想，因此，它不同于素材。题材要求真实、典型、新颖，能反映新鲜而有意义的问题。
　　　　体栽则是文章的类别和形式，如诗歌、小说、散文、言论、消息、通讯、特写等等等等。还可细分出若干种。
　　　　这已是老掉牙的东西了，辑录于斯，仅供温故知新，纳故吐新。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6　20:33:10　
　　　　（体会之四） 如何对待非议？
　　　　高致贤
　　　　按：有青年朋友出题：让我谈点写作经验。经验没有，教训颇多。鄙人在业余写作期间，曾写过一些教训文字，愿将它们陆续翻出来现丑，藉以向出题的朋友作个交待。
　　　　XX
　　　　来信说，因你正面报道过的某专业户犯了罪，引起一些人对你的非议，因而心灰意冷，想就此停笔，读后十分不安。为此仅以一个老乡、同学、笔友的身份谈点意见：
　　　　你宣扬过的专业户犯了罪，有人因之对你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你当时的报道是否失实。若你的报道失实了，且因那篇失实报道造成不良后果，你就要勇于负责任，检查认错，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写好报道；假若你的报道没有失实，专业户后来犯罪与你无关，则又是另一回事。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的，你宣传过的专业户当时“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来他身上的“坏”占据了矛盾的主导就犯罪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他自身。不过，我们搞报道时，应尽量做到全面分析，把握我们的报道对象。在这方面，不少新闻战线上的老前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榜样。
　　　　记得有位新华社记者，“文革”中去采访一个“先进”人物，他感到那人华而不实，便没有报道。事后不久，那人被提升为地委书记了，因之有人对他采而不写深感遗憾，他却不这样想。再后来，那人成了“四人帮”纂党夺权的帮凶，有人又为他未写那篇报道而高兴，他也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我只认为他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并不知道他会当帮凶。我只想到，我们的报道要为党和人民负责。这正是我们应学习、仿效的。至于表扬过的人犯了罪，不能笼而统之地归罪于作者，不能搞形而上学，更不能株连作者。
　　　　当然，从我们自已来说，要宣传报道一个人，就应该全面了解他（她）的政治觉悟，先进事迹。看其是否能够立得住，树得起。新闻工作者不是算命先生，预测采写对象。我们只能把握现在，负责报道不失实。如果失实了，即使你报道的对象是真正的英雄模范，你的报道也是错误的。如果因你的失实报道而将非英模人物吹捧成了“英模”，那更不能容许。但新闻工作者只对报道负责，而不能对报道对象的任何言行负责。新闻工作者与报道对象一毁俱毁，一荣俱荣是形而上学观点。广大读者，尤其是有知识的读者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
　　　　你知道吧，我曾写过李XX的多篇报道，后来，李XX出了问题，有人也因此对我非议。我只说：我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他犯罪是另一回事。他们也就不再非议了。当然，非议者也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动机。有不了解实情的，有思想方法不对的，有心怀嫉妒的，有……。只要我们的报道真实，又不违背政策法规、伦理道德，那就不必自寻烦恼，自背包袱。非议者若动机良好，议论善意，我们就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视非议为搞好报道之鞭策。因受非议而弃笔是不可取的。新闻工作是建设祖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怎能因一点个恩怨就弃笔？
　　　　这些浅见仅供你参考。作为老乡、同学、笔友，愿与你互勉。
　　　　 顺颂
　　　　撰安！
　　　　 致贤XX年X月X日
　　　　（发表于1987年春季号《通讯员之友》）
　　　　
　　
　　
　　

