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anda101 回复日期：2011-12-12 16:33:30 回复
镳哥，水到底咋引，还有“节点”、“阀值”、“输纽”、“港湾”如何设置，您老能不能展开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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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想了几天，搞得心上一件事似的，就脚得还是写出来。
咱们先看这几个词汇分别对应神马问题，就明白这些问题的重要了。
节点—（对应）—系统布局—（再对应）—条块关系；
阀值—（对应）—节点控制—（再对应）—管治手段是“科学性”，还是“权力化”；
输纽—（对应）—系统的分流—（再对应）—体制分配的公平性；
港湾—（对应）—社会的避险机制—（再对应）—是“索取型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咱们知道，“条块关系”、“管治的主要方法手段”、“体制分配能否体现公平正义”、“政府性质”，主要就体现以下三点：
一来，这4大问题是长期困扰咱们所有问题的起源或源头，历史成因长达800年，从元代起就开始，更经明、清两代将这些事儿“煲熟”了。所以咱的历史学界有句悄悄话：读史深的史学老行家，会偶尔对自嘎的研究生说一句“八百年断层”的话。听得研究生们云山雾罩，想详细追问，史学老行家却缄口不言了。
但现在啥都“显学化”了，那些所谓主观唯心主义还要封闭起来、神秘化的“政治思维”，都得经过现代信息化的冲击了。咱们也就不怕将这些所谓“管治核心机密思维”1、2、3、4地说道清楚。
而在咱国内，对这4个方面的大问题没有一定的研究，甚至认识不清，鸡本上说咱宏观经济的事，也就“隔靴挠痒痒”了。
二来，这4大问题以“英明神武”为始，以运作越来越呆滞为中继，再以“管治断层和断流”为终点，最终努尔哈赤14人起义就能夺天下。
这在咱中国长达千年的时段里循环反复，一直到现在仍未能很好地解决。
因此，有必要详细还原这4大问题带来的实施路径和模型，让咱们有走出这种“历史怪圈循环”的路子。
三来，咱不用急，先喝杯茶、吃个包，再慢慢把这些历史上形成的“乱局”条缕丝析，摆道清晰。
所以各位不用催俺，不就说故事嘛，一天说一点，慢慢就把事儿说清楚了。
（接上节）
关于“条块关系”，这是近千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了。
这还是问题中的老大，是造成后三个问题的源头：
“条块关系”解决好了，咱们就算是在莫名其妙、难得糊涂中，咱们这个社会也有了莫名其妙的“发展”；但在中国近千年的政治实践史中，条块之间的关系却总是以矛盾的“常态”存续着，几乎就没有过消停过，老造成咱老百姓所说的“神仙打架”局面，最终搞到社会与国家一地鸡毛鸭血，趋向于全面解构，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
到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剩一层光鲜覆于表面，是经不起任何外面的一指之力的。
那么，这种“条块关系”是怎么在历史上形成的呢？咱们又怎样看待这种“条块关系”？又有什么方法去使“条块关系”能够扎实地为民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从而使咱们这个最古老的文明重涣生机，重新活泼健康地发展？
咱们先从历史上的某一天开始说起。
公元755年12月16日，北京城西南一声冲天号炮响起，15万精锐的唐军全体反叛，在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统领之下，如狼似虎地向西迅猛扑去。
唐代诗人白居易把这个场面曾之为：“渔阳颦鼓动地来”。
唐朝的军队实在是很强悍的，历经李世民、李靖、李勣那样的兵学大师的粹炼，早已把唐军精炼成中国历史上堪称天下无敌的军队之一。何况这是手握天下1/3兵权的安禄山公然反叛？
历经8年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朝政治政权上大地震，是不用细说的了。反正大伙都知道从那会起，唐朝就从盛转衰，并由一个完整的中央帝国转为全面割据，直至形成“五代十国”那种局面。
但也只有很少人知道，“安史之乱”还造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弱态化”、“内敛化”，直至改写了后来上千年的整部中国政治史。
所以，咱们不妨也把“安史之乱”，比喻成中国政治学史上的一次9级以上的“超强地震”，是使中国整个政治结构和政权形式产生严重“位移”和“逆转”的超级人祸。
——比汉元帝和王莽带来“文化位移和逆转”那次强震，来得还厉害。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8 00:15:22 回复
