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行字，内存3问题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1月9日《深圳商报》Ｃ２版刊载的《丁力简介》，文中第１９行—２１行内就有３个问题。
1、使用数字不规范。新闻出版部门有规定：报刊使用数目字，除那种“五月端午”，“三四个字”之类句式中的数目字用中文字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字。故（丁力在）“《耐火材料》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八次获奖”中的“五十余篇，八次获奖”，应改用“50余篇，8次获奖”才规范。
2、表达不准确。如（丁力）“2001年12月发表处女作”句给人的印象是2001年12月丁力才发表第一个作品，可紧接这个句子的前面，就有他“1981年在《有色金属》发表第一篇论文”和“1990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专著-----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的记述。故该文中所写丁力的“处女作”发表时间有误。《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对“处女作”的解释是：“作者的第一个作品”。“作品”前没有体裁限定，丁力早已发表（出版）的那些学术论著就是他的作品。可见丁力发表处女作的时间至迟是在1981年，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简介”作者想表达的是2001年12月丁力发表小说处女作，或长篇小说处女作。如果说是文学处女作的 话还不知他在之前发表过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没有。该“简介”未在“处女作”前加词限定，故不准确，也可说是错误。
3、词语搭配欠通畅。“2002年9月开始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句很勉强不通畅，习惯称为从事 某种工作或事业，若改为“从事”搭配的是“创作”，即“从事创作”。 从事什么创作呢？从事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有专业和业余两种，丁力从事的是专业文学创作，故在“文学”前加“专业”限定就更明确了。我以为前引之句若改为“2001年12月发表小说（或文学）处女作，2002年9月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就更为准确和通畅了。
“干支”纪年无序号，莫将帝年配“庚子”
挑眉指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4月11日A9版上《三洲田黄豆窝发现庚子首义义冢》的消息可收入近代革命史册，可惜配发的《三洲田庚子首义虽败犹荣 四十余反清烈士慷慨悲歌》的“白璧”有“微瑕”。那就是第2段第1、2行“1900年10月6日（清光绪庚子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句，括号中的叙述欠准确，即不能把“二十六年”与“庚子”匹配。
“庚子”为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是不设序号的，六十年一个周期循环往复，甲子年就是甲子年，乙丑年就是乙丑年，没有甲子xx年的序号。引句中的“二十六年”属于清光绪皇帝使用的年号，不是“庚子”的序号，故应写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八月十三日”。“庚子”表明当年是十二生肖中们鼠年，民间说的属鼠。这个欠准确本来瑕不掩瑜，但因这篇报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哪怕只是白璧微瑕，也觉碍眼，故应纠正。
孩子的爸爸在想谁？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10月14日C2版载《“我希望他尽到做父亲的义务”》的消息中，第3个小标题“我的期望是他承认并尽到做父亲的义务”下，阿文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的第3、4行中：“我和孩子说了，他爸爸在美国，他爸爸很想你，很爱你。”的句子换了人称，造成逻辑混乱，将对记者说的话突然变成向孩子说，读来觉得“他爸爸”想的是记者，爱的也是记者，而不是他的孩子，有些好笑，但又笑不出来。这是编稿时忽略了句子的逻辑性，未注意人称转换而造成了笑话。这个句子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我对孩子说，你爸爸在美国，他很想你，很爱你。”或“我对孩子说了，他爸爸在美国。他爸爸很想他，很爱他”。这就不会产生歧意了。
新闻语言务必做到准确、简明，当然还应尽力做到生动。但准确是第一位的，张是张，李是李，一目了然，以适应快节奏生活的读者需要；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张冠李戴，造成逻辑混乱，使读者费心猜测。
何来的 “巫秀荣”？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7月3日A9版上《泰国总理他信梅州认祖归宗》大标题下的一组报道中，《母亲房中5分钟》一文，有几处写到“丘荣秀老人就是他（信）的舅母”。同文第4段第10、11行中写道“初次见面，他（信）给表舅母巫秀荣一个红包作为见面礼”。说明巫秀荣是他信的表舅母，丘荣秀是他信的舅母。两人姓名身份都不同，显然巫秀荣是另外一个人。但这样一位能获泰国总理赠红包的重要人物，除上述引句之外，整版报道中都再没有提到了，这不合情理。而在本组另一篇《一张珍藏20年的照片让他们相认》的详细介绍中，又多处写到丘荣秀，且在该文第3段第2、3行中又写明“丘荣秀（他信的表舅母）”。这就可以肯定本文前述的“巫秀荣”实为丘荣秀之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寻根报道中的姓名、身份错误，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尤其是涉及台湾地区和国外的重大新闻，错了麻烦就更多。比如今后会不会冒出个巫秀荣来认他信为外甥？可又无独有偶，贵报在今年5月5日报道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回湖南看望亲人的同一条消息中，又将宋的表姐刘曼君的年龄写得相差10余岁，会不会又冒出个古稀老人刘曼君来认宋楚瑜为表弟？这一错，还会使人怀疑该报道其它内容的真实性！
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啊！须知，这种百年难逢的重要新闻，是当事人珍贵的文字史料，人家会将这张报纸作为家族、家庭的历史文物永久保存。弄错了会害得后人猜疑，甚至打官司。我搞过历史文物考证，一些历史公案中，常因一字之误而引起祸端的例子不少！此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希望贵报现在纠正、今后注意。
情深深，意浓浓
——喜读深圳商报的“情感画廊”
高致贤
深圳商报的“情感画廊”越办越好了。文章以情感人，衷肠越诉越真，爱恋越谈越浓。
谈情说爱，是“情感画廊”的特定任务，在情绪浮躁，感情不专的当今，记者能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并发掘出很多鲜活的感人故事，编排出生动的版面，读来感人肺腑。《走遍深圳万家店也要找到你》（10月14日），记述了卫民追求小静姑娘的故事。卫民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且那情感的健康，与那些“爱你没商量”或“爱得死去活来”的轻浮者有着天渊之别。10月8日那篇《当年的我为何那么幼稚》的忏悔，读来催人泪下，洁儿无意伤害男友，是想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示更深的爱，谁料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带来意外的恶果，这本不该她负全责，但她却深深地自责了15年，这该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上述两例，仅是“情感画廊”内许许多多生动故事中的一毛。但这些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如果有心的文艺家们能以此为素材，加以充实提高描写出来，搬上舞台荧屏，也不会比嫦娥后羿、牛郎织女、梁祝等等爱情故事逊色。诚然，我们并不主张爱情专一到“活守寡”的地步，但能用饱含热情的文笔，以一篇篇生动的抒情诗似的记实散文，将现实生活中这一代年轻人悲欢离合的感情纠葛描述得那么淋漓尽致、生动感人，这不能不说是该专栏的一大特色。
该专版除每期必有的一篇重头散文外，“公开的情书”情深意笃。“片语传情”话短情长。插图与文字有机结合，不但图文并茂，而且融为一体，整个版面也显得更加生动，读来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
为读者需要而奔走
——从记者“卖车”想到的
读者高致贤
读报有感
读着记者“卖”车的“内部消息”（见本报11月8日C8版），我佩服记者以一周的辛劳，采写一篇稿件的“卧底”精神，更佩服他们的高度责任感和高度新闻敏感性。读者只向该报询问二手车市场的相关信息，并没有提供新闻事件，但记者们却从那些琐碎的信息中悟出大新闻的苗头，随即沉入“海底”，捞到了鲜活的“大鱼”，披露了二手车市物的内幕，扩展了为读者服务的范围，丰富了为读者服务的内容。这便是新闻敏感性的作用。
高度的敏感性，来自高度的责任感。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就不会在接受咨询时去认真思考咨询以外的有关问题，也就发现不了这样隐性的新闻线索；责任感不强，发现了苗头也逮不住“大鱼”。事实告诉我们：从发现“水泡”到抓起“大鱼”之间，不但有段涉水历程，行程中还有许多关隘和险阻。所以，还须勇于承担风险，善于克服困难的敬业精。别看一篇“小报道”，它能反映出记者的综合素质。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不只是依据这条“内部消息”，而是有着充分依据的：一个普通家长病逝，他们从中发现了优秀学生郭梦瑜；从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儿身上开始，直挖到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从一个读者来电，深入林区腹地，迎着风险采写，促成盗伐和乱砍滥伐林木大案的侦破、处理；打工者寄钱难，工交车乱收费，小学生出走，远于贵州山区的农家生活等等，无不在他们的涉猎之中。“群众生活无小事”的思想，在商报的消息、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几句古诗：“署中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抄之以赠深圳商报记者。
为这种跟踪采访叫好
———读报有感
我读着深圳商报自5月31日以来，关于郭梦瑜的一期接一期新闻报道，一次次被郭梦瑜小朋友的为人、求学精神感动不已。与此同时，我也佩服黄青山、邓小群等记者跟踪采访、连续报道的敬业精神与探索作风。
从读报中发现，邓小群首先抓住了郭梦瑜这个报道对象。消息见报后，马上引起强烈反响。报社又抓住这个苗头，立即开辟“争当文明深圳人 争创全国文明城”的专栏，展开多方位的连续报道，并配发了言论，表现出深圳商报对重要新闻题材的强力报道和记者坚忍不拔的深入采访作风。不难设想，如果报社不关注重要题材的处理，作为一般消息发过就不再跟踪，那郭梦瑜的感人事迹就不会被社会广泛关注，也就收不到这样好的宣传效果。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传递的神速，新闻见报的时间也比以往大大提前了！可重大新闻题材的连续报道也相对少了。为什么呢？我以为是某些报人的浮躁所致：有的记者采访重要活动或大型会议，不是坐下来、钻进去捕捉新闻线索，从而顺藤摸瓜、深挖细找，捕捞大“活鱼”，只是听某主持人泛泛而谈，甚至连泛泛而谈都不听，拿起一份现成的二手材料就走，很快编发一条短消息完事。这种浅尝辄止的作风是写不出重大新闻来的。
须知，大鱼潜在深水底，露天金矿早被他人采完了，要捕大鱼需潜水，要挖“金娃儿”还得钻入地底层。深圳商报之所以在读者中的声望日高，就因报人的刻苦钻研敬业精神和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以及不畏邪恶的披露胆识。这从郭梦瑜的感人事迹，塘朗山的滥伐林木和东门大世界黑保安的恶行等正反两方面的连续报道中有了充分体现。我为深圳商报的这种办报作风叫好！
闲谈报料
致“读者大会版”编辑
编辑同志：
读过《有多少“新闻”是白跑》（见本报11月15日C8版），深感热线记者的负责与艰辛，钦佩之余，觉得“报料工作”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故在此提个“奖惩分明，预防慌报”的建议：。
首先肯定，绝大多数报料人都是关心贵报的，是在为办好贵报尽力。贵报给他们以100元至300元，乃至万元的重奖，对及时获得重大新闻线索很有作用。但因奖励多，若不辅以适当处罚，惟恐出现谎报，让记者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白跑上，使一些该采写的重大新闻未得采写，白白丢掉了好新闻，实在可惜。
造成记者白跑的原因较多。一是误报。如将烧垃圾报为山火的。但因隔着防护林看不清就报了，心急如焚报动态，误报情有可原；二是不准确。如报北环大道上有盗窃团伙的，就可能是将偶尔出现说成“每天晚上”；三是滥报。如校园门口小店卖刀的。也可能确有其事，但经报料人或其他人发现后指出其危害性，店主己经改了，还作料报。四是虚报。就如北环大道盗油团伙的 “料”，也可能报料人并未亲自看到，就将道听途说的“马路消息”作为“事实”报了。一般说来，上述四种报料者都是好心，前三种情有可原，第四种就不对了。应该通过宣传教育，让他们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个原则，必须坚持“眼见为实”的报料要求，尤其是像盗窃团伙之类的静态新闻。
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外，还可能出现恶作剧。出于好奇心，某些青少年看到有人领了几百元的“报料奖”，不妨编报“新闻”试试？更不能排除个别人的蓄意假报，造成混乱。为什么呢？因“报料”破了不少案件，“得罪”了一些坏人。有的曾向记者写恐吓信。正义当然不怕恐吓，但我们还是要预防他们以报料方式来捉弄记者，制造混乱。如何防制呢？在落实报料人身分的基础上，问清是否眼见的。对报料不实者进行调查，属恶作剧的，批评教育；对故意制造混乱的在报上点名批评，并报有关单位处理。以确保报料工作的正常进行。
为最贴近群众的报道叫好！
高致贤
读深圳商报有感
国庆长假期间，深圳商报的版面大幅度减少，但“三贴近”的报道并没有削弱，因为版面减少，反而显得更突出了。
10月3日A3版在最显著的位置以大字标题刊登的《部分公交车票价大涨》、10月5日A5版上的《假日期间邮政储蓄所门前人山人海外来工汇款咋这么难？》、10月6日A2版《节日购物当心促销陷阱》等报道，代表了群众的心声，提醒消费者注意。
打工者好容易得到3天假期（7天假期普工难得享受），有的乘此假期去探亲访友或办私事，却被某些公交车狠狠宰了一下。这种低工资，高车价的苦味，是有车族体会不到的，公款报销者体会也肤浅，缺乏群众情感、忽视奉献爱心的人是想不到，更不去做的。但却引起了商报记者的高度重视。他们以细致的笔触、深深的情感，写出了多少普工朋友的心声，显示出正义的力量。
平时没有空余时间给家中汇款的普通打工族，匆匆忙忙赶到邮局去汇款，本想趁此假期，给家人报个喜，藉以联络感情。谁料花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花了一天多才办好汇款手续，假期已去了一半，只好扫兴而返。谁会想到外来打工者的这些困难？也是深圳商报记者。他们不惜笔墨，以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掏心窝的话儿，将这个弱势群体遭受的困难公诸于众，引起强烈的反响。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报道写的都是些琐琐碎碎“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具体扎实的“小事”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细微之处见精神，直接代表了群众的呼声，才是“三贴近”的具体表现。
伟人说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新闻是否“三贴近”，光喊口号是瞒不住读者的。上述这类消息刊登出来，读者心里自然明白。我们应为深圳商报的这种务实精神叫好！
一组文物报道，将深圳人文历史上溯千余年
读者评报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从4月11日A9版开始报道《三洲田黄豆窝发现庚子首义义冢》的消息并配发《三洲田庚子首义虽败犹荣 四十余反清烈士慷慨悲歌》的资料以来，紧紧抓住三洲田这片“神奇古地”的历史文物报道，到5月11日A7版发表《三洲田发现东周时期遗址》为止。仅仅1个月时间内的两次“发现”重要历史文物的报道，便使读者的目光从“新安古诚”一下上溯到“东周遗址”。将深圳的人文历史的上限时间推进了一千多年，为深圳现代文化的迅速繁荣找到了“根”，这就令人对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所谓“文化沙漠” 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这组独家报道，堪称独具慧眼。从评价文物的“三个标准”来看，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都很高。其中，东周时期的夔纹陶片和方格纹陶片，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科研价值，还有艺术价值。三大价值俱备，几片文物证明深圳的文化史，勿需再用多少语言描述。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不会去挖掘这种题材，缺乏文化品位者写不出这种报道。这组报道，包括5月12日报道周军考古事绩的那篇人物通讯，还增加了深圳商报的《发现深圳》这个专版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
