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到了香港，第二天早晨就去上班。
中環半山的扶梯，早上向下走，傍晚向上走。
這是老于告訴我的。
我在香港上班的第一個清晨，我穿著我最好的Celine裹身裙和小西裝。
半山步行梯上是各個國家的上班族，滿目修身得體的襯衣和纖塵不染的皮鞋。
我要在中環上班了！！！我靜靜地在心裡吶喊。
昨天半夜查過的公司地址，早上還是差點在中環的街巷裡走丟。
終於走到巨大的寫字樓的時候，我這個從上海浦東走出來的妹子，也茫然了。
無數的入口，無數的手扶梯電梯，無數匆忙的人群。
我心裡驚惶得如同在戰亂地走失。
換了兩次電梯才到公司。
樓太高，電梯太快，我耳朵有嗡嗡的感覺。
前台聽說我是新來的員工，很禮貌地帶我四處參觀，再把我交給人力資源部去做新員工培訓介紹。
我的新同事們很忙，都只是隨意地打個招呼就各忙各的。我坐在新座位里，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半天很快過去，我連洗手間都不知道在哪裡，沿著走廊走了一大圈也沒發現。實在不得已，去打擾前台美眉。她也很忙，隨手給我一串鑰匙：防火門後面。
我第一次知道：香港的洗手間是要用鑰匙的。
去完洗手間回來，公司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
中午時間，大家大概都去午餐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吃午餐。
隨便下樓走走，又陷入無數大門無數電梯扶梯無數人的戰亂地。
我不敢走遠，怕走丟。也不敢去看上去不錯的餐廳，怕付不起，已經虧空了幾個月了，還欠了老于的外債。也不敢遲疑太久，不知道下午幾點上班，怕遲到。
只能在公司樓下隔壁的巷子里一個非常破的小店里吃東西。
聽不懂廣東話，也不會說。指指畫畫地點了碗面。
35元的鹼水面。硬硬的。沒有蔬菜。我已經不捨得再點蔬菜。
回到公司，同事們一個一個陸續回來，繼續各自忙各自的。
汪明抽時間簡單和我說了一項工作，就忙得再也不見蹤影。
接到老于短信：晚上接你去吃晚餐。
我顧不得手機國際漫遊的費用，快速地回復：好好好！！！
下班，在無數門口無數電梯扶梯無數人的戰亂地見到老于高大的身影，我簡直是撲過去的。在扶梯上，我緊緊地握著老于的手臂，老于不習慣地問：怎麼了？
我緊緊地握著，發自肺腑地說：見到你像見到親人。
老于帶我辦八達通，帶我坐公車，帶我去餐廳。
這家餐廳有個好玩的名字：店小二。
到了店小二，老于霸佔了唯一一個包房。有名的人或者和名人走得近的人，就是做什麼都會被額外關照。
包房擺了四人位。還有老于的一個朋友jason，獨立的服裝設計師，在金鐘有自己的店。
我說：多了一個位子，還有誰？
老于說：還有皇甫。
我本已輕鬆的心情，又緊繃了起來。
我還沒有想過如何面對皇甫。如果我們之間有感情，我們卻都在別人那裡放縱過自己的身體。如果我們之間沒感情，我們卻在自己的內心里放縱過對彼此的思念。
想不出結果。皇甫就淡然地走了進來，像一個久別的普通朋友，禮貌地點頭微笑，自然地坐在我右手邊。
（我見過銅鑼灣400萬港幣500尺三房的房子，我也見過新界200萬港幣500尺三房的房子。當然，我也見過半山3000尺5千萬港幣和港島南6000尺3個億港幣的房子。買房有多難？一年薪水買個幾千萬的房不是難事。香港貸款利率2.25%，700萬以下可以1成首付，40年貸款。700萬以上新房開發商提供二按，也可以做到兩成首付。何況，做金融或者地產的人，用獎金全款付一套一兩千萬的房也不是什麼問題。香港是個你有能力就可以靠自己能力賺錢的地方，一個醫生一個月淨利潤都70萬）
他消瘦了。但還是那麼文藝得讓人心碎。
他用我熟悉的他那溫軟的港普淡淡地問：來香港工作了？
這不是問句，他早就知道，應該是和老于同時知道的。老于也是個大嘴巴。可他沒有聯絡我，沒有高興，沒有驚訝，沒有恭喜，只是淡淡的，像知道一個陌生人的來去。
我冷冷地回復：恩。
他看著我，攝氏27度的柔情，笑笑：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他和jason、老于用廣東話隨意地談笑。我靜靜地看著他，也許，他仍是我動心的那個皇甫，飄逸乾淨，有一顆溫暖的心。
我還是喜歡皇甫的。
這麼簡單的問題，在遠隔重洋的地理和心理的障礙後，變得撲朔迷離。
店小二的東西好吃得不得了。
第一次吃到嫩得像日本豆腐一樣的豬扒，第一次發現雞可以做得絲絲入味，第一次聞到醉蝦里彌散的甜甜酒香。
老于拿來幾個在冰箱里凍過的戰鬥碗，我們爽利地喝開了哈爾濱啤酒，店小二的店員喝老于認識很多年了，也來和我們一起喝。店員有個好玩的名字：雞施。
皇甫不喝酒，皇甫還是有些咳嗽。
我說：你怎麼還咳嗽？
他說：看過中醫了，沒有用。
他仍然乾淨地吸着煙。那淡淡的煙幕就像他氣質的一部分，融在一團姻婭的顏色中，變成一幅平和的畫。
我喝得有點多，店小二的老闆也進來了，大家一片混喝。
所有人都是地道香港人，所以人都在講廣東話。
我一句都聽不懂。
在一整天緊張的工作氛圍里，沒有人和我說過一句廢話。上海那時和同事一起午餐聊天的情形，這裡完全不可能。孤獨將會長期存在。下班是我所有的期待。
可是，下班又怎麼樣？老于、皇甫再陪我，我也只是一個什麼都聽不懂的聾子，飄浮在他們的圈子以外。我知道重新開始會很難，但沒想到這麼難。
我在他們的說笑里不禁地哭了。
大家靜下來，安慰我。老于關切地問：怎麼了？
我想優雅地笑，卻還是不停地哭，我嗚咽着：好難。
