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笨是因为内锈 回复日期：2009-12-26 18: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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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去群里讨论，一起探讨你说的问题。 如果发现我的思路有问题，我会尽快做出思路上的调整，以及结论上的改变！ 谢谢！
作者：GRVNEGALD 回复日期：2009-12-26 16:15:48
从楼主所说的教育问题中说美国的基础教育面临失败？不过再失败也不如中国失败吧，当年我在经历过那段惨痛的时期后曾真心希望希望我的下一辈不要经受我这样的痛苦，现在看来情况没有变好，反而变的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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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教育成果有目共睹，不过没有哪个教育系统是完美的。 所以，美国人希望借鉴一些东方的教育方法，防止教育系统的重大漏洞。 至于咱们所经历的，或者下一代正在经历更糟的，我还在继续分析
有关心教育模式，探讨“互助式教育”的朋友，请进入 qq群：25557399
共同为低成本、高质量、适合孩子未来发展的教育思路献计献策！
当人们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总要付出代价。 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时间的早晚。 当广大农村地区的孩子，因为缺乏基本的教育资源而无学可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广大农村永远改变不了落后的面貌。 而城市的孩子被当作“工具”对待，过早承受社会给他们的压力。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天真和快乐，过早理解了“世态炎凉”，也过早地让生活“压弯了腰”。 而且，当优势教育向家长掌握优势资源的孩子倾斜的时候，让孩子们的思想里充满了功利的想法。 功利-或者说既得利益导向-的思维，让孩子变得甚至比大人更加世故。 我相信，有的孩子说“长大要当贪官”，绝对不是开玩笑，而是发自内心地说出大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原来“皇帝没有穿衣服”。 每个人做错事情，最后都要受到惩罚，甚至审判。 但是，人们以为教育的周期长，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很快发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2010年，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是人们开始接受惩罚的重要节点。
孩子在“工具化”教育的方法下成长，必然具备“工具人”的关键特征。 “好学生”的意思就是会做数理化题，会考试的学生。 没人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综合技能等等。 因此，即使是成了大学生，仍然像“大儿童”一样，缺乏独立的意识，缺乏独立的思维和见解，更是缺乏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独立能力。 在2002年美国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耶鲁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本科毕业生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应当起到领导社会发展的作用。 但是，“工具文化”从小开始灌输，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的底层思考。 在大学生比例比美国低的太多的中国，当没知识没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对大学生说，大学生已经过了“精英时代”，进入以实际技能为主导的“工具时代”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就相信了。 所以，不少大学生开始学习所谓的具体技能，本来应当定位“知识精英”、推动社会前进的大学生，将自己定位为“高级技工”，也就是“工具人”。 而一旦“大机器”出问题的时候，大学生也就失去了方向。
2010年，大学生毕业生将面临一个新的困难之年。 二、三月份开始，700万准备新毕业的大学中，绝大多数将完全失去方向，面临着无工作可找的情况。 2009年，广州的数据低于10%，到2010年，这个数据将更低。 而且，比2009年更加严峻的是，2010年积压的不仅仅是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而是2009年毕业的绝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在寻找工作，同时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多失去工作的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也重新回到人力资源市场，争夺越来越少的职位。 到2010年六七月份，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不必要找工作了，不是因为大家都找到了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找了。 很显然，已经花了家里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们，又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到底要去干嘛？ 准备考研吗？ 只不过是将失业的期限推后几年而已，而且比例相当有限。 考公务员吗？ 几千分之一的录取比例，而且是内定的名额，一般人只是做个分母。 进垄断企业吗？ 不是本系统子弟（大机器的一部分），相当“工具”都没有资格。 那么，方向在哪里？
暂时找不到工作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未来的方向！ “工具人”的价值是依附于“大机器”而存在的。 现在，“大机器”不需要“工具”了，那么这些“工具人”就得自谋出路。 但是，长期以来，“工具式”教育系统只教孩子们做数理化题，从来没有告诉孩子们，真实生活中什么是有用和实用的知识，如果在生活中碰到困难该怎么办。 看看大学里面教的课程，到底有几门专业课程是有用的？在有用的课程中，到底有多少内容是超前于时代的？ 即使不超前于时代，有多少是与时代同步，能够现学现用的？还有多少课程是引导大学生更好地生活的？ 大学生们了解社会真实的运作机理吗？了解真实社会的发展方向吗？ 他们在课余时间做的事情，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吗？ 那么，让对社会一点都不了解、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大学毕业生们去“创业”，可能吗？ 可以说，大多数“读死书、死读书”的大学生们连社会的大门朝哪里开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去进行异常“艰难凶险”的创业了。既不知道如何找工作，更不可能“创业”的大学生们，出路到底在哪里？