有“非”不能无“不可”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4月7日C4版上《偷苜蓿的疯女人》一文，第6段第18、19行中的“这孩子说什么也不在村里，非要出来找个工作。说完就仰脸看着我”里的“非要出来找个工作”应为“非要出来找个工作不可”。这种“非……不可”的句式中的“不可”被去掉的句式，几乎成了时下报刊图书的通用句了。如“他站出来挨门挨户说服教育，使十几个家庭放弃了非要生个男孩的旧观念。”（2003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第3版《老村长再“上岗”》）。将“非要生个男孩”作为旧观念，“非要”即“不要”，恰恰与本意相反。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非”与“不可”搭配，形成“非这样或那样不可”这样否定之否定更加肯定的句子，将“不可”去掉，就变成了“不这样”或“不那样”的否定句了。这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可又竟然如此“通用”，我真想不通。冒昧写来，望能求教于大方。
怎让死人拿出借条？
挑眉挑眼
读者 晓 语
7月22日深圳商报A12版上的《想不到借条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新闻，谈的是赵玉芳借了张芬2万元钱，赵向张写有借据。不久，赵玉芳死了，张芬向赵的父亲讨还这2万元债款。可“赵玉芳的父亲不承认女儿借了钱。老人的理由是，赵玉芳拿不出借款凭证”（见“借款人不幸去世借条找不到”这个小标下的第3段）来。读到这里，深感莫名其妙：他的女儿赵玉芳是借债人，且已去世，他怎能以死去的女儿“拿不出借款凭证”来为由拒绝还债？
统观全文，是记者把债权人张芬的名字借写为债务人赵玉芳了。这一错写，不仅是张冠“赵”戴，而且把债权债务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专栏别具特色，建议选编出书
——读者建议
读者 高致贤
专栏，各报皆有。深圳商报的一些专栏别具特色：“读者大会版”上两个小专栏“纠错三人组”和“挑眉挑眼”，所发文字不多，具体实在，最具习文的实用性，三言两语纠正一错字，短短一文纠正一病句，简单明白，给人的帮助不亚于一篇论文。它是从自己报纸上现抓的“活鱼”味觉新鲜，如果将错字加以扼要点评之后，可作学生教师和其他文字使用者的准工具书或参考资料。
“谈话空间”版的“你说我说”，诸多社会新问题探讨，涉及内容广泛。说百姓想说的话，心与心的交流，声与声的联系，读来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唤醒良知，明辨是非。既具现实意义，也有历史价值。读此“谈话”会觉舒心，不失为社会研究和社会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深圳人说深圳事”，所说之事是深圳的，但所说内容的代表性远远超出深圳，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可作深圳指导、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决策参考，也可供深圳之外的相关部门使用。那是广泛的群众意见，是民主决策，体现群策群力的活资料。
“谈股论金”中的“谈论”，也可供股民参考。
好几个专拦（版）所发表的文章，都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适用范围也较广。但因分而散之，难以存用。若能将它们选编成册，便于读者收藏使用，书有卖点，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还可作为贵报奉献社会的一种历史的集中记载，不妨一试。
小报办出大特色
——我看《南山日报》的“教育周刊”
高致贤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类的口号、名言，我们听的不少了。但如何在各自的业务职责范围内去实践它？南山日报令我大开眼界。一张社区小报，能以其总版面1/3的计8个整版的篇幅来集中报道教育，将古今重视教育的思想理论化为有声有色的行动。在这里，启蒙少年和教育专家都在耕耘，昔日认为的“园丁”“小草”，在这块圆地里，同为“小草”“园丁”，互教互学，各显其才，该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图文并茂，栏目繁多，琳琅满目。一位教友见之便爱不释手，马上要买两份带回贵州，我说一份就够了吧？他还要赠教友，我花一元钱送了个大人情。该刊如此获得读者青睐，难怪北师大的博导何克抗教授说：“一个区办出这么漂亮的报纸，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见贵报）。信哉斯言。
该刊多姿多彩，栏目多样。到底有多少栏目，我也未弄清楚，只感觉我想到应有的，有了，我没有想到的也有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贴近小读者，贴近大社会。用什么现成词语来形容这个“周刊”，我都觉得苍白。只好说该刊已成为素质教育的生动课堂。这便是她在同类报纸中的最大特色。且还在不断改进提升中。
晶报点燃我的写作激情
2003年我在晶报、深圳商报、南山日报、老人报、中国老人报、毕节日报、大方报等媒体上发表稿件百余篇，这得感谢晶报的挽救。
我曾任过编辑、记者，干过业余创作，退休后，辗转来到深圳，人地生疏，失去采访条件，但积习使我凭直觉观感觉写些稿子，向深圳报刊投去近百篇，均似泥牛入海，后我听说，深圳编稿现代化了，不采用手抄稿。手抄邮寄的稿子更得不到采用，这恰是我的致命伤，我一无电脑，二无传真，稿子都凭手抄，邮寄。编辑不采用手抄稿，无异于堵死我投稿之路，使我灰心丧气，打算弃笔炒股，另谋情趣。
当我即将停笔之时，发现晶报的用稿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我便试投一稿，因系手抄邮寄的，我并未抱发表的幻想。谁料一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晶报的一张稿酬汇单，我的稿件发表于该报2003年1月14日的第38版上，尽管只是短短几行字，区区稿酬15元，但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是行将就木者的一剂“还魂汤”，唤起我重新写作的激情。看来，深圳报纸不排外，手抄稿也还有见报的机会，我又振着精神，提起笔来，发表一些文章，还被南山日报社聘为兼职专栏作者，开了个“边读边议”专栏，后来有了传真条件，见报稿子也日渐多起来，这都多亏晶报不弃手抄稿，挽救了我这个即将弃笔的老头。我虽年近古稀，仍在坚持写作，渴时一滴如甘露，发表一稿而激发起我重新写作的热情。这恐怕是编辑老师们也始料不及的，但它却真真让我焕发出第二个写作青春。说来似乎会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绝非危言耸听，也非小题大做，事实就是如此。
打 擂 感 言
老高我“擂”外收获大
第二组擂台赛结束，我以三战两负0.5分败北。作为擂手，输赢是很重要的，我不会以“重在参与”来掩饰自己的不足。但我觉得，输，使我获得比赢更大的教益：暴露了自己缺短，学习到对手的优长。更可贵的是我获得“擂”外收获——良师益友们指点迷津。
前脚已跨过古稀门槛的我，自诩处变不惊。谁料接到第一期赛题，一看两小时就要交稿，题材还没有，便慌了手脚。第二期我有了些准备，道理说清了，但语言有些“硬”，仍然小败。一、二期的教训促成我第三期的小胜。这“芝麻开花”就是失败予我的馈赠。
对手的“武器”、读友的批评、编辑的指点，我都剪贴在一起对照学习。使擂台变成解剖我的“手术台”、编辑读友给我的“授渔台”。二位编辑的指点力透纸背，7位读友的评析入木三分，读来令我茅塞顿开。使我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一次无偿的写作教育。愿把我的电话27594115告诉大家，欢迎交流、赐教。
第三（二）第二号擂手 高致贤
给擂手打分
人均占有量究竟说明什么
高致贤
读了“擂台对对碰”第五组第一局两位擂手的发言，觉得水平都较高。一号从地积物种的总量这个常数入手，论之有据，据之扎实，说明“地大物博”的客观存在，并说明造成我国现有资源紧缺且浪费严重的根本原因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放任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有钱人的过于铺张浪费等等，很有针对性，极具说服力，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论点。二号从人均占有量这点切入，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对自己“地大物不博”的论点不力。为什么？人均占有量是个变量，以此为据，不只是“物不博”，连“地也不大”了！与其所持“地大物不博”的观点不尽相符。两厢对照，我给一号评5分，二号4.5分。
为“白领女性塑型班”叫好（发表稿）
培养具有良好气质和文明举止的新一代高素质人才十分必要。如果大学生没有高雅文化与道德素养，而是出口成“脏”、行为无状，即使你才高八斗，也难被人接受。须知，人们衡量人的优劣，首先看的就是其谈吐举止和待人接物。如果连这些基本素质都不过关，一亮相就令人生厌，谁又会注意你的学识呢？ “知书不知礼”会使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在女性求职尚有某些障碍的今天，培养女大学生的“淑女”气质尤为必要。女生们学识与修养齐升，气质共情趣双佳，知书识礼，更具东方女性的才情。这对她们的求职、婚恋均有好处。最起码它体现一种导向，引起人们对女性生活特色的重视，复兴东方淑女之美，即使初办有某些不足，前景也是令人乐观的。
浙大“淑女班”的40余位学员，她们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又有这种要求，假以时日，定会使她们在行为举止方面更符人情、更合礼仪。通过培训，她们知道了哪些修养是自己所短缺的，必会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素质。
宝安38区中南花园4栋A2 503 高致贤
回音壁
一号的道理与现实生活更紧些
高致贤
第四组第一局两个擂手的文章，都能以理服人，且都能自圆其说，难分高下。但认真比较起来，觉得1号擂手的道理与现实生活贴得更紧些；2号以“华罗庚、杨振宁、丁肇中等无不心系祖国、无私奉献社会”类比来说明而今部分教授不该对采访收费，“帽子”似乎大了一点，与社会现实难以贴紧，说服力就要单薄些。两相比较，我给1号打5分，2号打4.5分。
应该承认这种客观现实
我同意“经济状况较差，社会地位较低的男人较容易婚姻不稳”的观点。为何经济差地位低的“绿帽男人”会多些？是因为现实迫使他们的妻子外遇的几率高。这些男人，或终日打工奔波，或夫妻长期谈漠，或为人卑微，共同点是挣不来多少钱。处于这种情况，妻子一旦遇到经济富地位高，抑或年轻英俊的男人挑逗，她们会很快接受勾引，从而抛去生活压力，获得精神满足。我绝不是说经济差地位低，他们的女人道德就差，虽然红杏出墙，但又不与丈夫感情破裂的女人大有人在，我认为要承认种客观现实。
作为经济差地位低的男人，要勇于面对现实，承认处境，既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也要理解妻子的难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努力改善环境。不能只顾挣钱，不管妻子。万一妻子偶有外遇，只要不属道德败坏，也没有感情破裂，就应予以谅解，不要动辄就耍大男子主义，促成家庭破裂。也不要一听传言就乱怀疑妻子，甚至滥搞亲子鉴定。
高致贤
冠题太大便失真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3月18日深圳商报C4版《贵州发现明代古驿道》一文，因冠了“贵州”就失真了。题中的“发现”显然是“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明代驿道”。曾为贵州省文物工作员的我，早就在清代成书的《大定府志》中看到了贵州明代“龙场九驿”的记载。得知明代著名理学大师王守仁（王阳明）被贬谪任贵州龙场“驿丞”，即是任龙场驿站的“站长”。当年他居住的阳明洞，现已作为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普查文物，《贵州日报》、《西南信息报》等各种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报刊也有报道过贵州明代驿道。本人还有《沟通中原的古驿道》一文，收入《奢香故里》一书，1999年9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已是记述贵州明代古驿道较晚的文字，怎么现在才发现贵州有明代古驿道？！
“笫”常被错为“第”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3月12日B03版上《爱书人的心灵传奇——读〈书痴的爱情事件〉》一文，第一个小标题下的第3段第19行中的“床第之间”里的“床第”应为“床笫”。本文到此便可结束，但因“笫”字经常被错写（读）为“第”字，并且出现在大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对白的口语和字幕中，也将“床笫之欢”错念（写）为“床第之欢”，故想多说几句。 笫，音zi，（书）竹篾编的席。例：床笫（见《新华词典》）。第，音di，表示次序等，除病床编号外，与床搭配不了。所以只能组成“床笫”，不能组成“床第”。
例证牵强附会 弄得文不符题
——挑眉指眼
读者 高致贤
3月29日深圳商报C8版《慎 用简称》，题选得好，可因例证牵强附会，弄得内容不符题义。
“深圳市机关工委”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圳市机关工作委员会”的 残缺简称。此题例本身就不慎，再用它去批评 “深圳市关工委”简称的不慎，就例与愿违，以错批对。“关工委”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常见使用，并不费解。该文把“深圳市关工委”理解为“深圳市机关工委”实在牵强。“深圳市机关工委”既不是全称，也不是简称，而是一种民间口语的缺称。全称应为“中国共产党深圳市机关工作委员会”，书面简称只能简为“中共深圳市机关工委”
简称，多是将全称中几个名词的头个字连起来，可有的名词不能简，如“中共深圳市委”中的“深圳”；有的可全简，如“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的“下一代”。但不能将前个名词的后一个字与后一个名词的前一个字相连。如“中国共产党”，只能简为“中共”，而不能简为“国共”一样。
“国家组织部”的提法不对
挑眉指眼
读者 高明霞
深圳商报7月25日C2版上《竹园宾馆：她与深圳特区同龄》一文，第三个小标题下第2段第2行中有：“国家组织部组织局派来专人考察”一句。这“国家组织部”的提法不符合实际。中央机关，分为党、政、军、群团等系列，国家机关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如外交部、卫生部等，属国务院这一块，前面可冠“国家”，如国家卫生部等；而组织部、宣传部等，则是属于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准确的写法应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有写为“中央组织部”，或简写为“中组部”的。但这里的“中”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有“组织部”的单位还有“团中央”等，但没有“国家组织部”这个单位。所以，在公开发行的大报上写为“国家组织部”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是这类带有历史性的介绍文章，影响面更大，更应准确表述。
散文“不分行”怎么读？
挑眉指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7月8日C3版上《“每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位诗人”》一文，第6段开头就说：“众所周知，诗歌是分行的，散文是不分行的”。一看就把我搞蒙了。散文不是图画，怎能不分行呢？我们知道，凡是文字作品，不管你用中文、外文写作都得分行，否则就读不通。再细看，这里的“行”指的是诗行的“行”，即是短行。不过，作者阉割了别人的名句，本想标新立异，掐头去尾，篡改一通，结果弄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害得我等读者颇费猜疑。
那么，正确的写法是什么呢？记得有人说过：“诗歌是分行的散文，散文是不分行的诗歌。”这是用来说明诗歌与散文的关系的。该文作者将“诗歌”和“散文”这两个关键词去掉，就改变了名句的原意，令人不解了！作者不应乱改别人的名句。
这个“不可”不可少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5月29日C6版上《站在背景上说城道市》的第一个小标题下，倒数第7至9行中有句“如果上帝不是出其不意地取走我的性命，我便非把这部长篇写完。”的话.按字面理解，作者不死，便不把这部长篇写完，潜台词便是死了才把这部长篇写完。这与作者原意完全相反，原因是句尾少了个“不可”，作者破坏了“非把……不可”的这个已成句式。这是一个将“非”与“不”两个否定词连起来，使之成为否定之否定，终成肯定的句式，且加强了肯定语气。一旦将后一个否定词去掉，就形成了否定句。与肯定句相悖。
