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观经济分析，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人们面对的经济局势。 美国联邦没有中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因为国土面积太大，经济社会地理复杂，不适合进行中观经济干预； 另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特点，对于美国人来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联邦不能干涉各州或者各地方的事物，所以人们自己主导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向。 日本进行中观产业政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治集中的传统，虽然在二战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控制日本期间，首先进行整体改革，打破天皇的“神话地位”，实施类似于美国的体制，但是按照日本的国家文化传统，集中的文化氛围难以打破。 更重要的是，虽然日本“二战”战败，但是日本人主要看到的是美国人太强大，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集中体制不行，所以仍然希望继续集中体制。 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后，日本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日本需要尽快找到“发展突破口”，实现国家复兴，因此就需要“举全国之力”，实施产业振兴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关键产业的关键企业，以关键企业带动关键产业，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振兴。 比如说，二战之后，日本政/府看到录像机产业将成为一个市场前景巨大的产业，于是找来松下、索尼等企业，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进入录像机产业，他们表示愿意，于是政/府就通过金融机构为这些企业进行资金支持。 这就是东京经济的形成，日本政/府的周围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周围是企业的由来。 195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企业都开始发展录像机。 当时的美国电视机产业巨头RCA的高层曾经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在5年内发展出来录像机。 结果，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录像机的发展和技术成熟竟然花费了将近30年。 在最初，美国在技术上领先，但是随着日本企业开发出低价的录像机，美国企业开始慢慢落后。 最后，美国人因为缺乏持之以恒的战略，败下阵来。 到1970年代末期，日本人基本上垄断了录像机市场。 JVC从一个很小的企业，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达到20多亿美元的大企业。而RCA等美国电子产业巨头，因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失败而开始了衰落，后来被其它企业兼并。
录像机产业是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代表，反映出日本产业经济振兴模式。 日本在非常穷困的时候，主要“举全国之力”做了两件事：1、当人们缺衣少食，挨饿受冻的时候，让所有日本儿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免费吃饭和读书，培养日本儿童的知识竞争力。 2、利用美苏对抗过程中，美国免费或者低价转移给日本的数万项关键技术，进行商业化应用和深入的研发，然后把更好的产品卖给美国人。 到19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日本从废墟上崛起30周年，日本已经形成了畅销美国市场的品牌集群。 而品牌这个词发源于欧美，在日本得到发扬光大，后来才受到美国的重视。 到了1990年代早期，日本人基本上把美国当作了“经济殖/民地”，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基础原料、基础技术、对美国人的原创内容进行仿效，然后生产出大量的高价产成品，卖给美国人，因此实现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以及日本国民人均馒头的急剧增长。 可以说，到1985年，也就是日本从废墟上崛起的40年，日本人以及从缺衣少食的饥饿状态，变成每家每户手里握有大量馒头的状态。 而且，日本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耗费自身的自然资源，而是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而实现的。 所以，不管去过没去过日本的人们，只要是看过有关日本的文字和影像报道，都知道日本山清水秀，森林茂密。 而且，日本人均寿命长，反映出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 正是这种“经济殖/民主/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引发了美国经济界对于“美国经济空心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德国也对美国采取采取同样的“经济殖/民地”策略，侵蚀美国的中高端产品市场，让美国企业处境艰难。 因此，反映到政治经济层面，就是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的唯一超级大国，也在迅速衰落。 因为日本德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智囊布热津斯基哀叹：“冷战结束了，胜利的却是日本和德国”。
