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连载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争吵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如果因此导致僧团的分裂，也不会有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使用智慧的语言，完全是在耍嘴皮子。只是知道张嘴说话，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变成了相互辱骂你来我往，这样相互怀有敌意，仇恨永远难以平息。如果以仇恨对待仇恨，世界就永无安宁之日。古老的法则告诉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仇恨，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强盗与土匪们尚且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偈子中，强调了“自我约束”是平息争端的最好办法。结尾还为那些为争吵而烦恼的人，指出了一条“独善其身”的路：如果你觉得同伴是傻瓜不足与谋，那么你也可以像林中的大象一样去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这实为一种智慧而善巧的劝说。从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当时，这些苦口婆心地劝告，并没有受到争论双方的重视。这位导师必须采取退出的方式，使双方逐渐冷静下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争论渐渐平息后，释迦牟尼才回到这里。

　　由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激烈的争论者，也不愿意他的弟子们采取这种方式。遇到这种境况，他一般会采取“冷处理”的方法，而决不会以权威的姿态轻易批评任何一方。
　　其实，释迦牟尼对于那些反对他的外道们，也同样采用这种平和的心态。他喜欢用智慧去折服对方，而不是用激烈的语言。他是他所教导的“中道”的典型样板，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留情地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他的方法不是发表长长大篇的演讲，而是尽量适应他所说服的对象。态度非常真诚而且富于礼貌，但从不装腔作势。他很注意不去驳斥对方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而是顺着对方的观点，用结论和答案给予修正，以引导对方靠近真理。这种理智的态度，使他常常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一些外道导师，当场放弃自己的学说，皈依到他门下的记载，比比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释迦牟尼对于其他外道，除了与他们不定期地进行辩论与交流外，还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当时的印度，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又是文化思潮强烈激荡的时代。各家各派的学说，有如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多样化，导致各家的观点五花八门，很难统一，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他们之间相互诘难，争论不休。此时的各国统治者，也都是莫衷于是，他们一般不会只信奉一种学说，多半都是几种学说一起信奉。但此时他们的重点，都集中在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想中。其实佛教徒兼有多种信仰的状态，不仅在印度，后来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后世中国的佛教信徒，特别是在家信徒，大多存在这种信仰杂揉的问题。他们往往对佛教有好感，但同时对黄老、孔孟（这里的黄老、孔孟是指被宗教化了的信仰）信仰也统统接受，甚至热衷于其他宗教的礼拜、祭祀等活动，只是尽量躲开那些具有杀生嫌疑的血祭活动而已。“这可能与佛教僧团，在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建立一种权威的组织构架，和等级森严的集中教权有关。这样极易造成僧团与社会信徒之间的分离，而使在家信徒缺少归属感，他们既可能将其它宗教的信仰纳入佛教，也可能使自己成为其它宗教的信徒”。