时下这个句式被破坏的较为常见，绝非仅有上例，很多大报大刊，乃至经典书籍中都时有出现，如去年7月1日 《中国青年报》第3版载《老村长再“上岗”》一文中，有“他站出来挨门挨户说服教育，使十几个家庭放弃了非要生个男孩的旧观念”。句中，非（不）要生个男孩成了旧观念，那么，定要生个男孩成了“新观念”？足见它正与作者的原意相反。可见，现成句式是不宜乱改的，希望引起注意。
这是哪一个“04年”？
挑眉挑眼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11月25日C1版上《深圳油画学会04年展昨日开幕15位本土画家关山月美术馆献艺》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中，都有“04年”的提法，这不符合新闻纪年的要求：国家有关单位对新闻中的公元年分必须全写，不能随意简化，如1998年不能简写成98年。上述的“04年”显然是2004年的简写，这不符合要求。为什么呢？如果都简化了，每个世纪都有个“04年”，你这个“04年”到底是哪个世纪的“04年”呢？
也许有人会说，报头上有“2004年”，标题上又有“昨日开幕”，这不明明就是2004年吗？是的，今天的读者一见便知，不会误解。但报纸不是只给今人看的，它还要存入历史档案，作为历史依据，给后人阅读、查证。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那么，后人为何会怀疑这个04年不一定是2004年呢？今天的报纸不是也可以作“X画展今日开幕”的报道吗？这“X”就不一定是当年，它可以是唐朝，也可以是宋代。千年前的文物今天发现也是新闻。不要认为记者、编辑理解的，读者都能理解，更不要以为今人能理解的，后人也能理解。新闻用语必须准确。要求公元年分要全写是有一定道理的。
“ 頫”错为“频”，有辱启功大师
挑眉挑眼
读者 晓 语
深圳商报7月6日C3版上《启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一文第二个小标题 “学术与艺术的气质互补”下的第3段中，引用了启功的一段话 “……我幼年时学祖父和上辈成亲王的，后来又学赵孟频、董其昌、米芾，再……”。其中的“赵孟频”应为“赵孟頫”。别看这只是一字之差，它却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错误。其一，“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雪松，是元初的大书画家，不容篡改；其二，此错出在引用启功大师的话中，有辱启功；其三，该文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所副所长王岳川所著，权威之作，谁敢说错？但它确实是错了（也可能是录入员录错的），如果不加以更正，将会以讹传讹，遗害不浅，
古诗不是今人语
挑眉指眼
读者 高明霞
作文、讲话引用古今诗词、名言警句是正常现象，但必须说明出处或是某人说的。如果将古诗写成今人说的话，那不是侵权也是无知，可有记者却犯了这样的错误。7月27日深圳商报C2版上《每年近亿人次从这里通过》一文，第一个小标题下第5段的第1至3行中写道：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曾经在二线建设办公室工作过的黄萍回忆起当年的情形，由衷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是黄萍说的话，而是宋朝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的名句。把它写成黄萍的话就错了。看来，记者很欣赏这两句话，但却不想想这像今人的口语吗？不懂也得问问嘛，怎能“王冠黄戴”？诚然，我们不能要求记者记住许多古诗名句，但从被采访的今人口中说出这样的佳句时，若能问一问是其自创还是引用？那就不会闹出这种笑话来了！这句话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曾在二线建设办公室工作过的黄萍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时，由衷地用王安石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来说明当时的情景”。
“纠错”使我老高受益大
读报心得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的“读者大会”专版上的“纠错三人组”是我每次必读的栏目.读它有如听语法文字知识课,使我受益匪浅。有读者说他将“纠错三人组”作正字教师，我信。
我读书系半路出家，没有经过点、横、撇、捺等基本功训练，故用笔写字常缺胳膊少腿的，被朋友戏称为“差不多先生”。词义也未弄准。我常将“提防”写成“惕防”等，编辑纠正了我也没提防。我的不少错别字，都是从“纠错三人组”里得到纠正的。
后来我也参与 “三人”纠错。为找“错”来“纠”,我每天必须大量读报，而且要认真细致地读，这就使我增加了知识。为纠别人之错，先得自己不错，故每“正”一个字,我都得翻开字典词典来核准。否则，自己出笑话，还会误读者。为此，我专门买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以及《成语词典》。还到挚友处求得一部《新法编排汉语词典》等,避免了我的“误纠”。如我看到深圳商报上有“悠忽又是十年过去”之句,我以为其中的“悠忽”应为“倏忽”,提笔就改,但无绝对把握,就翻词典,这才发现也有“悠忽”一词；以前我只知“其他”是指代别的人，看到贵报上多有用“其他”指代事物的，便要纠“错”，谁料一查词典，这“其他”用于代人或事物均可。正好纠正了我的错误。我看到“作弄”，以为又是“捉弄”之错，一查词典，二者通用，若不求证，便是自己捉弄了自己。此类例子很多,我没有把“美轮美奂”错改为“美仑美奂”、把 “老羞成怒”误改为“恼羞成怒”、把“狼籍”错改为“狼藉”等等。都得益于“纠错三人组”。
报人善调动，读者人气旺
——读深圳商报有感
读者 高致贤
从“深圳改革创新大讨论”的读者主动亲自参与（不是被动接受采访）的程度看出，深圳商报读者参与的积极性最高。以前不明其因，读《上周五本报编委会成员开通热线专门听取读者意见 两小时与40多位读者直接交流》（4月18日深圳商报C7版）的报道，便明白了个中道理。
读者是报刊“上帝”的道理好懂，落实不容易。这一点商报做得很妙：开起“读者大会”；任“你说我说”；文娱节目请你“每周一品”；“家居时尚”让你发言；购房、求职中的困惑与经验请讲；让读者参与“谈股论经”；“周末论坛”也可发话；从“深圳人说深圳事”到“深圳事大家说”……，都有许多读者参加。
报社让诸多读者发言，改“一面之词”的单向灌输为“七嘴八舌”的多元交流，读者参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你说我说”说得全国有了名气，中央电视台还不时转播贵报的读者发言，这又极大地激发起读者的积极性。记者与读者互动，报社共订户双赢；商报在读者群口中称为“我们的”了，开门办报、读者办报、民主办报的思想就变成现实。这就是深圳商报编委会卓识远见收到的效果。
读《赤血丹心写忠诚》想到的
——商报重视写人，体现人文精神
——读报有感
读者 高致贤
读了《赤血丹心写忠诚》（见11月27日深圳商报），不禁心潮澎湃！81岁高龄的郭春园老中医，为国家创办了3个中医院、带伤工作若干年不说，他将自己睡的床随时无偿让给贫困病人睡，说服院长把拟定100元的特诊专家挂号费降为20元，将13种祖传秘方无偿献给国家等等“小事”，无不闪耀着高尚的医德之光。联想到《这个公交司机好样的》里那位开车10多年，擒贼30多次，人称“捉贼专业户”的罗师傅。再联想到4篇连续报道的小学生郭梦瑜以及“我们心中的英雄——保安队长张德民”等人物通讯时，觉得深圳商报对平凡岗位上的英雄人物的报道很重视，佩服。
不知为何，近些年来的英雄人物通讯，要么，被抢救落水者要先讨价，歹徒在公交车上强奸无人管等恶讯冲淡；要么，被大款、明星的事件通讯所淹没。故尔，读到普通人的英雄事迹报道后，我不禁眼前一亮，连声称赞“好新闻！”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的话，那么，“新闻就是人闻”。我曾读（听）过若干若干新闻，但能在脑海中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人物通讯，雷锋、焦裕禄等名字成了一种高尚的精神标志，中央各大媒体正在宣扬的牛玉儒等给人的教育很深。作为一家以商业报道为主的深圳商报，能从“见物不见人”的短项中发挥出“事在人为”的特长，写出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鞭策，给人以希望的人物通讯，强化了报纸的引导、激励作用，体现出贵报的人文思想，难能可贵。希望发扬光大，为造就一种“好人香、坏人臭”的舆论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一个生动的新闻细节
——读深圳商报有感
读者 高致贤
读《出租屋“黑报社”昨被查封》（见12月9日深圳商报A4版），觉得“‘总编’声称要举报其他‘黑报刊’”这个细节抓得很好：
“总编”徐某忽然态度大变，他激动地表示，不能仅仅查处他这一家报纸，他还知道很多其他非法出版物的情况。随后，他冲进卧室，一下子搬出几大摞报纸杂志，并声称：“我要全部举报，我被逮住了，他们也别想逃！”
首先看看这忽然、一下子、几大摞、激动、冲进、搬出等词的运用，一种白描手法，就将一个“黑报总编”的形象活脱脱地搬上报纸，读来生动活泼，完全是一个文学上的细节描写，深圳商报上类似这种新闻与文学联姻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只要读读深圳商报各版上的头条消息，你就会感到“干巴巴的消息，读来枯燥无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深圳商报好读呢？除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等条件外，行文上的细节描写也算一个成功之举。
由此看来，细节描写绝非文学作品的专利，新闻照样使用它。深圳商报在消息写作中运用白描手法进行细节描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真不失为提高媒体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希望编辑记者们进一步努力吧，让枯燥乏味的消息从你们的笔底消失，造就一个生动活泼的新闻氛围。
化整为零大报道，适合普通读者需要
——读深圳商报《政府工作报告摘要》有感
读者 高致贤
读到《政府工作报告摘要》（见5月29日深圳商报A1、2版），真有“贴近群众”之感。“政府工作报告”这种重大新闻，多数是被原原本本地搬上报纸。那样，看似很严肃，实是偷懒。那种既省力又无风险的原文照登，普通读者很少全读，会上听过的不想再读；除了组织上硬性安排全文传达外，一般人对这种大报告是各取所需。因为全登，许多读者不知自己所需的内容在哪里，瞄一眼就不看了。所以，全文照登的“政府工作报告”，读者并不多。
“摘登”，记者需要先花一番精力来分析研究“报告”内容，“挤”去不适合新闻报道的“水分”，摘取读者所需的具体内容，全用事实说话。还要选准关键词，拟好小标题。这也担着摘不准或标题错之类的风险，但读者容易找到自己所需的内容，读起来方便了，因而读者也多了，宣传面也就增大了，收到应有宣传效果。于政府于百姓都有利，体现出为普通读者着想的负责精神，记者的心血没有白费。编辑这样的报道，既要精神境界高，也要概括能力强、文字功底厚。
近月来，深圳商报的几次重大会议的报道，体现出采、编者的负责精神和业务精通，勇于创新。可喜可贺，希望把这种风格发扬光大，让我们读到更多具有实在内容的会议报道！
建议成立一支编外“记者”队伍
高致贤
为报社出招
媒体竞争 已成定局，办报须算成本。减少开支，提高质量，扩大读者面，增加订户数。这都是报人必须考虑的事情！如何能够这样？方法颇多，但抓好一支编外“记者”队伍，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
所谓编外记者，就是业余作者和通讯员。深圳的社会文化层次高，新闻爱好者人数众，其中，不少人的写作水平并不亚于在编记者。报社可从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方面的人才。采用他们的稿件，成本比专职记者的低得多，而且他们自己就是读者，为投稿，他们就得订报。这些人都是社会活动家，各自身边都拥有一大批朋友，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的文章见报，友人竞相传阅，一旦他们的稿件被采用多了，又会吸引了他们的朋友来投稿和订报，像滚雪球似的增加阅读、投稿和订报人。达到降低成本，扩大读者，增加订户的目的，一举几得，何乐不为？
那么，如何建立这支队伍？原《南山日报》的办法可供借鉴。该报公开向社会聘请若干名兼职的评论员、专栏作者和特约记者。这些人才不占编制、不发工资，只需发张聘书和兼职证就行，不受名额限制，符合条件的均于报名参加，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兼职人员越多，稿件的选择余地越大，文章的质量愈高，报纸的影响力就愈大。
那么，有了这支比较固定的队伍，是否就不用专职记者了？绝对不是。这只是专职记者的“外围组织”，利于报社“精兵简编”，专职记者多作机动队伍应急，抓重大新闻、突发事件和计划内的事实报道。面上消息、意外新闻就由编外记者们就近完成了。鄙人曾经尝试过这种办法，也应聘为一些媒体的兼职记者，觉得这对媒体降低成本、扩大读者、吸引订户均有好处。冒昧写上这些，以尽一位读者之责，见笑了！
建议设个《字词医院》或《校正所》专栏
——读者支招
读者 阿 贤
深圳商报的版面较多，差错在所难免，光凭“读者大会”版的“纠错三人组”每周纠正三五个错字词，一是远远不能适应纠错需要，二是该版的负担也大重了。而且有的该及时纠正的错误，放到一周之后才纠正，已无现实意义了。为了及时纠正错误，让“读者大会”腾出版面来发表“挑眉指眼”、“读者评报”之类带有一定分析性的文章，达到普及（纠错字词）和提高（分析作品成败）两不误。我建议在贵报某个版上开辟一个《字词医院》专栏，不定期发表纠错文稿。有稿源就天天发，没有就不发。如果说只纠正字词还略单调的话，也可设成《校正所》之类，像《本报更正》那样，及时纠正人名地名时间数据和字词等诸方面出现的错误，利于提高贵报质量。
“纠错三人”是我师
读报所得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的“读者大会”专版上的“纠错三人组”是我每次必读的栏目.读它有如听一堂汉语课,使我受益匪浅.它:纠正了我常将“提防”写成“惕防”等不少错字.所以,我把那“三人”视为我的语文老师,真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挑眉指眼”等专栏也一样.我在当学生的同时,也将作业交给老师.后来,我的作业也发表于该专栏中.这种作业是帮助别人正字,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故每正一个字,我都得翻开字典词典来核准,不敢随意而为.唯恐误导读者朋友.为此我还专门买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以及《成语词典》等一些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常常纠正了我的“以错纠正”,避免了误纠,如我看到深圳商报上有“悠忽又是十年过去”之句,我以为其中的“悠忽”应为“倏忽”,提笔就改,但无绝对把握,就翻词典,这才发现也有“悠忽”一词,虽与“倏忽”有快慢之分,但用在那里也说得过去.这正好纠正了我的错误.此类例子很多,如差点把正确的“路曼曼其修远兮”中的“曼曼”错改为“漫漫”,没有把长期忍受不了的“老羞成怒”误改为“恼羞成怒”等等,都是拜此“三人师”,坚持使用工具或对照原著所受之益.有此良师,我将继续学下去.
纠正错字，寻其错因
纠错有感
读者 高致贤
我阅读并参与深圳商报读者大会版的“纠错三人组”，从中发现有的字是电脑字库中就错了的。如6月21日深圳商报C8版《父爱无痕》中，将“黑魆魆”错为“黑魃魃”，我将其纠正，可《新华字典》中有的“魆”字，电脑字库中就没有，再找几遍，才发现是将这个“魆”字错为“越”字，即是将“鬼”字旁错为“走”字旁了。在电脑提供“鬼”字旁的字中，惟独夹进一个“越”字。再有“贪官污吏”这个成语，打出来就变成“贪官汙吏”了。这样编辑、校对就不易改正。可见，电脑字库中提供的字也未必完全正确，故在发觉错字时，应多方核准，不能只看一端。
一个纠错者的心里话
我与商报
自从加入深圳商报“三人纠错组”的行列以来,我受到很多教益,真得感谢广大作者和编辑老师!
人们习惯给吹毛求疵以贬义,在纠错工作中,我却觉得需有点吹毛求疵的精神,否则,就纠不正那些似是而非的错别字.如将几率误为机率、耄耋误为髦髻、莫名其妙误为莫明其妙、一鼓作气误为一股做气等等比较隐蔽的瑕疵.这些疵点不像秃头顶上的疮疤那样容易发现,只有“吹毛”才能求“疵”.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难免使人生厌.自己也感到是在自找麻烦,还给编校脸上抹黑哩!
我发现很多错别字不是知识水平造成,而是录入手段所致.如因删除未尽,留下残余,或因提错同音字的序号,被掉了包等.因而纠错就有错怪他人之嫌,不想再纠什么错了;可不纠呢,天天读报刊,发现错别字就心痒痒的:我知道，大多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多是以传媒公开发表的字为正确标准,不纠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因而,心里十分矛盾.思想斗争很激烈…….斗争的结果,还是准备继续参与纠错.这纠正错别字的工作,看是纠别人,实则纠自己,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在纠错中,不敢有半点马虎,必须找到依据,否则,反会以错纠对.最近我就将人家正确的美轮美奂错纠为“美仑美奂”,多亏编辑老师把这错纠稿子枪毙了,不然,我被笑话事小,贻误读者事大,在此向读者捡讨了,同时感谢编辑老师.我还在读别人纠错的文章和自己纠错过程中查阅资料对照时,纠正了自己的许多错误.
我还将继续坚持参与纠错工作,将它作为学习语文的课堂.