　　（写作体会之一）“有偿”扼杀了好新闻
　　　　高致贤
　　　　
　　　　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坚决制止“有偿新闻”的通知后，不少专家批评了有偿新闻的种种弊端，很有同感。但据我所知，尚有一点通讯员的苦恼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那就是“有偿新闻”扼杀了好新闻，尤其是扼杀了通讯员的好新闻！
　　　　我从50年代学写新闻，先后被省内外10余家新闻单位聘为特约记者或通讯员。迄今（1993年）已被中央和26个省（市、区）的100多家新闻单位用稿3000多篇（次），约100多万字。实践使我对新闻编辑的指导思想有所领悟。我曾有20多篇新闻分别获得中央和地方30多次奖。但获奖时间均在刮“有奖新闻风”之前。之后不但没有什么新闻获奖，就连发表也难了！
　　　　有偿新闻风行之后，我就时常接到一些编辑的来信：你的XX稿子可用，但因本单位经济困难，故需赞助XXX元……还有发稿编辑主动约我写XX单位或XX人，字数定下，版面留足，寄稿就发表，但须收费若干元。更有某刊物全国收罗撰稿人为它拉稿，标明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发表1000字收费800-1500元。
　　　　上述情况使我一是不敢采写，因为采写就等于去刮钱，虽然组稿人答应以10%向我返还作为稿费，但我又不愿以钱卖掉信誉，将几十年培养的群众信任去卖几文回扣钱。二是投出去的稿子往往因无钱而遭枪毙，故我越写越少。这并非我不愿多写，而是“有偿”使然，对某些编辑失去信任。以前我的稿子见报、播出多，常有爱好写作的青年朋友问我与编辑有何特殊关系？他们认为发表作品一定要认识编辑或去送礼。我否定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并以我不可能认识26个省市区和中央100多个新闻单位的编辑而发了作品的事实说服他们，还以此写成《相信编辑莫怀疑》的体会文章发表于甘肃日报社办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上，对消除通讯员的疑虑，促其积极写稿起到了一点作用。近年来又常有通讯员来问我，新闻单位用稿是否要收钱？我却难以明确答复，只好凭手中的某些信件和体会告诉他们：“也要也不要”。这个“要”便打击了许多通讯员的写稿积极性，我真难过。
　　　　有偿新闻扼杀好新闻的原因除了通讯员难拉赞助而自己又赞助不起之外，还因版面、时间被有偿新闻大量占据，通讯员的稿子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评上好新闻了！
　　　　（发表于1993年9月17日《新闻出版报》第821期）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7　5:38:00　
　　　　（体会之二） 善于想象方充实
　　　　高致贤
　　　　
　　　　新闻不能想象吗？未必。关键是放在什么环节上想象。用得恰当，还会出好新闻。新闻采访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忌讳想象，也应归入“大忌”之列。
　　　　一件新闻事实成稿，包括采访、构思、写作等一系列基本环节。其中，写作只能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不能平空想象半点，即使一点合理想象，也可能造成新闻失实。然而，在采访、构思中却应展开想象的翅膀。采访前，获得新闻线索就要想象它会有什么背景，什么环境，什么问题。采访中要根据对方的谈话和目睹的实境加以分析想象，随之提出新问题，加以采访证实。构思中多想几套路子，这样写有什么好处？那样写有何副作用？如何结构才能表达得更深些？……初稿完成后再回头来想象一通：假如自己是读者，满意这种写法吗？不满意又该补充什么？然后重新构思或补充材料，使稿子的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刻。修改稿子的某些方面就是想象的反映。如果采访时不善于想象，本可挖掘的材料没有挖，记几个干巴巴的数据和一鳞半爪的事实，写起稿来便“将就”过，“绕道”走，高度“概括”，必难成器。
　　　　实践使我体会到：被采访者提供材料的思想基础，表述方式，热情程度，时间观念都各各相异。有的能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但多数人，或不知你需要什么，或不愿向你提供材料，或提供一些没有新闻价值的材料。这就需要采访时加以正确引导，提问。如何引导得法，提问适当？这就涉及到想象。经验丰富的记者、通讯员，获得新闻线索后，便立即按照社会生活经验、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想象，提出问题，在采访中加以核对，去伪存真。
　　　　1986年我在省、地共获三次奖的好新闻《“小人物”做大生意 利国利民》一稿，就是在比较充分想象中采访写成的。当地农民刘义章的新闻，开始听一税务员讲他半年交税1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个大数，万元户可上省报，交万元税不是大新闻？我到税务所核实后写了他依法纳税的消息，消息发出后，我想他为什么能交那么多税？便想起了他的经营问题，便采访了他，又发了一条他经营芸豆出口的简讯。均无什么反响。但我从此想到：他既然能经营那么多芸豆出口，其中就有创汇问题，组织人、财、物力收购储运问题，实现利润问题，资金使用问题……。就这样，我围绕他经营芸豆出口的这条线索展开想象，拟出他创汇多少？组织什么人，多少人收购、储运？这项活动对发展商品生产有什么作用？对农民有无实惠？其间有无违法行为？他做了什么好事？……等10多个问题。于是，又重新找他一一采访。想象获得证实，还挖出了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材料，写成那篇获奖新闻，在省报眉条发表后，中央电台和《人民日报》次日便选播和作为标题新闻；几天后《人民日报》再次摘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有想象与无想象的区别。
　　　　这篇获奖作品的新闻题材并非新发现的，早在我写那两条简讯之前就有了，只因前两次我以自然主义的方式采访，人说啥我记啥，缺乏自己的充分想象，没有挖出“宝”来，写成了一般化的消息。那么，前两次采访时刘义章为什么不介绍这些材料呢？实践告诉我们：如果自己在采访前不根据线索加以想象，采访时提不出问题，被采访的多数对象是不会主动向你介绍的。这就需要发挥记者、通讯员采访前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是记者和通讯员的修养和本事。如果没有想象，采访时记下干巴巴的几条筋，至多发条肤浅的简讯，造成资源浪费，实在可惜。采访中从不会想象到充分想象，是从偶然到必然的表现。
　　　　如前所述，我采访刘义章的想象是不是就够了呢？远远不够。我写的消息见报后，省、地两级的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纷纷赶到大方采访，写出刘义章经营芸豆的一篇篇消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可见他们的想象力比我丰富。没有想象力的记者没出息，但想象只能用在采访、构思中，绝不能用在写作上。
　　　　（发表于1993年第3期《新闻写作》）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8　4:51:40　
　　　　（体会之三） 细品“三新”皆成“闻”
　　　　高致贤
　　　　
　　　　初学写新闻时，只知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书本定义。随着实践深入，中稿率日趋提高。经一段时间之后又停止了，自认为一个县内“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不多，没什么新闻可写。
　　　　正当我深感“新闻枯竭”之时，我县“百里杜鹃”的新闻纷纷见报，使我十分惊讶。杜鹃花自然林并非新近发生的事物，怎能作为新闻报道？多数稿子出于名家之手，难道他们不懂新闻定义？于是，便收集百里杜鹃的报道，加以分析比较，恍然大悟：人家写的是新发现而不仅是“新发生”。我只认为新近发生的才是新闻，人家将新发现的作了报道，此乃人家的高明之处。发现了人家对新闻的新应用，认识又获得提高。这种发现是否正确呢？加以实践：我将早已有之而少人发现的事物写成消息被采用了。近而思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一大新闻，但地球和行星的自转和公转绝不是近日发生的，而是他的新发现。事实说明：新发现有价值的事物报道也是新闻。
　　　　随着认识的加深，新闻题材也多了，中稿率也随之提高。依此而行，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一个县新发生、新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很多，题材仍然不够写。是否还可再开拓？我参加了国家文化部文化培训中心学习班，学到一些文物知识。以其加以对照，原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了，遂将一些文物写成新闻也发表了。推想到泰山、长城、马王堆等自然、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也时有新闻报道，这便是作者对它们的新认识。新认识使“死”的事物变活了，我报道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物均获成功。这说明：新认识有价值的事物也可写成新闻。
　　　　报道思想得以拓宽，采写题材也增多了。以上述“三新”对照题材，身边新闻写不尽，仅1987年我除超额完成本台的采写任务外，稿件还被地（市）到中央的媒体采用了320多篇（次）。
　　　　新闻是否一定是新近发生的事物报道？窃不敢妄言，但从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的体会是：报道新生事物是新闻，报道新发现、新认识的有价值的事物也应该是新闻。当然新发生是主要的。新发现、新认识的事物也可找个“新发生”作为新闻依据，但绝不应将新闻仅仅限定在新近发生事物的报道上。
　　　　
　　　　（发表于1993年第4期《新闻知识》）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8　4:57:23　
　　　　（写作体会之五） 长文可短写 短文不长思
　　　　高致贤
　　　　
　　　　长文可变短文写
　　　　长会短开，长话短说，长文也可短写。
　　　　何谓长文短写？就是分段标题叙述。这写法适于哪些体裁？长篇通讯、报告文学、调查报告等。如何分段标题写？注意三个结合：统分结合、面点结合、线段结合。总标题统领全篇，分标题相对独立而又受总标题统领。大标题布面，小标题设点，面安排点，点装饰面。总标题如中轴线贯穿全文，分标题为轴上的若干线段。
　　　　长文短写有何好处？至少有三：
　　　　作者易写 只要宏观围绕主题，便可根据各个小标题进行微观描写，用蒙太奇手法省去许多启承转合、繁文缛节的过渡交待。一段一个小标题，容易把握中心、驾驭文字，写完一节便可暂停。假如将1万字的长文分为8个小标题来写，只觉写8篇千字文，不累。倘不分标题，一次写完1万字，就会深感累得慌。所以，分节易写。
　　　　编者易编 可以根据版面需要整段删留。可全编用，也可只取其中几段编发，不会影响全文的完整性。不需像一题到底的长文那样，只能从中删删改改。删断了脉络还文气不通。
　　　　读者易读 读一节便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可以通读，也可以从中选读，读一节不需多少时间，有活泼跳跃之感。不会感到一统的沉闷，一面之无边，一线之冗长。
　　　　
　　　　短文不宜长构思
　　　　
　　　　短文不宜长构思，尤其是写新闻。我有一种体会：为要快出并出好作品，发现题材，立即构思；想出中心，马上动笔，在具体写作中去充实、完善构思，及时将思想化为文字。假如得到一个题材，想将它构思得十分满意了再动笔，结果会出现几种情况：或因感情变化而搁笔；或因工作任务冲击没有时间写、或因家庭烦恼没有心情写，使很好的题材付之东流。散文、小品写作如斯，新闻写作更是如此。
　　　　1980年的某夜，我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灵感一来，便构思起一篇小小说。当晚连中心、题目、谋篇布句，乃至一些语言词汇都想好了，觉得很满意。但当时懒得起床，想第二天再写。次日凌晨，偶来一紧急任务，长途辗转五天，回来再想，写作兴趣已消失。
　　　　灵感的出现不会持久，灵感一来就动笔，兴许会出佳作。灵感消失再硬写，即使写出来也是苍白无情的。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规矩：心有所感，马上动笔。有感即发，从写作中去完善构思。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业余作者如果对短文、新闻还是“两句三年得”，即使“一吟双流泪”，短命者恐怕连“流泪”的机会都没有了。
　　　　从构思到成文，就是从思想到行动。其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对短文、新闻，思行之间的距离越短越好，做到思行并举，倚马可待。借用一句话来结束这篇短文：“作而不思则罔，思而不作则殆”。
　　　　
　　　　（发表于1986年第6期《新闻写作》）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9　5:04:15　
　　　　（写作体会之六） 要善于从生活中捕捉新闻线索
　　　　高致贤
　　　　
　　　　我从1958年开始写新闻，但真正能主动捕捉新闻线索，写成稿子发表，还是从1984年春天开始的。当时我还在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就在省以上的新闻单位发表新闻76篇（次），超过一个专职记者的年发表任务。一个业余作者，又在那么小的非新闻单位工作，为什么会有那么些新闻事实可写？随时留心身边的事，从中捕捉新闻线索。
　　　　8月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途中，偶然遇到家乡农民刘崇武，交谈得知他应邀到辽宁、天津去传授煤油灯孵鸡技术，抓到这一新闻线索，便邀他到我家中漫谈，获得了不少新闻题材后，我再向他挑明意图，核对数据，补充材料。写成《刘崇武应邀赴辽宁天津传授煤油灯孵鸡知识》一稿，很快被贵州电台和贵州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后来，我紧追他在外传技的行踪，与天津、北京的有关单位联系，取得材料，连续写了4篇新闻，均被省台省报等多家媒体采用。这一邂逅便成就了几篇新闻。当然，线索绝不等于事实，捕到线索还需深入采访，核实情况。一次，有位基层通讯员讲：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我县拍摄“百里杜鹃风光片”，还讲了人数、地点等新闻要素，我认为是一条好线索。但深入采访，完全是另一回事。倘按线索写稿，那就失实了。
　　　　新闻人物不断涌现，新闻事件随时发生，但我们不一定马上认识到它的新闻价值，必须加强学习中央政策原则。1983年，我县一职工留职停薪创办国医学堂。他离我家很近，筹备、开学、上课我都知道，且常去现场观看，但就未认识它的价值。一天，我看到万里副总理提倡兴办实行走读、不包分配大学的讲话，马上想到国医学堂，立即采访，写成《XXX创办不端铁饭碗的中医大学班》一稿，很快被中央《健康报》发表于头版头条，省电台、电视台口播。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西、福建、湖北、新疆等八省区的十几名学生涌向大方国医学堂求学。倘若不学中央精神，就抓不住这条重要线索。正是身在宝山中，不知宝山贵。仙人指迷津，顿感宝山魅！
　　　　离开方针指引，难以识别新闻事件。但是，光用上级指示去套事实，也会丢掉好新闻。中央政策是针对全国大局的，也要根据各地实际变化适时修改补充。这就需要新闻反映实情。1983年，我们当地出现一种“甲子年（1984年）要闹饥荒”的迷信思潮。我下乡采访时偶然听一老农说他就不相信明年会饿饭。问其何因？他列举了不少“甲子”不能决定年成好坏，政策对年成才有影响的例子后，说：“今年我家收的粮食够吃两三年，就是明年颗粒无收，也不会饿饭。”很有说服力。事后，我将他说话的内容写成《社员高致才列举事实说明：“甲子”好坏，难定丰欠；政策好坏，丰欠分明》的稿子，不久便在《贵州农民报》头版发出。
　　　　实践使我深感：留心生活，学习政策，了解社会思想动态，我们身边就有写不完的新闻。
　　　　
　　　　（发表于1985年第4期《新闻传播》）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19　5:07:16　
　　　　（写作体会之七） 不平则鸣谈何易
　　　　———位通讯员的苦恼
　　　　高致贤
　　　　
　　　　时间过去很久了，有件事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曾是一位通讯员，在舆论监督方面用心较多，批评和打抱不平的稿子因为写到点子上，效果较好。也因此，恶人坏人恨我，但却深得善良人们信任。我亦“胆大包天”，鸣了许多不平，我的办公室和家中常有来访者，被人戏称为县委“第二信访办”。我并不以此自豪。作为一介书生，我反而在接待之后深感不安。良心驱使，责任鞭策，我能坐视不管？
　　　　一天清晨，我正要去上班，两个陌生妇女突然闯进我家，倏然双双跪到我面前，声声望我申冤，弄得我全家莫名其妙，惊诧不已。我赶快把她们扶起来。原来是昨天深夜有人抱着炸药包来炸她家房子，房子没有炸垮，炸房人反而被当场炸死，公安尚未出现场，死者家属却来她家“遭人命”了。炸房之事凌晨已有人告诉我了，正拟上班时去看看。谁料事件又有新变化。我马上到办公室给公安局打电话说，我要到现场采访。对方表示：他们立即派人去处理，再告诉我处理结果。强行让死者家属搬走尸体。现实促使我尽心尽力，以来信、评论、杂谈等多种方式实施舆论监督，被当地一些人，包括相当一级的领导人称赞。对此，开始我还沾沾自喜，后来我就渐渐感到毛骨悚然。因打抱不平愈多，私访我者就越众，我几乎“招架”不住了，但仍认真听取每个来访者的诉说，不使他们失望。有一次接待中，来访者给我上了一课，他使我从中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意义了！
　　　　一天夜里某单位的6人集体到我家中找我，还带来4个不能同来者的书面意见，等于全体员工集体来访，“状告”他们的前任领导。因会计、出纳、组长都参加，反映之事，凿凿有凭，令我听得义愤填膺，拟为他们写封读者来信，实施舆论监督。凭经验，我断定那事写出去必然会引上级有关单位重视，就让他们作好迎接上级调查的准备，到时候拿出证据来，定能解决问题。这一说，不但没有鼓起他们的勇气，反而使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说，那人是一方恶霸，他的问题只敢向我讲，讲的都是真事，想让我为他们直接出面解决问题，但不敢向上面来的人当面作证。原因是“被告”的儿子继承父位，又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人。他们早就反映过，但上面来人调查时，总是先找单位领导联系。这样，不但问题解决不了，举报人还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报复，还怕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信中。这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倘若我不先问他们（问是想给他们打气），贸然写了出去，上级一来调查，反映人不敢证实，我不就成了“诬告”？我向他们讲了需要查证的道理，并一再鼓励他们不要怕，只要证据确凿，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可他们反而“请求”我不要写这“读者来信”了。
　　　　听了他们流泪的控诉，加之平时耳闻，对恶人坏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我对事不点名，将单位所在地化为某县，人物均作化名，写成时事杂谈投给京都一家大报，报纸按笔名发表此文，只在笔名前署了作者所在的县名，那被反映人主动对号入座不惜花费千金公款，千里迢迢到北京去找那家报纸调查作者真名，大有对作者“兴师问罪”之势。但因我在稿子上对当事者和反映人的具体材料作了具体说明，还附有我的接待记录和接待后的私访证据，加之我从未写过虚假报道，报社编辑成竹在胸，大胆负责。并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来者提起质问，使之不攻自破，非但不敢追究作者，反而自找楼梯自下台，回单位后也不敢再猖獗了。虽是用笔名，他也知道是我写的，表面不敢公开报复我，但却稿了许多“地下斗争”，给我施加压力。那些向我反映问题的同志只顾自已害怕，却不为我分忧，只是暗中庆幸他们反映的那个人总算惹到我这个“硬子手”了。这仿佛是在称赞我，但却使我更悲哀。他们只庆幸我为他们出了一口气，让他们不担风险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受压问题，其它问题并未解决。我想，倘若对簿公堂，他们不敢出庭作证，我不就败诉了？然而，那人做贼心虚，尽管表面逞强，终因有“病”在身，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一方恶霸终被扫了威风，又为我引来不少访者。
　　　　好人为何怕坏人，善人为何怕恶人？这其中除了坏人恶人蛮横无理、腐败无能的姑息养奸外，好人善人不敢坚持斗争是个关键问题。好人不敢斗争，坏人焉不疯狂？我从这件“小事”中获得另一种“教训”，写批评稿件，必须掌握充分的书面、录音、照片之类有说服力的旁证材料。否则，一旦败诉，个人安危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助长了歪风邪气，使正气受压，邪气上升。
　　　　此外，还应讲究点写作技巧。我很佩服《工人日报》的《读者来信》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编辑们。他们有勇有谋，舆论监督效果很好，深得受众欢迎，故每当有业余通讯员如何写批评稿时，我只能原则地回答：仗义执言，不怕牺牲，讲究策略。这“策略”，除了掌握证据，表述准确之外，不也包含着一个“怕”字吗？于是，我理解那些见义不勇为的群众，更希望这种“理解”早日“死亡”，让好人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揭批坏人，善人不要总是怕恶人了。可是，坏人不会立地成佛，舆论监督一刻也不能放松。
　　　　
　　　　（发表于1999年第7期《新闻三昧》）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0　7:45:12　
　　　　（写作体会之八） 文章怎样才能写深刻？
　　　　———兼答伊伊、小王等圈友
　　　　高致贤
　　　　我评论伊伊、小王等的博文时让她把文章写深些，她留言问我怎样才能写深？这里一并作答。
　　　　
　　　　伊伊、小王等博友：
　　　　关于怎样才能把文章写深刻的咨询已有不少时日了，一直没有认真回答，那是我也还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以前不少关心我的编辑老师来信，几乎都指出我的文章还有点道理，但欠深刻，故不采用。但也没有向我指点如何写深刻的迷津。为此，我潜心查阅了一些资料，多是泛泛而谈，难得真谛。近读林淡秋先生之作，其中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较为具体；现将读书笔记摘抄发表，算个回复吧。林先生说：
　　　　“……鲁迅的作品所以那样深刻，我想，主要因为他有明澈的历史透视和深刻的现实体验，……他不但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而且同广大的人群一同生活，一同呼吸，一同忍受，一同反抗，一同斗争（这些‘一同’你们做到了吗？我未做到，故写不深——引者）。他因此非常熟悉周围的人物，非常熟悉故人和战友，彻底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了解他们的虚伪和真实，所以能够把握住他们的灵魂，能够剥去他们表面上的洁白，挖出藏在底下的污垢，而且还能挖出藏在那污垢底下的真正洁白来：这就叫作深刻。……”
　　　　上述的五个“一同”和两个“非常熟悉”及两个“了解”并两个“能够”，就是写深文章的真谛，也算林先生的“秘密”吧，够我们学的。
　　　　林先生还告诉我们：“精读一篇鲁迅的作品，比熟读几十本‘创作方法’一类的书籍有益得多。”可见，文章要写得深刻，除深入体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人、一切事，学习历史知识外，还得认认真真地读些写得深刻的经典作品。了解历史，对照现实，不要被那些干巴枯燥的“写作方法”约束自己。请注意，这里说不能读的有两个前提：一是“干巴枯燥”的；二是“不要约束自己”。至于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经验总结，有血有肉的心得体会，也是对人有启发的，联系实际读一些，也使我们初学写作者少走弯路，未尝不可读。
　　　　我从林先生的作品中获益匪浅，故将学习心得写来，不知你们以为怎样？望予反馈！
　　　　 老高
　　　　 顺颂撰安！
　　　　
　　