　　跋耆国有一位握有实权的将军，一直信奉耆那教，而且是耆那教的一位大施主（拿出大量财富，供养僧人的在家人）。后来佛教僧团来到这里，他就慕名前去拜访释迦牟尼，并被他的学说打动，当场皈依佛门，做了一位佛教居士。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很圆满，佛教就此又多了一位有地位的大护法。但是，释迦牟尼知道这位将军，原本定期给耆那教大量钱财布施。因此，劝他不要因为信奉了佛教，就停止针对耆那教的布施，并且鼓励他按照原先的计划长期坚持下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我们希望有吃饭的权利，同时也不会因为自身要吃饭，而剥夺别人的饭碗。这决不是所有宗教领袖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导师的魅力
　　所以，从以上的一些事情里，我们看不到释迦牟尼有喜欢强加于人的大师派头，也从来没有因为他是真理的拥有者，而诋毁、贬低别人的信仰，甚至不惜一切地消灭它们，更没有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恐吓、要挟迫使别人信仰自己！相反，他从来都是以理服人，用他平实的语言，和他究竟圆满的教义，使更多的人皈向于他。这也许就是他作为佛陀的魅力所在， 但真正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有一天，释迦牟尼带着弟子阿难，在僧团的驻地散步。突然见到一位重病的比丘，躺在污秽的粪堆里，旁边没有一个人。释迦牟尼马上走到身边问他：“比丘，你患了什么病？”答曰：“弟子肠胃不适，释尊（弟子对释迦牟尼的另一种称呼，即释迦族的尊者。）。”释迦牟尼继续问：“为什么没有人照顾你呢？”答曰：“因为弟子从没效劳过其他的比丘，所以大家就不扶持我。”看来，这位比丘可能患上了毒性痢疾。这种病传染性很强，与其说是因为他平常不效劳别人，所以得不到大家的照顾，倒不如说，照顾这位比丘，会有被传染的危险，所以大家全都远离他。其实，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并不是很难，把大家集合起来，开个“现场会”，作一番道德说教，焕发一下大家的同情心，众人动手，分分钟就可以解救这位比丘于粪秽中。但释迦牟尼没有这样做，他吩咐阿难取水，师徒二人一同帮这位比丘洗了澡，把他抬到干净的床上。然后，释迦牟尼召开全体僧人大会，问他们说：“大家知道有一位比丘得了重病吗？”回答是：“有呀，长老！”“那么大家知道他患了什么病吗？”“肠胃病，长老！”释迦牟尼继续问道：“为什么没有人照顾他呢？”答曰：“因为他从来不关照我们大家，所以大家也就不管他了！”这显然是令人生气的事，大家的回答又是那么振振有辞。但释迦牟尼却没有批评任何人，简单而居高临下的批评，总会招来不满，更何况事情都有前因后果。这位导师对于弟子们总是温文尔雅，从不大声呵斥，即使他有这个呵骂众人的威望和权柄！相反，他讲了一番中肯而耐人寻味的话：“比丘们，你们都是离开家的人，没有父母照顾，如果不养成相互扶持的美德，将来又有谁来照看你们呢？你们大家如果愿意服侍我，也就应该照看患病的人••••••！”没有大声的喝骂，没有冠冕堂皇的说教，也没有繁复的哲理，然而，因果的关系却清楚地昭示给每一个人。由此看来，释迦牟尼不是一位谈玄说妙的人，相反，他很务实，谈道德决不会离开现实生活！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比丘尼僧团的建立，是缘于释迦牟尼的养母，她曾带领一群释迦族的女人们，强烈要求加入佛教僧团。这一事件，应该发生于释迦牟尼传教生活的中晚期。我们注意到，此前佛教僧团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比丘，而从来没有女性出家的记载。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最初是极力反对女性出家的。为此事，他曾非常为难，因为出家人是远离女性的，现在僧团中有女性的加入，显然会给局外的人造成诸多误解，这是释迦牟尼所担心的，但后来还是勉强答应了。女性脆弱、爱美、散漫等天性，都会给僧团带来不同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将女性单独组成一个僧团，称作比丘尼僧团，由她们自己来管理。但在原有的比丘戒律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有约束力的条文，形成比丘尼的戒律，并把她们置于比丘僧团的从属地位，以便得到更多的指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女性出家确实是当时佛教僧团所独有的。也有记载说，当时一起出家的还有罗睺罗的母亲，也就是释迦牟尼作王子时的妻子耶输陀罗等，我们不去做过多的考证。

　　到现在为止，佛教僧团中，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四种姓的人都有。释迦牟尼尽自己的力量，在僧团中进行四姓平等的教化，无论哪种等级的人，在僧团中都会受到同样的尊重。据《律藏•小品•第九章》记载，他曾对弟子们说：“正如所有的大河，最终都将汇入大海一样，放弃自己的身份和名称，都叫作‘大海’。四种性也将按照如来宣示的法和律离家称为比丘，放弃他们原来的种姓和名字，被叫作比丘、释子（这是一个被汉译的词，意为释迦的弟子）。”所以，僧团中只有修行成果的大小，没有出身的高下。这样一来，很多种姓低下的出家者，因此成为长老和大成就者，而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中间有理发匠出身的优波离；有贱民出身的须泥多；还有渔夫和牧人的儿子。可以想象，释迦牟尼在他的僧团内部，打破印度自古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需要他自己说教上的圆融，同时，还要能够使他的弟子们坚信，这种被传承了千年的社会“符号”是荒谬的。如果说地位低下的人向地位较高的人看齐，需要的只是一点自信的话。那么，原本地位很高的人，让他们与低下的人、甚至是不可接触者，去拍肩膀、称兄弟，可就不是“丢面子”那么简单了。但是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却在这位人间导师“众生平等”的大旗下，无声无息地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改造，就是“革命”！他不是佛陀，谁是佛陀？相比之下，那些“召唤天地”、“动地放光”，亦真亦幻的所谓“神通神变”，装饰在这位伟大佛陀背后的光环上，则显得那样多余和幼稚！因为，这样一位伟人，即使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他思想的光辉仍然绚烂夺目，难道还需要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神化”吗？