把握不准的事不要写
读者 高致贤
挑眉指眼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写得准确、具体；写没有把握的生活易犯常识性错误。以《鸟趣》（见深圳商报5月9日B4版）来说，总的看来，还是一篇很有生活情趣的文章，只因有两个地方失真，就似佳肴中露了粒耗子屎，美女腮边长癣疤，读来令人难受。这就是文中打麻雀全民运动的年代错了，麻雀累、饿而死的细节不真。
我是1958年7月专业学校毕业的，对该文中所写的那段生活记忆非常深刻：打麻雀运动不是起于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春天，中央号召消灭“四害”，便有打麻雀的“全民运动”，其实只统一打了一天，大造声势而已。那时我还是学生，打麻雀的全民运动是1958年春天。
文中提到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是1959年下半年开始，1960年最困难，1961年春，党中央下发12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文件，人民公社开展以反对“五风一化”和“一平二调”为主的整风整社运动，基层干部有的被捕、有的集中检查交待问题、其余的向群众赔礼道歉、退赔物资去了，哪还有什么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事实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土法炼钢、大干深翻土地等形势主义之后，就已经转为整人了，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发起了一场打麻雀的全民运动”之说不符合实际。像该文中的这种失真情况，绝非仅有，某报就把“四人帮”的头子王洪文错写为“王宏民”等等，报刊上随时可见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不作纠正，就是对历史和后人的失职。
至于“在人群多过麻雀的对抗中，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之述，更是不具常识：谁对抗？麻雀能与人对抗吗？全国就统一打那么一次，不过两三小时，即使是一天不吃不喝不停地打，也不会把麻雀打得纷纷落地。即使落地也不会累、饿而死呀！小小麻雀，即使飞累了，躲进树叶间、草丛里、瓦沟中，随便藏身个小地方，你都难找到它，一天也饿不死它们，这是常识。不过，那打得“麻雀纷纷落在地，累、饿而死”的语言，倒很有“大跃进”时期虚报浮夸的特色，而今，用来讽刺那时候的吹牛可以，正面入文，至少说明作者是没有用心观察和认真思考，随便写上去的。
其实，该文大可不必写那段历史，与其加上它弄得失真？不如舍掉，反而更紧凑些。
美中不足，恰恰缺了重要的
高致贤
7月27日深圳商报A7版上《小区葡萄架爬满薇甘菊》的消息，抓住了一个被人们忽视了而又不该忽视的问题。足见记者甘跃飞、孙中海等，具有较高的新闻敏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及事业心。可惜报道中缺少了一种重要内容。什么内容？薇甘菊的危害性。
记者写道，采访中，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薇甘菊的危害性，的确如此。我不知道薇甘菊的危害性，我问了周围的十多个成年人，都说不知道。但读过报纸后，大家也都想知道：这种“植物杀手”是杀什么的？是杀人呢，还是什么东西都能杀？怎么杀法？记者只给了读者一个谜面，尚未把谜底亮出来，让读者去猜。但广大读者猜不到，这就使这篇报道显得逊色，也使该报道的价值小了许多，真令人遗憾。如果记者能以“温馨提示”或“相关链接”等文字将薇甘菊的危害性同时登出来，给社会新闻加进知识内容，从而提高它的新闻价值，那就是一篇较完美的报道了。
美中不足，恰恰缺了重要的
高致贤
7月27日深圳商报A7版上《小区葡萄架爬满薇甘菊》的消息，抓住了一个被人们忽视了而又不该忽视的问题。足见记者甘跃飞、孙中海等，具有较高的新闻敏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及事业心。可惜报道中缺少了一种重要内容。什么内容？薇甘菊的危害性。
记者写道，采访中，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薇甘菊的危害性，的确如此。我不知道薇甘菊的危害性，我问了周围的十多个成年人，都说不知道。但读过报纸后，大家也都想知道：这种“植物杀手”是杀什么的？是杀人呢，还是什么东西都能杀？怎么杀法？记者只给了读者一个谜面，尚未把谜底亮出来，让读者去猜。但广大读者猜不到，这就使这篇报道显得逊色，也使该报道的价值小了许多，真令人遗憾。如果记者能以“温馨提示”或“相关链接”等文字将薇甘菊的危害性同时登出来，给社会新闻加进知识内容，从而提高它的新闻价值，那就是一篇较完美的报道了。
多评最佳“作文”，提高“谈话”水平
——读深圳商报有感
读者 高致贤
《考场外写〈纪念〉》话题结束，编辑部最终评定《战友，等你回来划龙舟》和《怀念挂钢笔的日子》两篇为最佳“作文”（见6月15日本报C8版“编辑附言”），此举十分有利于促进“谈话”水平的提高。我是《谈话》的“铁杆”读者，平时因乏评析意见，读来对写作启发作用不大。我也参与“谈话”，常感“谈话”乏力，可又难找“充电器”，故“谈话”质量难以提升。一经编辑和读者的分析、评点，回头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优劣所在，现场练兵，针对性强，比缺乏针对性的写作培训班效果好得多。可惜这次评选只有结论，没有点评，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如能在结果前加以精短的“点睛”，效果必会更好。希望以后定期不定期评选佳作，以利促进“谈话”质量提高。
请给作者一块蛋糕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每星期四举办的“读者座谈会”很有特色，但每周刊出与会者的意见，都是单向性的：读者往报社灌，看不出编辑的意见，故尔，我建议分给作者和通讯员一块蛋糕。具体说来，就是每月或每季安排一次“读者座谈会”，主要由作者和通讯员参加，使他们一则可以直接听取相关编辑对他们各自来稿的析评，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还可开展笔友间的经验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样，编辑指点迷津，笔友传经送宝，使之不再像盲人摸象，或做井底之蛙，抑或夜郎自大，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能有针对性地写稿。来稿质量提高了，报纸的质量也就提高了，达到双赢，何乐不为？
深圳商报关爱少儿力透纸背
叶 苏
读报有感
深圳商报6月20日、21日“24小时热线”版在显著位置，连续以《废弃水塘吞噬10岁男孩》和《10天内两名儿童溺水身亡，许多读者致电本报强烈呼吁填埋废弃水塘保护儿童安全》为题报道儿童溺水事件。关心儿童、爱护生命之情力透纸背，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没有责任感、不深入现场、不听读者意见是写不出这种警示性报道的。深圳类似水塘不少，我住的小区附近去年就有两小孩溺死于此类塘中，那塘被建房填埋后，旁边又有了一个废塘，笔者几度呼吁无人管理，潜伏着很大隐患。前述两篇报道是报人爱心、关心、责任心的体现，难能可贵，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贵报“谈话”版是否可以作为话题来讨论一番，大家出谋献策，以引起社会关注。
深圳媒体关爱贵州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高致贤），连日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电台等深圳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贵州新闻，在广大新闻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贵州山水美啊，贵州人坚强！贵州以前的“三无”（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而今已变成“四大”（山清水秀的大公园，物种丰富的大仓库，气候宜人的大空调，多种民族的大家庭）了！这些符合贵州实质的评价，读来令人兴奋不已。深圳的新闻媒体很多，仅以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深圳商报为例：该报从4月19日头版上《走进贵州看合作—从科学发展观看黔深合作的成功实践》的重头文章开始，就对大方县云龙天麻公司的科技更新和快速发展就作了重点报道，紧接着就以《走进贵州看发展》、《走进贵州看机遇》、《走进贵州看精神》为题，连读发表了述评性的长篇报道。报道中列举了贵州剑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卓有成效的贵州企业为例子，说明贵州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中。这些精辟的分析与科学的评论，可以作为我省发展经济的参考文件。
4月22日，该报在头版上登出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李鸿忠和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等领导深入大方县农村慰问农民的大幅照片。
4月23日，该报在头版以《黔深领导共商携手发展大计》为题，浓墨重彩,写出了“特区山区手挽手，山情海韵两依依”的深情厚谊。其它媒体也按自己的持色、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报道。
总之经过这次大兵团作战式的多家媒体联合宣传，贵州在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深圳人的心目中的印象更好了，这也不失为一种舆论扶贫了，感谢深圳的新闻界！,
深圳商报记者的“沉底”精神令人钦佩
高致贤
读报有感
“这完全是一篇很好的调查报告嘛！”读过深圳商报6月17日A4版上的《小上军深圳流浪记》后，我不禁发出一声赞美。是的，这不是一般社会新闻，而是一篇图文并茂的社会调查报告。它的人本价值绝不下于一篇几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条“大鱼”就深圳商报的记者江晓蚕、陈锡明沉入深海10天才抓到的。
一般看来，小上军并非新闻人物。可经过记者的“好奇”跟踪，便从中淘出钱女土、玲玲阿姨等一批“真金”来。最难得的是，记者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极大热忱和真挚关爱，不惜花10天功夫，与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流浪儿交朋友，建立起友情，终于采访成功。浮光掠影拍不出那般好照片，浅尝辙止写不出那等好文章。没有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实实在在的爱民思想，是不会有这种可贵行为的。记者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另一面，他们敢与邪恶作斗争。记者明知（塘朗）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虎穴得虎子：对两处林木惨遭破坏，东门黑保安为非作歹、坑国害民的罪恶行径，迎着恐吓跟踪采写，重头文章连续报道，大胆曝光，促成问题的尽快解。
这种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作风，就是深圳商报记者的思想作风！因为有了这种作风，遂使该报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
深圳商报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但能屹立于全国著名大报之林，与这种编辑思想、采写作风是密切相关的。我对这种思想作风感到由衷的钦佩。
深圳商报为我解了难
高致贤
深圳商报如何为我解难？这得从回乡谈起：来深圳几年了，首次回西部贫困山区探亲访友，便觉得亲友们的观念滞后，根本无法与深圳相比，家乡闭塞啊！与在职的挚友们推心置腹地谈了这个看法，他们便将向家乡父老介绍深圳改革开放新观念的任务交给我。天呀！这是我能完成的任务吗？深圳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思想观念日新月异，莫说我这个旅居外地的退休老头，你就是在深圳设个专门搜寻新观点的办事机构，也未必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呀！但这是朋友们的信任，我怎能拒绝呢？我正处于受之办不到，却之又不够朋友的两难之际，突然想起了我深圳的“点子老师”——商报时评的今日观点，于是，申述了我个人实难完成此重任的理由和困难，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之后说，建议他们订阅深圳商报，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商报时评”，尤其是“今日观点”的一些文章；同时介绍了“谈话空间”的各个栏目及其内容，特别提到“你说我说”这个中国新闻名专栏。他们听后，无不认为贵报颇具改革开放的气魄！我说我愿订一份送他们。他们一听便急了：开玩笑，你那点退休金！我们自己订。
就这样，他们满意了，我也过关了。这便是我的深圳老师——深圳商报为我解难的全过程。
“深圳商报真好看！”
我与商报
这是郭老先生见我的第一句话。话儿从何说起？他订了深圳商报。他是我来深圳后的第一位挚友，一次在荔香公园邂逅，很快成了知交，每天清晨铁定在公园内神侃半小时，吸引了一批老年听众。我的住房迁宝安，不能天天再当面侃了，电话交流也不过互相问安，不能面谈，但可“见语如面”。他原看过我的一些文章，神侃中多对我的作品有分析批评意见，且有评说见诸报端。听我常在深圳商报上有一点“小豆干” 发表，他便订阅深圳商报来与我“面谈”。这又使他知道的作者、记者面扩展了，拓宽阅读视野，故有本文标题那句发言。当然，他还说了他最喜欢读《文化娱乐》上的文章，可惜有的字小了点。这便是他——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读者的意见。尽管视力已有所限制，但为与老友“交谈”，他还是天天读报。
我以为这很平常，谁料他这种“隔山交谈”的方式竟“传染”到我的亲友：我不时为其写点实用文字的单位，为看我的拙作，增订了深圳商报；交往中很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为看我的拙作，先是买报读，觉得买报不方便就订阅。前久回黔探亲访友，笔友见面，总免不了“审问”我在写什么？知我来深圳并未辍笔，还在深圳商报上时有发言。于是，我的挚友们——有人戏称为我的“崇拜者”们，便在聚餐时纷纷表示要订份深圳商报来“检查”我的写作。他们多数是单位头目，有权决定订何种报纸，但酒桌上的话，我并不拿它怎么当真。谁料还真有人打电话来，或说在家乡读到了我在深圳写的那些文章，或问我为何又有好久没有看到我的文章。我问他们对深圳商报自看法，多数人回答得极为简单：好看！轿车驾驶员小蔡说得具体些：他与每天8版的省报比较，赞扬深圳商报一天出那么多版，内容丰富，好看！家乡个人自费订阅报刊的人不多，但有3位文学青年却订了深圳商报。
乡亲们订阅深圳商报的另一要因是，那里是深圳的扶贫县，深圳的市、区领导、扶贫单位、支教老师常去那里，深圳商报的记者就亲自深入大方县写了几篇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也会促成对物的爱好相投，读报更能更能加深友谊，加强交流，加深亲情。深圳商报的好读，又为我多交了一些“遥知”的文友。
他抓住了那美好的瞬间
——读深圳商报“蓝天碧海万鸟图”有感
读者 高致贤
图片新闻《蓝天碧海深圳湾引万千候鸟舞蹁跹》（见2月12日深圳商报A1版）实在令人称绝。如果不注明为摄影的话，定会让人视为美术作品，不然，万千野生飞禽怎能与人配合得那么默契？虽然摄影可以选择最佳角度，但镜头内的物体是不能随意取舍与分割的。整幅图片层次分明，内涵极为丰富，不论从艺术角度还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评价，它都可称佳品。艺术上可报名参加国际影展，历史上可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动物志。说此景应是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看也不为过。
能抓住那么美好的瞬间机遇，证明李振歧平时的头脑准备得极为充分。瞬间稍纵即逝。平时缺乏思想准备的记者，是抓不住这美丽瞬间的。在李振岐的镜头下，瞬间成为常存。留下这新春的美好瞬间，送给本报千百万读者一份厚礼，让那些无缘看到此情此景的人们也充分获得这美的享受。
深圳商报的佳影远不只这一张，图片新闻是该报的一大特色，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这类佳品。
突破会议新闻框子，写出会议灵魂
——《“在深圳，请先监督我”》是一篇很好的会议新闻
读者 高致贤
《“在深圳，请先监督我”》（见3月26日深圳商报A1版）是一条很好的会议新闻。好就好在记者突破了会议新闻框子，写出了会议的灵魂。如果按一般会议新闻的写法，李书记这个重要表态会被淹没在整个会议内容之中，最多在导语或正文中加上“李书记强调领导者要严格自律、保持清廉，还请大家监督他”之类的空话，给人一个领导者一般的“开场白”的印象而已，体现不出这段讲话的重量。
记者将这段讲话独立成篇，以原话作题，冠以“李鸿忠掷地有声立下廉洁自律军令状”的主题，写出会议的灵魂，体现新闻高质量！文字不多，但却能让人从中认识到李鸿忠书记严于律已的高尚情操。这祥一来，新闻的内涵就远远超过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了，希望以后能多读到这样的会议新闻。
也管他人“瓦上霜”如何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的“读者大会”专版上，设有“纠错三人组”、“挑眉指眼”等自我批评的专栏，体现出贵报为了祖国文字和语言的纯洁以及本报质量的提高，不惜自我揭短，自我露丑的高风亮节。然而，为了尽量消除祖国文字、语言的弊端，“各人自扫门前雪”还不够，还需要“管他人瓦上霜”：即是在“纠错”、“挑指”专栏中涉及一些别家报刊的内容。既揭自己之短，也挑他人之痛。这样做当然有些难度：一是得罪他人，二是不便找原文核对。但要做到了，又会赢得更多读者：如学校师生和其他文字工作者想从中获得更多知识，其它报刊的“采编校”人员也会留心，有没有读者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一来，贵报会吸引更多普通读者和报业同行的眼球，提高贵报声望。打造一个名牌。光挑自己错误的专栏，许多报刊都有，倘在自我挑错的同时，也帮别人纠错的话，那就棋高一着，利大于弊，何乐不为？
回音壁
希望多发些“三言两浯”好!
高致贤
深圳商报“你说我说”第467号话题发言版总体版面不大,但内容却较充实,原因就在于比以往多发表了一些“三言两语”,一共发了9条.这种语录式的短语,乃是一篇文章之精华所在,所占版面不大,内容却很充实,对谈话有点睛之功;见报作者多,发言面更广,民主味更浓,会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发言.发言者多,读者更多,打造品牌的基础更扎实.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希望本版今后每期多发些“三言两语”.