　　（写作体会之九） 网络发表与纸媒发表有何不同？
　　　　高致贤
　　　　
　　　　开始就上网发表作品的青年朋友，自写自编，自己轻轻一“点”就发表，真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爽啊！也充分体现了宪法给予民众的言论自由。可他们未必知道过去报刊发表作品之艰难。我曾在党委宣传部门和报刊编辑部干过这方面的工作，知道一些情况，提供大家参考，藉以珍惜今日网络发表之自由。
　　　　以报纸为例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报上发表作品，包括新闻，先得经新闻发生地或作者所在地的党委政审通过，送到编辑部还得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关，捡字排版印刷发行后，才算得发表了。其过程中的某个环节都可以将你的稿子枪毙。第一关——政审关，就要审察作者的家庭历史、本人表现和作品内容，或因出身不好，或因不听领导的话，抑或审查者中有人嫉妒你会写……外行一句话，便可不让发。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作品被政审掉。发表一篇作品宛若参军、入党，政审埋没了多少文才；编辑部的三关，或因写作水平低，或因内容过了时，或因中心不对位，或因已经发表过类似内容，抑或稿件撞了车，或因版面排不下，每一关都要卡掉一批稿子，过三关，斩N将，终审通过，总编签发才算可以发表。
　　　　总编签发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够照稿发表？未必。那就是夜班编辑的临时处理：如果版面排不下，夜班编辑可将己定稿件大删，或将小稿撤下，若版面排不满，夜班编辑也可将备用小稿补上去。夜班编辑有总编之权。那么，夜班编辑定稿后是不是就排定版了？也未必！有时，你刚上机开印，新华社有突发事件的稿子一来，你得赶快撤版让面。个别稿子撤版后还可再发，多数稿子一撤了之。上机印刷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版了呢？还是未必。如果中央有何重大事情出台，或印好的报纸上发现有重大原则性错误，即使发送到读者手中，也要下令收回销毁。一篇文章从成稿到与读者见面，需要经过多少关隘啊！哪像今天的网民，想发就发？这是发表方面的不同。
　　　　再一个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同。那时我也发表了不少稿子，但读者反映如何？自己一无所知，报上一般不登读者反映，极个别影响坏的，发一条读者批评就算顶极了。哪像网络发表的那样直接看到读者的留言、评论？报纸作者只为领导负责，网络作者直接为读者负责，与读者交流。网络才体现出作者与读者交流平台的那个“平”字。
　　　　报纸与网络发表不同之处远不只这些，但我以为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两个方面。作为过来人，写出来就教于行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这网络的自由发表。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0　21:13:35　
　　　　（写作体会之十） 要不要揭露阴暗面？
　　　　高致贤
　　　　按：有青年朋友出题：让我谈点写作经验。经验没有，教训颇多。鄙人在业余写作期间，曾写过一些教训文字，愿将它们陆续翻出来现丑，藉以向出题的朋友作个交待。
　　　　原编者按：高致贤同志的来信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记者、通讯员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时，还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腐败作风？要不要写批评稿件？怎样写批评稿件？对这些问题，请读者联系工作实际，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并非老生常谈，亦非无病呻吟，而是此时此刻此地我内心的苦闷！
　　　　今天，我这一介文弱书生竟然份外接待了3次5人的来访。他们中有退休干部、县长之母、环卫工人、农民代表、在职领导。他们要求解决问题的渴望之情，引出我的许多回忆和惆怅。
　　　　工作30多年，我就搞了30多年的新闻报道，算是一位老通讯员了。在新闻前辈和同仁们的帮助下，我除了学到坚持实事求是的真实性原则外，还树立了嫉恶如仇、为民请命的舆论监督思想。于是，在坚持正面报道的同时，也多以读者来信方式写了一些批评揭露性的稿件，得到了新闻单位的支持，解除了一些群众的疾苦。例如有位县委书记亲自指挥退耕还林工作，我在实地采访中发现一些问题，认为其中有瞎指挥倾向，便向一家新闻单位写了内参，正当有人因之要清算我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内参反映的情况派人实地调查，对错误作了纠正，减少了农民的损失，我也因之“脱险”。还有一天早上，我正要去上班，有母女俩突然推门进屋，双双跪在我的面前，弄得我惊愕无措，赶快扶起她们。原来是有个歹徒身捆炸药去炸她家，只因提前引爆，仅炸坏她家一处墙角，那歹徒血肉横飞，可歹徒家属却要她家安埋死者。我大吃一惊，立即向公安机关反映了这一情况，公安机关及时依法作了处理……
　　　　我为群众呼吁，反映群众疾苦，群众把我当成他们的代言人，我因之感到很欣慰，但也带来了痛苦。由于正义每况愈下，写批评稿件，被批评者恨我；写表扬稿件，受表扬者的反对派也难过。真是左也难，右也难。多年来，我与新闻结下了深情厚谊，“欲却新闻别亦难”。虽然我曾下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决心，凭一只拙笔，两袖清风，一颗良心为人民鼓与呼，但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直到去年四月我才从借住的篮球场看台下的一间偏顶屋内迁到一个同志扔下的危房里。到我家的人都说我家中陈设之简陋实在不像个记者、通讯员和已具有35年工龄的中层干部。可我绝未因此而悲哀，反而很自豪。因为我没有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敢于大胆揭露丑恶行为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我十分注意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听到反映后，一定亲自调查，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再动笔写。
　　　　然而，近年来我却越发感到吃力。腐败者网络交错，盘根错节，上下沟通，批评稿送审时往往被转到当事人的“保护伞”手中。腐败分子有钱，还可以买得伪证据、真打手。遇此情况，非但问题不能解决，还要遭到打击报复。这是很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某些地方领导人认为披露了他们下级的问题，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捅了他们工作中的漏子，否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官要面子民受罪，他们不去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去追查反映问题的人。这就使我感到压力重重，束手无策。好在新闻单位和正义领导还是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支持读者来信的。否则，我真想诵吟起“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诗句了！
　　　　每当我看到百姓的疾苦便产生不平；当群众热情关心和支持我，说打官司可以凑钱给我时，我的停笔思想又动摇了。有人说，你的同龄同职人早已享福了，你还熬更守夜、加班加点去“栽刺”受苦，为什么不学“乖”一点？这时，我内心又十分矛盾。
　　　　我困惑、彷徨，不得不高喊：“天啊，我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放下批评之笔了吗？是继承《呐喊》，还是转看《彷徨》？请先生教我！
　　　　（发表于1994年《新闻三昧》3月号）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0　21:15:41　
　　　　（写作杂谈一） 多角度地挖掘新闻价值
　　　　高致贤
　　　　按：本文先后由《新闻写作》和《传媒观察》发表。后被贵州大学选为新闻写作补充教材。又被贵大的刘智祥教授编入他的“快速写作法”一书出版。现列为清华大学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存品。
　　　　
　　　　1983年10月，大方国医学堂在贵州省大方城关建立。太方县广播站播出后，又在省《健康之友》报上登载。1984年4月，省卫生厅的同志接着写稿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一个小小国医学堂（班），看来已经宣传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还可以再写报道呢？
　　　　次年6月，我住该学堂附近的县中医院治病，看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很高。经了解，他们使用的全是大学课本，授课的都是讲师、教授，教学计划全按教学大纲大学的要求拟订，是一所当地从未有过的大学，很值得再大书一笔。可是，省内几家新闻单位都已先后报道过了，写不好就会吃别人吃剩的“猪尾巴”——没有新闻价值。为寻觅其中可写的角度，我重新翻阅了《健康之友》和《贵州日报》，发现《健康之友》的消息，只报道了该学堂开学典礼的隆重场面；《贵州日报》的报道，侧重介绍了该学堂的创办者——李奠邦捐资办学的可贵精神，都还没有就这所学校的办学方针、思想和内容报道过。出于《贵州农民报》特约通讯员的责任感，我被全班56名学生中，就有52名来自农民中的知识青年这点吸引住了。于是，我写了一篇大方国医学堂为农村培养中医人才的稿子寄给《贵州农民报》。
　　　　这篇稿子被采用后，我又琢磨：这个学堂不仅为农村培养医生，还是一所中医职业大学，看来可写的东西并没有完。于是，我又从私立大学这个角度写了一篇《李奠邦自筹资金创办职业大学》的稿子投给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这第二篇稿子也被很快采用。
　　　　这时，我进一步作了调查分析，发现它不光是一所职业大学，而且是贵州省解放以来的第一所不端铁饭碗的大学。于是，我又围绕学生实行自费、走读、毕业后不包分配这个中心，写成第三篇稿件寄给《健康报》。该报很快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贵州日报社的《文摘》报又作了摘登。
　　　　《健康报》发表这条消息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均有读者写信向大方国医学堂询问有关事宜或报名入学，9月底，福建、湖北、湖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名学生，进入大方国医学堂就学。可见这种新型大学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我又抓住其“新型”这一特点，写成第4篇稿件寄给中央级刊物《新中医》杂志社，也被采用了。
　　　　大方国医学堂，作为解放后贵州省的第一所私立中医大学是肯定的了。但它算不算解放后全国的第一所私立中医职业大学呢？如果是的话，就还有可供挖掘的更大的新闻价值。为此，我查阅了中央和各省的很多报刊资料，注意收听电台、收看电视台的新闻，询问省里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人士，都未发现外地有这方面的学校。于是，我又写成《高教改革中的一株新苗——大方国医学堂》一稿，交贵州省教育厅转送《当代中国》丛书的教育卷，现已通知采用，同时被编入中国《教育年鉴》。至此，大方国医学堂先后5次计10个新闻单位报道过了，但我并未就此止步，接着抓住5名省外青年赴大方国医学堂就学的事实，作了第6次报道，稿件也很快被采用了。
　　　　从对大方国医学堂的多次采访报道中，我深深体会到：多角度地深刻地认识采访对象的新闻价值，是将报道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一环。而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深入采访，对采访对象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
　　　　
　　　　（发表于1995年第一期《新闻写作》和第06期《传媒观察》）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0　21:27:06　
　　　　我的“50年写作杂谈系列连载续编”到此结束。这与“五十年写作体会连载”是一个整体。因前连载已满篇幅，故有续编。有收藏者可一并收藏，才较完整。
　　　　高致贤2007年9月20日夜记于深圳。
　　
　　
　　作者：wanglxczh　回复日期：2007-9-21　0:13:21　
　　　　好帖。留着慢慢看。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3　20:35:46　
　　　　我写《天干论》的体会
　　　　高致贤
　　　　去年（1990年）我写的《从“天干三年吃饱饭”到“天旱一月就饿饭”谈起》的广播评论，获1990年度贵州省优秀广播稿一等奖。从而体会到：要想写好稿，首先要想到人民大众。
　　　　去年，从7月下旬到8月底，大方县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伏旱，我在日记本的“气候”栏内连续填了几十个“晴”字，越填心里越着急，越填心里越痛苦。深入农村，见到的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严重旱象和“农夫心内如汤煮”的民情。农民出身的我，心亦如受煎熬。农民唉叹我唉叹，农民忧愁我忧愁。但我毕竟是国家职工，不能因有农民感情而停留在农民的落后意识上：唉声叹气、求神拜佛，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去引导农民向旱魔作斗争。于是，萌生了写一篇新闻述评的念头。
　　　　星期天，我到张副县长家串门，他忧心忡忡地向我介绍了不少旱魔造成的农村悲剧，老唐来了，我们对旱情的看法还有些争议，最后把认识统一到动员群众与旱魔作斗争上，他们让我对此写篇文章。老唐突然冒出一句：“还说天干三年吃饱饭哩！才旱一月就饿饭了”！这便使我想到了该文题目。当时大家还为我提供了很多生动的素材。腹稿有了雏形，我马上回家拟提纲，而后查阅了《贵州省农业区划》丛书“大方卷”和毕节地区计委国庆40周年“资料汇编”，开始写作，五易其稿，终于成章。
　　　　稿件先在本县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农民说讲得有理，干部说提得适时。文章观点直接进入县委领导决策圈，有的职能部门还将它列入工作计划，省、地多家媒体刊播。这对我也是极大鼓舞。更使我认识到：想写好新闻就得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发表了1991年《贵州广播电视》第4期）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9-23　20:36:42　
　　　　今天又补写了一篇。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10-13　15:58:55　
　　　　把握不准的事不要写
　　　　高致贤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写得准确、具体；写没有把握的生活易犯常识性错误。以《鸟趣》（见深圳商报5月9日B4版）来说，总的看来，还是一篇很有生活情趣的文章，只因有两个地方失真，就似佳肴中露了粒耗子屎，美女腮边长癣疤，读来令人难受。这就是文中打麻雀全民运动的年代错了，麻雀累、饿而死的细节不真。
　　　　我是1958年7月专业学校毕业的，对该文中所写的那段生活记忆非常深刻：打麻雀运动不是起于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春天，中央号召消灭“四害”，便有打麻雀的“全民运动”，其实只统一打了一天，大造声势而已。那时我还是学生，打麻雀的全民运动是1958年春天。
　　　　文中提到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是1959年下半年开始，1960年最困难，1961年春，党中央下发12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文件，人民公社开展以反对“五风一化”和“一平二调”为主的整风整社运动，基层干部有的被捕、有的集中检查交待问题、其余的向群众赔礼道歉、退赔物资去了，哪还有什么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事实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土法炼钢、大干深翻土地等形势主义之后，就已经转为整人了，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发起了一场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之说不符合实际。像该文中的这种失真情况，绝非仅有，某报就把“四人帮”的头子王洪文错写为“王宏民”等等，报刊上随时可见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不作纠正，就是对历史和后人的失职。
　　　　至于“在人群多过麻雀的对抗中，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之述，更是不具常识：谁对抗？麻雀能与人对抗吗？全国就统一打那么一次，不过两三小时，即使是一天不吃不喝不停地打，也不会把麻雀打得纷纷落地。即使落地也不会累、饿而死呀！小小麻雀，即使飞累了，躲进树叶间、草丛里、瓦沟中，随便藏身个小地方，你都难找到它，一天也饿不死它们，这是常识。不过，那打得“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的语言，倒很有“大跃进”时期虚报浮夸的特色，而今，用来讽刺那时候的吹牛可以，正面入文，至少说明作者是没有用心观察和认真思考，随便写上去的。
　　　　其实，该文大可不必写那段历史，与其加上它弄得失真？不如舍掉，反而更紧凑些。
　　　　
　　　　
　　　　
　　
　　
　　作者：恋旧的土豆　回复日期：2007-10-13　22:12:06　
　　　　老师高见!
　　　　
　　　　观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作者：恋旧的土豆　回复日期：2007-10-13　22:16:48　
　　　　关于新闻线索,我觉得的确是需要一双慧眼去发现的.看了老师前面的
　　　　文章,茅塞顿开.
　　　　谢谢老师,辛苦了!
　　
　　
　　作者：11091410　回复日期：2007-10-14　22:45:18　
　　　　亚都空气净化器、亚都加湿器、亚都装修卫士，***厂家直销的***，大家都去看看上面的产品，价格比商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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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10-15　9:25:36　
　　　　报道重视写人，凸现人文精神
　　　　——读报有感
　　　　高致贤
　　　　很少读到《这个公交司机好样的》（见10月31日深圳商报A3版）这样的人物通讯了！一位开车10多年，擒贼30多次，人称“捉贼专业户”的罗师傅（报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在今天是难得的啊！见义勇为的传统思想，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为社会治安做出了伟大奉献，受到人民的尊敬。
　　　　然而，近些年来，这种人物通讯却被那种抢救落水者要先讨价，歹徒在公交车上强奸无人管，英雄在闹市中心与歹徒搏斗被杀害，居然让歹徒大摇大摆地走掉等等恶讯淹没，人们只好哀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了！故尔，读到罗师傅英雄事迹的报道后，我不禁眼前一亮，连声称赞“好人啊，好新闻！”李素丽在公交车上正面服务得好值得称道，罗师傅在正面服务中注重打击邪恶更为可贵。罗师傅10年擒贼30多次。这10多年正是人们哀叹“世风日下，见义不为”的时期，以前的媒体少有这方面的报道是一种遗憾。罗师傅这样的英模为何被埋没十多年？是不是被见物不见人的事件新闻冲淡了？
　　　　可喜的是，我们又可随时在某些报刊上读到如“罗师傅抓贼”、“郭谨瑜孝母”和“我们心中的英雄——保安队长张德民”等一篇篇赞扬英雄的通讯。这些通讯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鞭策，给人以希望，加强了报纸对读者的鞭策、鼓舞、激励作用。一家以商业报道为主的报纸，克服了见物不见人的弱点，发表了事在人为的通讯，正是报人的人文思想体现，希望这种报道思想得以发扬光大，为造就一种“好人香、坏人臭”的社会氛围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10-15　9:27:00　
　　　　文化靠诚实闪光
　　　　——读田泳对深圳作家杨黎光的专访有感
　　　　高致贤
　　　　文化本来就有光，但她的光曾被假大空话一度淹没。读着田泳《让文化露出本来的智慧之光》，眼前倏尔一亮：真诚战胜了虚假；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群和评论界的双双好评。一改那种专家评为佳作，读者却不买帐的畸象。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能打动读者和评家的，要数作者的真诚与投入。正如黎光所说的：“我本人就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我把自己当时怎么采访、怎么想都告诉你。这就非常真实。没有到现场采访的作家是不敢这样写的。我还把大量的思想放进去。”这便是他对自己作品先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而后又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的看法。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为了真实，作者必须拿到第一手资料。但第一手资料也不是作家可以随便完全拿到的。有些第一手资料作家就是拿不到。拿不到怎么办？不用了吗？不用就说不明问题。第二、三手资料也是需要的。但就得加以分析论证才能进入作品。杨黎光对第一手以外的资料采用就十分严肃，一不打马虎眼，二不“合理想象”，而是分析研究，择实采用，而且还要在作品中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这不是（我）第一手拿到的资料。哪些是我的分析，我为什么这样分析？我把它全部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评判。”多么坦诚的人啊！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这样的作者谁不信任？爱屋及乌，先爱人而爱其作品。亦有先爱作品而引以爱作者的。之所以先爱书，也是从书中感到作者的真心实意与热情。实质上也是先受作者的影响——先爱作者的。
　　　　专访交谈中，处处透露出杨黎光的为人。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普通人。不装腔作势，不摆架子，不居高临下。这便是他能赢得读者欢迎的原因。他说道，他就是用跟大家谈心，讲故事的方法来写作。作家心中有读者，读者心中当然有作家了！黎光用很普通的语言，讲出很深刻的道理：尊重读者，以诚相叙。真心投入，才会赢得读者拥护。谁如果装腔作势，把读者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孔明。必然会遭到读者反感。既已遭到反感，谁还有耐心去读你写的书？这些道理使我深受启迪。以往我写东西，常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局外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教。仿佛我是作家，你是读者。站在读者之外发号司令，好象读者都得听。结果说些大话空话原则话。谁愿听那种空洞无物，枯燥乏味的说教？因而，稿件被采用率很低。田泳的“专访”对我的震动很大。令我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前述仅是我所受启发的点滴。深圳市获奖作者和作品都很多，希望以后能更多地读到这样的专访！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10-16　9:50:13　
　　　　
　　　　典故不能乱改
　　　　高致贤
　　　　
　　　　写文章用典故，常会收到言简意赅之效，但典故不能乱改。可深圳商报上的《虞美人》一文中有“因为与那沉鱼、闭花等‘四美’相比，虞姬既没能选美入围”之句。其中的“沉鱼、闭花”，显然是作者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两个成语演变而来的。如果说“沉鱼”只是不全的话，“闭花”则属乱改了！是哪一“美”闭的花？怎么个闭法？典出何处？读者无法知道，恐怕作者也说不清。成语、典故不能改，改动一字，变成“非典”，便会贻害无穷。
　　　　
　　　　
　　
　　
　　
　　