皇甫說：不會廣東話沒事，有我們。以後就好了，可以帶你逛街了。
以後就好了。
會讀心術的皇甫的話，我就傻傻地信了。
晚上，回到暫居的酒店，想起皇甫家那一落地窗的維多利亞和滿屋煙草加古董的沈香，想起皇甫的一切，我拿起電話，又不顧中國移動的高額漫遊費，給皇甫打去電話：我要去你家。
皇甫的聲音一下子冷了下來：來幹嗎。別來。
我的心一下子也覺得冷：你有女朋友了？
他不耐煩地說：沒有。
我有點不依不饒：那你來找我。
他說：累了，睡吧。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邊，看著房間里不夠轉身的狹小和窗戶外半山下中環夜景的高遠，悵然地默念：香港，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早上很早就醒。
睡懒觉是很幸福的，老了或者心思重了，想睡都睡不得了。
在香港夏末的潮湿空气里走过半山长长的扶梯。
终于没有走错路。
上午人力资源的人来跟我签了合约，给我工作签证和宿舍钥匙。
原来这张千盼万盼的工作签证，仅仅是一张香港特区政府发来的泛黄的纸，允许我在一年之内无条件往返香港。而且，没完，还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拿大陆政府准许我一年之内无条件出入境的准许。
感慨，投胎确实是个技术活。不知道美国和欧盟的人民出入境是不是也要经受这样的层层审批。
买回老家的机票。下次再回来，我就有香港＂暂住证＂和＂暂住地＂了。
反过来想，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银行帐户没有电话卡没有身份证没有住所，就是一个盲流。
苦笑。
中午，老于打来电话，他说他在我公司楼下。因为昨天晚上我说了中午一个人吃饭的惨况。
感动得要哭。飞奔下楼，又紧紧地握住他的胳膊，跟着他走在半山的街巷里。
与中环的繁忙不同，半山上是Soho区，艺术、商业和休闲混杂的味道。
老于带我去一家不起眼的法国餐厅，小小的门脸，干净的露天餐桌，白净的桌布，晶莹的餐具，漂亮的花草，服务生和客人都很安静，如同欧洲的氛围。
老于在我身边的时候，即使不说话，我也总是很放松，像那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放松。
老于叫了个朋友来，他说怕我孤独，要多介绍朋友给我认识。
这朋友叫Ricky，基本不工作，却住在半山，不单他和夫人住半山，他爸妈也住半山，他岳父母也住半山，简直是半山一家人。
他的工作就是每年拿出一个月时间去迪拜拉一笔资金到香港做投资，抽成，然后每天在中环吃喝玩乐，拿逛街来当锻炼。
他来的时候果然穿着一身运动服，我眼拙，看不出来啥品牌，只看得出好品质。
他的普通话也烂得惊人，不过还是努力地跟我讲。那份关切很温暖。
老于有事先走，ricky就陪我一直走一直走，走过了整个中环，用很烂的普通话很细很慢地每条街给我介绍，每个大厦给我介绍，每个餐厅给我介绍。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礼遇，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告辞，不迷路地回到公司。
香港人，这就是我第一印象里的香港人，会在店小二和我干哈啤，会专程跑来陪我吃午餐，会走路一个小时教我认中环的路。
即使蝗虫和双非的问题闹得再严重，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不停地告诉我的大陆兄弟姐妹：香港有很多很多有素质有情义有修养的好人。
回到老家办大陆的准许。
很快办完很快就走，我妈在机场拉着我哭个不停，那感觉就像我要跳进火坑一去无回一样。
我安慰了老妈，头也不回地过了安检。
无论是漂泊还是无助，无论是希翼还是温暖，好或者坏，天堂或者地狱，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花开终须花谢，我只要盛放的过程，不留一丝遗憾。
回到香港。拿着宿舍的钥匙，真的是飘洋过海了，宿舍在一个小岛上。
机场快线转地铁转公车，我提着大大的箱子，盲流一样去我的＂暂住地＂。
下了公车傻了眼，整个岛是一个社区，全是房子，高楼林立。我傻站在路牌旁，不知道拖着这个比我大的箱子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有一家人路过，看到我茫然无助的样子，妈妈模样的女人停下来用广东话问我，发现我听不懂，又换用英文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看到小孩子才五六岁，和妈妈爸爸一样都提着重重的超市的袋子。我简单地说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慢慢找。女人还是仔细地问了我又仔细地讲清楚路，直到确认我真的明白，才和老公孩子一起离开。整个过程里，小孩子就提着重重的袋子，安静地站在一旁认真耐心地听着。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背影，反省自己，如果我是那个女人，如果我的孩子在负重等待，我未必会停下来帮一个陌生人。这就是素质上的差距，是我和香港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