希望以接力赛精神办好贵报专栏
读者建议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的“读者大会”、“谈话空间”、“每周一品”等专版或专栏是激发我再写作的环境条件，没有这些专栏园地，可能来深圳后我就停止笔耕了！我的写作命运与这些专栏密切关联，故我对这些专栏爱之如命。然而，今年以来，我发觉这些专栏的办法有些微妙的变化：有的停刊，有的减少期数，这本是正常的，但出版规律打乱，截稿时间不明确，刊出有时又不按预告时间，“漏期”也有出现，令作者无所适从。估计成因之一是缺乏接力赛一以贯之的连续精神。如换编辑就换电子信箱，作者发送到前编辑信箱中的稿子无用了，新任编辑的信箱作者不知道，前编有稿不再用，后编要用又无稿，出现断稿，马虎凑合，稿质不高等，若不改进，唯恐影响我们的中国新闻名专栏。
希望以接力赛精神办专栏，像“谈话”专版那样，每个专版或专栏统一用一个电子邮箱，换编辑不换邮箱，稿子便不会中断。预告要严肃，一旦预告了就要兑现。否则，就会失信于读者。井蛙之见，冒昧写来，以表一位老读者之心，望不吝赐教！
一篇短文内，病句又错名
读者有话说
读者 高致贤
以往纠错中，不够重视纠正病句，今天我举个句子来简析：7月23日深圳商报A6版的《万里行踏出绿色长征路 普通人谱写环保大乐章》一文第一个小标题下第3段第4、5行中有句话：他们“亲身加入到环保事业当中来。”人只能从事或曰干某种事业，不能加入事业。加入事业就成了事业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干事业就是“干人”了。干人怎么行？所以，我认为这是个病句。它正确写法应该是：他们“亲身加入到环保队伍（或大军）中来”。他们是加入队伍中来搞环保，而不是加入环保事业中来让人搞的。
另外，这一段第17行中的“流动车库”应为“流动书库”。是车装着书在流动，而不是车库在流动。
《阅读的时候》错处多
挑眉指眼
读者 高致贤
《阅读的时候》（见深圳商报4月17日C6版）一文第1个小标题下的第1、2、3行中的“神秘的烟雾……在呼吸里迂徐了”的“迂徐”应为“纡徐”或“迂缓”;第2自然段中“你踟躇不前”里的“踟躇”.应为“踟蹰”或“踯躅”;第4个小标题下的第2段中“文学是语言的蕴籍”,其中的“蕴籍”也该为“蕴藉”;第5个小标题下的第6段里有“当我们像水草样飘在河中间时”之句,其中的“飘在河中间”应为“漂在河中间”.第6个小标题下的第4段中“我们是仅语言的载体”一句不通.按语法讲,此句的意思是:我们是载体.是什么的载体？“仅语言的”,可这“仅语言”是种什么语言？原因是句子中的“是”与“仅”的位置颠倒了,应改为“我们仅是语言的载体”才对.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作者谈着“语言在虚拟语言”之中,把不少语言“虚拟”得十分难解,如“踟躇”可能就是将“踟蹰”与“踌躇”加以“虚拟”而成的新词吧？可那是乱拼凑,值不得提倡.如果这样来“创新”,那将是汉语的灾难.
这句话的不准确，可能影响郭春园的形象
——挑眉指眼
读者 高致贤
郭春园老院长的崇高品质，用什么语言赞美都不为过。可因事实不准确，反而会影响郭老的形象，也是对郭老的不恭。《始终不渝坚守党的信念——从郭春园先进事迹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一）》［见昨天（2月28日）深圳商报A3版］一文第2段的第4至6行中的“在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郭春园每天都在自己的胸口郑重地挂上‘共产党员’的牌子。”就是说，郭春园胸前的那块“共产党员”的牌子“每天都”桂，而且已经挂了“60多年”了。可在深圳商报今天（3月1日）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昨日作出决定 向‘一心为民的好医生’郭春园学习》的消息中，又写的是：郭春园“198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说郭春园入党至今才23年，那块“共产党员”的牌子就不可能在他胸前挂了60多年了。郭春园是那么严谨的人，如果他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也会感到不安的吧！
这不仅仅是一个句子用得不准确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人们对郭春园老人的评价。评论员文章的分量仅次于社论，用错了，便会影响到郭老的先进事迹的可信度。弄不好，有的读者还可能会因此怀疑郭老的先进事迹有水分，那就事与愿违了！想来，评论员写文章不至于信口开河吧，但我更相信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从郭春园的生平介绍资料来看，我敢肯定评论员文章中的写法是错的。故希望贵报能编发本文，藉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告慰郭老在天之灵！
3月1日10:15写毕
商报重视写人，凸现人文精神
——读深圳商报有感
读者 高致贤
很少读到《这个公交司机好样的》（见10月31日深圳商报A3版）这种人物通讯了！一位开车10多年，擒贼30多次，人称“捉贼专业户”的罗师傅（报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在今天是难得的啊！见义勇为的传统思想，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为社会治安做出了伟大奉献，受到人民的尊敬。
然而，近些年来，这种人物通讯却被那种抢救落水者要先讨价，歹徒在公交车上强奸无人管，英雄在闹市中心与歹徒搏斗被杀害，居然让歹徒大摇大摆地走掉等等恶讯淹没，人们只好哀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了！故尔，读到罗师傅英雄事迹的报道后，我不禁眼前一亮，连声称赞“好人啊，好新闻！”李素丽在公交车上正面服务得好值得称道，罗师傅在正面服务中注重打击邪恶更为可贵。罗师傅10年擒贼30多次。这10多年正是人们哀叹“世风日下，见义不为”的时期，以前的媒体没有报道过是一种遗憾。罗师傅这样的英模为何被埋没？被见物不见人的事件新闻冲淡了！
可喜的是，我们还可随时在深圳商报上读到如“罗师傅抓贼”、“郭谨瑜孝母”和“我们心中的英雄——保安队长张德民”等一篇篇赞扬英雄的通讯。这些通讯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鞭策，给人以希望，加强了报纸对读者的鞭策、鼓舞、激励作用。一家以商业报道为主的报纸，克服了见物不见人的弱点，发表了事在人为的通讯，正是报人的人文思想体现，希望继续发扬光大，为造就一种“好人香、坏人臭”的社会氛围作更大的贡献。
《晶报》校对质量高
我来深圳5年多，一直关注《晶报》的质量。这一则她是第一家采用我稿子的深圳报纸，再则是她的校对质量很高。我阅读时对文字的要求是较高的，读书看报常爱挑眉指眼：纠正别字、错词和病句；还爱在报刊图书上圈圈点点，批评指正。因之被文友们戏称为老抠——抠文字错漏。在无书报不错的近年，我曾公开挑战：如果报刊图书的错别字在万分之二内，我愿以10倍价格订阅或购买1份（本），如果错漏超过此数，只需送我一份（本）就行。可无人应战。我常对晶报进行挑剔，可很难揪出别字、错词和病句来，而今《晶报》的错别字已大大低于万分之一了，令我不得不心悦诚服，常订一份。
我在一些报刊亭调查过，《晶报》是本市报纸中最畅销的一种。这除了图文并茂外，错别字极少便是一大原因。虽然有杨京元老先生等读者不时指出其错漏，但错漏都不会超过万分之一。《晶报》的校对质量为什么如此之高？这除了该报坚持“读者”专版的公开监督、勇于公布本报的错误外，还与该报前两年公开招聘校对人员、坚持标明责校姓名有关。
“陈”也“中石”，“石”也“实评”
——喜读《同情没钱的，讨厌穿少的》
高致贤
读了《同情没钱的，讨厌穿少的》（深圳商报4月22日C1版）是一篇“文娱时评”不觉眼前一亮，与其说它是篇文艺评论，不如说它是篇艺人特写，运用陈忠实的话，写出了“这一个”（陈忠实）的性格特征。足见老许写评论别出心裁。
整篇评论中，他没发表多少主观意见，而是老老实实地将陈忠实的几次对话记录下来。陈忠实的话已经将很多读者想说而又说不好且无地方说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勿须赘言，已明事理。老许大概也有同感，故老老实实地当了个“文抄公”，将陈忠实的那些不算很精彩，但却极有分量的论述引将出来，这就足以代表很多读者的意见了，这还需他多费笔墨？真是“狡猾狡猾的”。他只在每段引述之后惜墨如金地加以穿针引线、为陈忠实画好的“金龙”点上睛，“以引代评”，不露声色，这才是评论高手。在不少人误以为文艺只有娱乐功能了的今天，陈忠实对那些关于“农民工的工资”、他“土生土长”和他的“作品不飘逸”等问题的回答，真是字字铿锵，读来十分过瘾。大概已中“石”之意，作了如此实在的评述。希望以后能多读到这样好的文娱时评。
“市骂”能进入文艺作品吗？
报载，今年第22期《小小说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南京呆B》的小小说，以南京的“市骂”作为小说标题的做法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南京的年轻喜欢说脏话，小说反映了事实，对纠正出口成“脏”的不良风气有批判作用。也有人认为“市骂不足为奇”，这小说牺牲了整个南京市的形象。“市骂”、“国骂”能不能进入文艺作品或作文章标题呢？谈谈你的看法吧。
“血战”修正了我的片面观
乌蒙顽人
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时，家里已有了电视机，一般电影我都不太喜欢进电影院去看了，然而《血战台儿庄》我就连续看了3场。为什么呢？一是任务需要，二是乡情驱使。
作为任务，当时我是县里的电影宣传评论组的主笔，每部影片来到县里，都免费先看两场，而后写出评介文章，藉以吸引观众。从感情上来说呢？有位参加过台儿庄战斗的大老乡深深地吸引了我：1980年秋，我流连北京数月，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逝世时，我和一些彝族同乡收到张冲治丧办公室（没有成立治丧委员会）派发的通知书，以大同乡身份，参加了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的有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张冲追悼会。那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会议，记忆特深。张冲同志的生平介绍中，提及他任过国民党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参加过台儿庄战斗和徐州保卫战，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也感到新奇。说实话，之前，我只知抗日战争中有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不知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也有如此辉煌的胜利，故《血战台儿庄》对我就更具吸引力了，定要好好地看这位彝族将军的战斗业绩。
当我在电影中看到国民党军队那种为了抗日大局不记前嫌、不畏日寇的飞机、坦克、毒气弹，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悲壮情景之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从而修正了我以往的片面观点。我很快写出《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的观感，受到读者的好评。虽然《血战台儿庄》的电影晚于该战斗近半个世纪才拍出，但同样能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再看《血战台儿庄》，更觉民族团结的重要。
爆米花与染色果
高致贤
（应品友点题2篇）
炒到极热时，米花机猛炸一声，苞米全“开”了“花”，可这一声也宣告了苞米的生命到此结束。青苹果上色素变成“红”苹果，卖样好了，质量差了，有的甚至染上毒，变为打假对象。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由此，我联想到时下一些演员靠包装走红，影视剧靠炒作推销。常是开场锣鼓响了老半天，演员尚不出场；剧目已宣扬得天花乱坠，摄影师还未开机。演员和剧情成了观众心中的谜，谜面编得好听，让人着迷，可谜底一旦揭开，演员蹩脚，剧作水货，哪像炒作者所言？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观众受到愚弄，造成了逆反心理，有些本也过得去的演员或作品，抑或是经过培养和修改便可成功的演员和剧作，因炒作的虚情假意愚弄了观众，观众便唾而弃之，使之遭受到爆米花和“红苹果”的命运。
与此相反，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话剧等，事先并无什么炒作，但出台后多受欢迎。为什么呢？那时的编导、演员都老老实实地向观众献上原汁原味的东西，是好是坏，由观众自己去评说，不把评论家的意见强加给观众，相信观众才是权威的品味客。故尔，一些人不声不响地成了名演员，一些节目成了佳作，他（它）们的名字迄今还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心目中，成了不是流传歌曲的“流传曲目”。来自观众的评价，不是什么评论家可以代替的。
相信咱们的观众吧，他们才是权威的评论家。任何想取代观众的炒作，都是短命的，影视剧的从业，还是老老实实为好。
诚然，媒体的宣传是必要的，但宣传绝不是故意炒作，而是实事求是地将演员和剧情告诉观众。王婆夸的是好瓜，深巷里抬出来的是美酒，不以伪劣产品欺骗人，让消费者自己说话。“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你信吗？我信！
逼死小品相声者，非春晚也
高致贤
相声小品，因上了春节晚会而一时火爆起来，而且芝麻开花节节高，很快达到鼎盛之际。 而今鼎盛时期已过，正从波峰滑向浪谷，不是什么春晚逼死它们，而是一种自然规律。如果说这也叫“逼死”的话，那么，被逼死的又岂止相声小品？还有音乐舞蹈等也不景气，包括春晚本身也在死亡线上挣扎。不过，这种挣扎正是孕妇临产前的阵痛，将会有一种新的生命问世，使生命得以沿袭。倘若没有阵痛感，或是还没有怀孕，抑或胎死腹中，那才叫无望哩！
如果说，赵本山炮轰春晚，那他真是轰错了对象；如果他是为相声小品一时之不景气而着急的话，那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紧迫感，不必大惊小怪，还应从中感到艺术多元化正在给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们施加压力，或曰加以激励，迫使文艺家们与时俱进，这是一种文艺振兴的先兆。如果赵本山们还躺在小品获奖的光荣簿上睡大觉，认为相声小品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那才是相声小品的悲哀哩！赵本山的着急，正代表着春晚的形势，着急的绝不止赵本山，恐怕春晚的组织策划者比赵本山还着急，他们要统筹好几种艺术门类呀！
不过，有些东西，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得遵循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走出低谷，再上高峰。曾记得，当相声小品登上春晚的大雅之堂、炒得十分火爆之时，诗人、小说家不是也感到厄运当头、埋怨电视扼杀了文学吗？可是，经过一度痛苦的挣扎之后，文学又会找出新的发展途径，梳洗打扮一番，重新粉墨登场。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一好再好，永远都好。春晚是否还会永远办下去？我看也未必。相声小品也可能会找到更适合于它们发展的场合，但是，如果不能更新换代的话，不是春晚逼死它们，而是它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错怪春晚，结果是自己逼死自己罢了。
“恶搞”后面是现实
高致贤
（应点题篇）
《Q版语文》“恶搞”名著，将卖火柴的小女孩变成了促销女郎；鲁迅笔下的闰土摇身一变成了古惑仔，内容看似荒诞不经。可这“荒诞”正是杂文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法。鲁迅的孙子要用鲁迅的名字注册酒商标。让顾客“老板，来一瓶‘鲁迅’”。这是生活现实。真人真事尚且如此，何况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如果那“卖火柴的小女孩”生活在今天，她怎不会变成一个很合格的促销员？农家“闰土的后代”肯定早已进入城市，或为别人打工，抑或自己发展，当上白领、大老板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深圳就有不少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这便是“时势造英雄”的现实。
文学艺术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借用读者熟悉的名著来注入新的思想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表现方法，常被作家们采用。“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就是古例。新时期以来，就有《老二黑离婚》、《阿Q新传》、《阿Q歪传》等借助名著写成的脍炙人口的新作问世。赵本山新近导演的《牛老根》、《马大帅》不也是反复使用同一名吗？《Q版语文》之所以受欢迎，卖得好，大概就因为它给小读者包括大读者以强烈的时代感。只要教师引导得法，是让学生“搞文学”，不是让学生“被文学搞”，《Q版语文》就不失为一本好书。
老百姓喜欢就行
高致贤
（应品友点题2篇）
这里的“老百姓”是指除极少数理论专家之外的广大观众，包括许多文化人和未加评论或好评的专家。我们不是常说“观众就是上帝”吗？怎么到了评价文艺作品时，专家就要凌驾于“上帝”之上呢？不是我们不相信专家，而是不少被专家们炒得沸沸扬扬，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的影视剧等作品，观众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家们关在小宝塔里的看法，和观众在现场的实际感受相去甚远。观众便给以冷眼。专家和观众毕竟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看法不同，实属正常。不过十二乐坊是一个不吃皇粮国税的艺术团体，他们走向市场，面对的是广大观众，为广大观众服务。票要观众自己掏钱买，专家不会给观众埋单，也无权行文命令观众看，连号召观众看的力量都没有。这不好，那也不行，真是清谈理论口不干，但有多大作用？何况有的专家还有参与炒作之嫌，即使所谈的理论正确，也是“阳春的雪，和者甚寡”，脱离了广大观众。“对牛弹琴”，取消了对“牛”的讽刺，就剩下讽刺弹琴者自己了！十二乐坊不但把我国的民乐推向国外，而且把文艺团体带入市场，凭自己的创收来宣扬我国的民乐。倘若只有极少数专家欣赏，能养活那个团体吗？人家又不是专家研究基地或试验室。
你说人家是“下里巴人”，竟有那么多观众喜欢，不光本国观众喜欢，美国、日本等不少国家的观众也喜欢。难道说国际国内那么多观众都“愚蠢”，只有个别专家“聪明”？须知，文艺演出不同于研究导弹，这是要面对观众，为广大观众服务的，从观众腰包里“掏”钱来生存和发展的。没有广大观众认可，专家说得再好，也不过是极少数人的清谈。我认为“老百姓喜欢就行了”是对的，但不能说“就够了”，够了就不会再进步了嘛。
“鲁迅”为酒命名，利于宣扬鲁迅
高致贤
（应点题篇）
甲乙二人走进酒家，甲：“小二，来瓶‘鲁迅’”！“鲁迅是谁？”乙投以不解的幼稚目光。甲：你不知道鲁迅？甲满上一杯，恭恭敬敬地奠于堂前，而后细品漫谈：“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见《新华词典》）。代表着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向乙介绍着鲁迅先生的丰功伟绩。乙听后也毕恭毕敬地向鲁迅的英灵奠酒一杯。饮上“鲁迅酒”的人，就会像参观华盛顿市的人联想起美国总统华盛顿一样，联想起中国新文化旗手鲁迅先生，使之英名得以久久流传。鲁迅是国人崇拜的文化先锋，而今，酒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假如鲁迅先生还能活在世上的话，他也会支持酒文化的。所以，他的长孙要用他的名字来注册酒类商标，并没有离开他一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文化，而且有助宣扬鲁迅。