学生家长必须进行反思了！如果说，2009年的大学生就业率给人们敲响警钟，那么2010年人们将全面被迫思考“工具化”教育系统的问题了。 父母每天逼迫孩子做作业是在干什么呢？ 肯定是要让孩子上个好大学。 为什么上好大学？ 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上大学后就会有个工作，上了好大学就会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意味着好的收入和好的前途。 这是三十多年来，人们想像之中的上学与获利之间的逻辑。 但是，突然之间，人们发现，社会逻辑变了。 似乎就在顷刻之间，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的工作的逻辑已经行不通了。 2007-2008年，大学生们还能凑合找个跟知识或者专业挨点边的工作；到2009年，大学生们已经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了，但是还能找到所谓的“低价实习”的地方；再到201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可能连实习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以后的家长必然要思考，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死胡同”，花钱和花时间还值得吗？
“工具化”教育系统将发生连锁反应。 中国的父母无疑是非常功利的，就像人们炒股票那样功利一样。 当股票价格涨起来之后，人们就蜂拥而入，希望从中获得“一杯羹”；当股票跌下去，让买股票的人们已经损失惨重的时候，人们又急于斩仓，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 同理，父母们必须要看到大学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实际利益，才愿意给孩子进行大量投资。 当大学变成了“死胡同”，那么花费巨资、牺牲家长的大量时间、牺牲孩子的休息和娱乐，然后再上大学，还有任何意义吗？ 如果上大学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初高中还有学习的必要吗？ 家长们花费巨资给孩子“择校”，通过给老师送礼“讨好”老师，给孩子花很多钱购买教学相关材料，这些花费在突然之间，似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费用。尤其是在生活日渐艰难的环境下，家长必然要认真考虑考虑自己的钱花得值不值了。
更重要的是，人们感觉到依附于“大机器”的教育系统正在面临瓦解。“大机器”的主要特点是，力量强大，可以让很多人依附。 但是，“大机器”的最关键弱点，就是无法应对“经济变局”。尤其是面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时候，“大机器”更容易被淘汰。 比如说，在广东沿海地区，有一些曾经成为业内领导者的出口加工企业。 这些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员工，也就需要相应的“工具型”大学生管理人员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转。 这时候，“工具人”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企业已经这么大了，所以人们都在憧憬着企业能够上市，人们也能获得一些股票，小发一笔财。 但是，当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后，一些这样的大企业很快倒闭关门，让人们“措手不及”。 其实，危机的征兆早在2007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但是大家作为依附于“大机器”的一部分，根本没有看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大机器”的变化，或者人们看到变化也不愿意承认，最后大量人员只能面临失业。 这时候，依附“大机器”的教育还在为“大机器”培养着相关的人员。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正在培育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接近被社会淘汰的状态了。
另外，依附于“大机器”的教育必然是学位“工具化”。 工具往往就意味着可以复制的，缺乏价值感的。 培养“独立人”的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灯塔”，照亮整个社会的进程。 在依靠大学崛起，创立现代大学体制的德国，其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而德国的博士学位意味着意味着极高的含金量。 博士意味着一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在某一专业领域通过十年左右的学习和研究，达到实现创新的能力。 而且，在获得学位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研究。 这种学习和研究是基于“知识至上”的思想，或者说是“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原动力。 知识创造经济发展，这些博士领导着德国尖端科技创新，推动德国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而在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人大校长纪宝成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也就是说，学位已经成为一个工具。 在职官员能够获得学位，说明博士学位只是一个“附属品”。 一些官员读博士很容易，跟导师沟通沟通感情，找秘书或者助手听听课、做做笔记，找高水平“枪手”写写论文，就能得到博士学位。 然后，拿着博士学位的官员立刻就跟一般官员不一样了，博士领导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管理水平，也就有了更好的升迁跳板。 同时，大量无权无职的学生博士候选人，只能靠自己艰苦的学习，靠给导致做“免费包身工”，最后才能够拿到博士学位，但是这样的学位在社会上还能体现出什么价值感呢？