　　释迦牟尼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实现着众生平等的理想，但他的力量并不足以去变革整个社会，他的“中道”理念，使他成为社会变革温柔的建议者，而不是狂热的革命者！他深知，整个社会彻底接受“四姓平等”的主张，决不是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种姓制度在印度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大行其道！
　　他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危害，第一次在他的说教中，将个人行为与种姓地位挂起钩来。使得信奉他学说的人，不再相信种姓是完全取决于出生、世袭与血缘。在《集经•第三品•大品•第九章•婆塞特经》中，他告诫那些上等种姓的人，行为的高尚与卑鄙，可以导致未来（未来生、未来世）种姓地位的高下。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在未来成为婆罗门，你就要有高尚的行为；你的行为卑贱，将来就不会成为婆罗门，而成为低下的种姓。相反，一个种姓低下的人，只要你追求高尚的行为，未来就会成为高尚的种姓。在《中阿含经•卷三十七•151经》中，他还告诉人们，树、草、动物有类别上的区别，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种类。但是，人却都是由母亲怀孕而生，不能因为他们职业上的不同，而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种类。无论哪种种姓，都可以通过修行，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这种全新的学说，使很多人理解了个人行为的不同，将导致个人地位的差异，不再相信婆罗门所说，“上帝”意志导致四种性的学说。这对社会风气的改造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种对于种姓制度的挑战是温和的，因为他的目的是改造人心，而决不是破坏社会架构。所以，释迦牟尼无心于政治上的经营，相反，他尽量使自己的僧团与社会和谐相处。在与外部接触的过程中，尽量遵守社会的法律和公认的规则。因此，他的僧团不是社会政治的避难所。相反，他会制定一些适应当时社会的条律，以减少或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当时的印度，奴隶是隶属于高级种姓的私家财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身份。所以，佛教僧团是不接受这类人自行出家的。当然，也有特例，高级种姓出家时，带着他们的奴隶一起出家，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一旦进入僧团后，就不再有主仆之分，地位一律平等。比如，首陀罗出身的优波离，就是跟随那些刹地利种姓的“王子”们一起出家的。此外，那些负债者、逃兵、及各类罪犯，则被严格禁止进入僧团。

　　谈玄说妙不是道
　　释迦牟尼是一位实践者，他喜欢弟子们象他一样，去实践他的解脱之法，而尽量避免那些与解脱实践没有关系的玄谈。当时沙门与婆罗门的很多学者们，都喜欢针对一些神秘问题，和一些带有逻辑思辩的“形而上”问题，进行各种辩论。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种玄谈之风在当时非常盛行。但面对这些问题，释迦牟尼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不予作答。
　　《中阿含经•箭喻经》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在一个傍晚，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对于导师一直拒绝回答这类问题感到不满，并提出如果这类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将停止佛法的修习。他提出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条，其一、世界（宇宙）是有常（恒久）还是无常？是有底（边际）还是无底？这实际上是围绕宇宙存在的时间与空间是否有限提出的；其二、“身”与“命”是一还是异？也就是说肉体与精神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其三、如来（佛）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与其他沙门、婆罗门不同，释迦牟尼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谈玄说妙、大发议论。他为此给弟子们，讲述了一个中箭的譬喻：一个人被毒箭射中，当医生要为他拔出毒箭时，中箭者却提出，必须先要了解是谁向他射的箭？箭是什么样的？由什么材料制成？但还没搞清这些问题前，中箭人就中毒而亡。
　　

　　针对这类问题，释迦牟尼在一生中，从未给予过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他不愿意看到那些本来心平气和的弟子们，因为沉溺于这些玄想和争论，而影响了自身的解脱实践。他告诉这位弟子，梵行与这些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佛教徒面对的是生、老、病、死、忧愁、哀伤、痛苦、烦恼和不安。他认为他对世界是否永恒等问题不予回答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无助于梵行，“无助于厌世、离欲、灭寂、平静、通慧、正觉和涅槃”！所以，他不会对这类问题加以说明。相反，他会对苦、集、灭、道这类有助于人们实现“厌世、离欲、灭寂、平静、通慧、正觉和涅槃”的问题进行解答。
　　另一处（《中阿含经•阿梨吒经》记载了释迦牟尼，对于类似问题的答复。有一次，一位弟子问道：“我死后是否将持久稳定，永恒不变，永久存在？”释迦牟尼的回答，则用了两个假设的问句：“如果接受“有我”说（我永恒存在），悲哀、烦恼、痛苦和沮丧就不再出现，那么你们就可以接受有我说。但是，你们发现接受了“有我说”，悲哀、烦恼、痛苦和沮丧就不再出现了吗？”在座的人们对这一问题都予以否定。他继续问大家：“即使真的有‘我’或‘我的’，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因此，所谓‘这个世界，这个我，在我死后，我将持续稳定，永恒不变，永远存在’，这种见解难道不是完全荒谬的吗？”。
　　