　　怎样挖掘新事物的新价值
　　　　高致贤
　　　　按：本文先后由《新闻写作》和《传媒观察》发表。后被贵州大学选为新闻写作补充教材。又被贵大的刘智祥教授编入他的“快速写作法”一书出版。现列为清华大学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存品。
　　　　
　　　　1983年10月，大方国医学堂在贵州省大方城关建立。太方县广播站播出后，又在省《健康之友》报上登载。1984年4月，省卫生厅的同志接着写稿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一个小小国医学堂（班），看来已经宣传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还可以再写报道呢？
　　　　次年6月，我住该学堂附近的县中医院治病，看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很高。经了解，他们使用的全是大学课本，授课的都是讲师、教授，教学计划全按教学大纲大学的要求拟订，是一所当地从未有过的大学，很值得再大书一笔。可是，省内几家新闻单位都已先后报道过了，写不好就会吃别人吃剩的“猪尾巴”——没有新闻价值。为寻觅其中可写的角度，我重新翻阅了《健康之友》和《贵州日报》，发现《健康之友》的消息，只报道了该学堂开学典礼的隆重场面；《贵州日报》的报道，侧重介绍了该学堂的创办者——李奠邦捐资办学的可贵精神，都还没有就这所学校的办学方针、思想和内容报道过。出于《贵州农民报》特约通讯员的责任感，我被全班56名学生中，就有52名来自农民中的知识青年这点吸引住了。于是，我写了一篇大方国医学堂为农村培养中医人才的稿子寄给《贵州农民报》。
　　　　这篇稿子被采用后，我又琢磨：这个学堂不仅为农村培养医生，还是一所中医职业大学，看来可写的东西并没有完。于是，我又从私立大学这个角度写了一篇《李奠邦自筹资金创办职业大学》的稿子投给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这第二篇稿子也被很快采用。
　　　　这时，我进一步作了调查分析，发现它不光是一所职业大学，而且是贵州省解放以来的第一所不端铁饭碗的大学。于是，我又围绕学生实行自费、走读、毕业后不包分配这个中心，写成第三篇稿件寄给《健康报》。该报很快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贵州日报社的《文摘》报又作了摘登。
　　　　《健康报》发表这条消息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均有读者写信向大方国医学堂询问有关事宜或报名入学，9月底，福建、湖北、湖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名学生，进入大方国医学堂就学。可见这种新型大学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我又抓住其“新型”这一特点，写成第4篇稿件寄给中央级刊物《新中医》杂志社，也被采用了。
　　　　大方国医学堂，作为解放后贵州省的第一所私立中医大学是肯定的了。但它算不算解放后全国的第一所私立中医职业大学呢？如果是的话，就还有可供挖掘的更大的新闻价值。为此，我查阅了中央和各省的很多报刊资料，注意收听电台、收看电视台的新闻，询问省里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人士，都未发现外地有这方面的学校。于是，我又写成《高教改革中的一株新苗——大方国医学堂》一稿，交贵州省教育厅转送《当代中国》丛书的教育卷，现已通知采用，同时被编入中国《教育年鉴》。至此，大方国医学堂先后5次计10个新闻单位报道过了，但我并未就此止步，接着抓住5名省外青年赴大方国医学堂就学的事实，作了第6次报道，稿件也很快被采用了。
　　　　从对大方国医学堂的多次采访报道中，我深深体会到：多角度地深刻地认识采访对象的新闻价值，是将报道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一环。而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深入采访，对采访对象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8-18　21:50:02　
　　　　我是本栏目新兵，请斑竹多指教。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7-8-18　21:54:13　
　　　　长文缩水似淘金
　　　　高致贤
　　　　新闻采访中，常会拿到某领导人一篇洋洋洒洒上万言的讲话打印稿；办公室里，常会收到厚厚一本文字报告。讲话与报告都想多上传媒，但媒体不应传空话。但两教者都是计划报道对象。怎么办？我就将它缩水。
　　　　县X代会上，某领导者发表一篇洋洋洒洒上万言的讲话后，没有给听众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从中取出金融贷款变化情况加以分析，写成300多字的言论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一份数十页的总结报告，连秘书都不愿看，我取出其中有参考价值的一段发于内参，不过200字，却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读者不被长文所感动，为何反而特别留意短文？究其原因，长文泛泛而谈，原则话多，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因而，即使其中有点好的材料，也被空话套话原则话湮没了。
　　　　长文风行之因，在于原则而不具体，表面而不深刻，只检现成话，不做细分析。
　　

　　红军作家忆战友
　　　　——记老红军、苗族作家陈靖在大方采访片断
　　　　高致贤
　　　　“杜鹃丛中行，难忘战友情。满山红铺地，烈士血染成。”这是电影《金沙江畔》的编剧、《贺龙传》作者、苗族红军作家陈靖将军重走长征路到大方百里杜鹃花区进行采访时留下的诗句。
　　　　陈靖是贵州苗族，1934年参加红军，原任红二军团宣传员，受衔少将。从南京军区离休。他是全国仅有的几个红军作家之一，曾有《金沙江畔》、《贺龙传》等几百万字的作品问世，系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86年，他提出要写一部反映长征的作品，得到中央军委和徐向前、余秋里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但时已古稀的老将远征还是令单位忧虑。于是，他立下军令状：坚持前往，决不回头，征途中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不增加组织负担。临行前，贺龙元帅长征途中生的女儿贺捷生送他一包人参，请他沿途向群众问好！ 9月4日他便从井岗山出发，次年3月下旬他来到贵州大方时，已经过了5省80余县，收集了大量宝贵资料，每周六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大方县是红二、六军团于长征中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这支红军部队曾在大方县境内的将军山和黄家坝打了两个漂亮仗。陈靖将军对大方有着深厚的感情。
　　　　1987年3月30日，陈靖将军率领“三军”——三个陪护他采访的现役文化军人——来到红军黄家坝伏击战指挥部旧址，看到这里已开辟为百里杜鹃旅游花区，他抚今追昔，激动不已，挥笔题诗。陈将军参观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和“将军山之役纪念碑”后，年至古稀的陈靖将军兴致勃勃，以《大定》（原大方县名）为题，作“调寄浪淘沙”词一首：“弹指一挥间，五十一年。多少往事涌心泉。不是杜鹃胜杜鹃，丽景重观。苏区川滇黔，工农政权。长征路上新诗篇。千山万水奇花遍，独放一鲜。”他赞扬了大方各族人民当年支援红军，而今奋发建设的精神。
　　　　陈将军重走长征路，制有专用的留言簿，沿途经过的地方政府都以最美的题词和最好的书法留给陈将军。黔西北是陈将军走出贵州的最后一站，3月31日，他又踏上长征路，前往他曾经在电影中描写过的金沙江一带。他计划今年（1987年）年底到达延安，实现他的晚年夙愿。祝老将军一路顺风！
　　　　
　　　　
　　
　　作者：克格勃愿望　回复日期：2007-12-8　6: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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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将另一页上发表的转到本页，这就基本写完了，若再写时，也贴于此页上。

　　前标体裁后加注
　　——初学写稿时的一点教训
　　高致贤
　　哪怕我已经发表过几百篇稿子了，但因不懂如何加注才使文章不致产生歧义、使编辑产生误解而造成失实的重要性，随便写来，造成大错，惹出麻烦的事件时有发生。我就有过这种教训。
　　已到1982年——我已有20余年的写作史了，但我还以为新闻稿的作者姓名只能写在文尾，文艺稿的作者名才能写在正文前，不知通讯、特写、述评、报告文学等新闻体裁的作者名也可写在题后文前。于是，我写了一篇《换锁记》的小小说投给《贵州日报》，因为写得太实，编辑误以为是通讯，便定并在发稿笺上标明为“好稿”。但因当时我投稿还受到一定限制，报社便将编好之稿寄回县委宣传部复核。部长把此事告知我，我赶忙申明那是小说，才未造成以假乱真。倘若报社不寄回审核，便以通讯发表出去，那不成了假新闻吗？
　　文中使用括号也有讲究。当时我只认为正文中加括号是为了说明正文，括号内的东西只供编辑参考，不应公开发表出去。如不宜公开点名批评的单位或人员，多用“某”来代替。但我担心编辑会认为“某”字没有事实依据而下不了发表决心。于是，我常在“某”的后面加上括号，并在括号中写明真实单位或人名，只为向编辑说明我稿子的真实性，自以为发表时编辑自然会删掉括号中的文字。谁知括号还有强调的作用，括号内的东西不一定都要删除。结果，有的报刊将“某”和括号里的内容一并发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以后，我懂得新闻体裁的作品也可以署名于文前题后，括号里的内容也有可以一并发表的。于是，除了非常明显的诗歌、消息之类的作品外，凡可在文前署名的作品，我都标明体裁。凡文内括号中的内容需要发表时删除的，也在文后加以注明。这样一来，就能使编者一目了然，不使稿件发生歧义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发表于2003年1月31日《毕节日报通讯》第1期）
　　

　　厉国平的平民语录体文集
　　
　　高致贤
　　
　　网上看到一则送书信息，将信将疑，按要求发去通联地址一试，并未想到真会收到一本好书。以往也碰到过送书消息，但并未真正送书，而是借送书之名作广告，根本不送书，抑或就送一本商品广告或变相广告。可这次却例外地收到一本非广告书！
　　4月27日，我突然收到一本从浙江寄来的《思想让人如此快乐》的书，寄书人叫厉国平，厉国平是谁呀？我马上在脑海中展开搜索，可在我认识的人中就是搜索不出这个名字。于是，我想起了那位网上送书人，可那叫“风行lgp”呀，后来才明白那字母就是厉国平三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打开一看，薄薄的一本书，目录就占了14页，几近全书页码的1/10，这还有多少内容？心想这不过是凑数而已。然而，我估计错了：书页不多，内容却十分丰富、扎实；如果视之为精神食品的话，它就似压缩饼干，将营养成分高度浓缩，可以细嚼慢咽，慢慢品味，以少胜多，正适合今天的生活、工作快节奏的读者。如果单从文体上来看的话，她算一种语录体吧？语录是一种十分精彩的文体，不说字字珠玑，也极少废话，语言精练不说，多富有哲理，或曰情深意切，抑或明白晓畅，读来耐人寻味。
　　所以，人们总认为语录体图书内容，多出自国家元首之类的政要，抑或是科学文艺界的国际名流，故尔已出版的语录书多摘于国际政要和文艺名家的作品。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见木不见林。民间就有极为丰富的语录，好多政要、名人的语录也多是来自民间，只不过经他们直接说出，或由他们稍微加工整理后写出来罢了。
　　而厉国平的《思想让人如此快乐》呢？全书396篇文章，大多数是百把二百字的超级短文，当然也有四五百字的，超过一千字的篇什很少，最短的《人际高手》只有32字。其实大多算语录体，其中有不少很精彩的。可是，要说它全是语录呢，也不尽然，语录比这更精练；说是散文呢？散文比之更松散；说是小品呢，小品比之拖泥。这是一些语录体的超短文。这语录体短文多以民语为源泉，也引用别人的语录，将民间口头的和见诸文字的要言精加工，作为他的生活经验写出来，并结集出版，故尔读来生活味十分浓郁，颇具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应该算一本值得一读的新书。
　　该书由李兆庆主编，责编朱文聃；北京艺术与电子科学出版社出版。
　　