1990年代中后期，虽然美国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以及各个企业的国际化变革，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让日本的经济重新处于相对弱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不行了。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美国投资的失利，以及对美国的产业竞争力衰退之后，日本也检讨了自己的产业政策，并且制定了新的更加强有力的国家经济主导方向。 一方面，日本加强对国内的投资。 这时候的投资重点更加注重核心技术投资和文化发展投资。 日本通过加大对教育和尖端技术的研发投入，将资源聚焦在核心技术、关键“know-how”，以及核心产品部件上。 然后，通过“雁行模式”理论，给东南亚国家“洗/脑”。 把这些核心产品和技术卖给东南亚国家的加工厂，再由这些加工厂销售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市场。 比如说，中国出口美国的机电产品中，有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来自于日本。 日本就通过这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实现高额的知识技术利润。 而且，在中国的运输市场，不论是汽车市场，还是高速铁路市场，日本的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都在给日本经济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高额技术研发利润。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买汽车和铁路设备的时候，要付给日本人钱。 而在未来，人们在使用汽车和铁路设备的时候，需要更换这些关键零部件，就要付出更高的价钱。
另一方面，日本进行立足于获得长远馒头的海外战略投资。 首先，日本的经济增长都是有日本本国的企业推动的，因此其大量的对外贸易盈余可以变成立足长远的国际战略投资。 从策略上，日本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因为“头脑发热”进行了大量的地产和艺术品投资，后来让欧美等国精明的商家“趁火打劫”，吃了大亏。于是，日本在教训中学习，重新调整投资方式，实现了立足世界的投资。 在微观经济层面，据说是日本的主妇掌握了日本的投资方向。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日本家庭投资的国际化视野，是欧美国家的家庭都难以与其相比的。 同时，政/府和企业投资，则注重战略资源的掌控。 比如说，日本在国际资源矿产价格很低的时候，对外进行大量的资源矿产收购，保证了日本经济持续源源不断的受到低价资源的支持。 另外，日本进行大量的海外农业投资，现在海外屯田数目已经达到本土农田面积的三倍（根据非政府组织GRAIN数据），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粮食危机。 也就是说，即使世界上因为粮食危机而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很多人会陷入挨饿的状态，日本也可以通过对这些海外“农田”的投资，实现日本粮食的“自给自足”。，
日本产业成长，归根结底是对“人”投资，对“知识实力”的投资。 通过增强国民在国际上“挣馒头”的能力，实现日本经济的成长和国民富裕。 总结日本早期的中观产业模式，就是通过强化教育和技术商业化应用，推动关键产业实现国际化竞争优势，最初将美国市场作为自己的产品倾销地，或者说“经济殖/民地”，通过强化在电子产品、机械产品等领域的优势，等待“天上掉馒头”，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人们得到更多的馒头。 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更加注重控制“馒头的来源”，通过尖端科技和关键产品的研发，牢牢掌握住国际产业链的利润源头，影响或者控制整个产业链，同时通过对海外的关键领域战略投资，包括对欧美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投资，收购海外矿产等资源、占领粮食产地，并且指导当地农业的发展，实现“馒头的可持续供应”。 通过这些系统措施，日本的国际竞争地位日益稳固。
顺便再说一下美国的“离散式”经济，为以后对“大机器”经济的宏观、中观、微观分析做个铺垫。 美国的“离散式经济”是由分散式整体所决定，而整体则通过法律所保证。 美国国会是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发源地，决定美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 在美国国会中，众议院是公民“一人一票”的制度模式，人数越多的州就拥有越多的话语权；而参议院是”一州一票”的制度模式，每个州都是平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大的集团可以通过“集中式“的经济模式，侵害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且，不管某个州有多大、多么重要，也没有一个州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压榨其它的州。对于重要的法案或者政策，只有通过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这样就保证了每个人、每个州都受到平等对待。这样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人人生而平等，州州地位平等。 然后，国会的决议在白宫得以实施，在法院得到保障。 这个在华盛顿总统对于平等理念的坚持和对于方案的灵活折衷而形成的制度，决定了今天的美国经济形态。
这样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人们分馒头的方式。 比如说，在19世纪后期，洛克菲勒希望在石油行业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也就是在利润丰厚的石油行业里“独享馒头“。 但是，他看到找油井钻油风险高，无法形成垄断。 因此，他想到了后阶段工序，也就是炼油和输油部分。 于是，他创新了企业模式，建立了托拉斯，囊括美国市场80%的炼油和90%的输油市场的垄断企业。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炼油和输油工序“守株待兔”，就可以实现“天上掉馒头”的目标。 在洛克菲勒的榜样带领下，美国的垄断企业在短短十几年内席卷了几乎所有的行业，垄断了接近90%的人民日常生活的商业基础设施。 这些垄断企业通过在每月每个人身上多赚1美元，就获得了大量超额的馒头，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馒头受到极大的损害。 西奥多 罗斯福上台后，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带领当时还是弱小的美国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对规模巨大的垄断企业开战，保护公平的自由竞争，保护人民的利益。 在他的努力下，垄断企业开始被肢解，从此每一个垄断企业都会面对《垄断法》的威胁。