　　在（《杂尼迦耶•无记说集》中，我们可以见到释迦牟尼，有意避开两种极端的见解，而保持沉默的记载。有一位出家人，向释迦牟尼问到“有我”与“无我”的问题时，他保持了特有的沉默。那人离开后，阿难不解地问导师为何不予回答？释迦牟尼回答说：“如果我回答‘有我’，那我就站在持‘有常说’（长久存在，永恒不变）的婆罗门一边了。”；“如果我回答‘没有我’，那我就站在持‘断灭说’（死后一切皆断灭不存）的沙门一边了。”“再者，我如果回答‘有我’那我的回答符合‘一切法无我’的知识吗（一切法无我，也称“诸法无我”，是释迦牟尼曾经对弟子们宣说的“三法印”之一。）？”“如果我回答‘没有我’那将使他更加困惑，他会说‘原先还有我，现在不再有我了？’”。确实，这些问题的中心，都集中在“有我”与“无我”上。释迦牟尼传法之初，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诸法无我”的问题，佛教初期宣说的三法印谈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已经明确否定了“我”的存在，这个“无我”，并不是否认“我”的一时存在，而是否定一个常“我”，也就是不灭的“我”，换句话说就是“灵魂”。以他的缘起论来说，不光无“我”，就连承载世界的宇宙，也同样是“无”。同理，这个“无” 也并非无视宇宙的存在，而完全是因为它的无常和变易，导致它不可能有永恒的状态。如果“生”可以称作“有”，那么，“灭”则可称为“无”。释迦牟尼以他特有的智慧洞察到“生”、“灭”现象不是宇宙万物的实相，只有“不生不灭“才是实相。但这种实相，并不象说“有”说“空”那么简单，很容易给人造成歧义，引起永无休止的辩难和诘问。事实证明，在实证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这类问题仍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各种科学猜想与哲学思辩的结果，与两千多年前一样停留在“是”与“否”两个极端，但佛教的“缘起论”反而更接近已知的科学原则。这样看来，释迦牟尼的沉默倒是令我们深思。如同美国现代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所说：“如果问电子的位置是否不变？我们肯定会说：‘不’；如果问电子的位置是否随时间而改变？我们肯定会说：‘不’；如果问电子是否运动？我们肯定会说：‘不’。当有人询问佛陀有关人死后的灵魂问题时，佛也同样给以否定的回答，但这些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传统科学所通晓的回答方式。”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佛法虽然否定了“我”（肉体、精神、灵魂）的实在性，但其学说中却肯定了“轮回”的存在。这非常令人费解，很多人也会借用这个问题向佛教发难！与佛教同时期的耆那教，也接受轮回学说，但他们旗帜鲜明的承认“灵魂”的存在，婆罗门教更是如此。前面两家都承认“灵魂”是导致“轮回”的主体，但佛教的轮回主体又是什么呢？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一点在初期佛教中，并没有做过明确的解释。很多人因此会误解释迦牟尼是一位最终相信“灵魂”的人，所以在人们问到有关问题时，便采取沉默或者闪烁其辞的方式予以回避。这个问题在后期大乘学派的思想中，似乎有了答案，认为“识”是“轮回”的种子，名为“阿赖耶”，并将其安立在“七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之后，称为第“八识”。按照这种学说，人死之后前七识随着肉体逐渐消失，唯有“阿赖耶识”被保留下来，成为未来转生的种子，当然这一学说比较靠后，是惟识学派的观点。但就其“种子识”阿赖耶来说，很难使人将它与灵魂学说划清界限。其实深入了解释迦牟尼初期学说之后，我们便会发现，佛教的“轮回”思想中，没有任何类似“灵魂”的观念，所以说释迦牟尼反对“灵魂”学说是完全有依据的！
　　
　　
　　
　　
　　