用名人的名字为他们献身的事业命名，古今中外如此。如700多年前就修制了天文历法《授时历》的我国天文学家郭守敬，700年后还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我国发现的2012号小行星以“郭守敬”命名；华盛顿夺美国政权，就将美国的首都命名为华盛顿。鲁迅是文化名人，用他的名字来注册酒商标，让后人永不忘他。人们喝到“鲁迅酒”，只会想起鲁迅先生，绝不会将“鲁迅酒”和鲁迅先生混为一谈。还可以借饮该酒之机介绍鲁迅先生的伟绩。这应视为尊敬鲁迅之举，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明星可让观众过把话剧瘾
高致贤
（应点题稿）
《雷雨》话剧明星版之所以取得佳绩，固然有明星们的作用，如果由一些无名之辈去演，即使演得比明星们演的好，也不会有这样的轰动效应。但如果因之认为明星版就可以“进一步开拓出话剧的新天地”，那想法也幼稚了一些。本次话剧《雷雨》复出的轰动效应，除了明星之外，还有名剧目的作用，如果让这个演出班子去演一出新编话剧《雨雷》什么的，还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吗？因为《雷雨》在上个世纪就给观众留下好又深的印象，老年观众想看看久违的“老朋友”，来一番忆旧；青少年受老年观众和历史评论的影响，出于好奇心，想看个究竟。“两优”结合，所以演出效果好。
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事物不断更新换代，谁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终归成为历史。话剧也一样，保护得好，相对多管些年代，所谓经久不衰的“久”，也有时限的。想凭明星“开拓话剧的新天地”，是理想多于现实，光靠明星来扭转话剧的低迷情势是不可能的。这其间也有个价格问题，不用买票就在家中舒舒服服也看电视连续剧的观众，需要花成百上千元去买票，还要乘车去剧场！到底有多少人愿去看，去看的又能看几场？在电视普及程度那么高的今天，连在家看电视都要挤时间的上班族，能有多少会常泡话剧场？话剧的明天未必有京剧的今天好，它还不算国宝嘛。
有些相似才“生活”
（应征篇）
周星驰的《功夫》来了，我平时没有什么工夫去看电影，或曰把功夫也用在打太极拳、舞太极剑、玩功夫扇上去了。听说那也叫“功夫”，但已从攻守的硬“功夫”转化为健身的软“功夫”了！现在这种“功夫”在中老年人中比较普及，还常开展比赛哩！为写这篇征文，我下起工夫去看了场《功夫》，觉得很过瘾，比我迷恋的“软功夫”热闹多了！ 有如再次与“霍元甲”、“陈真”等“故友”们重逢，好好过了一把看“打瘾”，看了一次热闹，真不虚“此看”！
有人说这《功夫》里有些动作与其它“功夫片”中的相似，我想了一想，此说也不无“实据”，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正好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一个人在打打斗斗中生活了那么些时间，那能处处标新立异？如果处处标新立异了，那就不叫社会生活，而属于编撰的“纯艺术品”了。有些艺术作品，专家评价很高，票房价值却很低，可见广大观众想看的还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下里巴人”。脱离现实生活的“阳春白雪”，只有少数专家孤芳自赏了！现实生活就有许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相似相同故尔相通，才能被认同。不要说这是生活片，就是纯艺术项目也难免相同之处。就说太极拳吧，有杨氏拳、陈氏拳、吴氏拳、国家体委统一编排的竞赛套路等等好些种，每一种又有好几套，看似五花八门，可认真一看，基本动作都差不多是那么些，大同小异，还各立“门派”哩！一套拳术尚且如此，何况一部生活影片？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便是这个道理。全世界的歌曲到底有多少首？谁也数不清，但归根结蒂都是由“1234567”这7个基本音变化而成的，细究起来，许多歌都有相似或相同之处，能说都是抄袭吗？由我这个“看热闹”的外行来说，那才叫真实生活的表现，故对周星驰的《功夫》，我觉得好看就行，普通观众谁去记哪是抄袭？
我无意于否定文艺作品的标新立异，认为抄袭作品赚钱也是可耻的，但反映同类生活的同类作品有些相似之处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属刻意剽窃，就应视为生活的正常反映，受众并不去计较它。
说句题外话，作品“源于生活”不假，但是“高于生活”的要求往往成为某些人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的托词，只要能把现实生活表现好就不错了！。
深圳的娱乐品牌尚需“积知”
高致贤
（应品友点题）
深圳的娱乐品牌是有的，但目前还处于原始“知本”积累阶段，尚需一定时日。我们随时都读到深圳青少年，乃至中老年文艺人员在全国和国际大赛中夺金拿银的消息，这就是深圳娱乐品牌的雏形，但都还处于单兵作战阶段，尚未形成集团军，故拿了国际金奖也还未成品牌，但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品牌便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下，目前请进一些“外来和尚”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这有如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一样重要。不难设想，如果当初不引进外资，深圳特区这个品牌能形成得这样快吗？时下“演出季”请来这些名牌，正是为深圳娱乐品牌的早日形成增加条件。但请来的指导思想必须明确，“拿来”就要为我所用，不忘培植本土品牌。如果一味地认为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忽视了本土品牌的培养的活，那么深圳娱乐品牌就难很快形成。
深圳既然已经有了那么些拿到国际国内大奖的文艺精英，只要由市文联牵头，将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像十二乐坊那样，形成别具专业优势的文艺团体，经过严格训练，何愁深圳娱乐品牌形不成？我们希望早日看到深圳的娱乐品牌，相信这品牌是一定会有的。
坦然面对文坛“娱乐圈”
高致贤
（应点题篇）
文坛出现“娱乐圈”，是文学界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反映。过来人还记得：上世纪80年初，改革大潮滚滚而来，文人纷纷“下海”，于是有人惊呼大势不妙，斯文将扫地了！结果并非那么回事。后来，文稿拍卖风起，一篇千字的散文稿拍价若干万元，有人说文学的春天来了！文学事业也还存在不少困难。今天，市场经济又掀起阵阵巨浪，文坛出现“娱乐圈 ”也不为奇。怪圈之后文坛当是一番新景。我为什么持这种乐观态度？
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净”英雄。大潮兴起，总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一阵子，弄得人们眼花缭乱，真假难分，一些伪劣“产品”趁机冒充文化人。他们本来就不属此类，文化底蕴不足，靠装腔作势吓人，藉以支撑他们的“花架子”。一旦潮头过去，水势相对平稳之时，泥沙分沉，鱼龙归队，尽管他们借用各种商业炒作，终难在文坛立足。这时，坚持守望文坛的真正英雄，经过严格的“洗礼”后，露出水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文坛“娱乐圈”不是文学界生存下去的必经之路，而是文学改革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职业，所以，对这种“怪圈”不能支持，也不好禁止，更不必大惊小怪，让其自生自灭罢了。
文艺不能断章取义，宽容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高致贤
（应点题篇）
有人对号入座，黄宏演出的《装修》小品中，一句台词引起麻烦，使艺术环境显得有失宽容和谐。
观众为何喜欢小品？就因小品巧设悬念、善抖包袱，当人们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演员将包袱抖开，就让人恍然大悟，从中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享受。不设悬念、不卖关子、不抖包袱，小品就成了说明文，那还有什么艺术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比喻是诗歌、小品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有个故事：某人为其母祝寿，请友人为其母做首贺诗。那人便即兴吟道：“XX母亲不是人”（稍停又吟道）“她是仙女下凡尘”。（接着吟）“养些孩儿全是贼”，（又卖个关子）“偷得蟠桃孝母亲。”以单句设悬念，句间卖关子，双句抖包袱，采用比喻手法，让人们在一张一弛中感受艺术幽默！若将这诗断章取义，不看“喻体”，只挑一、三句就足以将作者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将这诗与黄宏的那句台词比较，不难看出黄宏用的喻体是保安“手里的警棍”而不是保安本人，故无讽刺保安之意！
有一种叫“三句半”的表演形式，前两句铺垫，第三句“卖关子”，后半句“点睛”。如果撇开“点睛”之句去挑毛病，相声、小品就没法演了，演出来也没有看头了。就以《装修》中那句台词为例吧，假如黄宏不“卖关子”，将它平铺直叙地念出来，还算小品吗？从黄宏的身分来看，他的生活离不开保安，保安会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保安，怎么会在“春晚”上“侮辱全国的保安”？须知，文艺是不能断章取义的，更不宜用“文革”中常见的那种“攻其一点，无限上纲”的方法来对待。在中央一再号召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希望部分保安人员对文娱环境宽容一些。大家一起构建和谐社会。
问题在于是否做虚假广告
高致贤
（应征篇）
我不反对名人做广告，唐国强说的也在理，演员也是人，也需要钱。但我反对名人做虚假广告。因为名人影响大，一旦做了虚假广告，它的欺骗性更大，受害者更多，罪孽也就更深重了！如某些见利忘义的名人，恬不知耻地高叫什么，服了XX药，这不酸了，那不痛了，哪儿也不抽筋了。但买来服用了，并非那么回事，故一见他们出台我就恶心，因而我对他们的崇敬变成了厌恶，心问他们到底还要骗多少人？不少商业欺诈就是借名人为其推波助澜，抑或两者狼狈为奸造成的。
说心里话，名人也要钱，但不可忘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不要以“名人也要钱”为幌子，卷入弄虚作假的漩涡之中。须知，商场如战场，战场上是兵不厌诈的，遵守信义而又书生气十足的文化名人，稍不留神卷入其间，为虎作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向文化名人们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急需用必须正用的钱，适可而止，且要态度鲜明地反对造假，千万别把自己好容易积蓄起来的那点“名气老本”挥霍光了，最好像屈原们那样，留点给后人享受。风物长于放眼量啊，文化名人们！
我国电影题材还需拓宽
高致贤
（应点题篇）
我国电影业不够紧气，韩国名导金基德、姜帝圭说这是“软豆腐工程”。这种评价未必准确，但人家是旁观者清，比较超脱，参照物也多，不受多少条条框框限制，故尔评价也有其道理。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呀！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电影题材比以前拓宽了许多，但也勿庸讳言，这拓宽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虽然对选材“松了绑”，但“绑”还是存在的。衡量题材的“政治标准第一”，“为政治服务”的尺度还时有突出。创作者还不敢完全放开手脚，投资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倘若大把资金投下去，一旦终审通不过，投资泡了汤，谁干？如此说来并非不要审查，但习惯了左眼看事物，一时还不敢睁开右眼来全面观察，唯恐右眼看出偏差。终审宁左勿右，更加保险。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记录影片《中国》最近终于回到中国来了，说明我们评审影片已尊重了事实。记得这部《中国》记录片刚出来之时，举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批判安东尼奥尼利用拍片来攻击、污篾我国早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很深。而今冷静下来反思反思，觉得衡量的标准不同，所得的结论各异。故尔，作为金基德等国外旁观者的意见，应该热情欢迎，认真思考。政府对电影题材“松绑”之后是否还未“解绳”？拓宽电影题材，促进电影业的深入发展，这对电影市场的真正繁荣应是有好处的。
几乎把英雄壮举用错了
我们看《狼牙山五壮士》的时代，是“学英雄，见行动”的时代，各级地方政府，甚至工商企业表彰先进人员的会议也叫“群英会”。“狼牙山五壮士”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深深地印入我这个共青团员的脑海中，并要将之落实到行动上。但在学习“五壮士”、黄继光等英雄事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种生不逢时，无缘当上英雄的感叹。文革引起了两派斗争，我当时还以为争当“英雄”的机遇已到，正是争当英雄的好时候了！
一次两派“大辩论”中，我被对方围攻谩骂了十几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食物，饥渴难当，对方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轮番“轰炸”我，我用“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投降”的口号对抗，当时我心目中就认为对方是“敌人”，我就是狼牙山上的一个“壮士”。两派群众从口头谩骂恶化到真枪实弹的武斗后，某次武斗中，对方的一个据点久攻不下，某大学生扛上一个炸药包冲出战壕向战友们说：“请告诉祖国和人民、告诉我母亲……”便冲向对方据点，幸亏立即被一位干部拉住，才避免了血肉横飞。后来我们一起回忆时，都感到可笑之至。今天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笑料的疯狂行为，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却被视为“英雄壮举”，真是笑话。笑话令我笑不起来，“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后来报载当时的五壮士中有位英雄幸免于难，我们在悼念其他英雄时也为他祝福。前段时间，报载《狼牙山五壮士》被有关部门从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必修课本中抽掉，我很气愤，便向报纸、网络笔伐这种行为。“狼牙山五壮士”之类的民族英雄，是不应该也不会被人民忘记的。
千里马须食万钟粟，不妨换位想一想
（应征篇）
中央电视台是经济独立核算单位，春节晚会开支是笔大数，国家财政没有专门拨款。做个馒头还须有把面粉哩，何况办一台春节晚会？那么大的开销，不搞“以文养文”，谁来埋单？所谓“纯洁性”就是不收广告（包括隐形广告）费。不难设想，此观点出自专靠国家拨款办公益者。若由他们来办，定是先向国家拼拨款，不拨专款春晚就办不成。这种脱离市场经济现实的“纯洁性”，看似十分“清高”，实为误国之“清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千里马要食万钟粟，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跑，还要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假如我们换到主办者的位置上去，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收广告费，纯是“纯”了，可春晚还办得下去吗？我看问题不在收不收费，而在收费合不合法？使用得不得当？央视收广告费是合法的，其它节目可以收，“春晚”为何不能收？只要不插播商业广告打断晚会节目就行。
所谓“假唱”，我以为算不了多大问题，春晚涉及到国家声誉，国内外观众那么多，如果谁要临场唱砸了，该让多少观众扫兴呀！为保证节目质量、让观众看好，公演前已经彩排了多次，演员本身在现场与录音同唱，万一临场唱不好时，暂由录音代一两句，也不应视为假唱。这是对节目质量的“双保险”，应体谅组织者的良苦用心。
水至清则无鱼。所谓“纯洁性”是相对的。只从一个方面考虑，那就无助于办好春晚。对春晚还是多些鼓励与理解，少些偏激与苛求吧！
用平常心看明星，明星走下神坛
高致贤
（应点题篇）
明星也是人，人无完人，谁没有缺点错误？日常生活中，有时一忙或不小心，我们不是把衣穿反了，就会把鞋穿错了，额头有点墨迹，腮边有颗饭什么的，也是常事，只是没有谁去计较它，所以也就不算一回事儿。如果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看现实生活，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缺点。倘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人人都可成为一个“大坏蛋”。近年来，明星们常常处于娱记的放大镜或“显微镜”的包围之中，明星穿什么衣，吃什么饭，走路的姿势，梳什么发型，一哭一笑都会被做成大文章，有的巴不得将明星的裤衩怎样也写来充斥版面，何况还抓住了一句脏话？他们已把明星当成唐僧肉，千方百计去分享一点儿，哪怕是残汤剩水，也在所不辞。因而就有了赵薇、胡明霞和孙悦们的“穿脏事件”发生。试想，如果不是那位火眼金睛的看客，将孙悦裙子上的那个英文骂人单词揪了出来，且公诸于众，除了特务侦探外，又有多少观众会抛开主题节目不看，双眼紧紧盯着女明星的罗裙！那个不显眼的英文单词又能伤害、影响多少观众？我倒以为，影响观众的反而是那从鸡蛋里挑骨头，且将其无限放大，占去报纸版面，浪费播报时间的行为。明星也是人，观众应以平常眼光看待明星，莫把明星当神看，犯不着对明星那么挑剔。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明星也应自尊自重，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不要动辄发脾气，耍小动作，摔花呀，骂人呀。须知，国家已经给了你们的各种政治待遇，称你们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是旧社会戏娃子，卖唱的，你们已成了公众人物，如果在公共场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将会造成不良影响，有时甚至会产生恶果。你面对的是千百万观众，不要被少数所谓的“追星族”捧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以为自己真是“神”了，处处表现得神气十足。
总之，明星是人不是神，观众别把明星当神看，明星更应自觉走到观众之中。观众与明星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这类“脏字事件”恐怕就不至发生了。
致许石林
石林老弟：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吧！
您在“文娱”版上发表了许多好的时评，读起来真过瘾！何也？许多我们想说而说不好或没有地方说的话，您给说出来了。比如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严肃、纯洁问题，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都是可圈可点的。在这些问题上，您代表了多数读者的心声，当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反对，这是很正常的，不必受他们的影响，读者心中有数，历史将证明您是对的。
不过，我倒觉得您有点孤军奋战似的，尽管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总是冷清的。虽然还有两员大将参战，但缺乏读者的互动，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就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建议您，想法恢复“每周一品”式的专栏，或叫“每周一谈”什么的，与读者互动起来，宣传教育的效果定会更好！
诚然，这不在您的职权范围内，向您建议有些为难您了，但内心话又只能向知音说，没办法，就算一吐为快吧！请您想办法去！
致礼！
2005.9.13.