“离散式”权/力结构形成“离散式”经济分布。 在限制垄断，保护自由竞争的环境下，美国经济领域充分体现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只要你不打破法律的底线，只要你不严重危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你可以想出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手段，获得竞争胜利，享受竞争胜利带来的馒头。 于是，最聪明的企业家带领他们的知识团队，开始了与对手竞争的历程。 这些企业在国内竞争分不出胜负的时候，就把“战场”拓展到国外，通过在全球的竞争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尽可能打败竞争对手。 而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于是这些企业不仅在社会上对人才进行竞争，更重要的是把“触角”延伸到大学。 越是竞争激烈，越需要把大学里的优秀学生吸引到自己的企业中，为自己未来十年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而且，越是竞争激烈的领域，员工们的收入也就越高。 比如说，高盛等优秀的投资银行，员工分为富人和“有游艇的富人”两个级别。 而微软开创全员持股后，股权激励措施迅速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标准薪酬模式。 因为没有股权激励的企业，很快被竞争淘汰出局。 就这样，美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馒头集中在社会中层（城市平民阶层）的“枣核型”社会结构。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馒头而斗争。 在二十世纪末，微软敢于和强大的美国司法部打官司，保护公司的完整性，就是为馒头而奋斗，竭尽全力保护馒头的结果。
也就是说，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更强调个人主义以及企业家精神，这和日本通过投资带动经济成长的模式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但在根本上，美日是相同的，都是以提升国民竞争力为主导，通过提升民众的知识实力，以“民强”带动“国富”。 也就是说，培养起人们“抢馒头”的能力，然后到国际上“抢馒头”。 而中国的“大机器”经济的问题在于，大机器缺乏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然后赚本国人的馒头。 同时，由于“大机器”主导下的教育体制，导致人们缺乏竞争意识，更缺乏国际竞争力。 因此，中国企业只能给外国企业做“国际民工”，根本无法形成与国际企业竞争的能力。 所以，中国GDP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但是没有一个国际知名品牌，中国的人均馒头仍然在100名开外。 而且，随着“大机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人们也就变得更穷，接近馒头枯竭的临界点。 那么，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下面将分析大机器经济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大机器经济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文化和人们心态的影响。
祝大家2010年新年快乐！ 今晚我将继续码字，对大机器经济进行深入分析，算是用有意义的方式，迎接2010年的到来。
哈哈，终于翻页了！这就是决心加合作的力量！
1996年，在中国彩电市场中，进口品牌电视机在25英寸以上大屏幕彩电市场占有绝对优势，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80％以上。 1996年3月26日长虹彩电凭借“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质量”的口号，开始大幅降价。中国彩电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61.96％。 到1997年，长虹获得了显著的市场份额和丰厚的利润，并且在市场中起到了非常明显的示范效应。 长虹的业绩引起了众多跟风者，引发了重复建设的风潮。 除了长虹获利丰厚，持续扩大规模以外，康佳、TCL、创维等国产品牌或者进入彩电市场，或者大幅提升产能。 然后，中国企业通过“价格战”的手段，开始了积极的扩张。 同时，外国品牌厂商也通过与国内较弱的彩电企业进行合资，扩大生产规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2000年，中国彩电销量为2000万台，而生产能力超过了4000万台。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各家企业只能通过降价而生存，于是“价格战”此起彼伏，中国的彩电被打上了“质次价廉”的标签。 到了1999年，不断发生的“价格战”让所有企业不堪重负，全行业亏损147亿。 2000年6月，9大彩电企业在深圳召开“中国彩电企业峰会”，签下了彩电销售最低价协议，希望通过价格同盟保证各自的利润。 但是，这些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 因为，中国企业除了价格战，想不出其它更好的方式进行竞争，所以他们之间的价格同盟必然迅速“土崩瓦解”。 价格同盟的行为很快被国家计委宣布违法。在其后的不到一个月后，各地彩电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降价狂潮。在协议签订之后，同盟企业很快“反水”，厦华和熊猫率先降价。到了8月，盟主康佳和根本没参加同盟的四川长虹分别宣布大幅度调低彩电售价，其中康佳最大降幅为20％，而长虹的降幅更高，达35％。
“割喉式”价格战可以说难以避免。 因为，每个人都想通过价格战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其他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份额，会立即进行降价跟进。 就这样，价格战最后演变成大家都赔钱的囚徒困境。 2000年彩电降价是1996年四川长虹挑起价格战以来，规模和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 与1996年不同的是，2000年的“价格战”是在产能远大于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的。 所以，结果是整个行业“伤筋动骨”。 当年长虹彩电总销量694万台，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市场占有率重新回升到25％。 同时，日本彩电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当年索尼彩电销量为50万台，而索尼的利润和长虹的利润却非常接近。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价格战”过程中，中国彩电行业整体陷入困境。
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手段，这无可厚非。 但是，中国彩电的产能超过需求1倍以上，这对于任何有基础管理知识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当地政府具有最基本的宏观战略管理知识，就不可能参与到如此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和竞争中来。在一次次“价格战”引发的行业风暴后，绝大多数国产品牌已经被淘汰出市场，最后只剩下长虹、康佳、TCL、创维、海尔、海信等少数几个品牌。但是，剩下这几个品牌之后，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会转好，而他们实际上也在微利和亏损的边缘挣扎。 而且，他们面对的综合风险越来越大，实际情况在越来越差。 长虹曾经把Apex作为其海外销售渠道，大量赊货给Apex。 而2004年Apex出问题后，导致长虹巨亏近30亿元。 到这个时候，看着长虹微薄的整体利润，人们已经不知道长虹什么时候能够赚回这些钱。 可以说，即使对于这些能够活下来的少数企业，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是挣扎着生存而已，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去发展。