需要明确的是，“独立人”教育并不意味着像鲁滨逊那样，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 “独立人”教育指的是，帮助学生获得普世价值创造能力，不依靠某个“大机器”也能够生存。 比如说，在“大机器”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工具人”，为“大机器”而骄傲、而自豪。 因为，他们依靠着“大机器”就能获得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还有二奶、三奶等。 但是，这些人长期在“大机器”庇护下生存，已经失去了独立生存能力。 比如说，一些企业官员离开企业后，立刻从家门口“车水马龙”、家里日进斗金，变得“门庭冷落”。 而如果让这些“工具人”离开大机器，那么他们的优越生活可能立刻变得非常窘困，甚至失去生存能力。 因为，只有“大机器”认可这些“工具人”，到了其它地方人们根本不认可“工具人”。 所以，“工具人”的最佳策略就是尽力维护和支持“大机器”的运作，以便自己也能够获得“一杯羹”。 同时，“独立人”教育是引导受教育者，可以独立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存在。 比如说，一个德国博士毕业后，可以随意在欧洲或者美国的相关对口企业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然后获得高收入。 这就是“独立人”的实力，以及实力带来的社会普遍认可。
在平静的海面上，每个人都是好舵手。 在“独立人”教育系统中，知识是帮助受教育者学会应对生活困难的能力。 越在艰难的时刻，越能够显示出知识的力量，知识领导社会前进的作用也就越显著。 但是，“工具人”教育系统中，从来没有想过帮助受教育者获得相应的能力。 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真正让家长恐惧的是，发现现实竟然如此让人“不寒而栗”。 在想像中，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似乎就等于已经是“成功者”了。 但是，当国际经济危机一来，“工具文化”的大学和“工具人”大学生的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工具”文化的大学依附于“大机器”久矣，已经不知道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更不要说以前瞻性眼光，领导未来社会的方向了。 所以，面对危机，学校不是引导学生更好地应对危机，并且以对未来社会潮流的洞察，以及新的知识和技术，引导学生和企业实现新的发展。 这些大学又开始传承“传统”，将大学生毕业生们最后一次当作“工具”，于是让学生们实现了大量的“被就业”。 而学生则更加迷茫、无助，刚刚从“故纸堆”里出来了的学生，没有学过如何适应社会变化，更不要说应对经济危机了。
2010年，标志着“工具”式教育难以为继。 可以说，2010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并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已经毕业的1000多万往届大学生毕业生仍然不知道工作在哪里，2010年将毕业差不多700万应届大学生毕业生，在2010年招生后，大学中又有差不多2000万在校生，还有无数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中小学生。 在现有的大学教育走入死胡同之后，这些大量的学生在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 越来越明确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逼迫家长们重新思考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孩子成长的认知，对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认知。不论是大学生对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还是家长对教育系统的认知，都将产生巨大的变化。而不论大学生的反应，还是广大学生家长的反应，都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大机器”经济的思考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独立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 因为，一个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时代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新的竞争时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决定未来社会的经济方向，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而一旦全面竞争进程开始，“独立人”将引领经济的进程，同时促进思想的繁荣和文化的开放。 同时，“工具人”则充满恐惧和压抑，因为很多“大机器”正在被竞争淘汰，依附于“大机器”的人们则失去生存依托。也就是说，不同的教育造就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经济环境，并且创造不同的经济结果。 因此，人们面对同样的经济前景，作出不同的反应。
“独立人”之所以对未来充满希望，是因为拥有高级的智慧。 社会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有的人依靠“操纵大机器”获得个人的利益，并且控制众多的“工具人”。 就像满清人入关，屠杀汉人之后，捡起“儒家思想”，立刻让很多当时的汉族读书人“依附”过来。 然后，这些汉族读书人作为满清的“工具”，开始驯化其他汉人，于是全国汉人都成为“奴才”的局面形成了。 而作为“独立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考虑的不是成为“大机器”的工具，而是要废掉“大机器”，于是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当满清被推翻，溥仪下台之后，那些通过八股科举制获得功名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升官发财”之路，人生走进了“死胡同”。 同时，当时北大、清华、黄埔等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组成的新知识阶层，很快填补了中国的知识空白，开始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年轻人，并且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