怎样评价中小学生作文优劣？
作文最终是为记述事物和表达思想
读者 高致贤
有那么两篇文章， 一篇语言大众且有个别错字，但内容充实、紧贴生活。另一篇，词藻华丽，文从字顺，但空洞无物。述而不作的老师对它们的评价是前劣后优；编辑对它们却是取前舍后。反差为何如此之大？老师强调形式，编辑注重内容。教中小学生作文，过去强调打好字词基础，不无一定道理，但而今还局限于此，就落后于学生智力的现状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了。
今天的深圳，公开发表文章的小学生不少，出书的也有了，只教他们遣词造句不是太落后了吗？但缺乏创作实践的老师，评介学生作文时，往往重形式而轻内容，对学生写作是一种误导。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作文教学很有普遍性，我就有过几次遭遇，足见对中小学生的虚假作文教学绝非个别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作文是用笔“说话”，最终是为了叙述事物和表达思想。虚假的文章，词语越华丽欺骗性越大；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的文章都必须真实。卖弄华而不实的词藻写虚情假意的文章就是诈骗。所以，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记述真实事物或表达美好思想，则是好的；用华丽词藻编造虚假事物或表达错误思想，则是不好的。
十
一个有力的细节描写
读者 高致贤
办了坏事者为何怕媒体曝光？新闻事实说话最有力。例如深圳晚报8月26日A14版登载的《小区车库进水13辆车被淹》的消息，报道了某住宅小区车库被淹，“如何赔偿起争执，业主拖车在车库大门一侧展示”的现场。文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如正文的最后一段写道：
昨晚7时许，业主将一辆浸泡受损的轿车拖至车库门口一侧展示。双方正在交涉之际，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抢夺业主邢女士手中尚未打开盖子的照相机，并打了她一记耳光。一名石姓业主上前说理，被不明身份的人卡了脖子。随后，该男子开着粤B5E246轿车扬长而去。现场的地产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不认识那名男子，那人不是（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述文字客观地记叙了业主、不明身份者和地产公司工作人员三方面不同的言行和态度，未加评论。其间，对邢女士的照相机写下了尚未打开盖子的细节，对不明身份的人开着粤B5E246轿车扬长而去的描写，让读者分析问题都很有帮助。用事实说话就是好人喜爱、歹徒害怕的关键。
深圳晚报上的好新闻很多，我选此篇为例，就是：一、这篇社会新闻牵涉到方方面面，事实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二、新闻由头发生在头天晚上7时许，次日见报，发稿及时。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内容充实、描写细致的长稿，体现出深圳晚报记者的功力深厚，责任心强。细节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必须以深入仔细的现场观察，耐心细致的人物采访；还要有倚马可待的写作速度。晚报记者具备了这样的写作素养，就能抢到先机，让读者读到当天发生的新闻，变“晚”报为“早”报！
“善有善报”,国人幸福!
读者 高致贤
4月14日深圳商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7名在伊拉克被扣的中国人安全获释.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理:“善有善报”,.不是吗？在解决依拉克的问题上,我国一直坚持和平解决的态度,尊重其国家主权,支持其民族自主解决,反对武装侵略.我国的态度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部队与人民的支持.谁恶谁善、谁坚持正义,伊拉克人民心知肚明.当那些拿枪的人知道被他们扣押的这7位是中国人后,表示友好:不戴手铐,还给水喝,而后让他们安全获释.这不正是“善有善报”的最好注释吗?
试想,如果是抓住7个对他们的侵略军或侵略国的人那情况还会是这样吗?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大阳的光辉,从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我国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啊!她惠全世界人民,当然更惠及到每个中国人,哪怕是几个受骗出国的打工者.这正是善良正义而强大的祖国母亲的威力所在,使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
报纸多关照一些民众官司如何？
读过刘晓庆状告武昌老太索赔19.6万元（11月10日深圳商报C1版）的报道，不禁想到一个问题：报纸能不能减少一些名人官司报道，多关照一些民众官司？报上见过的赵忠祥吃官司，阿文状告高峰等等有关名人的诉讼消息太多了，仅刘晓庆的税案以来，有关她的官司报道就占了不少版面。名人官司报道滥了，引出“以案炒作”的歪风，名人互相告，民众告名人，名人告百姓，名人官司风起云涌，以告状求“名声”，成为包装自我新时尚。由于媒体常使名人官司出名，可打可不打的官司必打，不该打官司的也先告上几状，上了报再撤诉或被驳回也无所谓。名人官司报道滥了，普通民众的官司却很少报道。这会给读者一种错觉，好像法院是为名人设立似的。
其实，普通民众打的不少官司很有报道价值。有的群众为了反对腐败、维护自身合法权宜，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求个真理。这种官司报道出来，对提倡民主，促进法治都有一定的启迪和促进作用。可惜民众中的这种官司见报的比例实在太小了！
提倡多报道些民众官司，不是说名人官司不该报道，而是说名人官司不要报道滥了！报道官司，不应看是什么人打的，而应看这种官司报道出去，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和影响。
清除权力腐败才能制止买官卖官
读者 高致贤
深圳商报上有篇叫做《有官可卖是“逆淘汰”的根源》的言论,谈得颇有道理,读后深有同感,可惜言及根治买官卖官的举措尚欠深刻.该文提出根治买官卖官的办法是:“把本来应该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权力，真正交给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也似乎太简单而表面了!
须知,在权力尚未得到有力的监督,腐败还借权力孳生的地方,不从清除腐败入手,只搞人事任命的单位交换,不过权力转移而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党委任命干部也是通过集体讨论的,包括那些卖官的,也须通过这种形式.只因腐败未除,所谓的集体讨论就擅变为掩盖卖官的形式了.从媒体披露的事实来看,一些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也绝非一池清水,其领导成员中也不是没有腐败分子的.贵州省的刘方仁就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所以,如不是坚决反对权力腐败,只是把人事任免权从党委转到人大是远远不够的,假如接收此权的某地人大又恰恰被腐败分子把持,那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吗?那就是换汤不换药,官是货物,卖买照做,只不过换个摊位和老板罢了.所以,我以为治理买官卖官的关键问题是:彻底清除权力腐败！.尽管把人事任免权真正交给了人大,目前尚可以缓解一下买官卖官,但那毕竟是表面的,暂时的,绝不能因之而舍本求末!
在多党合作管理国家的今天,由哪种组织任命干部并非关键..最最关键的是真正实施民主监督,彻底清除权力腐败.
“以毒攻毒”可治疑难杂症!
高致贤
非法办报有如一种毒瘤。治疗毒瘤可用 “以毒攻毒”之法，深圳市文化稽查人员在查封“黑报社”之时，黑报“总编”徐某说，他“还知道很多其他非法出版物的情况”，并搬出几大摞报纸杂志为据，说他要举报（见05.12.9深圳商报）。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以毒攻毒”的条件。常言说：“猫知猫路，鼠知鼠路”。“黑业”同行多相知。不妨给徐某一个“立功”的机会，只要他将那些黑报黑刊揭发出来，便可从轻发落。但须防止其他“黑报人”做他的“工作”，联合弥补他的“经济损失”，形成一种“抗药体”。
笔者所闻，的确有非法办报刊祸国殃民的，其中有的“总编”还曾经在某种报社干过。他们拿着以前的记者证招摇撞骗，挂羊头卖狗肉，到处招“记者”，发展“通讯员”去为他们拉“广告”，坑国害民。有的单位将小报代广告，自己非法办报，还为其它企业刊登广告，将他们的非法报刊投入小区住户信箱中，我就收到过好几种，看来，还有一条地下发行线为他们投递。在暴利驱使下，有的人不惜被查处，抱着“捞一把算一把”的心理干，致使非法报刊成了顽症。经深圳商报记者暗访证实并公开披露后，初次打非就取得较好的效果，且找到了以毒攻毒这个“偏方”的“毒源”了，文化、出版机关的纠察部门应该趁热打铁，立起直追，进一步清除非法报刊，净化出版环境。
名句多从改造来
高致贤
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诗中的“一枝红杏出墙来”，被视为千古名句而推崇备至， 殊不知这并非叶绍翁的独创。唐代吴融的《途中见杏花》诗就有“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和“一枝红艳（一作“杏”）出墙头”之句。宋代陆游的《马上作》诗中，有“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之句，而后才有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金）刘豫的《杏》中有“竹坞人家濒小溪，数枝红杏出疏篱”。元好问的《杏花杂诗》里有“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宫妆出晓晴”之句。明代朱白藩的《泾西杏花杂兴》里有“墙东一树红如锦，莫怪先生独闭门”，还有“一枝斜透粉墙西”、“一枝斜拂酒楼前”。宋祁“玉梅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等，一句一典，辗转抄改，终成名句。
细读《全唐诗》，你会发现不少诗句很相似，尤其是用典的更易雷同。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后庭花》这个典就被很多诗人采用，不过是五言诗在其前面加两个，七言在前加四个字，使之成为五言或七言罢了，句意上都大同小异。因受字数和韵脚限制，句中只改动一二字者不少。“春风又绿江南岸”、“僧敲月下门”等名句，无不是继承发展而成的。
从“阳光很深圳”说开去
高致贤
2005年1月15日《深圳商报》的专刊《周末生活》头版以“这个冬天的阳光很深圳”为总题目，用套色大号字“统辖”专刊，十分显眼。这个冬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深圳，但我就不理解这“阳光很深圳”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这“很深圳的阳光”有什么异样。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语言的“创新”和“进化”，还以推广使用这种“新语”为乐事哩？但它用副词“很”来修饰名词“深圳”，这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诚然，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语法也不是一成不变，但这发展变化有个漫长的过程，如从古汉语的语法变到现代汉语的语法，且这过程中是相对稳定。如“大把阳光”等不过是一种“新的方言土语”，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普通话媒体上滥用。滥用不合语法的语言文字，不利于推广普通话。如“大把阳光”，“这暗室很亮”等等。这阳光怎么用“把”来衡量、“很亮”了怎么叫暗室？受众难以理解。你可“创造”“阳光很深圳”，别人就会写成“阳光很北京”、很上海、很美国、很X，结果这阳光就不知很什么了，怎样翻译成外国语言？都有诸多不变。
这些语言多数深圳人听得懂，作为口头语言在深圳说说未尝不可，但大量出现在公开传媒上就不妥：深圳的传媒不只是为深圳人服务，还得面对国内外的广大受众，肩负起向受众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呀！普通话是按语法要求规范化的，这种新的方言土语以普通话的面目出现，夹杂在普通话中，就会把语言弄得不伦不类，影响思想传达、语言交流不说，还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是应该引起媒体工作者高度重视的。
新闻能代替法规吗？
高致贤
深圳商报报6月23日都市新闻头版头条以《曝光一台，停运一台》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市交通局长的表态。
消息称该报对公交车违章的报道引起重视，21台违章公交车被停运。文中多次强调市交通局长表示希望该报继续监督，以后该报“曝光一台违章公交车，我们就停运一台，决不手软。”作为行政执法单位接受媒体监督，支持媒体工作，与媒体配合默契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享有立法权的市的交通局长如此表示，就难免以新闻代替法规之嫌了！记者可以也应该报道一些社会新闻，但记者既非侦探，又非执法人员；消息既非侦察报告，更非定案结论。各车辆违章程度和主客观因素不可能完全一样，报道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以“曝光”一票决定公交车停运，而且又是以某报的曝光作为停运的唯一依据。我以为，作为法人代表的市交通局长这种表态，不算荒唐也是武断！抑或不懂交通法规！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安全事故案多是通过媒体曝光后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得到处理的，媒体在维护社会安定中起了一定的揭露、监督作用，功不可没。但新闻只是“引子”，既不是依据，更不是准绳。以一家报子的曝光决定公交车停运，这报社不就成了该交通局的侦察机构？消息不就等于定案材料？报子的任务很多，不可能把交通违规全管起来。以曝光为停运依据，那些违章而又未被曝光的公交车、私交车不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那还要交通局干啥？新闻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法规，更不能大于法规，强调过分了就是一种误导。
博文亦应有“文眼”
从“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心情是宁静”想到……
郭立民在《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心情是宁静》的谈话里说，有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无，休息也不是无足轻重。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亲情，最好的运动是散步，最好的心情是宁静。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我，仔细琢磨，深受启迪。这不失为我们作文的一种努力方向。要求口语入文，平白如话是对的，但这绝不是说白话文就没有名言警句的产生，就无神来之句、点睛之笔。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一个闹字使宋祁的《玉楼春》全诗生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文增彩。本文开头引用郭立民文中的语句虽然尚不能和前述古诗文中的字、句相比，但也下失为现代文章中的佳句，也可以作为我们“写博”的要求。我们虽然没有贾岛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提炼时间，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可以作为一种追求。深圳商报原《谈话》版中有个“三语两语”的小栏目，从来稿中摘登一些精彩句子，不过三言两语，显得精彩纷呈，读来余味无穷，虽属几句话，胜过滥长文。这些佳句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普通读者所诈。由是观之，只要我们写稿时，认真提炼提炼，让我们的博文给读者留下一些佳句是完全可能的！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 “博文”是文，为何不能有“文眼”？文眼就是我们常说的名言警句，被人们摘为“语录”，《论语》即是我们学习的范本。