为了增强竞争力，国内彩电厂家纷纷与彩管厂家实施产业联合或者整合措施，促使彩管产业做出更大、更好的彩管。 到2004年之后，彩电行业又开始了新的发展。 但是这个时候，此彩电非彼彩电。 中国企业投资的彩电产业链以CRT显像管技术为基础。 而2004年之后，快速成长的是液晶和等离子平板彩电。 平板彩电以迅猛之势开始全面替代传统的CRT显像管彩电。 到2008年，随着平板电视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平板彩电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 这也就是说，中国4000-5000万台CRT显像管彩电的整个产业链，在基本上没有获得利润的情况下，正在全部遭到淘汰。 虽然中国彩电品牌也开始转产平板彩电，但是内涵完全不同。 进口液晶面板占据了整个平板电视成本的70-80%，这也就意味着主要利润基本上被国外厂商拿走。而同时，低水平的价格战仍然是中国企业的唯一手段。 据中怡康的统计，2005年前10个月，国产液晶电视平均单价仅为8427元，外资品牌为13688元。一台国产液晶电视的平均单价比外资品牌少5261元。国内一些彩电企业2006年公布的财务报表也显示：部分彩电企业的净利润率已不足1%。 也就是说，在平板彩电在高增长时期，中国彩电企业仍然微利生存。 如果产业开始停滞的时候，那么将首先遭到淘汰。
主要问题还不是长虹、康佳等企业，而是整个CRT彩电产业链上游的投资也完全遭到淘汰。 遭到淘汰的，首先是规模巨大的显像管生产线。 另外，大量的CRT显像管彩电零件供应商、技术服务商等也失去了收入来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先减薪、后裁员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随着生产缩减，直到停工，所有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务与服务人员也都失去了工作，需要另谋出路。 而这些企业的设备废弃，修建的厂房和办公楼没有用了，它们在其他地区的分公司、代表处、分销商也都需要关闭了。 当整个CRT彩电产业遭到淘汰的时候，大规模的投资“血本无归”。 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效益的地方，创造出投资收益。 如果其中还包含银行贷款的话，那么银行储户的钱也同样受到损失。 同时，由于大规模亏损，人们没有钱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没有钱购买新的设备。 设备制造业的收入也减少，就业人员也得不到发展。
其实，投资被淘汰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大量的从业人员遭到淘汰。 他们把自己几年到十几年人生最有创造力、最宝贵的时间投入到CRT彩电技术产业中。 但是，低水平重复投资和“价格战”的环境下，大量的从业人员即使在就业的时候，工资收入都非常微薄。 而当CRT技术遭到淘汰，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直接就面临生活的困难。 他们需要重新学习，掌握更新的技术技能，参与到新的产业中。 但是，谁给他们支付学习费用呢？ 谁能够让他们在学习期间，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让自己和家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呢？ 当他们学成之后，这个地区还有相应的职位提供给他们吗？ 没有这些支持，这些人就等于已经被全球化竞争淘汰了。
彩电行业只是中国“大机器”经济中的一个缩影。 “大机器”经济的方式是，一次投入巨资引进国外设备与技术，然后进行生产。 不论是一五期间引进苏联设备，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等生产线，还是后来引进钢铁、汽车、大型设备或者装备等等生产线。 而为了发展经济，大量的组装加工工厂也成立，并且获得发展。 再到后来，地方政策鼓励整个“植入型经济”，连自己管理企业的耐心都没有了，直接就让外资的大企业进入，利用政策优惠，雇佣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市场赚钱。 这些都是“大机器”经济模式的行为方式。 这样的“大机器”经济的好处是产出快，对GDP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但是，“大机器”经济有个小小的弱点，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变化。 就像中国彩电行业一样，当其它“大机器”建设起来，然后竞争加剧时，人们只呢“赔本赚吆喝”。 而一旦新技术出现，对于“大机器”经济的所有人、财、物的投入全都“付之东流”。
那么，“大机器”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美日德英等国家的发展，都是通过教育人、培养人、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然后持续提升人的知识实力而获得经济的发展。 这个过程是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每一个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社会要进行大量的教育投入，就像培养小树苗一样，慢慢地等着人们的生命和知识能力的成长。 但是，“大机器”经济相信“终极解决方案”，也就是通过“大机器”—而不是人—来建设一个完美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美国在二战之前和二战后持续地吸引欧洲人才的时候，苏联在二战后，则大量拆除德国和中国东北的机器，运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希望通过这个机器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而进行大机器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效果是立竿见影，今天立项，两三年之后投产，然后就可以大规模生产，然后获得经济总量的显著增长。 不像日本，连弄一个小小的录像机需要20多年、接近30年才做出眉目，实现市场利润。 而且，在当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的标志，给人感觉特别直观，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向往。 反过来说，国民的素质和内在能力看不见、摸不着，当大家都在关心自己能不能过得更富裕的时候，没有谁去真正关心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当馒头吃的东西。 再加上当时已经进行了不少运动，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 而且，知识分子喜欢“没事找事”，总是提出反对意见，告诉大家会没有馒头吃。 所以，很多人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反感，因为谁愿意别人打扰自己的好梦呢？ 所以，人们考虑到有更多更好的馒头吃，也就更怀疑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价值。