21世纪，更是“独立人”的世纪。 “独立人”与“工具人”最主要的思维差异是，“独立人”强化竞争导向，看到“大机器”的致命弱点，然后通过击垮“大机器”，获得个人的“跨越式”发展； 而“工具人”则为“大机器”服务，维护“大机器”的地位。 在打垮“大机器”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很多困难，也会冒很多的风险，但其实结局早已经注定。 因为，只要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让一个人内在的天赋和知识获得有效的整合，成为高等级的智慧，其力量远远大于“大机器”。 或者说，再完美的“大机器”也有弱点，而且最关键的弱点是，“大机器”是死的，是缺乏人工智能的，而且“大机器”成本高、行动缓慢，无法适应外界形势的变化；同时，缺点再多的“独立人”只要具有足够的智慧，也能够轻易打败“大机器”。 因为，每个机器都有一个总开关，只要具有足够智慧的人找到总开关，并在合适的时间关掉总开关，这个机器就瘫痪了。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为流行的企业词汇之一就是“恐龙”，是指规模巨大、成本高昂、行动迟缓、失去客户需求导向的企业。 那么，“独立人”或者是“单枪匹马”，或者是“朋友同心”，依靠自己的“知识实力”，建立“知识型企业”。 这些知识型企业依靠客户需求导向、灵活、低成本的方式，轻松地从“大机器”的手中，抢夺客户，让“大机器”失去客户来源和收入来源，自然也就亏损然后倒闭。 微软、Intel、Google等等新型企业，都是“白手起家”，从两个人开始，通过满足客户需求，击垮竞争对手，获得迅速的发展，实现高额的利润。
而已经成为“恐龙”的“大机器”们，也必须在“独立人”的领导下，采取适应时代竞争的措施，通过建立“客户导向”和“企业瘦身”，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咨询顾问出身的郭士纳在拯救IBM之后，写了《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回忆录，记录了当时如何改造IBM这个“大机器”，如何通过建立市场导向，打破内部的官僚体制，通过大量出售有形资产进行“瘦身”，并且持续对内部组织进行重组，使IBM从破产的边缘重新回到发展的轨道。 而郭士纳当时的重要措施中，包括清除一些阻碍企业发展的“工具人”，为年轻的人才创造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 经过郭士纳的改造，IBM成为客户需求明确、聚集IBM优秀员工的聪明才智，行动敏捷的“跳舞的大象”。
可以说，未来社会的经济竞争，就是“独立人”掌控“大机器”、淘汰“大机器”的竞争。 “工具人”的出发点是为“大机器”服务，也就是被“大机器”所控制；而“独立人”的出发点是如何控制“大机器”。 而“工具人”与“独立人”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工具人”学习低级的知识，失去对高级智慧的追求。 比如说，我哥如果具有强烈的“独立人”精神和思想，那么“停薪留职”的结果就会不同。 如果我哥当时从“独立人”的角度出发，就会出去积极跑市场，到江浙和广东找客户。 找到客户之后，回过头来用低价雇佣他的分厂。 也就是说，通过控制客户资源，让分厂给他打工。 更重要的是，他是整个分厂技术能力最强、技术最全面的人。 他有能力制定出最符合客户需求的方案，主导客户需求，然后让分厂长期作为他的“低级打工者”，为他创造效益。 但是，由于我哥已经习惯了作“工具人”，所以没有这个意识，他丧失了一次作为“独立人”发展的黄金机会。 而跨国企业的道理也一样，就是按照“垄断客户、垄断技术”的模式，控制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
人是习惯的俘虏。 如果让“工具人”掌控了资源，那么往往就会按照“大机器”思维方式配置资源。 比如说，在1990年代，所谓的“国际分工论”、“资源禀赋论”、“雁行理论”等成为社会的主流理论。 这个理论说，根据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中国的人工成本低，就应当发挥低人工成本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中国人的人均收入。 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说，亚当斯密说“劳动者工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 如果按照亚当斯密说的，那么首先应当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工人工资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全盘思考。 那样的话，可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完全不同。 也就不会通过“工人下岗”潮，来解决所谓的改革“攻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1990年代开始盛行的理论，以及后来很多人强调的“人口红利”，都是对于1950年代经济理论的回归，也就是对于“大机器”思维方式的回归。 这样的回归，结果就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社会资源亏损模式。 而“工具人”的行为随着“大机器”思维模式，也开始了学习模仿-落后-再学习模仿-再落后的人类资源亏损模式。 这个模式的持续深化，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经济现象。
中国从“一五”开始计划经济。 在此期间，采用苏联经济模式，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当时，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等多个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工业基础的大城市，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机器”建设。 而广东、福建等地，考虑到战争等因素，被作为“战略前线”，没有建设大规模工业基地。 围绕这些工业基地，形成了社会资源的集中配置，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支持性服务系统。同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的“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支持“大机器”的目的。 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在为“大机器”的运转而服务。 在这个时候，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方面需要负担“大机器”运转的成本，另一方面得不到“大机器”运转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当时农民“进城”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能够进了城，就能够沾上“大机器”的光。 不论考上大学，还是直接进厂当工人，都有幸成为“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以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结束了过去农民不能自主种田、不能自主养殖家禽家畜、不能自主种水果蔬菜的禁锢型政策，初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但是，“大机器”型思维模式已经固化在人们的脑海中。 