镳叔 不知道是否可以帮我解释一些问题 很小的时候 我期望做些大事 起初大算建立帮派 可是没啥实力 合伙的只是一些没啥能耐的却又想得到保护的小孩子 我对他们做了深入的分析 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优势 逐步行成了较大的帮派 并不断的组织化 系统化 并从别的帮派挖人 四年时间他就成了当地说一不二的飞鹰十三帮 后来被公安扫荡 元气大伤 在这过程中让我对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也知道怎样策划才能落实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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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帮派”是个正常的组织学命题，说到底是一种“群体权利与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
咱们在研究香港三合会（就是看《古惑仔系列》那等帮会啦~）的产生和发展史中，发现香港最早的帮会，是起于“鱼栏”和“蔬果”两个行业的人员。他们处于当时殖民社会的最底层，殖民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基本无法照顾他们的权益，而社会各层面又看不起他们，他们只好“抱团取暖”，用帮会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生存地位和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
——所以，咱们看帮会的初衷，都是一群人对自身权益的表达；而这种表达的初衷，常常是合理和正当的。
其次说帮会与社会的关系，是决定该帮会是否正当合理存续的唯一理由。
咱们从秦朝建立中央政权起，就已经相当关注帮会的问题。
帮会在秦朝时叫“私社”。北方不是有“猫冬”嘛，大伙就都在炕上吹牛侃大山了，很自然就结成私社了。有的私社仅限于侃大山，有的私社就琢磨着干点神马事。秦始皇就会派出自嘎的谍子，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私社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发表不利于自嘎的言论。
后果咱们就都知道了，他就抓了不少“儒生”去，挖个坑埋了，史称“梵书坑儒”。
可见儒生们在当时秦朝政府看来，是一种“异类”，是不利于自嘎“稳定”滴，就是打击目标了。
现代世界也一样，基本把帮派社团分成两类：
一类是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可以促长社会繁荣稳定的，在关键时候还能对社会起保护作用的。一般政府就会当这些帮派社团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鼓励这些帮派社团的存续，还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资助，最高的还会给予这些帮派、社团、家族予“社会贵族”的身份。
比方说境外有“名媛会”、“狮子会”、“扶轮社”、“康计会”、“防止自杀协会”、“未婚妈妈保护会”等等，这些要不是社会的慈善团体，要不是针对某一类弱势团体开展社会支援服务的团体，突出的都是自嘎的“专业、技术、服务性”，所以境外政府每年都会给予一定津贴或直接资助。
咱们历史上也一样。比方说宋代闻名遐迩的“岳家军”，说到底还是一个地主组织的大帮派。咱宋代又是解散了除水军之外的正规军队，全靠各地的地主武装、“民团”去维系社会靖安，甚至国家安全。所以咱们看到宋代是个“勤王”风气最盛的时代。皇帝一有神马事，各地的地主武装就都跑去勤王了。
现在的“志愿者”，也是一种帮派社团呵。其实咱们的工会、共青团等，也是一种正式的“社会团体”。
另一类，咱们可以叫“次文化的帮派社团”。
这种帮会社团呢，与主流文化提倡的生存生活方式有些“异类”，那就一看他们自身的诉求合不合理，二是对社会关系是一种促长还是破坏了。
比方说，“红歌会”算是有点异类了。大伙早上唱唱红歌，有益于健康，这没问题；但不能吵着上晚班的工人睡早觉。所以红歌会可以经常组织起来搞搞“红歌赛”，却不会被登记成正式社会团体的。
又比方说宗教团体常常有两面性，一面像咱们的佛教、道教那样，老“舍身救人”的，对社会也是一种很正当的行为，也就渊远流长了。另一面呢，咱们也有些以“宗教团体”起家的帮派，“白莲教”呵、“红灯照”呵、“义和拳”呵，都在一些很单一的迷信的“宗教信仰”支配下，对社会乱搞混乱的，就不好了。
还有一种通称“黑社会”的组织，在一定时候似乎对政府有帮助，比方说台湾的“竹联帮”，政府有段时候借用这类帮派干点混事。但毕竟对社会秩序伤害很大，政府用完了就全面剿杀了。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钻牛角尖了，搞成了只破坏社会秩序，立志要与另一帮人对着干的。比方说塔利班呵、基地呵神马的，还杀平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就没啥好说了。
对第二类的帮派，咱们在文化行为上，一般按照“次文化行为”来研究。
不知你当时成立的帮派，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8 01: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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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咱都是一样的人，论坛又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地方。