枝繁叶茂

　　
　　 从“出身”与“出生”说起
　　高致贤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李辉发表于今年第6期《书城》上的《黄宗英：此情悠悠谁知？》，由第1148期《作家文摘》摘登。该文第10段中写到黄宗英教冯亦代以认字来恢复记忆时，引黄宗英的话：“‘我演员出生，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
　　其中“演员出生”中的“出生”是错的，正确的写法应为“出身”。“出身”是指个人早期的经历或由家庭经济情况所决定的身分：演员出身、农民出身等；“出生”则是指胎儿从母体中分离出来（见《现代汉语词典》）。这个词如果错在一般人的普通文章中，我还会为其纠正。可它出自两位名家之手和口（李辉引用黄宗英之话），我还以为不错。但一查词典，确实是错的。
　　无独有偶， 北京市特级教师王大绩谈到2008年高考作文时，错将“题材”当成“体裁”讲。题材是“文艺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话事件和生活现象，即作者表达主题、塑造形象所运用的材料。它是在生活素材的基础上经过选择、概括、集中、提炼而成的。”而体裁则是“文章或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如文章可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应用文等；文学作品可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有人指出其错，有人还反驳纠错人：难道一个特级教师连这都不懂？但白纸黑字错在那里。
　　还有一位才读了三年私塾的人在履历表上填着以小学毕业的“同等学力”考上初师，档案员复抄时将“同等学力”抄为“同等学历”。文革中有人借此揭发他“伪造学历”。一查词典，“学力”是指文化程度或学术造诣；“学历”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经历。学历与学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白纸黑字，有口难言。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方块字那么复杂，写作难免出错；错字未必皆出于作者，编辑、校对也会出错，不能说名家就不会出错；指出错误也不是谁给谁过不去，旨在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负责。不管谁之错都应该改正。字形相似和读音相近的字词更容易混淆，书写时尤其要注意，更要弄清其意义。
　　

　　热潮素材冷处理
　　
　　高致贤
　　
　　时下正值第29届奥运会正在北京举办，报道北京奥运消息无疑是最大的热潮，但一般网民如何去写热潮？这得有些讲究。我的办法就是热潮素材冷处理。
　　为何热材不热处理？因为我们“热”不赢国家几大媒体。奥运会的安排他们先知道，且已多次报播，我们再写就成了马后炮，等于捡人残羹、拾人牙慧。运动进行中的突发新文，电视、广播现场就在第一时间播出了，各网络系统也在第一时间发表消息，我们再捡来重报，不就等于背柴入箐、醉后添杯了吗？所以，不必去跟浪潮，跟的结果不会佳。
　　那么，普通网民与热潮新闻是不是就无缘了呢？当然不是，但得通过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与自己的思想特色。如昨天，文辛之页用照片集反映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队从失金到夺得团体冠军的兴奋，就带有自己的思想特色了！
　　记得在农业尚处于人民公社化的时期，一些写新闻报道的，形成农业上的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四季歌”公式；工业上的年初报计划，年终报佳绩。由于工农业管理的模式化，新闻也如出一辙。有人将前一二年同期发表的底稿拿出来，将时间、数据换成当年的，投出去照常发表。
　　而写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的呢，每逢元旦颂新年，春节写喜庆，三八歌归女，五四颂青年，六一赞儿童，七一颂党恩，八一赞军威，十一庆祖国等，唱的多是“节日歌”。因节日内容早已固定，作者不能写自我个性，作品也就很难有变化，谁也不敢乱变化，因而，同节日的诗歌、散文，多系雷同化。现在也还有唱情人节之类的“节日歌”的博文，雷同的也不少。
　　今天的网络文学发表比那时候自由多了，我们就不必去凑热闹。在热潮中对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冷静思考，从中悟出某种道理、写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的文章才能耐人寻味、给人启迪；也才能实现文艺的多元化，达到百花齐放的境界。
　　

　　深入实际的另一面
　　
　　高致贤
　　
　　“XX深入XX，是获得好XX的XX”。这已成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良好的因果关系。譬如，记者深入采访，是新闻真实的关键；作家深入体验生活，是创作好作品的前提；专案人员深入现场察勘，是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手段；侦察员深入敌后，是获得真实情报的前提等等，说明深入实际总是对工作有利的，口头上谁也不公开反对，而且积极主张深入实际。
　　然而，内心里是不是什么人都拥护？那就未必！有些人就是反对他人深入实际。那是些什么人反对呢？蓄意造假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管他们有意无意，造假已成事实，且已造成不良影响，一旦被人揭穿他们的假面具，他们便会露出丑恶面目。而能够揭开他们假面具的就是深入实际调查、核实的人。在四川地震灾区采访中，有人在平武采访时，证实信用社一位被废墟掩埋一百多小时后的幸存者又生一女婴的新闻是虚假的，因此他便得不到线索了。
　　此类事笔者也不只一次碰到过。我调文化馆工作，发现馆内有一本当年少年儿童获全国美术作品奖的目录，其中该县就有四件获奖作品，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于是，我想采访其中一位叫杨XX的小作者，以便写一人物通讯或报告文学。可去到其家中一看，她已是一个青年妇女了，我以为那获奖者是她的女儿，便反复向她说明去意，她说确实是她，还有奖证为据，后经其丈夫和村里的领导人证实，获那全国刺绣作品奖的作者确实是她。这样一来，我的通讯报道写不成，反而得罪了一批人。
　　无独有偶，馆里派我去某山区搬运三通彝汉文碑刻文物。那三方石碑分立不同两地，运回来后，我如实报告局里。可有个曾登记造册记下此碑的人就露馅儿了——他写三方石碑并立一处，说还有照片为准，不相信我说的三碑立两处。一看他的照片是两张拼接的，他才无话可说。
　　总的说来，办事深入实际是好的，但深入实际了解实情，也要担些风险，尤其是造假者的打击报复！
　　附一篇单发不出之文于后
　　
　　回复对我身份的怀疑者
　　
　　高致贤
　　
　　题记：有位叫“江南1919”的网友，在我回忆“大跃进”的系列连载的回复中，对我的身份提出怀疑，其提出的日期理由在括号内（作者：江南1919　回复日期：2008-8-12　12:43:44　　　我很怀疑楼主的身份　　　　按他自述70多岁老人家，居然还这么热中上网，会在网络搜索收集各种引以为同党的资料。真是一大奇闻）。有人因此还要我公布身分证号码。
　　************************************
　　他或她把70多岁的人热中（衷）上网，还会在网上搜索收集资料视为“真是一大奇闻”。猛然一看，我不知他或她是出于什么心理：是少见多怪？或是嫉妒老年人上网？抑或是对本人的仇视？如果属于少见多怪？我可以告诉你：当今老人上网并不奇怪了。仅仅北京市在新浪网上的90岁以上的博主就有日月无尘、风行水上、兰色忧郁等31人。不信你去搜索！嫉妒一个老头上网的可能性不大，对此就忽略掉。
　　但认真看来，其是仇视心理作祟：因其没有史实和道理来否定大跃进的错误和1960年饿死人的史实，便以否定我有70余岁的身份来否定大跃进的错误和1960年饿死人的史实，说明其出发点险恶！虽然怀疑我年龄的不止其一个，但其余人都是善意的。他们对我身份的怀疑都是想我年轻些。然而，母生年龄谁也改不了，不比心态年龄呀。为能让关心我的网友明白真相；同时也省得那不怀好意的怀疑者成立专案组调查组后有个调查线索，我还是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提供于后：
　　博名贵州老高，真名高致贤，男，作家，记者，祖籍山东，1937年生，贵州大方人，1958年毕节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从事过教育、宣传、青年、文化、新闻、党政秘书等工作。1987年晋升记者，之后相继加入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贵州省杂文学会、记者协会、写作学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任贵州省杂文学会理事，毕节地区作协常务理事，大方县政协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退休前为主持大方县文联工作的常务副主席。迄今已有500多万字的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国《星岛日报》、《山花》等国内外一百多种报刊发表。有诗文多篇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当代共产党人》等50多种合集，并有多篇作品获省和全国奖。个人传略辑入《世界名人录》等65种人物辞典。被多家报刊、丛书聘为特约编辑、记者、作家或专栏作家。1998年退休后旅居深圳。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还可在新浪网上查阅 “贵州老高”的博客，批评我这两年来发表的1400多篇博文，还可通过高致贤的名字从网上搜索到许多关于我的材料。
　　请相信，随着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环境的日趋和谐，人的寿命在延长，健康水平在提高，网络也成为老年人的新玩项了！
　　“九十不为老，一百不为稀，七十八十小弟弟”便是当代老年人的心态年龄。至于母生年龄呢，我活了71个春秋，进入72岁，从未报过虚假的，退休后我还要报个假年龄干啥？但恶意者回复以怀疑来套我公布我的身分证号码，起码是不懂法律知识的表现，那是不合法的，你没资格要我公布身分证号码！若想套去办坏事，也是徒劳的。
　　
　　

　　热潮素材冷处理
　　
　　高致贤
　　
　　时下正值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报道北京奥运消息无疑是最大的热潮，但一般网民如何去写热潮？这得有些讲究。我的办法就是热潮素材冷处理。
　　为何热材不热处理？因为我们“热”不赢国家几大媒体。奥运会的安排他们先知道，且已多次报播，我们再写就成了马后炮，等于捡人残羹、拾人牙慧。运动进行中的突发新文，电视、广播现场就在第一时间播出了，各网络系统也在第一时间发表消息，那是他们的任务。我们再捡来重报，不就等于背柴入箐、醉后添杯、多此一举了吗？所以，不必去跟浪潮，跟的结果不会佳。
　　那么，普通网民与热潮新闻是不是就无缘了呢？当然不是，但得通过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与自己的思想特色。如文辛之页用照片集反映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队从失金到夺得团体冠军的兴奋，就带有自己的思想特色了！
　　记得在农业尚处于人民公社化的时期，一些写新闻报道的，形成农业上的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四季歌”公式；工业上的年初报计划，年终报佳绩。由于工农业管理的模式化，新闻也如出一辙。有人将前一二年同期发表的底稿拿出来，将时间、数据换成当年的，投出去照常发表。
　　而写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的呢，每逢元旦颂新年，春节写喜庆，三八歌归女，五四颂青年，六一赞儿童，七一颂党恩，八一赞军威，十一庆祖国等，唱的多是“节日歌”。因为节日内容早已固定，作者不能写出自我个性，作品也就很难有变化，谁也不敢乱变化，因而，同节日的诗歌、散文，多系雷同化。现在也还有唱情人节之类的“新节日歌”的博文，雷同的也不少。
　　今天的网络文学发表比那时候自由多了，我们就不必去凑热闹。在热潮中对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冷静思考，从中悟出某种道理、写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的文章才能耐人寻味、给人启迪；也才能实现文艺的多元化，达到百花齐放的境界。
　　

　　我将继续。

　　关于修改稿件的通信
　　任歌：你好！
　　电脑初步修好，先读了你推心置腹的来信和你的清样稿，很受启发。按你的意见，我将陈x渝的稿子修改了一下，删去“杂家”部分，“参政”那一节我仍留着。原因是：陈x渝的主要身分是从政，绘画仅是她的业余生活。
　　她任过市妇联副主席、副厅级区统战部长和政协主席。如果说一个政界人物没有一点政绩，她怎能入选深圳人物志？例如她任了一届区政协主席，五年中就没有组织委员们参政议政过？委员们就没有写过好的提议案？这不可能吧！至于“杂家”那是她名片头衔上就有的。我就参加过她们狮子会的赈灾募捐活动。杂家中我还写到她丈夫瘫卧数年中，她工作、家务两副担子一肩挑，这是有事实的，不是我凭空想象！
　　统观全文，到底是她没有政绩，还是收集、采访中忽视了这一面？我不知道，仅提供你参考，你能不能再找她或她的同志或领导了解一下她参政与社会工作的情况？征求一下她的意见？以免遗珠。如果她没有补充，再把参政一节删除好吗？
　　诚然，参政和杂家两部分你寄来的现成资料中没有多的具体介绍，只提了个头或写部分。但那些发表过的资料均属新闻，新闻只能写某一点有新闻价值的。我以为，作为个人传略，就不能只写某一点了！如果只写她作画的部分，那最好是入《艺术家志》。
　　致撰安！
　　高致贤
　　2008.9.9上午.于深圳
　　附：陈x渝修正稿（略）
　　
　　

　　何谓断章？
　　高致贤
　　贵州有位老作家高致贤贤先生认为:“何为断章?我以为不必去追求干巴巴的定义,偶感即发,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又有内在联系,好读,我很喜欢读这种写法,如读散文诗。很适合快节奏生活的人读。”从高先生的话中,我们也可以认为“偶感即发，不需长篇连续”即为断章。
　　这是我在文辛之页的博文上即兴发表的一段评论，没有什么依据，全凭自我感觉，却被他公布于网上，我也觉得有些道理。但《新华词典》、《汉语词典》中均未查到“断章”的定义，不过，从相似的“断句”、“断篇”中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体文章中的一段，即为片段。可是，我说不清，最好读读卞之琳的《断章》就好理解了。
　　