一方面，“南海画了个圈”，全国的资源又集中配置到深圳，形成了显著的“窗口效应”。 而这个窗口仍然是“大机器”的思维模式。 于是，围绕深圳这个“大机器”，广东的经济开始了“蓬勃发展”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孔雀东南飞”，大量的人员开始向以广东、深圳为主导的广东地区集中。 由于广东的地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知识导向，以及政策主导思路，深圳本身成为鼓励个人发展的重要基地。 “独立人”的思想在广东得到最高程度的鼓励，广东也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大量地方集体企业、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开始建立，仿效“大机器”的模式，建立工程，引进设备，建立“小机器”，并且吸纳当地人口就业。 同时，各个“一五时期”建立的大中型企业仍在运转，于是形成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增长局面。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政策开始向北京、上海倾斜。 在中央大量向上集中财政税收后，北京自然成为“近水楼台”，成为资源最为集中的核心地区。 于是，北京的学校、医院、交通、金融等资源优势继续增强，成为全国相关服务最为集中、质量最高的城市，促进了当地服务业的“爆炸性”成长。 同时，上海开始成为比深圳还大很多的经济“大机器”。 上海实现建设大发展，尤其是浦东大开发，让上海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 而且，上海也形成了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支持“核心大机器”的“大机器”。 围绕上海，形成了珠三角的资源聚集，形成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开始大量扩招，为“大机器”提供更多的“工具人”。
不过在这个时候，问题开始露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以东北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已经难以为继。 几十年来，这些老工业基地的“大机器”没有过系统的升级改造，没有过研发创新，只有“修修补补”。 而运行了几十年苏联设备，本身质量就不是非常可靠，即使再精心地维护，也无法持续。 那么，当这些“大机器”运行不下去的时候，为大机器服务的人们也就被“下岗”了。 而为这些老旧的“大机器”服务的工人们，因为只是作为“工具”被使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过相关的培训和能力提升，所以大多数人都缺乏专业技术和能力。 那么，离开了“大机器”就等于成为毫无技能的人，所以只能回家，或者从事低要求、低工资的工作。 这个情况反映出，“大机器”的投资是巨大的，成本是高昂的，国家能顾了一个、两个或者几个“大机器”，但是顾不了那么多的“大机器”，所以老的“大机器”就只好被委屈了。 就像歌词里说的，“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机器”的崛起，大量资源又涌向了滨海新区。 同时，出口加工经济处在“热火朝天”的状态之中，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地区的加工业极其火爆，很多人看到经济正在“势不可挡”地增长。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很多人不注意的状态下，深圳早已经悄悄地处在衰落之中了。 越来越摸透中国加工企业底细的跨国公司，开始持续地压低加工企业的价格。同时，大规模通货膨胀也在慢慢开始加速。 而“一五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处于类似于美国东北的“钢铁生锈带”的境地。在美国，由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大量投资，发展了互联网和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并且开发现代服务业，重新塑造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关键城市，开始了东北部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源基本上向北京、滨海新区等地倾斜，老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复苏的可能性。 同时，大学扩招还在持续，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学毕业生已经开始面临找工作难的境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沿海的“大机器”开始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局。 早已经开始衰落的广东加速了衰落，而且似乎是朝着难以复苏的方向下滑。 广东一些地方的市政管理和治安已经成为很多外来人口的“噩梦”，因此即使是经济不景气，广东的“用工荒”仍然在继续。 在上海，由于大型国企的“遮挡作用”，让中小型私人企业根本得不到“阳光雨露”，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在上海工作的人们更多地需要为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大机器”服务，通过作“工具人”生存。 但是，随着外向型经济形势还在下滑，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也开始面临很大的问题。 另外，除了出口加工型经济与广东一样受阻之外，江浙的“植入型”经济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前几年，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外资“大机器”的入驻。 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变冷，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也在艰难度日。 而且，如果一家比较大的外企撑不下去，那么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更多的企业大面积地撤离。 那么，现有的很多工作岗位也就保不住了。 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大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而且都是按照为这些“大机器”服务的“工具人”方式培养的。 也就是说，当需求还在持续减少，甚至开始负需求（更多的失业者争夺现有的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也就开始面临更加艰难的时刻。