故无需搞得太生份。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8 01:02:55 回复
以后的也做了些其他的事 因为忙于学习 也没啥值得说的成绩 后来考上了天津大学 再后来就是帮助领导重整质量部 对各主管采取因人而异的策略做引导 并拉拢专业人才 从技术 计划 生产全面提升公司质量水平 因此引起技术经理不满 因为对技术干预太深 在一些研发和技术改善上让技术部颜面无存 一些较复杂的事 我也能组织人力解决 后来因为一件因为副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我组织人力超预期完成 她大为光火 开始挑拨我和同事的关系 我被开除了 很长时间 我都想不通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8 01:14:26 回复
后来我四处辗转 来到了一家有军方背景的公司 担任项目工程师 我发誓一定要做翻成绩出来好好羞辱一翻她 最近读了雷大师 谁是谁非任评说 长安射天郎 还有你的文章 经验告诉我 你们就是我寻觅中的世外高人 本人不才 希望大师能收我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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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江湖肯定有恩怨。
咱过好自嘎就行了，不需要恩怨债背得太重。
咱的人才能力和思维，在国际上都不会低的。就是容易不自主地背太多的恩怨债。
作者：九零后美少女 回复日期：2011-12-18 12:53:04 回复
回叔居然对帮派也如此有研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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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俺做公务员时可是最优秀的公务员之一。
而这种所谓“优秀”，来源于三个：
一是像你一样喜欢追根溯源，搞清晰了状况才去干。所以俺一向把状况看得很仔细滴。
二是干的过程中充分预想和考虑各方的诉求和利益，再拿出解决方案时大伙就都认为好了。
三是身体好呵，落实执行就越干越有劲了。
所以老啃猪头骨，最难干的事儿俺去干，结果都比大伙的预期好一点。
后来吧，老为人民服务也累了，就趁中年赶紧出来也为自嘎服务一下。
我思考了很久你说的货如轮转，我觉得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分工，分工。最后，应该是销售与制造彻底分离，同时金融这一块也越来越从中分离出来，但是又都在一个体系内联系着。你说的渠道，我也构建不起来。所以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进入实际操作中去。这方面让我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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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早就很过时了。
记得好像是1898年吧，荷兰海军造船厂就将拆解、分工的工序，重新组成“生产流水线”，由此宣布了现代管理学的诞生。
上世纪六十代初期，美国阿波罗探月飞船成功后，其总工程师很自豪地说：“阿波罗探月飞船涉及250万个零部件，却几乎没有一个是创新的零件，组合起来却是伟大的创新。因此，综合即创造。”
人类的专业分工，很早就开始了，由此“精化”了部件。
但现代经济和金融，却是将平日不起眼的经营方式，重新组合成大型经济实体、贸易方式、金融体系。
由于与《国富论》那个时代重“分工”不同，现代更重“构建”，所以制度、体制就异常重要。
如果还停留在《国富论》的本本里面，就几乎不能从事现代经济了。
而制度和体制的构建，又是从双边和多边的“有效规则”开始的。
即要开辟一条渠道的话，首先要开展利益各方的谈判，将各自的收益和责任趋向于“稳定化”——这是一种很艰苦的“精算”过程，商人们说的“先小人，后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利益双方或多方都很“小人”地计算俺这一方能获利多少，能干多少事承担多大的责任。一觉得自嘎在这种未来规则中要吃亏，就立马提出，就是退出规则也在所不惜。
这种“小人”达成的规则，就有利于未来规则的稳定和有效执行。
商业谈判中，万不可扮君子，谦和礼让的——这样会导致双方和多方的权责地法厘清，后来一定多苏州屎的。
所以要讲感情以后再说，在商业谈判中就千万不要讲感情，多使用“合理冲撞”也无所谓。
作者：九零后美少女 回复日期：2011-12-18 20:36:35 回复