说到人，这是个最关键的话题！ 在理想的社会中，是不应该有人存在的。 因为，人本身就是麻烦的制造者！ 比如说，理想社会应该是处处干净整齐，鸟语花香，而且一切井井有条。 但是，一旦有了人，那么人们只要活动，就会产生垃圾，就会破坏干净整齐的环境。 更严重的是，在社会中有很多人非常的不老实，喜欢乱说乱动，不按照常理出牌，打破井井有条的秩序。 尤其是在“大机器”经济的理想社会中，人更是一个最可怕的破坏性因素。 因为，有的人不仅仅是要在“大机器”经济里面捣乱，弄得大机器难以正常运转。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会想出乱七八糟的主义，然后让整个大机器变得过时，然后无法使用。 那么，依靠大机器生存的人们就会失去自己的馒头来源。 所以，操纵大机器的人和依附于大机器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想法压制或者消灭这些扰乱大机器秩序，甚至让大机器变得过时的人们。 因为只有这样，整个大机器才能够获得正常的运转。
那么，我就从“人”来谈谈大机器经济的历史变迁。 每个社会都是一套系统，这个系统支持各自的经济模式，变成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 就像美国的系统和日本的系统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不同的产业发展。 而“大机器”经济模式同样需要一套社会系统的支持，而支持大机器的系统必须要符合大机器的特征特点。 那么，大机器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大机器是死的，不能为人服务，而是要让人为它服务，也就是前面说的“工具人”； 其次，大机器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就是馒头），在建设大机器的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馒头，运转大机器的时候同样如此； 第三，大机器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所庇护，比如说完整的厂房，高端大机器需要高端的厂房。 前一段时间，上海的磁悬浮系统出了故障，据说就是因为上海的环境跟德国的环境不一样，因此有网友建议进口德国的空气、水和温度。 那么，“大机器”经济就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的|庇护。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大机器”经济的外部系统开始讨论。
首先，大机器是固定的，所以它需要厂房也是固定的。 同理，社会系统必须非常固定，才能够让“大机器”经济正常运转。 那么，如何让整个社会固定下来呢？ 很显然，户口制度是个最好的制度。 有了户口制度之后，人就不能到处乱跑，“流窜”到其他地方，扰乱整个社会秩序。 如果人们到处乱跑的话，一方面没有粮票，买不到粮食，就会饿死；另一方面，被“流窜”的地方的人们具有高度的警觉性，防止“流窜犯”在本地驻留。 于是，户口制度让一切都是井井有条，人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这样就为大机器经济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氛围。 而且，很多人会拥护这个制度，因为它消除了很多人们认为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离婚、卖/淫等等。 而到改革开放之后，户口问题开始放松，给大机器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出现了“暂住证”。 在户口开始不被人重视的时候，暂住证在这个时期对大机器经济起到了最好的支持作用。
当然，人总是要制造麻烦的。 也就是说，大机器经济首先需要人口的稳定。 但是，最初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通过鼓励生育，让全国多生了三亿多。 那么怎么办？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要容纳更多的人，那么就需要建设更多的大机器。 但是，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 因为，中国和美国苏联都已经把关系弄僵，再加上中国当时已经非常穷困，无大机器可以引进。 而且，就算能够引进大机器，当时的社会资源也承载不了更多的大机器了。 所以，通过“六二压”和“上山下乡”，把城市里多余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弄到农村“修地球”，既减轻了大机器的压力，又给大机器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供应。 通过这样的措施，把被动变成主动，把麻烦变成“正面积极”的因素，维持了大机器的稳定。
其次，需要稳定的价格机制保障大机器的运转。 经济学的关键是价格，而价格代表资源配置，也就是馒头的多少。 大机器的特点是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就是大量的馒头；而这也就意味着，大机器要和人们争馒头。 如果人们吃上了馒头，那么就没有大机器的馒头；如果要让大机器运转，就需要减少人们的馒头。 这时候，与户口制度相结合的垄断价格机制就起到了核心作用。 比如说，大机器要消耗大量的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因此，国家通过超低的价格，从资源和能源生产地区，获得这些矿产资源。 然后，国家歌颂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省市以及人民，并且树立“铁人王进喜”等榜样，引导人们的无偿贡献行为。另外，大机器经济的运行需要粮食做基础，因此同样通过户口控制和“交公粮”的方式，低价或者无偿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 然后，大机器再把产出来的工业品以高价买给人们。 这种“低价进，高价出”的方式，保证了大机器享受到最大化的资源供应，实现了大机器的运转