迪拜危机是一个预警，表明新兴国家的经济下滑并没有结束。 而如果这些国家经济状况持续变差，会拖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新的一轮经济衰退之中。 新的衰退就意味着消费进一步萎缩，导致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冷。 也就是说，世界产能过剩的局面进一步深入，那么也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生产状况。 尤其是对于这些“大机器”，产能过剩达到15%-20%的时候，可能就难以为继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是，老的“大机器”已经基本上报废了，而新的“大机器”面临“无米可炊”的困境。
作者：80岁的学生 回复日期：2009-12-27 15:22:09
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我当时的扩招政策有关，在有的就是住房和看病，还有现在的养老问题，这都是社会的遗留问题，需要我们的社会好好的解决，但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工具型人才和独立性人才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合理的配置以及劳动分配的问题。我觉得看问题不能那么的极端，应该中性的去看待问题。知识没有楼主那么高，眼界也没有楼主那么远，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不对的地方望楼主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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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你说的基本上我都同意！ 不过我想，未来可能要有比较极端的环境，也就需要人们应对极端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做“独立人”比“工具人”的生存几率要大一些
作者：手上有斑啦 回复日期：2009-12-27 11:11:45
楼主，你好~~~
问你个问题，我是你说的依附在大机器里的工具人，目前在信用社（银行）工作，做一名普通的一线员工，你可以说说我要如何做好职业规划，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独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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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胆冒充回答一下：终身学习、系统思考，逐步形成成熟心智模式，成为“独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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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 补充点具体的内容： 大机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导向，而独立人的优势在于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 做好市场导向，提高客户关系维护能力，提升专业技能，我觉得是具体的职业规划方向
理解“大机器”经济，就理解了中国经济的关键。 比如说，很多人都对“保8”的政策不了解。 其实，洞察了“大机器”经济的实质，也就很清楚经济政策的内在机理。 而且，我们从前面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保持着一贯性。 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大机器”经济是静态的，规模相对较小，分布较为分散，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热点开始发生动态转移：最初，要通过香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大机器”经济就做到了深圳；然后，要通过上海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以前的“东方明珠”再次辉煌，于是“大机器”经济就把重点放到上海。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形式似乎变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大机器”经济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而且更加集中。
首先，“大机器”经济的特点就是“大”。 而建成这样一个“大机器”，就必须“举全国之力”，迅速集聚大量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必然就会出现“大机器”经济地区资金过剩，也就是很容易出现“一夜暴富”的故事；同时，失去资源的地区资金匮乏，也就是地区变穷，对“大机器”地区产生向往。 于是，经济较为贫穷地区的人们，也就会离开家园，涌向“大机器”经济地区，去寻找机会，实现个人发展。 而这样的行为，更刺激了当地经济，促使当地经济扩张，加快经济变大的过程。 而且，从经济较差地区来的、能力较强的人们，就会将自己的家庭也搬迁到“大机器”经济地区，增加当地人口数量，刺激当地对于教育、医疗、餐饮娱乐等综合服务设施的发展。
其次，“大机器”经济的建设过程“快”。 在改革开放初期，“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曾经震惊了全国，让全国人民对于深圳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向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刺激着人们更加积极地寻求财富。 在这样的“发展”速度要求下，人们不可能慢慢地酝酿，人们要的就是“短、平、快”。 也就是说，什么赚钱大家就都做什么，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 于是，“拿来主义”自然就成为人们自然的首要选择。 做科研来钱太慢，做教育来钱更慢，因此不被考虑在内。 同时，做贸易来钱快，做国际贸易利润高。 搞“大规模生产”来钱快，而直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进行生产速度更快。 所以，“大机器”经济在重复着自己的模式，通过建立生产工厂，迅速产出工业产品进行销售，迅速获得经济回报。 而当时，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很多优惠政策的空子，打进口产品的“擦边球”，进行“灰色贸易”。 某位国内知名电脑生产商、家喻户晓的企业家也曾说过，进行过接近于走私芯片的活动。 人们就靠各种“快钱”，获得“第一桶金”。 因为当地资金过于充裕，所以“第一桶金”的速度可以很快。