您说的金木水火土还真的是有背景的啊！综合与制度。我理解的却是集成。但是，您知道这么多，这些都是复杂系统需要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小屁民来说，又怎么用得上呢？我曾经构思了一下，如果销售与制造脱离，那就专门做销售与管道好了。比如，小时候我跟随妈妈倒卖东西就是利用信息差和价差。那在这个网络时代，能不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现信息差和价差，做买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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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生意呢，不能断了“本原”。
也就是说“咱们是些什么人”、“咱们能做些什么事”——探讨这两个问题，能使咱们深知咱们国人人性的心底最深处。
而这两个问题只能从咱们悠长的历史中去寻找。
这两个问题一旦有了明晰的答案，咱们就不仅变得厚重，还能很轻松地运用各种科技的方法、人性的方法，并也唤醒生意对方内心的本原，成为最佳的合作伙伴，铺设的商业渠道也就挺铁，获利模式也就趋向稳定。
也就可以做花小钱赚大钱的“一本万利”生意了。
你有这种探求本原的素质，最好在探寻生意方法和赚钱模式的同时，也对咱们人性的本原做一定的探讨。
——一定要知道，在咱们国家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性。
“性善”与“性恶”这类命题，不过是学堂里用来绕的，不可能触及咱国人人性之万一。
所以上面有位板油说得很好，要在生意实战中去做命题解答。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9 20:26:02 回复
在第一家公司 我仍然很勤快 我也知道要想把好的战略思想推行到底并固化下来 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需求 那时候还是比较得人心 办啥事 大家都给面子 很多主管都拉拢我 后来他们都推荐我做质量部经理 起先副总没说啥 后来她尽然说小屁孩懂啥 你们不是犯晕吧 私下里开始挑拨我和那几个高工的关系 一年来 她确实不顺 用人失败 公司造假成风 有能力的人心慌慌 不是怕被挤兑 就是怕背黑锅 有个很优秀的主管被降职 牢骚不断 很多埋头苦干的情绪低沉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9 23:10:24 回复
镳叔 我怎么觉得这个社会很危险呢 过去三十年 经历不算多 可是我发现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少大的问题 他创造了很多偏才 却有把他们淘汰了 如果某些有组织能力的人把他们整合到一起 对整个社会都将造成破坏
作者：天蚕1982 回复日期：2011-12-19 23:21:29 回复
比如说黑社会自己从民间挖掘经营人才组建公司为组织提供财源 组建保安公司 腐蚀挟持政府人员经营资源性行业 放高利贷等等 那会是种啥情形 我曾经就打算过 后来放弃了 主要还是受老师影响太深 她说我的戾气太深 要注意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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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遭遇“办公室政治”了。
别说公司了，就是咱正规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办公室政治”也越来越得势，有的地方甚至是部省一级的机构，办公室政治都成为了主流。俺过去在公务员里面也没少遇到。
主要表现就是两种：一是“认人跟队”；二就是“关系就是生产力”。一旦这两种思维在一个正规体制中成为主流，有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人就会受压制。
大批人才就会走向体制外，走向海外。
咱们一向把发生“办公室政治”的源头，归为“缺乏正规绩效培训和训练”。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体制或体系没有系统和正规的职能和业绩培训，自身的发展方向又含糊不清，就肯定会全面走向办公室政治的，内部倾轧就会加重加深，内耗就会吞噬公平和效率。
所以美国军队也用“程序训练法”——把战场上发生的所有事，都用“程序”固定下来，并对自身的军人用这些程序去进行训练。这样，他们的军队目标就不会产生游移，至今还是挺能打的一支雄师。
现在咱们的军队也这样了，所以战力和风气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有了很大的恢复。
咱们的体制和公司就缺乏这些“程序训练”了，个个都是“能人”，谁也不服谁，在自身的单位里都争当“一哥”（哪怕是一个司机也这样干，结果有时司机比处长、科长还牛），好有了权就为所欲为地瞎干。
加上咱们的党校又瞎鸡巴地绕虚理，从来不对实务运作、执政规律进行有效的培训和训练。
所以搞到咱们体制内乱哄哄的，再搞到咱们社会和国家乱哄哄的。
《周易》里有一卦，叫“涣”，就是讲“办公室政治”是怎样导致一个格局涣散的。
《周易》里的结论很搞笑：“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如果办公室政治成为了主流，还是让其垮掉就算了。这种垮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没啥可惜的。