第三，大机器需要人为它服务。 大机器经济考虑的不是为人服务，而是人为它服务。 所以，人们一方面要精心伺候大机器，另一方面要善于忍受大机器给自己带来的不便。 比如说，农民就是饿死都不能抱怨，因为是为大机器做贡献。 人们买的产品价格再高、质量再差也不能抱怨，因为也是为大机器做贡献。 机器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因此倡导为了保护公物而牺牲的精神，严厉打击“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所以，教育系统同样要为大机器服务，也就是说要培养出工具人，老老实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能自己去胡思乱想。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我们瞎想的话，那是要遭到老师批评的。 我们所有的作文（也就是我们的思想表达）都必须按照标准格式来。 如果不符合大机器要求的标准答案，那么我们就会得0分。 而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大机器的思路进行考试，那么就能够考上大学，在更高的层次为大机器服务，获得大机器更多的施舍。 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当工人，终日在高空气污染、高体力强度、高噪音污染等环境中为大机器服务，还得不到温饱。 至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一般连受到工具人教育的资格都没有，只有为大机器做贡献的光荣。
当然，大机器本身也存在问题，就是自然的消耗。 到了1970年代，这些大机器都已经严重损耗，资源投入越来越大，产出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一五时期的大机器模式难以维持下去了。 因此，就有了后来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官方的说法是，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么，既然这个模式难以持续下去，就需要新的模式，改革开放就成了必然。 而改革开放给新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大量新的变数。
作者：brave11 回复日期：2010-01-01 10:51:58
感谢楼主的辛苦工作，祝2010年学术上有更高建树,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
看了楼主的文章，我计划把自己打造成独立人，呵呵，可能道路比较痛苦，但是还是要走的，作个真正思想独立的人，有利于社会的人。
--------------------------------------------------------------------
支持独立人，有利于社会的人！思考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自已的天赋和优势，找到最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持续地学习和提升，自然能够有所建树！
一个成功者的成功流程基本上可以分为：感观、思考、洞察、远见。 感观就是通过自身对外界的感知，以及对外部事物变化的关注，看到一些最微小的变量，然后思考这些变量中可能成为的“蝴蝶效应”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对整个系统运行的影响。 然后，“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且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形成对未来局势发展的前瞻性判断。 有了这四个过程，个人、企业、国家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经济学就是通过一些很微小的现象观察，思考现象背后的运作机理，并且洞察问题的本质，并且推导出社会运行的普遍原理，指导人们的行为、组织的运作和社会的发展。 比如说，“囚徒困境”、“柠檬车”等等“博弈论”范畴的理论，都是对很小的事情进行感观、思考、洞察和远见，成为提升人们智力，指导人们行为的重要理论，然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社会的经济运作本质，可以通过各个细微之处的文化现象表现出来。 比如说，GDP高速增长而人们的馒头在减少、三聚氰胺、强拆、电油路话等垄断价格、公务员热等等现象，都反映出社会的大机器经济的性质。 而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出大机器经济的不同侧面，但是并不能反映大机器经济的实质。 那么，大机器经济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感观文化现象，并且透过文化现象看到大机器经济的本质。 前几年，“忽悠”这个词通过赵本山的小品传达出来，立刻火遍全国。 近两年，“阴谋”这个词在某本畅销书中反映出来，然后立刻又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把中国面临的困境都归结为美国的阴谋。 那么，“忽悠”和“阴谋”这两个词为什么一下子能够受到大家的追捧？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是“无脑”的，所以大家被“忽悠”，被“阴谋”。 而人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推到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大机器经济的本质就是“无脑”经济。 所以，在这个“无脑”社会中成功的起点，就是开动自己的大脑，开始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不要被“阴谋论”给“忽悠”了。
改革开放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性进步。 这个关键就在于户口制度的重大变化（虽然尚未取消）。 在改革开放之前，大机器经济的根本依托是户口制度。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依靠户口，而户口制度通过单位来实施。 比如说，一个人出行必须要到单位开介绍信，然后带上单位给发的钱，换上单位批准的全国粮票，带着户口簿才能够出门。 到了农村，就是公社、大队、小队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也就是说，单位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单位？ 说白了就是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机器决定单位的命运，单位决定个人的命运。 没有大机器的许可，农民连养一只鸡、一头猪都不行，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批斗，甚至被解决。 而我小时候还看见过我们那儿，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长条木牌，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一个大铁牌，上面写着“投机倒把”。 估计他当时也就是做点小生意，想赚点钱。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那个节目邀请的是安徽小岗村的仍然健在的承包户。 