第三，“大机器”经济热点转换“急”。 “一五期间”举全国之力建设一些工业基地，结果造成经济的沉重负担，然后二十多年没有进行建设，经济都没有缓过来。 而深圳从1980年代开始建设，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形成珠江三角洲的系统性规模，这时已经耗费了内地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 而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京和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机器”经济建设，进一步消耗内地的各种资源。 2005年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建设还在“轰轰烈烈”，天津又开始了“滨海新区”的建设，同时多个国家的“大型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加紧施工。 可以说，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机器”建设热点转换过急，对整个经济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负担。
第四、“大机器”经济的边际消费倾向“高”。 一般来说，钱“来的容易去的快”。 当大量资金向“大机器”聚集、生产企业生产出产品卖钱的时候，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些钱只是短暂的。 往往会把偶然当必然，暂时当永恒。 理所当然地认为，资金会持续充裕。 所以人们会积极地赚钱，然后积极地把钱花出去。 尤其是在经济非常快速增长，表现得一片繁荣的时候，人们之间的攀比消费会变得普遍。 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把钱花在可花可不花的各种事物上，进行超前消费，比如说豪华办公大楼、奢侈消费品，买车、买房等地。 随着人们的消费越来越积极，市场上的经济似乎也就越繁荣，进一步刺激了积极的消费。 然后，贷款消费成为潮流，当地财政贷款、企业贷款、个人贷款数额显著增加。 而随着人们的消费提升，房产等资产价格开始上涨。而且，随着房产价格上涨，人们也就更愿意贷款购买房产，推动房价持续上涨，直到某个超出人们想象的价格点。
其实，“大机器”经济就像我们看悬疑片，过程虽然重要，但是我们最渴望的是那个“出乎意料、情理之中”的“大结局”。 那么，“大、快、急、高”的结局将是什么？ 首先，“大”的结果可能是有钱建设，没钱维护。 当政策向深圳、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倾斜的时候，会“举全国之力”建设这些地方。 但是，一旦政策倾斜过去之后，它们必须依赖自身的“造血机能”进行城市的维护。 而“造血机能”来自于当地实体经济的增长。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因为出口业务的明显下滑，珠三角、长三角的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全方位的萎缩，而且“大机器”经济的成本高昂（城市成本论）。
因此，这些城市正在面临城市的维持问题，如果出口经济继续不景气，那么地方财政贷款、企业贷款、个人贷款将怎么办？ 在“大机器”建设时期，城市添置的各种高档设施将需要多少钱维护？ 整个“大机器”仍然需要维持正常运转，那要多少钱？ 这些钱其实人们是心理没数的。 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大机器”在消耗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已经面临收入枯竭的情况。 这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农村的一些人家。 在年成好的时候，跟亲朋好友借了钱盖房子，崭新的大瓦房盖起来了。 但是，很快就遇到年景差了。 这时候，农民不仅要让自己吃饱饭，然后还要逐渐还掉借人的钱，最后根本剩不下来钱来维护房子。 结果，房子会很快地破败。 这就是典型的“有钱盖房，没钱维护”的情况。 那些老“大机器”工业区现在的荒凉，给现在的“大机器”城市提个醒，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不排除会发生给人非常“荒凉”感觉的情况发生。
一旦“大机器”的经济发生萎缩，也可能将面临因人口“回流”而导致的城市萎缩。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沿海“大机器”经济在“大发展”的时候，经济相对贫困地区的人们“皆为利来”，涌向沿海地区。 但是，从心理上，这些参与“大机器”经济的人们，不一定喜欢呆在“大机器”的核心城市。 很多人的“根”还在本地，而只是把“大机器”当作赚钱的地方。 而人们看到“大机器”难以赚到钱之后，随时可以撤走。 很多人即使喜欢“大机器”的城市，但是由于大城市运作成本过高，所以迫于生活压力，也会导致人们的“回流”。而且，当一些人开始离开“大机器”的时候，会很快引起其他人的相应行动，形成“天下攘攘”离开“大机器”的流动。 比如说，大量农民工开始向家乡回流，离开“大机器”经济。 这也就意味着，基础服务业也要经历大幅度萎缩。 基础服务业的萎缩，将引发其它服务业的萎缩，进而让很多人“无钱可赚”，然后这些服务业的人们也开始出现“回流”。
一旦人口“回流”大规模开始，将对“大机器”经济地区的基础设施产生严重的影响。 比如说，在“大机器”经济鼎盛时期，人们认为“大机器”经济会持续繁荣下去，于是开始大量购房。 不仅如此，来自落后地区的资金、来自境外的游资也纷纷涌入“大机器”经济地区，通过炒作“房地产”淘金。 但是，随着外向型经济减少，“大机器”经济发生困难，很多企业就会关门，导致厂房和写字楼大量空置。 而为企业服务的外来人口，承受不了生活的高成本，或者不一定喜欢“大机器”城市，就会选择离开“大机器”经济，那么又会引发房屋居住的减少。 很多贷款买了房子的“房奴”，将因为收入减少，无法承担如此高的“还贷压力”，因此会选择卖出房子，偿还贷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2008年开始的房价下跌，就是这个趋势开始的一个表现。
房屋空置率持续上升的大趋势将难以阻挡。 如果国际经济对中国产品需求不出现迅猛的回升，那么“大机器”经济的萎缩是难以阻挡的。 而经济萎缩必然导致“大机器”经济辐射到的地区人均收入持续下降。 因为前面说过，固定资产成本是刚性的，那么首先削减的就是劳动者工资。 而当劳动者工资下降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大量人口离开“大机器”经济城市。 比如说，看报道有几十万在上海的台湾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生活得非常痛苦：一方面收入低，难以找到高工资的工作；另一方面生活成本非常高。 因此，这些台湾人或者只能达到生活持平，或者在“吃老本”。 如果现在的局面持续，超过他们的心理承受“临界点”，他们会选择“回流”台湾。 如果连高收入的台湾人都难以在“大机器”经济中生存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大陆人，更难以承受“大机器”经济的成本。而主要问题在于，当这个巨大的“人口回流”趋势开始形成，那么房屋空置率将会出现持续的上升。