这竟然与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是同一个口吻。
谁叫“坎卦”里，就已说明了“习坎，有孚，维心享，行有尚”——面对各种不确定的事物，要通过反复的训练和练习，才能使咱们的事业有个公平正义的效果，行为才能有绩效。
面临险地还很开心，脚踏西瓜皮滑到哪算哪（坎下巽上为“涣卦”），不涣散才假。
所以俺一向对小资文人搞的“厚黑学”厚黑得很，老在神马《金瓶梅》呵、“传销”呵的贴子里，搅混水的。
（接上节）
中国政治史近千年来最大的“位移和逆转”，就是多了“条”这种政治关系。
俺曾经在另一篇贴子里说过，咱们的国家形式起源于“结盟”这种政治文明方式。也就是说，从黄帝轩辕氏开始，直至唐末，“结盟”的政治形式始终未变。
这是因为咱们国土地形复杂，文化形式多元化，生存生活生产的形式也多样化。“结盟”这种方式，使这些多元化和多样化得以相互尊重，因而天子所代表的“中央大帝国”就有了很强的吸附性。
——不是没有诸侯割据的年代，但割着割着，大伙觉得生产经济不那么便利了，相互的互补性也消失了，就又记起对方的好来了，就又希望“王者归来”、“王道重复”了，大型中央帝国也就被重构重建了。
这样，咱们这种“结盟”政治文明方式一直沿延了四千年。
咱们从最早的中国“法学”一直沿续到唐代的《唐六律》里，都发现咱们与中东那些大文明的法律核心思想“以眼还眼”，有着完全迥异的原则，就是咱们的法学核心，强调的是“各种文化的相互包容和尊重”。
这使得4000年以来，中国文化始终表现表达出一种巨大的包容性，有些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的民族，比方说“羌”、“突厥”等，汉、唐两个大帝国在将之击溃后，并不是采取“灭族”的方式，而是将之容纳到中华体系中来。这种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宋后完全迥异的。
这是最具智慧和勇气的一种文化文明方式！
但咱们看宋后的历史，丧失的恰恰是这种智慧和勇气！
宋代是最早用“中央关系”，取代“地方共存关系”的朝代。
先说宋代是一个思维相当内敛的时代；宋代的政治，也就是一种最心不在焉的政治了。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好像对执掌中华国家是一件挺受之有愧、逼不得已的事。所以北宋一朝，是出了最多“艺术家皇帝”的，宋太宗赵炅和宋徽宗赵佶都算是历史上排得上名头的“大艺术家”了。
这两人中间的5位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倒是有为的皇帝，任用的官僚也都是有抱负有能力的，故还算有所作为。
但这种“有所作为”，是以几乎放弃放任“地方管治”为代价取得的。
咱们看宋代的版图，是咱中国有史以来的中央大帝国最小型化、最袖珍化的版图了。
整个宋代，除了宋真宗还提起过心肝打了一回辽国，立志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外，宋代就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国土战争”。
这次由宋真宗亲征，打得漂亮的战争，最终竟以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的条件，订下了“澶渊之盟”，算是开启了宋代“以金钱换和平”的国策。
甚至，宋代还心不在焉到哪个地方发生了乱子，就完全放弃管治，还美其名为“羁糜”——反正你别障着朕有和平、搞艺术就成。
所以看宋代的政治，是很搞笑的：朝中有良相，就兴；朝中乱哄哄，就完蛋。
偏偏神、哲两宗，就围绕着“变法”产生了严重的党争，而这种来自于“中央的大战略”，根本无法与地方治理契合，反倒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深刻矛盾；丧失了勇气和智慧的皇帝，又猜忌心日重，国家与社会很快就丧失发展方向了。
宋徽宗不再想过这种没方向的日子了，就干脆撒手不管，只沉迷于艺术之中，很快就被金兵逮了去。
宋高宗赵构南渡长江建立南宋政权后，这种内敛猜忌之风不改，还亲手扼杀了“地方”的兴起——就是那场“风波亭事件”了。
北宋覆亡后，地方诸豪处于长期对“大王国”的响往，还是力图复国的。
岳飞也是这种地方诸豪之一，他捐家业兴兵，还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4字，敢打敢拼的，宿敌金人不可挡。可就是偏偏犯了宋皇室的忌讳——他们对外敌压迫不是很在意，认为是他们的命；却偏偏对长期熏染而成的民间骠悍是很忌讳的。
所以十三道金牌招回了正准备乘胜进军的岳家军，还在风波亭中残杀了岳飞父子这俩“刺头”。
岳飞是亡于秦桧之手，还是亡于赵构之手？这一向是历史上的一道谜题。
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当然是亡于赵构之手啦。
从此，赵家天下就是皇帝带着一群“条条”大臣，完全脱离地方管治的“空心皇帝”了——虽然宋一代，老百姓们都是对国家很忠勇的，每每皇家出了神马大事，老百姓都起兵“勤王”。可是宋皇家就每每对不起这些忠勇的老百姓，连流亡到福建了，也不忘对帮助资助过自身的当地大户人家进行剿杀。
在这种放弃地方治理而导致“空心化”的政治体制下，宋不亡，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