　　据《中阿含经•嗏帝经》记载，曾经有一位比丘认为“识”（十二姻缘中由“无明”引起轮回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识”）是“转移、轮回、独立不变（对应的汉译《中阿含经•嗏帝经》中也译作：“此识往生不更异”）。”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识”是“轮回转生”独立不变的“主体”，所谓不变，也含有“不灭”的意思（其实这在后期大乘经典中是完全讲得通的）。但当时释迦牟尼却马上反问道：“这个‘识’是什么？”比丘答道：这个识就是感受，随时随地感受善、恶业报。”经中记载，释迦牟尼听到这位比丘的话显然很生气，他用带着点训斥的口气说：“傻瓜啊！我对谁说过这种法吗？我不是一再说‘识’因“缘”起。无“缘”则无‘识’吗？”这句话非常明确地阐明，“识”也无法逃避“缘生缘灭”的规律。《杂尼迦耶•蕴集》记载，释迦牟尼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人说‘不管“色”、不管“受”、不管“想”、不管“行”，我将显示“识”的来、去、消失、产生、成长、增进或发展’，那是无知妄说。”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人死了以后，五蕴中的四蕴全部因缘而灭，唯独有一个“识”，可以独立地存在，并做各种各样的“功（包括来、去、消失、产生、成长、增进或发展等），那这个人对佛法不仅完全无知，而且是胡说八道！因为释迦牟尼认为只有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才有人的出现。此外，其中任何一蕴都不可能逃避“无常”的规律，独立、永恒而不灭。一旦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会对释迦牟尼的“无我”学说产生怀疑了，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释迦牟尼及其原始佛教（早期佛教），对于“无我”的论说是非常彻底而明确的！

　　但是这一学说，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可能产生了变易，以至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面目。所以，我们说在早期佛教时期，释迦牟尼所宣说的教法里面，没有任何“灵魂”学说的影子，这一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众生，也包括了他本人。正如斯里兰卡佛教大师那烂陀长老所说“他（释迦牟尼）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使人们误认为他是‘永恒者’”，（－－－－－－－－－－）所以，他告诫弟子们，非理智的祭祀与祈祷是完全无效的。由此看来，后期佛教中，信徒们试图通过对释迦牟尼的各种礼拜与祈祷，得到某种避护或福佑的做法，实在不能被理解成为释迦牟尼及其佛教的原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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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埋在地下的记忆
　　
　　
　　
　　
　　孔雀家族走向辉煌
　　
　　
　　释迦牟尼生前，尽量鼓励他的弟子们到各地宣说他的教法。他的方法非常灵活，他从不强迫弟子使用所谓高贵的语言，相反，他更鼓励他们使用各种方言俚语，使之更加贴近各种民族和大众。即使如此，佛教一直以来仍然不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但是200多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受到释迦牟尼思想的感化，利用他手中的皇权，不仅在全印度将佛教变成世俗化的道德教化，还将它变成替代武力，征服世界的“正法”。
　　阿育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然而，若不是因为19世纪，英国人在印度的一次考古挖掘，把一段尘封的历史，再一次呈现在印度人的面前，此前的数个世纪里，他们似乎彻底忘记了那个足以使他们感到骄傲的伟大王朝，和那位在欧、亚人心中几乎被奉若神灵的帝王。
　　阿育王，这个佛教经典中响当当的名字，似乎与佛教永远脱不了干系。这个自称“众神宠爱的人”，在佛教信徒的眼里，就是一位千古难见的“转轮圣王”。这个王朝在他的手中，第一次实现了南亚次大陆众多地区的大一统。然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位帝王一生中，有不停地建造刻有他各种法敕石柱的嗜好。这为缺乏历史记忆的印度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公元前269年的某一天，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内的广场上异常热闹，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密密麻麻站了一片，各行各业行会的长老（古印度人，比较重视商业，他们在两千多年前的佛陀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各种商业行会的组织存在，这些行会的负责人被称作长老。）及其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都按预先安排的位置分站各处，他们表情肃穆，不苟言笑。身着甲胄的御林侍卫，手执金戈分立四面。
　　一阵鼓乐齐鸣后，远处一辆超大的象车徐徐开近，巨大的伞盖下，一身戎装的年轻皇帝在一大群侍者们的前呼后拥下，面带微笑俯视着他的臣民。他就是今天灌顶大典的主角。
　　他就是著名的阿育王，新皇驾到，广场上响起了大众的欢呼声。一位国师手捧净瓶，走近阿育王，在向他进行了一番短暂的祝福后，用孔雀翎沾了净瓶中的水，一点点地撒在他的身上。广场上燃起熊熊的圣火，婆罗门祭祀们开始了他们隆重的献祭仪式，随后沉长的颂歌与祷告以诵经的方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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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他从祖父和父亲手里继承了一个印度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国家，他的王国能够如此强盛，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的祖父，孔雀王朝的开国之君旃陀罗掘多王。
　　这位旃陀罗掘多出生微贱，他的母亲是一位饲养孔雀的贱民，传说有一次，她偶然被当时的难陀国王“宠幸”了一次，怀孕生下了旃陀罗掘多，由于种姓上的差异，这位王子必然要远离宫廷，他是在孔雀驯养者、牧人、猎人中长大。
　　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冒险家。据说还在他童年时，曾在旁遮普遇见当时的占领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小小年纪竟然不知高低地用恶语冲撞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帝，亚历山大盛怒之下，下令将其处死，该着他命大，在羁押中，看守一个偶然的失误，竞使他侥幸逃脱，由此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也许这个侥幸逃脱的孩子，并没有给亚历山大留下太多印象，更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战略决策，但是日后的希腊人，却为这一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说正是与亚历山大这次偶然的遭遇，他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帝王之气。在逃亡的过程中，偶然结识了一位叫做考提利亚的婆罗门，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异常投机。之后，考提利亚竟然抛弃家产、住所来陪伴他，他们相互敬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考提利亚偶然得到了一笔深埋地下的财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溺于富贵，而是与旃陀罗掘多一起精心规划着他们的野心，这对未来的君臣，开始了他们政治上的苦心经营。
　　他们用这笔财富作了一项看似荒唐，但却足以改变他们未来命运的投资，在考提利亚的帮助下，他招募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雇佣军（有说绿林豪杰），此后他们揭竿而起，开始利用国民对希腊人扩张的不满情绪，号召人们抗击希腊人的侵略，并主动打响征伐希腊人的战争，在取得小规模胜利的同时，他们开始向腐败的统治者难陀王朝发难。
　　考提利亚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婆罗门，有一套治国安帮的主张。据说，他曾有一部著作流传于世，内容涉及到财政、外交、军事、还有御人之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考提利亚竟然有一套建立特务组织说教，还有构建与驾驭这种组织的理论和方法。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孔雀王朝，一直到阿育王时期，特务组织一直在有效地运作着。他大概是看中了这位旃陀罗掘多是一位有帝王之像的人物，所以决定死心塌地地辅佐他，再加上旃陀罗掘多本人过人的胆识，难陀王朝，很快就被他们彻底推翻。
　　