而一旦“大机器”经济的主导行业明显萎缩，开始形成行业内的人们“回流”，那么就会影响到其它行业的萎缩，进而形成其它行业人们的“回流”。 比如说，当出口经济下滑的时候，依附于出口经济的很多支持性行业必然下滑，比如说相关的餐饮娱乐也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同时交通运输业也是直接受到影响的行业。 需要强调的是，支持出口的高知识服务业将会实现发展，比如说切实能够引导企业提升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建立出口品牌的高知识行业。 不过，由于这些行业的“精英化、集约化”程度高，对“大机器”经济并起不到扶持的作用。 所以，由于行业萎缩，将导致对于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需求的持续减少。 因此，虽然政策能够对房价进行人为干预，保持名义房价的稳定或者上涨，但是政策决定不了房屋空置率。也就是说“无效需求”将越来越大。 那么，房屋空置率会很快达到一个“临界点”。 所以，人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房价本身，而是要注意身边的外来人口开始“回流”的趋势，以及大趋势开始形成的“房屋空置率”的重要节点。
当出口经济萎缩时，“大机器”经济中的“快”同样产生重大影响。 打个比方，日本东京的经济聚集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大企业总部。 那么，一旦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会导致这些大企业利润剧减、亏损、甚至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倒闭。 于是，东京经济就会发生“大萧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已经深深“扎根”在东京，所以只要这些大企业存在，就会持续留在东京，支持东京经济的基础。 当经济复苏之后，东京的经济还会复苏。 但是，“生产型”经济和“移植型”经济的问题是，如果发生经济萎缩，生产型经济同样会萎缩，而经济的复苏必然是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复苏，那么生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就被淘汰了。 同理，当世界经济萎缩，投资者会从“移植型”经济开始“撤退”。 那么，经济再复苏的时候，可能投资者就不一定再回来了。 也就是说，专门为这些“生产型”和“移植型”经济服务、适应这些经济特点的“工具人”们，可能就再也没有工作机会了。 （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深入分析） 同理，当地的经济可能也会同样发生难以复苏的萎缩。
而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最为重大影响的，就是“大机器”经济中的“急”。 我们看到，现在面临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等三大主要“大机器”经济区。 同时，“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也在形成比如西安、武汉、成都和重庆等地区性“大机器”经济的重新整合。 那么，在“大机器”经济全面开花的时候，发生了出口经济的全面萎缩，并且迅速传导到内地经济。 这样的局面是，如果不举全国之力，支持这些国家性和地区性的“大机器”经济，那么就会引发这些“大机器”的熄火，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同时还需要关注两个关键点，一是“大机器”的规模太大，二是国际经济崩溃的速度太快。 那么，就必须调动所有政策力量，来维持“大机器”的运转。 因此，“保8”是个关键的指标，而天量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等货币信贷也是必然之举。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政策的理论依据就容易理解了。 而且，从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由于民间经济开始从“大机器”经济持续“撤退”，比如说很多工厂和公司关门，因此政策性支持力度还会继续加大。 因此，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在2010年将更加宽松。
对于个人经济，边际消费倾向“高”将对个人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比如说我一个月赚5000，而消费8000，那么边际消费倾向是160%。 当“大机器”经济热火朝天的时候，人们会对未来产生无尽的憧憬。 所以，会出现“月光族”（边际消费100%），贷款买车、买房（边际消费远远超过100%）。 因为，“大机器”经济在微观层面，就是“攀比型”经济。 这个概念也好理解，因为在“大机器”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工具人”，都是毫无特色的“工具”。 那么，作为“工具人”来说，虽然思想和行为的实质是“工具”，但是从心理深处，压抑着更强烈的人性需求，要显示自己作为人的不同之处。 因此，人们过度地消费“人性化”产品和“个性化”产品。 比如说，从当年的录音机、电视机热销，到后来国外品牌的入侵，再到房地产用“中产梦”忽悠人们买房，都是因为追求人性化和个性化，被商家引导着进行“超前消费”。 但是，“超前消费”的意思是，消费者必须具有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才能够支持这样的消费。 如果缺乏这样的能力，就意味着很快从“中产”变成“赤贫”阶层。 而当“大机器”经济开始萎缩的时候，很多“工具人”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走向“赤贫”之路是极为痛苦的过程，而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状况，于是陷入恐惧与迷茫之中。
作者：huanianyi 回复日期：2009-12-28 00:07:49
楼主，咨询点具体的投资意见，以3年的时间尺度，不买房，不结婚，想把手上不多的血汗钱保点值，买美元？把现钞拿在手上？即便外汇存银行利率也就1%，人民币定期也有2%啊？过了3年，人民币对美元没有狂贬，即便汇率不变，利息损失也大啊，这怎么抗通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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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再说一下，我当时的建议不是投资，而是用一部分钱保命，防止出现“巴布托突变”。 所以，汇率不变、抗通胀这些假设在这里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