　　重在事实真，文采莫苛求
　　——回忆录写作乱弹
　　高致贤
　　退休人员不断增多，人们寿延不断增长，回顾大半生的奔波劳碌、坎坷生活，各自都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不同脚印。随着退休金之不断增多，家务事儿的不断减少，不少老年朋友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但又觉得自己文墨有限，不敢轻易动笔。网友“杂学专家”——王金魁评论我的回忆录时写道：“我也想寫點回憶性的东西。但是我底子薄。”我与老王是知己，无话不说，所以就想从他的评论中来个回忆录写作乱弹。我是怎样写回忆录呢？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我已从喜读华丽词藻到喜读实在内容。阅读实践告诉我们：当我们读过若干书之后，最终积淀于记忆中的是事实。华丽词藻只不过是诱人阅读的“引子”而已。有鉴于斯，所以，我写回忆录就十分注意记述史实，将我认为应该写的东西按性质大体分为几类；各类中又按时间先后大体编年。对所写之事要求完整，叙事时计流水账，不惜鸡毛蒜皮、婆婆妈妈。为什么要犯此“写作大忌”？记实受韩愈影响：摒弃形式而注重内容。写生活琐事、普通题材，我效法曹雪芹。可解放后的30年强调韩愈的“文以载道”过了头，且把“道”局限于某一种狭隘的阶级意识内。我便宽其道而行之：强调写实，写的都是自身亲历。只要是事实，我怎么回忆就怎么写，寓道于事之中。摒弃所谓的“重大革命题材”，写自己亲历的生活琐事，通过具体生活来表现社会变革，这就觉得不难写了。那么，有的老同志为什么不敢动笔或不愿动笔？
　　老同志不动笔的原因很多，且各各相异，不可一概而论。但归结起来，是否有以下几种？
　　一是自己将写作神祕化。认为写作只有作家、学者能为，我等未喝过多少墨水之大老粗怎么行？畏惧三分，自己把自己关在写作之大门外。
　　二是误把记实视为创作。回忆自传多归于历史类，个人回忆就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史实。写史志叫编纂，属于写作。小说则属于文学艺术类，需要创作：事可虚构，人可拼凑，即使记实小说也多有虚构成份，连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手法表现之夸张、拼接，不尽如实。写自传只要写作不创作。
　　三是发表自传或回忆录的园地历来被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骚人墨客占领，使人们误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解放后又强调写重大题材，且主题鲜明，通过阶级斗争，歌颂一种主义，哪还有为凡人琐事立传的地方？写了也无园地发表。久而久之，有人便认为我辈凡人没有什么传记可写。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回忆录——凡人传记如何写？什么地方可供发表？本人一下难以说清，这里转载《凡人大传》网站的一篇文章供大家先参考，你定会从中获得不少启迪。转文如下：
　　“什么是所谓的平凡？什么是平凡的人？什么是平凡的人生？凡人的一生该如何描述？
　　 无数凡人的生命叠加出所谓之芸芸众生，众生相似而蕴涵着独特，蕴涵着不同，更何况其实每个人生往往百转千回、精彩非常，远非小说戏剧家之言所能比拟。此时，有一个广阔的平台，把每一个难以复制的、鲜活多彩的人生有意识地记录下来，或许那仅仅是时空的碎片，模糊的记忆，然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随着时光的悄然流淌，必将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人生罗列在我们面前，那将是一个多么清晰的洋洋大观！而这一切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凡人”的群体，因为我们是真实的，我们就是历史！
　　到底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这是一个被人们长久往复争论的命题，凡人大传的站长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做如此解读：描述对象直接决定描述本体——记录英雄的历史自然是英雄创造的，记录普通人的历史才是人民创造的。凡人大传经过时间的积累，必然成为一部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历史。这些历史远比书写帝王将相，著名人物的历史更有价值！
　　 对于现在已经退休的您来说，生命中的纵横捭阖可能已经过去，生活逐渐归于平静。物质需求可能也越来越低，然而精神层面上难免会觉得有些空虚。为什么不拿起笔，将您精彩的一生呈现在我们面前！您的孩子会看，从中他们会了解您人生的辉煌，可能会胜过您平时苦口婆心的说教；您的朋友会看，从中他们会了解您人生的感悟，可能也会提起笔述说他们的一生；很多陌生人会看，跟您年龄相仿的人也许会成为您的朋友，因为他们有着和您相仿的经历；年轻人则会从您的文字和感悟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伟人、名人或许离他们太远。说不定有一天，您会收到一条留言，一个远方的陌生人告诉您他曾是您的校友、同事、战友或是和您拥有什么别的共同经历。那时，您是否会感到有朋自远方来的愉悦呢？！
　　 人生百年，往往如飞鸿踏雪、白驹过隙，匆匆而不留痕迹。我们愿尽力为您提供一个书写您精彩纷呈的人生的平台，在互联时空中为您树碑立传。现在就拿起笔，开始书写您的《凡人大传》吧！
　　 《凡人大传》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主办的公益性网站，是百姓回忆录、自传和片段式回忆发表的网络平台，是一种新的精神保健和养老方式。”
　　总之，写回忆录便是写历史。历史不能虚构，必须写史实。换句话说，写回忆录就是记录史实，如实记录通顺就成了，不需要多少文采。
　　诚然，不需要多少文采，不等于不要文采，有事实也有文采的传记最好。司马迁写《史记》的文风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但史实重于文采，把史实记录下来才是头等重要的。应该说，记录史实这一点，对于王金魁这样的老同志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在网回复他：写吧，老兄，你准能写成！
　　

　　坚持写日记好处多
　　高致贤
　　我在回忆录中写一节关于好友郭桂发的文章，记不起他去世的时间，我粗看日记没有查到，便向一些与他或他妻子熟悉的亲友打电话、发短信，咨询他去世的时间。但他妻子常在子女处流动居住，行踪不定，不好联系；同志朋友尽力而为也记不准。这也难怪，我自己在医院守着他去世、一直参与他的丧事并送他上山，我都记不清了，他人怎么能记住？但我并未放弃，我相信，对于郭桂发之死，我一定是写入日记的。我继续查阅日记，逐日查看了5年的日记本，终于在今天（2009-11-12）查出他于1996年8月29日16时05分逝世，享年60岁。这事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实用价值！
　　写日记的好处很多，以前我只强调它对提高写作能力的促进作用，所以，我除要求我的子、孙辈写日记外，凡让我介绍写作经验或请我传授写作知识的人，我都劝他们写日记，而且要坚持天天写。可是，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他们尚未感受到写日记的好处，总认为自己很忙，或曰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关键是没有养成习惯。战争年代的将军尚有时间写日记，和平年代的文人就忙得连写一则日记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都没有？鬼才相信哩！至于没什么可写的，那更是自欺欺人！日记不是官样文章，也不是命题作文，记下自己一天的生活，即使整天睡大觉也记下为何睡觉一整天？……
　　日记是备忘录，可以帮助记忆，让自己记人、记时、记事记得很准。我在20多万字的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凡查日记的都很准确。个别只凭记忆的地方，有些时间、人名我就没有绝对把握了。有些读过我回忆录初稿的网友说我的记性很好，其实不然。那是因为我有日记查对。如果没有日记，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头子怎么能记得清20多年前难友刘文汉去世的年、月、日、时、分？
　　日记本身是备忘录，而且是历史记忆的目录，有如词典检字表，如日记中记下某日下乡采访、某日开会、某友去世之类的短语，便可根据这些线索去查采访本、会议资料或其它相关资料，抑或走访相关人员等等，扩大记忆范围。写日记的好处多多，这里略提一二。我写日记已上瘾了，一天不写日记就睡不着！
　　我学写日记已经半个世纪了，且从1963年3月5日学雷锋写日记以来，迄今已46个春秋，基本天天写，连几次生病、受伤住院治疗都未间断，当天不能写的，次日也要补记。所以，我写的回忆录就很实在！很多大事虽然不能全写在日记本上，但记下时间、人名和概要，也方便查找其它资料或人证物证。
　　坚持写日记好处多，诸君不妨一试。万一坚持不下来，把生活中的重要事情记下来也很有用。
　　

　　我为什么要收集网友评论发表？
　　高致贤
　　今年以来，我在网上陆续发表了《博友精彩评论荟萃》和《XXX博友评论小集x》两个系列计20多篇博文，且还在继续发表中，受到博友们的肯定。我为什么会产生收集博友评论发表这个念头？基于三点启示：
　　一是受文辛之页收集了部分博友评论发表的启迪。他收集发表的评论中有我的一条。写那条评论时，我根本没有经过认真构思，完全是凭临时感觉的即兴之评。经他收集发表出来，我再去细看，还写得有些道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为什么能写出那样好的评论？细想起来，因为临时评论没有什么框框套套，不受什么政策原则束缚，真正的我写我想，无拘无束，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如果他不收集发表，我就根本记不起已经发表过那么一条评论了！
　　二是受回忆录中写书信往来章节的启发。我在回忆录中录入100多封书信，全是别人的来信，其中又绝大多数是别人给我的复信。自己寄出的几百封信一封也没有。我发信或打电话向我去信最多的亲友询问还留有我的去信没有？侄子举宗说：我写的家信，他父亲去世时全当冥钱焚烧给他父亲了！他父亲是我的长兄，我的家信全写他收。与我通信百余次的华侨文友许均铨复信：他几次搬家时处理掉了！最后才从我幺哥处获得几封我去信的复印件，否则我写的信等于零。为什么会出现“有来无往”的书信现象呢？一是我写信从未打草稿，一气哈成，写完便寄，无底；二是我非达官贵人或名家，我写信时就从未想过保存它；收信人更不会想到保存我的信。我由此想到那时候的书信与今天的博文评论有其相似之处：我写我想，内容真诚；不留底稿，写完便发，受者不存。
　　三是无拘无束写评论，我也写过一些比较理想的，若能将它们收集起来，也是一种写作成果；但何时发在何文上？我一点也记不住了。倘若去收集，宛若大海捞针。于是我想，如果被评论的博友能将我的那些评论收集发表，我收集起来就方便多了；如果能将我个人的好评论单独列集发表，那就更方便收集了！可惜我尚未搜索到收集我评论发表的人。
　　想要别人方便自己，自己就得先方便别人！鉴于上述三种情况及思考，为使博友们的精彩评论不重蹈我那些信件与评论的覆辙，我便将博友们的优秀评论收辑成集。能单独成集就单独列集；不够单独成集的，就收入博友精彩评论荟萃合集中，分期发表，以便自己和作者保存；还可提高博主的评论积极性，为推动博客评论的发展尽一分绵薄之力。
　　

　　
　　一条评论揭示三文的内在联系
　　高致贤
　　
　　去秋以来，我先后写了《我亲历的“大跃进”》、《我亲历“文革”中的小故事》和《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致穷》等三组拙文，姑且称之为“跃进篇”“文革篇”“公社篇”吧。我将它们分为短章先后在网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我并未将三组文章联系起来分析、思考过。每写一篇小文，我均是以见证人、参与者等过来人的思考与回忆顺其自然写出来的，先未刻意构思，后未精心写作，想到哪写到哪，随时记住写实，不敢也没有虚构半句，不讲文采，只求朴实，旨在留下我的那段记忆！
　　网友们的许多评论也是针对各篇的。可我于上周在“公社篇”的回复中发现一位网友《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附后），提出了一种我看是新的见解，读来令我眼前为之一亮：他这篇短评竟然将我的三组拙文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这便是评论家的锐利眼光与高明之处。他的评论篇幅不长，却使受评论的文章主题得以升华，文章的社会价值得以提升，让网民们更好解读这三组拙文。现将该评论附后，以供网友们赏析！
　　
　　
　　附件：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作者：wqx4524　回复日期：2008-11-7　16:30:53　
　　
　　　　 要搞清谁是谁非，必须要搞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事实“文革”是“大跃进”运动的延续。对“大跃进”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分成了两大派系。以毛为首的一派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一派坚持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目的的务实的道路，两大派一直斗争不断。从“大跃进”的发动开始，先有毛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左”，他要“反反左”，迫使周陈二人作检讨，以至58年“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但很快饿死人的灾难就出现了，“大跃进”的中途，59年庐山会议上毛坚持错误，将上“万言书”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灾难继续，至61年底中国也造成几千万人死亡。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与毛产生分岐。毛退居二线后，刘邓开始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才结束了“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但使毛刘的矛盾激化，毛泽东于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置于死地，邓小平靠边，还伤及许多无辜。
　　　　 坚不坚持毛提出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毛将它定为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根椐以上脉络，两大阵线十分清楚。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卷入了不少人。但总离不开一点，对58年“大跃进”的态度。因此，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认为赞成“大跃进”，走“人民公社”化道路，坚持“公共食堂”的就是走“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走“资本主义”。毛泽东掌权期间，看似斗争不断，纷纭复杂，但看清楚了，事实上都为了那“大跃进”产生的分岐。
　　
　　

　　用写信练习细节描写
　　高致贤
　　 从写新闻到搞文艺创作的难点，多在于细节描写不好。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由写消息报道到搞文艺创作，其最难的就是不会细节描写。怎么办？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练习！消息不需细节描写，故尔在写新闻消息稿中是不能练习细节描写的，我便利用给子女写家信等不公开发表的写作来练习细节描写。下面是1998年1月12日我写给在汕头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高明霞的信中的一段。这便是我在写家信中学习细节描写的例子：
　　 “现在是夜间11点钟，你妈妈和你哥嫂们都睡觉了，我正在给你写信。两只小猫给我作伴。它们随时来刨我的笔尖，好像也要让我写上它们向你的问候与祝福一样。我将它们扒开，它们便在桌上乱翻起书来，把信封也刨到地上去了。一只玩累了，悄悄蹲在我的右膝上休息，另一只便跑到我的空床上去乱抓乱跳，练习捕鼠动作。看来，家中的被面也要多买几床了，猫儿撕抓破得快！我骂在床上乱抓的那只猫，膝上这只便“咪吆—”一声。不知是为那只求情，还是拥护我骂那只小猫，我真感到莫名其“妙”！室内显得很静，唯有这两只小猫在我身旁玩儿。它们听到我笔尖着纸的沙沙声，以为是我用笔模拟耗子的行动和它们玩，于是便竞相来抓我的笔。我赶也赶不走……”
　　 我慢慢体会到：生活细节就在日常生活中，细节便是小事，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具体写出来，就是节描写。选取能表现主人公形象的细节描写，便会使作品显得生动活泼。