为什么邀请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冒着被枪毙的巨大风险，签署了自己种粮食，然后种出粮食来大部分归自己的协议。 也就是说，大机器经济把人看作麻烦，任何乱说乱动的人都要被大机器无情地解决。 而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开始认识人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人的内在力量是巨大的。 对于大机器来说，人性的力量是可怕的。 当时，胡耀邦冒着自己被解决的危险，坚决“拨乱反正”，给1949年以后从“三反五反”开始被迫害和解决的大量知识分子平反，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中国历史的舞台，人性潮流开始不可阻挡地形成对大机器经济的冲击。 当瘫痪了十几年的大学重新开始恢复，当优秀的学生重新回到校园，替代当年凭借白卷也可以成为“英雄”的“工农兵学员”，整个社会机制开始重新回到人性的轨道上。 我的高中班主任就是出身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当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直接下放农村。 改革开放后，当时我们中学的校长专门跑到农村去找班主任，答应给他全家解决城市户口，希望他到学校任教。 当时，中学校长搜罗了十来位老大学生，高中部开始成立，然后吸收“老三届”作为支持这些老大学生的青年骨干，续写了我们学校后来二十年的成功历程。 我的数学老师是“老三届”，后来学的成人本科。 他有一次说起他的经历，他说当时他的成绩非常好，目标就是清华，而且觉得考上清华很容易。 但是，当他准备考大学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了。 80年代，他去北京旅游，在清华门口照了张像，心理非常不是滋味。 当时，就是这些老师们，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无比的敬业精神，给我们以人性的引领和知识方法的灌输，而且培养了我们的冒险精神。 可以说，教育的口子一打开，人性内在的活力开始换发出来，社会就再也回不到过去完全桎梏人性的环境了。
更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就是户口制度逐渐松动，粮票、单位介绍信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大机器条例取消后，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当时，虽然社会文化开始解放人性，但是经济领域的“大机器”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又鼓励开办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实施“离土不离乡”的大机器秩序原则。 因为，一旦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那么大机器经济很快就会瓦解。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门逐渐打开，社会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加强，而且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都给穷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带来致富的渴望和冲动。 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杀头的事情都敢做，离开家乡去外地挣更多的钱对于农民来说更加容易了。 而且，随着人性解放带来粮食连年丰收，整个社会迅速从大家忍饥挨饿的状态，变成吃上大米白面的生活，所以粮票也成为过时之物。 于是，除了暂住证、遣返制度等大机器仍然试图控制人们行动的措施外，人们已经可以相当自由地去广东打工。 而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价格开始得以实现。 当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和加工厂打工的时候，农田开始被抛荒，社会又一次进入粮食短缺状态，导致后来的粮食价格暴涨。 但是，这次的粮食短缺已经不是1978年前的粮食短缺！
这次的粮食短缺是通过市场机制，对旧的大机器经济体制的颠覆。 前面说过，大机器经济通过垄断价格，一方面压低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提高工业品价格，实现第二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剪刀差”，实现大机器的生存。这种压低第一产业价格的做法，必然导致农民没有积极性，无法打出更多的粮食。 但是，在完全的户口管制时代，也就是大机器控制人们人身自由的环境下，大机器即使要让大量的农民饿死，也要维持这个价格。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粮食短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大机器再也无法控制人们的行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也就引发成本的急剧上升。 同时，沿海和乡镇企业生产出更便宜、甚至更好的产品，强迫大机器降低售价，抢夺大机器的市场份额。 而对大机器更为致命的是外资企业的进入。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发展导致缺少化肥，引发化肥价格暴涨。 于是，国家进口了不少化肥，结果农民转而购买进口化肥，引发进口增加，很多国营化肥厂停产。 后来国家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强令停止进口化肥，强迫农民再回来使用国营企业的劣质化肥，才让大机器经济没有立刻垮掉。 但是，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建厂，绕过进口管制，大量生产高效的复合肥，挤垮了大量的国营化肥厂。 于是，在轻工业品竞争不过私企（甚至小作坊），在重工业品竞争不过外企的情况下，到1990年代中期，老工业基地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开始面临“灭顶之灾”。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朱镕基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固大机器经济。 当时，中国粮食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由市场状态。 比如说，玉米市场价格是0.65元/斤，那么小贩就按照0.55-0.60元左右的价格挨家挨户从农民手里收粮，然后按照市场价卖给本地或者外地的食品厂等大的终端用户。 而这种随行就市的价格机制，让粮食在短缺的时候，直接引发粮价上涨，并且通过粮食价格传导扩张机制，导致大机器的成本明显上升。 