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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周作民有同乡之谊，郑岩崖很容易理解，但是父亲怎么会认识王造时？
父亲对自己的儿女不苟言笑，不愿意与郑岩崖谈古论今，郑岩崖从没有从父亲的口中，听他说起为什么认识王造时。但家里的人有时随便闲谈中，还是让郑岩崖了解到这其中的一点隐情。
原来王造时的父亲是在江西安福县开木排生意的，郑岩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经常到江西去押木排，结识了王造时的父亲，也自然认识了王造时本人。
善于结交关系的父亲，自此一直与离开了江西而投身到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王造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父亲的意图是明显的，他一面结交那些金融大亨，一方面攀附那些在国民党内的高官政客，以便让自己的生意经营左右逢源，至少在风雨飘摇的险恶环境中能够获得一座帮衬的靠山。
只是王造时背弃了国民党的政营，成为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是失算了，但王造时呼吁的和平、民主的理想，却赢得了郑岩崖的心仪与崇拜。
但是，在郑岩崖选择离开上海究竟走哪一条路的时候，王造时已经不在上海，他能够找到的首选只能是蛰居在上海的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
周作民可以说是老谋深算的，他有着淮阴人的那种特有的忍辱负重的传承。在淮阴的历史上，那个遭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的人生准则，也许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这个从淮阴走出去的由打工仔起步终于混迹到金融巨头的周作民的血脉中。虽然日本人侵入了上海，但他深知自己离开了上海，自己依托着上海建立的金融帝国也将一朝崩溃，因此他在重庆、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虚与周旋，巧妙应对，依然如故地掌控着对金城银行的经营大权。
郑岩崖是在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下，才拿着父亲锦囊妙计般的书信，去找周作民的。
他只身一个人来到金城银行找到了周作民。这个个子不高的银行行长，有着久历商场的圆滑与老成，但是对郑岩崖打着同乡招牌的求助，并没有拒之门外。他沉默地听了郑岩崖想离开上海的打算，未作任何推辞，便答应郑岩崖，会尽快找一个机会，安排郑岩崖到当时的大后方去。
有一天，周作民特地派人把郑岩崖叫到了他的公馆里。当时，日本人逼迫着周作民出来从事伪职，但周作民却想方设法，予以搪塞回避。这一点，也正是郑岩崖对他予以信任并且上门求助的原因，他看到周作民身上至少有一点民族气节。
周作民告诉他，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搭乘一家银行的顺车，到重庆去。周作民问郑岩崖愿不愿意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去。
郑岩涯最希望去的地方，是代表着正能量、让他感受到温暖与光明的延安，但是，这个他心目中的圣地不可能被一家私立银行的行长所认可，他觉得，到了重庆，也许可以更方便地接近他的目标，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周作民还托他一件事，就是把他朋友家的一个小孩带出日本人掌控下的上海，到重庆去。
这时，从邻室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周作民介绍她叫施露。
当她出现在郑岩崖面前的时候，郑岩崖觉得眼前一亮，她看上去文静秀气，却又带着与她的娇媚气质不相称的冷静与沉稳。认起年龄来，她还比他大两岁。
后来在接触时，她远比他想象的那样果敢而决断。从郑岩崖听从周作民的安排，离开上海的那一刻起，她就显示着泰然自若、不惊不慌的神情，郑岩崖觉得是一个好旅伴。
郑岩崖在接触中，觉得她对日本人加诸在上海的恐怖统治，根本没有什么认识，这似乎也是她对所面临的环境气候无所畏惧的原因。她也从没有对政局发表看法，她喜欢看的书，是英文版的原著，是上海《紫罗兰》杂志，随着对她的了解，才知道她原来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念书，学校是由教会办的，她自认为是奉献给上帝的女儿，所以，她才能保持着滴水不沾的冷静。
前往重庆，第一步是离开上海。当时中日战线的胶结处有三个，分别是安徽的界首、浙江淳安、福建的建阳。这三处地方，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了相对稳定的中间地带，穿过烽火线，这三个地方，是比较好的选择。这里，也成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暗中进行经济往来的一个混水区域。本来历史上这些偏僻的小镇，一度时期繁荣一时。
周作民派人将郑岩崖送到淳安，让施露自称是他的妹妹，从那里经过关卡，到另一边，就可以搭乘一家银行的运货车，从那里进入国统区。
施露的沉静远比郑岩崖想象的要利索得多。那时候，郑岩崖刚刚才十八岁，对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懵懂无知，而她却在他在身后沉稳地发出指令，支使着郑岩崖。在通过日本人所设的关卡处，她可以泰然自若地与日本人用流畅的英语会话，减少了盘查的麻烦。
郑岩崖不得不以仰视的目光看着这个远比他成熟的女孩，而就在这时，他的心里萌生了少男最通常的一种敬意。男孩与女孩的最初发展，不可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当女孩出落得亭亭玉立的时候，这时候的男孩还处于发育前最黑暗的前夜中。与其说是他受托带着这个女孩，倒不如是施露在领着他。她言语不多，口气却很温柔，但他明显地感到，是一种姐姐对弟弟的口吻。这使他对她带着一种无由的敬畏。
在浙江淳安过了中日封锁线，他在由国军控制的一方，找到了周作民吩咐他的接头人。
这时候，他才知道他所搭乘的车子，是中国银行的运货的卡车。
车队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车子。一辆吉普车，是中行的一位负责人，另一辆是全封闭的运货车。在这里，施露搭上了那辆吉普车，而郑岩崖则坐到了卡车司机的身边。当时，郑岩崖并不知道车内装的是什么，在路上，他与司机熟稔之后，他才从司机的嘴里，知道这是装运钞票的车子。
这些钞票为什么在中日交界的地点运往内地，郑岩崖当时自然无从知道。直到过了许久，他重新找到了他的光明的团队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些钞票，原来是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1937年，在日本人进占上海前夕，中央银行撤离上海，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未能及时将中华书局十元法币的印钞版带走，致使模板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特务机关渊上获得这一印版后如获至宝，借此发起了动摇中国金融体系的经济战。滑稽的是，重庆方面却看到了从中渔利的可能，日本人对这些伪钞明码标价，恰恰是日本人的对手乖乖地吞下钓铒，接受了日本人开出的以一元伪储币售四张十元的假法币的价格，暗中购买了一批假钞。这一切的幕后的黑手，是中统头目徐恩曾在暗中操持。
然而，郑岩崖不知道，在这他全然不知的阴谋的背后，一个更大的阴谋裹胁着风险向他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