　　怎样实现顺利转型？
　　高致贤
　　 2003年3月12日，我到《南山日报》应聘专栏作家，先后通过报社人事科石科长和通联部负责招聘工作的徐海主任两关之后，最后到刘加总编辑那里面试时，他看了我那“退休记者 终身作家”的名片后问我：“怎么叫退休记者？”我说：“记者是通讯社、报刊、电台、电视台等专业新闻单位经过相关部门评定为具有采写新闻、通讯资格的专职人员。记者是一种职务，连新闻单位的非新闻采写人员也不能称为记者；取得记者资格后，还需要有新闻机构任用，才能行使记者权利；没有组织任用，是不能行使记者权利的。我曾任过记者职务，现已退休，就不能再以记者身份采写了。而作家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都可以叫做作家，人们习惯将省级作协以上的作协会员视为作家，那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产。其实，作家只是一种名誉。除了作协任用的个别专业作家外，其余作家的写作均是自主行为，不需组织任职和安排写作任务，故可视作家为终身的。”面试结束，该报当即聘用我，并立即为我开辟了一个《边读边议》专栏，任务是每个工作日发稿一篇。
　　 从广义上说，记者和作家均为从事写作的人员，但细分就不一样：记者是写作，最多可称为写手；作家是从事创作，故尔称为作家。
　　 记者只能对采访对象的具体事物如实记叙，不能任意发挥，更不能夸张杜撰，内容不得脱离事实的框套，写得再好也只能称为写家。作家的创作，重在一个“创”字。所谓“创”，即是所写的内容可以虚构，也可加以想象，可以拼凑人物形象，不受某一单位或某一具体事件、人物的限制。两者虽有区别，但又绝非水火，而是藕不断而丝紧连。然而，没有创作能力的记者成不了作家，有的作家也写不成新闻，也当不了记者。只有既能写作，又善创作之人，才可既任记者，同时也当作家，一身二任焉！
　　 我晋升记者几个月后就被中国作协贵州分会接纳为会员，成为一身二任。但记者是职业，得靠职业领工资吃饭，故写新闻多，文艺创作仅为业余。退休之后，没有记者的权利和任务了，便可潜心于文艺创作，这就进入了习惯性的转型期：从采写新闻到全职创作。因为没有采访任务，坐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素材可写，心中暗自着急！但着急也无用，只好慢慢过渡，顺利转型。
　　 如何实现顺利转型？我将以前存下的那些草稿本重新翻阅，其中一些没有发表过的稿子，经过加工修改，仍有发表价值。因为我写的多是杂文、言论、小品之类的体裁，生命力是长的，不比消息那样“过期作废”。退休前，上班时间紧，行政事务多，所以，有的稿子当时写得匆匆忙忙，缺乏深思熟虑，投出去未被采用。退休之后，有时间重新构思，或深化主题，或另选角度，抑或改变体裁。如将小品题材改写成小说等，再度创作，写出去照样可以发表。再加上我以前的采访记录、会议纪要、日记内容等库存素材，现在用上，这就有米为炊了。这不但不会感到江郎才尽，还觉得素材充分、时间不够用哩！这样，我就很快实现顺利过渡和胜利转型了！
　　

　　感谢那盘便饭
　　 高致贤
　　
　　 外出采访吃招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某年，我受一政法机关之约去采写一个刑满出狱仍处于内控中的人。入狱前他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犯的是一种十分敏感之罪，判的是重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教训使我深知：采写这种本身新闻敏感性就很强的对象，弄得好就顺利，否则就很难采访成功。
　　 我首先侧面了解了采访对象的经历、个性及犯罪事实与改造态度之后，为了采访成功，我便约法三章：陪我前去采访的领导人不要露面，我以当地“关协”人员身份出现，接待单位的领导人和政工人员也不陪同。
　　 到那控管单位交谈后，我把小包及钢笔、采访本等一应随身携带之物放下，两手空空，和平时晚饭后外出散步一样，由一名清洁工带我进去，几道门卫己接内部通知，一路绿灯放行，按规定由最后一道门岗和清洁工一起带我进入采访对象的住处，向他介绍我是当地关协的老人，想看看他。
　　 门岗和清洁工退出后，我也没有急着采访，随便问些生活琐事，但他还是十分警惕，问他几句不答一句，显得十分木讷，有时好像不会说话似的，我才发觉我们的安排出了破绽：关协不也是政府的外围组织？怎么会突然关心起他来了？于是与他讲起外出闯社会之难……慢慢有了一些沟通了，但仍处在几问一答的生硬语境中。
　　 在尴尬与半尴尬中熬到了午饭时间，伙食堂送饭来了，一式两份，我与他各一份，饭菜完全一样，我便认真吃起来，这一吃便打消了他的疑虑：哪有记者与内控刑满人员一起吃饭的？我看出他的神情变化，也不急于问他什么，只顾认真吃饭，他几次启齿想谈点什么，我欲擒故纵，反而说趁饭菜热乎，快吃罢。这更使他放心了，他便主动向我倾诉起来，好话坏话任他说，有许多本是我不需要的内容，但取舍权在我。我反而佯装出不关心的样了，任他信马由僵，不时催他快吃饭，我越似“不想听”，他越是想讲，我暗中放慢吃饭速度，内心认真听讲，他已完全放松警惕，不再设防之后。我便故作随意插问，掏出我需要的东西。
　　 我越“不想听”，他越想讲；后来，我插问关键问题，他也如实回答，而且发出相见恨晚之叹，这顿饭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事后的单位招待饭局中，领导向我道歉说：午饭是工作人员失误，只给我送盘便饭。我说：没有那盘饭我采访不成功，我很感谢那盘便饭！

　　关于闪小说的通信
　　高致贤
　　
　　XX文友：你好！
　　 来信问及关于闪小说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尚在学写之中，还未进入研究，只能谈点个人肤浅感受并介绍一些相关资料供你参考。
　　 近年来，闪小说这一体裁在国内登堂入室，很快吸引了众多读者目光，掀起了阵阵写读热潮，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她为什么会很快引出一种读写新潮？朴素、马长山、樊发稼等倡导者及评论家发表了很好的论述。综合他们观点和相关信息告之如下：
　　 一、关于汉语闪小说名称。闪小说之汉语名，缘起于：2007年1月，天涯社区发起的“超短小说征文”。征文中的论坛讨论，提出的体裁名称多达24种，经过众多作者、专家审慎甄选，最后决定采用“闪小说”这个名称。
　　 “闪小说”之名，来自英文“flash fiction”。最早将“flash fiction”译成汉语“闪小说”的是云弓。Flash fiction源远流长，在西方，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写作者包括契诃夫、欧•亨利、卡夫卡等伟大作家。近年来，西方国家已经出版了多部闪小说作品集和评论集。
　　 二、闪小说应运而生。朴素先生在《闪烁其词系列闪小说丛书》总序中说：当下社会，繁华浮躁。长篇大论，喋喋不休，让人厌倦。反倒是那些精短的文字，如天女散花，满园春色，建筑起一座晶莹剔透的微型城堡。闪小说横空出世，夺人眼目。
　　 马长山先生在《当代中国闪小说精品文库》总序中介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清晨，睁开双眼，各类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也发生了巨变：由于长篇累牍的文字乏人问津，于是精短文学大行其道。以小说而论，500个汉字左右一篇的闪小说近年来异军突起，它们不仅风靡全国，而且走出国门，影响到东南亚乃至全球汉语文坛。
　　 三、关于闪小说之写作特点及创作势头。写闪小说不能说教，必须在精炼的文字里抖包袱，如匕首一般，具有杀伤力。长篇可以铺垫，慢慢酝酿。但闪小说必须一箭穿心。在方寸之间，呈现艺术的魅力。她以短取胜，仿佛唐诗里的五言绝句。它以500字左右的篇幅，挑战小说写作的极限。如果说小小说是诗，闪小说就是诗中的绝句。
　　 有评论家如是说：“闪小说之妙，妙于巧思，妙于结尾的出其不意、出人意表，让人有‘原来如此’‘真没想到’的兴叹。”有读者如是称誉：“闪小说，指尖之舞，浓缩的是精华！”“闪小说是灵感的火花，是心灵的闪电。”“闪小说好比盆景与微雕。”“闪小说是印章艺术。”“闪小说是在小说中舞蹈的诗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更有报刊如是惊呼：“当下流行闪小说！”
　　 我与闪小说之渊源。本人无能创作宏篇巨著，不时做点“豆腐干”佐以“麻辣烫”发表。1984年发表于《高原》第2期，后于当年第10期《山花》转载的《伯欢使牛》便是闪小说。只是当时尚无闪小说之名，故尔标的是小小说。自天涯社区“短文故乡”版上出现了闪小说之文体后，我便以闪小说之体裁发表。其中有的分别入选常规（非自费）出版的《中国迷你文学1000篇》、《闪烁其词系列闪小说丛书》、《打开的天空——当代中国闪小说百家卷》等闪小说集。今年初《当代中国闪小说精品文库》向全国征集书稿两辑计20本，现已由北京一家出版社慎审通过。我与湖南高宗金合作的《人生万象》卷忝列其中。
　　 五、总观闪小说的前景，我以为正如批评家樊发稼预言：“闪小说这一小说‘新样式’创作的兴起，必将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载入史册”。有评论家指出，时下的闪小说虽未全是精品，但它们的潜力已经释放出来，假以时日，必定会有一番作为。
　　 草草初复，顺颂撰安！
　　 高致贤敬复！
　　 2011年4月10日晨于深圳伶仃洋畔
　　
　　

　　
　　
　　哪种传媒势最优？
　　高致贤
　　 而今的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成为信息交流的三大类媒体，如何评价此三类传媒之长短？这得从发表、使用和保存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发表上看。图书报刊受时间、空间和程序的限制，发表很慢也很难；广播电视也受时空和程序限制，发表也难。前述这两媒的一条信息从选材、采访、制作就有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它们均为官办，那个层层审批的过程注定它的信息发表快不了！而又因为它们都是垄断的，媒体单位由官家豢养着一大批编辑记者，普通大众极少、甚而没有发表权。这就注定它们的信息面狭窄而运行速度缓慢。而互联网络呢，大众有发表权，从选材、采写到发表由作者一气呵成，不需层层审批。一条快讯可在几分钟内完成。发表上前两类传媒无法望其项背。
　　 其二，从使用来看。前两类使用周期短。除特殊的专门保存单位外，报纸一周、刊物一月、图书一年已成旧货，普通人很难使用。再说，即使是设保存单位，也不可能将国内外的信息囊括其中，更谈不上大众使用了！电台电视信息呢，转瞬即逝，没有预知权和特殊手段的人民大众使用不了。而网络呢，不需大众保存，需要使用什么信息，网络多可提供；只需点击搜索即可获取！
　　 其三，从收集保存上看。什么单位也不可能将国内外的图书报刊收集保存全，大众更不敢想象去保存一省之图书报刊，更不要说全国乃至全球的了！电台电视的信息，没有特殊手段的普通大众连收集都收集不了，遑论什么保存？而网络呢，无需收集保存，需要什么，上网搜搜索即可。
　　 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流通方便受众而言，我们可以说： 書不如報紙 , 報紙不如電視 , 電視不如網络。
　　 然而，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图书报刊发表最好，电台电视播出次之，网络发表更次，甚而认为网络发表“不算发表”。真是这样吗？从使用交流上看，我们应该把这顺序颠倒过来。
　　

　　
　　还应加个《外地人眼里的大方》栏目
　　高致贤
　　 前天在深圳国际机场为张翰时县长饯行时，听他介绍大方人文环境之后，我向他建议：大方报等家乡媒体除了开辟“大方人在外地”专栏之外，还应开一个“外地人在大方”专栏，以介绍前来大方工作、生活以及发者的先进事迹、经验教训等信息，克服封闭，敞开心胸，加强对外交流。张县长当即表示同意采纳这一建议，县报社、电视台的同志也认为这很好！
　　 事后我想，这还不够，还应加个“外地人眼里的大方”栏目才更完美些。为什么呢？外地人在大方的一个“在”字，就似乎指那些在大方生活、学习、工作、开发时间性相对长些的暂住者，还不能包括那些临时到大方旅游观光、参观考察、探亲访友的暂短外来人。而这些人员中，新闻传媒、文学艺术之类的爱好者、信息直接传播者居多，他们有较强的信息敏感性，表扬批评之针对性强，后续宣传之影响性大，听听他们的意见，对当地开发建设大有裨益。但他们的意见当地人又往往不太能听到。
　　 如果我们的媒体给他们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便可能从中获得一些适用性的实用建议，以利家乡发展。请这些无偿为大方上课的老师，何乐不为？
　　 游子之心，井蛙之见，只言片语，谨供参考！
　　 2011.5.16.于深圳

　　真实未必是新闻
　　 高致贤
　　 新闻应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未必是新闻。如国人吃饭用筷子是真实的，但这已不是新闻了。
　　 如何看待真实？早在1931年，高尔基在《同进入文学界的突击队员谈话》中就指出，生活里存在两种真实，一种是“正在消亡的真实”，一种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而今的某些腐败现象尽管客观存在，而且猖獗，但也如当年供销社凭票卖烟酒一样的行业垄断，属于正在消亡中。而廉洁自律，艰苦奋斗，有如今天的私营企业一样，看是不强，但它却是正在建设中的。写新闻应该正确对待两种真实。揭露“正在消亡的真实”，绝不能幸灾乐祸地去展览它，而是要向它斗争，加速它的消亡，让“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去占领社会生活领域。报道“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也要为鼓励人民去向“正在消亡的真实”作斗争，加速它们的消亡，让人们充满信心地去建设“我们正在建设的真实”。
　　 联系现实生活来说，某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或几个成员，乃至第一把手腐败，尽管是事实，也不能代表这个委员会，更不能代表一个党或一种国家体制。报道此类问题时，遣词造句要注意分寸，不要以偏概全；报道成绩也应如此。如不注意掌握个体和总体、本质和非本质的界限，发展与停滞的状态，报道中造成本末倒置，产生副作用，影响读者的斗争勇气，新闻就会失去鞭策、激励、推动的作用。
　　 真实未必是新闻，因而有的“真实”不宜报道，有的不宜公开报道，有的边做边报，有的做后再报，有的甚至做了也不报。该如何报道？要作具体分析。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有利于鼓舞人民建设祖国的士气。绝非有闻必录，见事就报。鄙人以为：遵守新闻纪律，从大局出发，表现事物本质，这便是我们报道事实应取的态度。
　　