　　感谢各位的支持，在下的拙作已由辽宁出版集团于本月正式出版发行，具体信息如下：
　　　　《南朝纪事--梁武帝萧衍的水陆道场》吉林出版集团 2007年11月版 定价24元
　　　　本书是在下“佛教往事实录”的第二本。
　　　　“佛教往事实录”的第一本《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已于年初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请各位师、友多多批评斧正！在下感激不尽！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
　　
　　

　　各位好！本堂最近很忙，本帖停滞数月，现将继续贴完，请大家多多关注，并希望给与指正！

　　以下继续：
　　
　　
　　公元前324年（东周显王24年），旃陀罗掘多在万民景仰的目光中，登上了皇位。我们注意到103年后，这个王朝东北部的邻居，有一位叫做嬴政的帝王，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强大王朝－大秦帝国，这两个前后创建相差100多年的王朝，标志着王权政治在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开始。

　　建立孔雀王朝后，旃陀罗掘多没有忘记昔日险些丧命的屈辱，开始与亚历山大的一位继承者，塞琉古的大规模战争。此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作古，这位塞琉古，乘印度北部内战之机，向东扩张，占领了大面积的土地。正在他做着建立霸业，作第二个欧亚大帝美梦的时候，旃陀罗掘多已经腾出手来，开始毫不客气地收拾他了。在孔雀王朝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这些昔日称霸欧亚的希腊雄师，被迫屈服。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野心勃勃的塞琉古只能以放弃包括现在阿富汗喀布尔和砍大哈以东大片土地作为代价。为了求得和平，塞琉古本人也不得不以嫁女和亲的方式向孔雀王朝示好，得到的回报，就是其亲家孔雀王朝赏赐给他的500头大象。用这些大象组成的军队，使他成功的击败了他的其它希腊对手，成为那一地区实际的霸主。

　　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都有一些被人难以接受的怪僻。这位旃陀罗掘多王，虽然胆略过人，但性情却异常粗暴。他喜欢用酷刑折磨他的反对者或他不喜欢的人，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据说，他津津乐道地制定各种刑法、发明种种刑具，并以此为乐。然而，他的生活却一直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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