于是，朱镕基下令，把粮食流通权力收到国营粮食系统中，禁止小商小贩收粮卖粮，并且按照“投机倒把罪”严厉处罚了一些小商贩。 另外，朱镕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将经济从“企业办社会”的方式转变到“社会办企业”的方式上。达到三年国企脱困的目标。 于是，大幅提升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例、工人下岗、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扩大股市规模为国企融资、打击私有经济和“走私”，强化国企对国家基础经济的垄断等一系列措施。 都是减轻大机器负担，稳固大机器基础，保障大机器经济来源的措施。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包括收益的获得和成本的负担。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大机器的收益得到巩固，而成本负担大幅减少。 而这也意味着，社会民众的收益减少，成本负担大幅增加。 可以说，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变穷的过程就已经开始。
人们变穷有两个方式：1、相对变穷：整个馒头扩大，但是自己的份额变小，于是就相对变穷，这时候人们对于穷的感触不是很深；2、 绝对变穷：整个馒头缩小，而自己份额同时变小，这时候变穷是刻骨铭心的。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很多老工业基地的人们经历了从相对变穷到绝对变穷的过程。 而在过去十五年，又有很多人经历了相对变穷到绝对变穷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相信很多上海人是有刻骨铭心的感觉的。 当新的大机器经济规则建立起来的时候，深圳等个人经济的主要基地，已经不适合担当起中国经济的“窗口”地位，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里程碑”，来确立大机器经济的重新崛起。 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老工业基地，加上当时常委们的地理起源，自然成为新的代表。 于是，“大上海”成为新的基地，肩负起大机器经济指向标的作用。 于是，上海的大型国企和跨国企业得到迅猛发展，而高楼大厦也随之拔地而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上海市民也在馒头上得到了大量的实惠，而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大多数上海市民的馒头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持续减少，直到最近开始进入枯竭状态。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观察现实的意义。 而人们生活的现实不是自己标榜的，而是通过实际的生活状态对比出来的。 比如说，有的地方牛奶里有三聚氰胺，有的地方牛奶里没有； 有的地方蔬菜要进行最严格的农药和其它污染检验才能销售，有的地方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 这时候，生活是否幸福不是看自己的感觉，而是需要有这些指标的对比。 吃着高农药和污染残留的蔬菜，给自己孩子喝着三聚氰胺牛奶的人们，即使暂时再幸福，也很快就有极为痛苦的后果在等着自己。 回到现在说的话题。有的网友贴出来美国一些州的风景照，包括大片绿色森林和和蓝色湖泊覆盖的地区，然后在大片的绿色中间和湖泊旁边，是居民们的house区，而在湖边是人们的游艇。 为了显示上海的经济发达和城市现代化，也有人贴出了不少上海街道和建筑的图片，非常让人赏心悦目。 不过，这些街道和建筑都不是市民们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些外国人很多的旅游休闲区，以及政府、银行、跨国公司等等的大楼。 或者说，上海的发展仍然是大机器的发展，跟市民的日常生活无关。
大机器经济的优势是大城市的日新月异。 比如说，以“科教兴国”为口号的教育制度改革，不仅帮助国家卸掉了沉重的包袱，而且催生了巨大的教育产业链，为国家的财政税收创造出巨大的收益。 比如说，通过大学进行大量扩招，并且收取学生的高额的学杂费、食宿费等，学校从大学生身上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有了这些钱，再加上更大数量的配套贷款，大学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有不少“大学城”也拔地而起，建设起来。 住房制度改革卸掉了国企的沉重包袱，也给后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奠定了基础。 地方财政在中央财政收走大量收入之后曾经差点破产，而房地产相关收入让地方财政“恢复元气”，并且可以大规模进行喷泉广场、办公楼、反复修路等标志性建设措施。 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的大机器经济找到了出路，实现了新的增长方式。 当然，这样的增长方式自然是以牺牲民众的馒头为代价而实现的。 不过， 人们也都习惯“被牺牲”了，比如说即使学费特别高，大学生的收入在逐年降低， 但是人们还在拼命压着孩子往大学里挤； 再比如说，即使房价已经涨到所有人都认为非常离谱了，但是很多人还在为了所谓的“结婚刚需”买房子，说明了“存在即合理”这个道理。 因为，如果人们认为房价不合理的话，就不会去买房子了。
同时，在宏观经济层面，大机器经济也同样得到非常好地贯彻。 比如说，通过鼓励出口加工、鼓励外资在中国设厂，中国大量出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方面加大组装加工的出口，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商业手段，培养中国人们的超前消费文化。 大量的组织加工出口，不仅仅给财政带来大量的税收，更是给金融、电力、邮电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有企业带来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 因为，这些企业只需要从出口加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垄断价格，获得自己的额外的一点点利润，那么就形成了可观的成长，实现了亮丽的业绩，并且有的企业给外资股东分了不少的股票分红。 当然，所有繁荣的背后都有问题，尤其是大机器这种无脑的运作模式，很容易遭到淘汰。 虽然政策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是大机器经济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的方式保护。 而且，在产品、信息、人才、资金等资源进行大规模国际化流动的“知识经济”竞争的21世纪，大机器经济被淘汰的速度更快。 就像老工业基地经过将近四十年才被淘汰，而新的大量彩电生产线不到十年，就已经整体遭到淘汰。 那么，这样的淘汰速度如何？淘汰意味着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我们将继续分析。