　　谁先报道的焦裕禄？
　　高致贤
　　 这里绝非为谁争功，旨在强调必须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或为一线工作者说句话。
　　 而今，焦裕禄已成为祖国各地人人称颂的英雄人物，多数人也知道焦裕禄的出名与新华社的穆青、冯健、周原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人物通讯密切相关。然而，倘若没有焦裕禄身边工作的通讯干事刘俊生写的第一篇报道，和他以后的三番五次、持续不断地陪同采访和提供资料，恐怕焦裕禄这个榜样也难以如此大放光芒！
　　 《作家文摘》第182期摘介：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根据焦裕禄的意见写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通讯发表后，又一连写下不少关于兰考的报道。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他认为没有一篇写焦书记的文章，内心万分难过。适逢河南省报“党的生活”栏编辑郭照林约稿，他便写了《一位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二三事》的人物通讯。郭阅后认为“选材典型，感人”，若删成小稿发表太可惜了，让小刘加工、充实后推荐到一版发表。谁知总编室的一位副总编以“表扬一位县委书记必须慎重”为由，将稿子压了下来。后，刘又接待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共同写成：焦裕禄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的人物消息发表于《人民日报》，才引起河南省报社的重视，要刘俊生到报社详谈情况，次日便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并配了言论。可刘俊生原来写的那篇通讯仍石沉大海。河南省号召学习焦裕禄一段时间后，刘又和《河南日报》记者写了篇《焦裕禄啊，我们怀念你》的总结性报道便告一段落。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又找刘采访，他仍不厌其详地提供材料、陪同采访，直到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之后，他那第一篇写焦裕禄的通讯仍然被“慎重”地压着，抑或早已丢入废纸篓了！
　　 本文不厌其烦地摘引这些史料，是本人也当过县委通讯干事，深感资料真实，感同身受，引起共鸣。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编辑，尤其是握着发稿重权的编辑，应该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不要总是认为人微言轻，随便“枪毙”其稿。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含义，编辑们应该是知道的吧，但实际工作中就不太相信“鸭”们了。这其中，当然也难免有个别不下水便主观报冷暖之“鸭”，但应信绝大多数，尤其是老通讯“鸭”是亲自下水才报冷暖的。改革开放之初，各种名目的公司如文革初期成立战斗队那样谁想成立就成立。于是，有人乘机利用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我从公安机关破获的诈骗案中，发现一些没有固定地址，背着个皮包到处跑者打着XX公司的幌子骗人，便写了篇《公司要名副其实》的述评送到省报，文中提出 “全公司固定资产就是一个皮包和一颗公章”的描述，指出不要上这种“皮包公司”的当。责编改定后让我誊正上交，文中并未反对办公司，强调要提防假公司。可编辑部主任一句“公司是政府提倡办的嘛”就把稿子毙了！以后很久才报道有假公司，后来报上才出现“皮包公司”一词。某些人不重视实际产物，只听上级指示。领导放个屁，小官跑脱气；下级说真理，根本不理你。报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先由一位讲师提出，写成论文。最后由上级权威改定，才以“X报评论员”之名义发表。
　　 由此我联想起地方单位审稿问题。我一次深入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住了8天，挨门逐户日夜采访，记下2万多字的材料，写成2000来字的人物通讯，送请区委书记审稿，他签了个“基本属实。”我问他哪点不实？他指不出，是签成了习惯。另一次花十多天采访，写成7000多字的报告文学，审稿单位随便翻翻，签个“已阅”。许多审稿者根本不了解情况，但又非显示权力不可，可他们又怕负责任，故玩外交辞令、耍江湖手腕。有成绩功归于己，有问题推给别人。基层单位审稿如此，编辑审稿又如何？有的编揖长期坐办公室，不了解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难免产生“编僚主义”，有意无意间压制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
　　 上述这些问题均系以前传媒发表所存在，现在的网络发表者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书之作为历史记录吧！

　　媒体语言要规范化
　　
　　 高致贤
　　 新闻要求新，包括语言要出新，都无可非议，但出新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可是，有的媒体为了“创新”，就不依语法办事，如某报头版上的总题目《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就令人费解。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为什么令人费解？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非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过程，且这过程是相对稳定和漫长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不合语法的语言文字。如“大把阳光”，“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翻译成外国语言也有诸多不便。
　　 这些语言，多数深圳人听得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使用也未尝不可，但频频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会对使用语言上产生误导。深圳的传媒不只是为深圳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和其它正规媒体一样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上述“新方言”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在正规媒体上，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媒体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新闻能代替法规吗？
　　
　　高致贤
　　 深圳商报报6月23日都市新闻头版头条以《曝光一台，停运一台》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市交通局长的表态。
　　 消息称该报对公交车违章的报道引起重视，21台违章公交车被停运。文中多次强调市交通局长表示希望该报继续监督，以后该报“曝光一台违章公交车，我们就停运一台，决不手软。”作为行政执法单位接受媒体监督，支持媒体工作，与媒体配合默契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享有立法权的市的交通局长如此表示，就难免以新闻代替法规之嫌了！记者可以也应该报道一些社会新闻，但记者既非侦探，又非执法人员；消息既非侦察报告，更非定案结论。各车辆违章程度和主客观因素不可能完全一样，报道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以“曝光”一票决定公交车停运，而且又是以某报的曝光作为停运的唯一依据。我以为，作为法人代表的市交通局长这种表态，不算荒唐也是武断！抑或不懂交通法规！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安全事故案多是通过媒体曝光后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得到处理的，媒体在维护社会安定中起了一定的揭露、监督作用，功不可没。但新闻只是“引子”，既不是依据，更不是准绳。以一家报子的曝光决定公交车停运，这报社不就成了该交通局的侦察机构？消息不就等于定案材料？报子的任务很多，不可能把交通违规全管起来。以曝光为停运依据，那些违章而又未被曝光的公交车、私交车不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那还要交通局干啥？新闻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法规，更不能大于法规，强调过分了就是一种误导。
　　

　　报道重视写人，凸现人文精神
　　——读报有感
　　 高致贤
　　 很少读到《这个公交司机好样的》（见10月31日深圳商报A3版）这样的人物通讯了！一位开车10多年，擒贼30多次，人称“捉贼专业户”的罗师傅（报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在今天是难得的啊！见义勇为的传统思想，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为社会治安做出了伟大奉献，受到人民的尊敬。
　　 然而，近些年来，这种人物通讯却被那种抢救落水者要先讨价，歹徒在公交车上强奸无人管，英雄在闹市中心与歹徒搏斗被杀害，居然让歹徒大摇大摆地走掉等等恶讯淹没，人们只好哀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了！故尔，读到罗师傅英雄事迹的报道后，我不禁眼前一亮，连声称赞“好人啊，好新闻！”李素丽在公交车上正面服务得好值得称道，罗师傅在正面服务中注重打击邪恶更为可贵。罗师傅10年擒贼30多次。这10多年正是人们哀叹“世风日下，见义不为”的时期，以前的媒体少有这方面的报道是一种遗憾。罗师傅这样的英模为何被埋没十多年？是不是被见物不见人的事件新闻冲淡了？
　　 可喜的是，我们又可随时在某些报刊上读到如“罗师傅抓贼”、“郭谨瑜孝母”和“我们心中的英雄——保安队长张德民”等一篇篇赞扬英雄的通讯。这些通讯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鞭策，给人以希望，加强了报纸对读者的鞭策、鼓舞、激励作用。一家以商业报道为主的报纸，克服了见物不见人的弱点，发表了事在人为的通讯，正是报人的人文思想体现，希望这种报道思想得以发扬光大，为造就一种“好人香、坏人臭”的社会氛围作出更大的贡献。
　　
　　

　　把握不准的事不要写
　　 高致贤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写得准确、具体；写没有把握的生活易犯常识性错误。以《鸟趣》（见深圳商报5月9日B4版）来说，总的看来，还是一篇很有生活情趣的文章，只因有两个地方失真，就似佳肴中露了粒耗子屎，美女腮边长癣疤，读来令人难受。这就是文中打麻雀全民运动的年代错了，麻雀累、饿而死的细节不真。
　　 我是1958年7月专业学校毕业的，对该文中所写的那段生活记忆非常深刻：打麻雀运动不是起于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春天，中央号召消灭“四害”，便有打麻雀的“全民运动”，其实只统一打了一天，大造声势而已。那时我还是学生，打麻雀的全民运动是1958年春天。
　　 文中提到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是1959年下半年开始，1960年最困难，1961年春，党中央下发12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文件，人民公社开展以反对“五风一化”和“一平二调”为主的整风整社运动，基层干部有的被捕、有的集中检查交待问题、其余的向群众赔礼道歉、退赔物资去了，哪还有什么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事实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土法炼钢、大干深翻土地等形势主义之后，就已经转为整人了，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发起了一场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之说不符合实际。像该文中的这种失真情况，绝非仅有，某报就把“四人帮”的头子王洪文错写为“王宏民”等等，报刊上随时可见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不作纠正，就是对历史和后人的失职。
　　 至于“在人群多过麻雀的对抗中，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之述，更是不具常识：谁对抗？麻雀能与人对抗吗？全国就统一打那么一次，不过两三小时，即使是一天不吃不喝不停地打，也不会把麻雀打得纷纷落地。即使落地也不会累、饿而死呀！小小麻雀，即使飞累了，躲进树叶间、草丛里、瓦沟中，随便藏身个小地方，你都难找到它，一天也饿不死它们，这是常识。不过，那打得“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的语言，倒很有“大跃进”时期虚报浮夸的特色，而今，用来讽刺那时候的吹牛可以，正面入文，至少说明作者是没有用心观察和认真思考，随便写上去的。
　　 其实，该文大可不必写那段历史，与其加上它弄得失真？不如舍掉，反而更紧凑些。
　　
　　

　　文化靠诚实闪光
　　——读田泳对深圳作家杨黎光的专访有感
　　 高致贤
　　 文化本来就有光，但她的光曾被假大空话一度淹没。读着田泳《让文化露出本来的智慧之光》，眼前倏尔一亮：真诚战胜了虚假；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群和评论界的双双好评。一改那种专家评为佳作，读者却不买帐的畸象。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能打动读者和评家的，要数作者的真诚与投入。正如黎光所说的：“我本人就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我把自己当时怎么采访、怎么想都告诉你。这就非常真实。没有到现场采访的作家是不敢这样写的。我还把大量的思想放进去。”这便是他对自己作品先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而后又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的看法。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为了真实，作者必须拿到第一手资料。但第一手资料也不是作家可以随便完全拿到的。有些第一手资料作家就是拿不到。拿不到怎么办？不用了吗？不用就说不明问题。第二、三手资料也是需要的。但就得加以分析论证才能进入作品。杨黎光对第一手以外的资料采用就十分严肃，一不打马虎眼，二不“合理想象”，而是分析研究，择实采用，而且还要在作品中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这不是（我）第一手拿到的资料。哪些是我的分析，我为什么这样分析？我把它全部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评判。”多么坦诚的人啊！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这样的作者谁不信任？爱屋及乌，先爱人而爱其作品。亦有先爱作品而引以爱作者的。之所以先爱书，也是从书中感到作者的真心实意与热情。实质上也是先受作者的影响——先爱作者的。
　　 专访交谈中，处处透露出杨黎光的为人。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普通人。不装腔作势，不摆架子，不居高临下。这便是他能赢得读者欢迎的原因。他说道，他就是用跟大家谈心，讲故事的方法来写作。作家心中有读者，读者心中当然有作家了！黎光用很普通的语言，讲出很深刻的道理：尊重读者，以诚相叙。真心投入，才会赢得读者拥护。谁如果装腔作势，把读者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孔明。必然会遭到读者反感。既已遭到反感，谁还有耐心去读你写的书？这些道理使我深受启迪。以往我写东西，常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局外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教。仿佛我是作家，你是读者。站在读者之外发号司令，好象读者都得听。结果说些大话空话原则话。谁愿听那种空洞无物，枯燥乏味的说教？因而，稿件被采用率很低。田泳的“专访”对我的震动很大。令我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前述仅是我所受启发的点滴。深圳市获奖作者和作品都很多，希望以后能更多地读到这样的专访！
　　

　　新闻杂谈——给毕节日报通讯
　　
　　报刊新闻登载称谓不要庸俗化
　　
　　 高致贤
　　 “ 这‘星爷’是谁家小子？”、“那‘霑叔’是哪来的毛孩？”这是两位90多岁的读者读报后的发问。问话中提出一个问题：当前，沿海一些报刊登载的称谓太“个人化”了，读者难以接受，这就是有人将那些“爷呀、叔呀、哥呀、妹呀”带有辈份的称呼写入新闻。
　　 媒体是面对公众的，从幼儿园的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可当受众，记者应是代表受众说话的，所以，出现在报道中的称谓应是泛指的，如老人、小孩、员工、老板、演员、局长等等，大家都可以这样称呼。那么，带有辈份的“爷爷”、“父亲”、“X叔”、“外婆”之类的尊称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媒体？回答是肯定的。不但能，而且还常用。如少儿报刊中泛称解放军叔叔，红军爷爷等。父亲、伯父、姑父之类的特称也可用，但那应该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书信、回忆、悼念性的文章内的实指，如果是第三人称转述，那必须在这些称呼前加上“XX的”之类限制词语，不使文词产生歧义，说明不是让受众称呼的，读者不至于产生误解。
　　 公众行为应按公众称呼，否则就会闹出笑话。如老父写给儿子的信封上写着“XX吾儿收”，丈夫给妻子的信也写上“XX爱妻收”之类的称呼都不错，可邮递员照信封高呼收信人，就会闹出笑话。因而，代表公众的媒体使用的称呼应公众化，不要将记者或通讯员的个人称呼带入大众媒体。
　　
　　

　　建议开个“外地人说深圳”专栏
　　
　　高致贤
　　为报社出招
　　 从“深圳人说深圳事”的“窝里说”，到“深圳事大家说”，显然开放程度有了一定提高，但仍“只说事而不说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商报还需再提高开放度，让深圳人更广泛地听取“市”外人的声音。如何操作？我建议贵报在“深圳事大家说”的基础上，再辟一个既说事，也说人的“外地人说深圳”的专栏。
　　 外地对深圳的传言很多，虽然也有赞扬的，但因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习惯，加之人们不了解深圳的实情，故传言中总是批评多。而许多批评又带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但并非恶意攻击。可那些认为“深圳搞糟了”的人们，一旦来到深圳，事实就会澄清他们的糊涂观念，纠正他们的错误看法。而这些人的评价，又最能为他们本地人和外地相同认识者接受，后续宣传的效果很好。
　　 那么，每天都有那么多媒体正面宣传，难道还不如这个专栏？当然不是，只是不少人有种心理：不大相信当局者的自述，却很相信旁观者的评说。再说，深圳人对深圳的发展变化看多了，缺乏横向比较，便产生熟视无睹的“麻木感”，漏掉一些好新闻。外地来人呢？与深圳有所比较，产生新鲜感，说出深圳人没有说的看法。笔者所知，早在3年前，就有外来人对深圳的违章建筑、占道经营和网络管理等问题提出过批评建议，但因没有园地发表，常常流于口头，投稿出去亦如石沉大海，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丢掉一笔资讯，实在可惜。
　　 虽然外地人对深圳人和事的看法有好有坏，但发表出来供各级决策者参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很有价值，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