回音壁
解惑释疑堪称“师”
读129号现场版有感
读完10月21日“你说我说”129号现场版《家庭寄养后，孩子你好吗？》，不禁拍案叫绝：好个现场版啊！我也参加了家庭寄养问题的讨论，但因背景材料不可能将相关资料详细刊载。于是，福利中心的前期筹办和后续管理，经费开支及收养家庭态度等等问题，我心中都无数，疑云重重，如堕五里雾中，老觉得有一种困惑中之难受。就在此时，我读到了129号现场访谈录，满心疑云顿时散尽，朦胧眼前豁然开朗。解吾惑者是吾师，不禁想起韩愈的名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贵报的“谈话空间”虽然尚不能直接授业，但能天天传道，及时解惑，已很好地完成了传道、解惑的工作，起码也可以称为2/3个老师了，足以令人敬佩。
希望今后适时穿插这样的现场版，及时回答读者中的疑问，使之更加贴近民心，成为名副其实的“读者代言人”，为我们的专栏锦上添花。
回音壁
莫以物质刺激无耻
高致贤
读完10月29日《“脱衣促销”竞竟有多人应》的“大毛小美说新闻167”，像吃了粒耗子屎，心里很难受。生活中竟有那么些要钱不要脸的无耻之辈，为了免费穿走一件羽绒服，她们可以当众脱衣上三楼。如果有人给她们皮夹克，她们不就可以脱裤上床睡觉了？这种伤风败俗够严重了。而且一旦激活了这种思想，只要有钱他们便可以当叛徒，当汉奸，当卖国贼，为了钱，可以不要脸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讲，比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徒危害性更大。故应狠狠鞭笞这种无耻之辈。以物质引诱女人脱衣促销的商家，有违德治，破坏精神文明建设，希望工商部门、公安机关制止这种以物质刺激无耻的促销，以利于国家德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汇报信
山情海谊两依依
高致贤
编辑老师们：你们好！
本周五我就要回乌蒙山区探亲避暑去了，但真舍不得离开咱们的“谈话空间”啊！
人就是个怪物，四年前我从大方来粤之时，总是舍不得离开那个贫穷的家乡。那里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就因那里有我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同志关系，几十年互相信任的父老乡亲，随时有人掏心窝心说话，满足了我退休之后的精神生活。一听说那些“家电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孤寂，我更不愿离开故乡。然而，孩子们的好意，终于从大山深处来到了南海之滨。
所幸的是，在深圳，很快我找到了咱们的“谈话空间”。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取《深圳商报》，阅“谈话空间”，看“编辑留言”，新的话题是什么，我的发言被采纳没有，擂台赛“打”得如何；朋友们的谈话有无回音；大毛、小毛又谈了什么新闻？我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在“你说我说”大家说中享受着脍炙人口的精神大餐，结识着新朋老友，改变着我对城市生活的观念，享受到容纳百川的大海情怀。我爱上了深圳，深圳接受了我，自觉成了深圳人。编辑“红娘”们，使我在深圳有了许多新朋友，引我参加了“读者大会”，消除了城市孤寂感！但我忘不了山乡的父老乡亲！几年未见面了，很想看看他们。然而，我又不愿离开深圳了！
最难离开的就是咱们的“谈话空间”。离开她后，我怎样同读者“谈话”？为难之中，家人为我想出个“探乡”、“谈话”两不误的妙招：将我习惯使用的“千变小蒙恬”带回家乡，网上同朋友们“谈话”：老朋友得见面，新朋友不断线，还可从遥远的贵州高原向编辑老师发送“谈话”稿件，在“空间”里与笔友们交谈。尽管生我的山村目前尚无电脑，下乡时，谈话会一度中断，但我正好借机向老乡们介绍咱们的“谈话空间”。谈话方式变了，谈话精神不变，这就我“山情海谊两不离”的实施方案。
回音壁
死水无鱼会发臭，众溪相汇起波澜
于冰老师：您好！
看了你对几个专版的处理，有话想向你说：《保健》与《情爱》两个专版，因加入读者讨论，这就给救“活”了。可《谈话》版的“你说我说”少了，就给人以奄奄一息之感。一石可激起千层浪，众读者参与谈话，宛如一把石子抛入水中，该会激起多少层浪？尽管石小浪不高，但水终是活的。一种声音再美也是单调的，多种声音组成的大合唱更能吸引人。专家意见虽好，但需要听、能听懂专家言论的普通读者有几多？不如请他们到理论版上（如时评）去讲给高层听。《85岁的“新画家”》那样的老人真可敬，但作为人物专访或人物通讯的新闻发表会更合适一些，将他们都请入“会客室”，非“客”不能置喙！只能听到一种意见，而这种意见总是“三元钱算一张八字——只有先生说的份”，说得再好也只能适合某读者群的胃口，营养单一，不利健身，食（读）者必然减少。
“你说我说”之所以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我想，发言面广恐怕是个重要因素吧。一旦将“快餐店”办成“星级餐馆”，打工众无钱（暇）进去，而且消化不了，“食客”还会很多吗？ 我担心“名专栏”之名难保呀！但愿这属杞人忧天。
井蛙之见，冒昧写来，仅供参考，敬望赐教。
敬礼！
回音壁
“谈话”不必非此即彼
高致贤
我是一名“谈话空间”的热心读者和参与者,从去年3月以来,几乎每次“谈话”我都全读,也参与了绝大多数话题的讨论,受益匪浅.但在深入阅读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刊登出来的谈话均为正反两方,缺乏甚至没有 “中间”发言,这就缺乏辩证性,有失偏颇.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问题都有其两面性,故尔,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像小孩评价影视剧中的人物: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没有中间人那样不全面了. “文革”中,看人非左即右以及乱批所谓 “中庸之道”遗下片面性的危害,很不利于实事求是.因此,我建议编发一些颇具辩证性的 “中间”发言,让读者从中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不失偏颇.让我们所谈的道理,总体上更全面些 .
回音壁
“谈话”亦应有“话眼”
从“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心情是宁静”想到……
阿贤
第693号谈话（续篇）中，郭立民《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心情是宁静》的谈话里，有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无，休息也不是无足轻重。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亲情，最好的运动是散步，最好的心情是宁静。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我，仔细琢磨，深受启迪。这不失为我们谈话的一种努力方向。要求口语入文，平白如话是对的，但这绝不是说“谈话”就没有名言警句的产生，就无神来之句、点睛之语。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一个闹字使宋祁的《玉楼春》全诗生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文增彩。本文开头引用郭立民读者 “谈话”中的语句虽然尚不能和前述古诗文中的字、句相比，但也下失为现代语言当中的佳句，也可以作为我们“谈话”的要求。我们虽然没有贾岛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提炼时间，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作为一种追求。《谈话》版的“三语两语”中就有一些很精彩的句子，只要大家写稿时，认真提炼提炼，便会让我们的“谈话”能给读者留下一些佳句，应该是可能的！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 “谈话”为何不能有“话眼”？“话眼”绝非我生造,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名言警句，被人们摘为“语录”，《论语》即是我们学习的范本。
第703号话题
PK让三位教授笑话
晓 明
国庆旅京，随父母赴两位语言学教授的宴请，文人相聚，刘博导也来了，得知他便是“超女”评委黑楠的父亲，饮酒时我便冒出一句PK，想来没有什么不妥。谁料却换来一顿教训：姑娘，故知他乡团聚，喝的是乡情，谁干掉谁啊！我说这是当前最流行的语言。心想他们一位是文学研究员，两位是语言学博导，不会轻视PK的。可他们却说，这PK不符合汉语法则，且用外文标示，能有多少国人认识？更不谈什么理解了。我说它很流行呀！他们说，所谓流行也不过是在你们这些支持超女的年轻人中，超女活动能经久不衰吗？超女一过时，这PK也就PK了。它不具有普遍性，也无多大代表性，不过兔子尾巴而已！我虽然还不很服气，但又找不到什么理由来说服他们，所以想起一句广告词：专家信不过的，我也信不过了！但它还是可留下些许历史浅迹吧。
第712号话题
从“本子”抓起为好
阿 贤
内地电影演员如何“突围”？我以为要先抓“本子”。一个多小时一场的电影，观众首先是沉浸于离奇的是故事情节中，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处境喜怒哀乐，记了主人公的名字。扮演者只在开头或结尾露一下名字，观众并不注意。连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亮剑》等，看后都只记住宋大成和李云龙，何况几十分钟一场的电影？看《平原游击队》只认识李向阳，看《红楼梦》只认得贾宝玉，至于这李、贾是谁扮演的？则很少有人记住，多数人还会把李雪健叫为宋大成哩。不过，好电影看多了，观众会渐渐从主人公名下认识到演员，记住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是黄婉秋扮演的，把黄婉秋的名字与刘三姐联系起来。某个演员演的好电影多了，观众将主人公与该其联系起来，演员的知名度也就提高了！正如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造就古月和卢奇在影坛的名望一样，好电影便能造就名演员。演员一旦成为明星，追捧者多了，又为其主演的电影带来观众，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导演、演员都只能在剧本的基础上发挥。世上没有不演电影就出名的电影演员，也没有无演员表演就出名的电影，但先有剧本才有演员，故演员“突围”还是应先抓剧本好！
剧本创作之“围”在哪里？我以为，审批中尚需彻底摒弃“政治标准第一”的影响，切实走人性化的创作道路，真实地反映人民大众的苦乐悲欢，创作出韩剧《大长今》那样生活味十分浓郁的电影剧本，内地演员的“围”也就突破了！
第639号话题
大胆面对侠文，积极取其精华
高致贤
当年我很担心武侠电影中的打杀场面和情场特写对孩子们的不良影响，不给孩子的电影票钱。谁料他们已经偷偷看了。一天院落里几个小学生边比武边争议：我的师父是霍元甲！我的师父是陈真！我的……。有位家长听后厉声呵斥：不好好读书，一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看我不揍死你们！以后孩子们的练武转为“地下”，反而让家长更担心。后来我干脆带孩子去看，并与他们公平讨论武侠的优劣所在，消除了他们的神秘感，使他们正确看待侠肝义胆。
父母总怕孩子的心灵被污染，“孟母三迁”就是想让孩子避开不良环境，这应不难理解。但更应理解的是：青少年好奇心特强，你越不让他接触的，他越觉得神秘，越想接触。封建社会里锁在深闺的富女也会与家奴一起逃婚，就是这个道理。脚长在各自的身上，你能把孩子天天锁在保险柜里？实际上他们接触了你也不知道。民谚云：“说破的鬼不害人”。与其对孩子封锁，不如让孩子面对，比如将性知识提到课堂上来讲解，避免学生胡乱猜想，还收到好效果一样。为此，将《天龙八部》等“神奇武侠”小说选入高中语文必修课，变被动堵塞为积极输导，改学生各取所需的自然阅读为有序的课堂教学，利于老师有计划地施展正面输导，教育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消除负面影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批判吸收能力，汲取武侠文化的阳刚之气和正义精神，也是弘扬一种传统文化，好事一件，我很赞成。
第714号话题
夫妻演夫妻，细节更自然
老 明
在新版《京华烟云》的电视连续剧里，姚思安与姚太太这对老夫妻的“夫妻戏”表演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让我感到他俩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在处理家务，真实自然， 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这是很多夫妻戏难以做到的，《京华烟云》却做到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好效果？究其原因，扮演姚思安夫妇的就是陈宝国夫妇，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俩就耳闻目睹或亲身碰到并处理过类似的一些问题，不必现去琢磨、体验、提炼。一些身体接触的床上戏，他俩也熟门熟路，勿须避嫌。没有额外的思想负担，表演起来就真实自然，而且有很宽的临场发挥余地。加上他们的表演天才和技巧，就把戏剧“演成现实生活”了，让人觉得好看。姚思安这个人物形象也就塑造得较为成功了！
诗会不会消亡？
高致贤
诗歌会不会消亡？儿时父亲教我读古诗，为父后我又教子女读诗歌，自己也写点新、旧诗。为祖父之后，我本身对诗歌已无多大兴趣，但近些年来，我又离不开诗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孙子太聪明了，我开始教他唱儿歌，他很快就能背诵；教他读“床前明月光”等古诗，他非常感兴趣，很快从五言绝句背诵到七言律诗，赢得前后二家老少亲友们频频夸赞，我当然深感幸福。可是，我旅居外地后，谁来教他呢？只有儿子、儿媳来满足其孩子的学诗欲望了！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学诗。可新诗无规律、不押韵，孩子不喜欢，只得重温古诗来教孩子。这就使我的下代又与古诗结了缘。古诗已成为我传家的启蒙教材了！
根据现实需要，孩子们回忆他们学诗的经历，儿歌、古诗（包括《三字经》等等字数相等、句子押韵的启蒙读物）给他们的印象很深，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为人。说实话，他们成家之后，上有老，下有小，儿媳下岗，整天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有的诗情画意早被压得粉碎了！可生活压力再大也不能不管孩子呀！管孩子就要学诗歌。孩子呀呀学语就学唱儿歌，继而便学古诗，为了教孩子，他们不得不重学诗歌。试想，下岗人员如此，何况其他人员？故我以为在我们这个“诗的王国”里，诗歌是不会消亡的，只不过随着文化生活多元化的出现，诗歌也要从唐诗的一统天下回归到它万花丛中的一角罢了！
长线话题26
关心丈夫爱好才是好“妻性”
高致贤
我深感关心并支持我的爱好是最好的“妻性”。我已快到金婚，磕磕碰碰几十年，夫妻感情并未减，就因妻关心我的写作爱好。哪怕她刚刚为我不抱孩子生了气，甚至拌了嘴，但只要我坐上写字台，进入写作状态，她就会默默地从我身边把小孩带走，并轻声对孩子说：爸爸在写东西，妈妈带你玩。如果孩子说，不嘛，我要爸爸抱。她就会将孩子抱过去说：听话，甭影响爸爸！把小孩带到其它房间，边带孩子做事边。每当深夜我写作久了，她会不声不响地端来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荷包蛋，轻轻地放在我的身边，轻轻地触我左臂一下，示意我吃了再写，便轻轻地走开，唯恐弄出声音吵醒孩子们影响我的写作。如果我过度的饮酒打牌影响到身体和工作，她会当众和我大吵大闹，一点面子也不给，弄得我十分尴尬。此时如果邮递员送来一份样报刊，她会立即转怒为喜，拉着我到书房去共享。一旦收到作品获奖通知，她便为我祝贺。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深感到她“妻性”十足，一以贯之，40余年不变。不久前我领回一个“第五届深圳读书月征文大赛一等奖”，她仍眉飞色舞地在孩子们面前赞扬我。
“妻性”不能光凭丈夫的目光来判断，也不等于对丈夫唯命是从的奴性，更不是对丈夫逆来顺受软弱性。支持丈夫爱好，帮助丈夫改嗜好，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